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方法论论文,取向论文,克劳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6)06-0040-07
话语理论是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们在现代哲学，特别是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试图重构其哲学基石的理论尝试和结果。具体而言，话语理论是在当代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结合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综合而成的一种哲学理论。它试图将“话语”(discourse)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并服务其以“霸权”(hegemony)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话语”。“话语”成了阐释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和理论参考。不仅如此，“话语”概念本身就标明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它一方面反对传统哲学的宏大叙事，消解近代理性的独断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微观的“话语”运作，来着手建构其多元激进的民主理论。因此，系统地梳理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对于全面地把握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至为重要。鉴于此，本文试图全面地检视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并给出简要的评析，以推动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
一 话语的基本规定
何谓“话语”？这一貌似简单的问题，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显然，拉克劳和墨菲对话语的重视，与20世纪的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对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在此多加论述。拉克劳自己坦承：“有三个来源激发我的灵感：现象学、后分析哲学以及其他总体上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① 简言之，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话语也就是运用后结构主义的哲学范式对现代哲学关于话语与实在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强调主体、社会与政治的话语构造特征。在拉克劳和墨菲这里，“话语”一词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和使命。话语既是解构主义的某种产物，也肩负着建构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政治本体论的使命。拉克劳指出：话语理论超越了传统哲学的解释模式，话语是由言谈与行动、语言与使用语言的语境构成的总体，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构造概念。② 具体而言，话语理论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规定：
首先，话语不仅仅是言谈，也不仅仅局限于写作，因此，话语绝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的范围。相反，话语总是表现为与行动的结合，它包括了以言表意(locutionary)和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只有从话语出发，才能消除语言与实在之间的二元对立。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的话语概念一提出，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激烈的反对者格拉斯在《新左派评论》上撰文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是唯心主义的集中体现。对于格拉斯的这一批评，拉克劳和墨菲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墨菲曾以具体的例子来阐释其“话语”概念的意义。她说，比如甲乙二人砌墙，甲向乙要了一块砖，然后放在墙上。第一个事实是要砖，是属于语言学的；第二事实则是砌砖，它属于由言语而引发的行为，这两个事实构成一个砌墙实践的整体。“这个整体在其中包括了语言学与非语言学，我们把这个整体称为话语”③ 话语理论吸收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意义是由话语建构的，话语的意义就是话语的用法。社会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也完全是由话语建构的。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话语”并没有多少神秘之处，它其实是将20世纪哲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的具体产物。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概念不是言语所意指的行为，而是赋予了言语更深更广的社会意义。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话语”并不仅仅属于语言学的，而是超越了语言学的领域。反过来，语言及其行为仅仅是“话语”的一个组成成分。
其次，话语是消解总体性的产物，是总体性消解之后的“碎片”，是“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所以单个的话语是自由的、随意的和漂浮的，它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链接，才能形成一定的意义。离开了具体的话语氛围和背景，就谈不上话语的意义。在德里达解构哲学看来，结构概念仅仅涉及的是一个空间或形式与场所之间的秩序，结构表示的是一个由先验中心决定的、具有内在秩序的封闭系统。德里达认为传统的结构概念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封闭性，造成了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转换的困难；另一个是中心化问题，结构的总体化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建立起来的，结构的变化根源于内在逻辑的展开。德里达对传统结构概念的解构，首先是质疑其建立的基础、根据和起源；其次是揭示中心化的观念在结构总体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破坏了中心与总体结构的统一性与一致性。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它假设中心的构造与结构化，而自身又脱逃被结构化的过程。这些矛盾造成对中心的不断寻找与替换，结构中心的无限置换使中心无法被表达，最终导致对中心的放弃。完全总体化结构的缺席，导致在意义领域中，只能建立起来一个不确定的、临时的、秩序多样性的、相互置换的中心。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获取了丰富的理论滋养。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话语概念是一种结构被解构的产物，是作为总体化的社会消解后的“碎片”，因而它不再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决定论和逻各斯的种种特性，而是建基在消解后的“碎片”的基础上。作为“碎片”化的“话语”就不再面临着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决定与被决定等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通过各个不同的“碎片”的随意组合和链接，进而形成不同的新的动态的链接结果。所以，拉克劳与墨菲说，封闭的中心化的结构概念的解构，把我们直接带到了话语概念之前，话语可以定义为差异链的集合，是不同意义链的联结，这些意义不断被商议，由于中心的缺席无法把结构系统完全封闭起来。④
再次，话语又意味着某种通向总体性的建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每一个社会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操作，其意义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拉克劳与墨非说：“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⑤ 他们又说：“我们使用话语概念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社会构型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一个普通的球状体与“足球”在不同场景或结构体现中的不同意义来阐释“话语”与结构总体化的关系。例如，在街上踢一个球型物体与在足球赛踢足球，虽然两者都是一个相同的自然物体，但由于所处的场景或具体的结构的差异，二者就具有不同意义。在大街上玩一个球状体，可能仅仅是随意的一种游戏；但只要一提到“足球”，人们马上就能联想到有足球相匹配的场景或结构。它涉及到一整套的比赛规则，同时还涉及到比赛中的主体和客体，即球员和足球，同时还涉及到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其他因素，如裁判，等等。这是一个复杂的，并由足球这一“话语”所建构起来的结构体系。这一各个不同成分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并非由其中哪一单个的成分所能决定的，而是通过“足球”这一词语而建构起来的一个复杂的总体性结构，而这一建构本身就不是自然的，而是由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体现中的人所建构的。所以，拉克劳和墨菲说：“这套关系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⑥
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既是某种言语，但又不止于言语本身，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话语既是“碎片的”、又是“建构性”的、既是单一的，又是链接的；既是漂浮的、分散的，又是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所以，话语承载了超越于“言语”的意义和使命，并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有关霸权理论的理论基石。研究拉克劳和墨菲的学者托芬(Torfing)干脆就以“新话语理论”来称谓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理应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其应有的意义，而不应止步于其反对者格拉斯简单地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签来批驳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概念的层次上。
最后，话语不等同于话语语境(discursive)。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对于理解话语理论至为重要，它们分别是“话语”与“话语语境”。国内有的作者或译者对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并将“discursive”译为“推论”、“话语”、“对诘”，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误解。⑦ 拉克劳对此做了澄清和解释：在1988年《新左派评论》专门策划的对拉克劳的专访中，访问者认为拉克劳将话语界定为“日常对象存在的构成视域，并在事实上赋予了话语一个超验地位”。然而，拉克劳对其回答则是完全否定的。他认为提问者误解了“discourse”和“discursive”的差异，误把“discursive”当作“discourse”了。他说：“不，根本不存在着任何的模棱两可之处。你所引的界定并不是‘话语’(discourse)的而是‘语境’(discursive)的定义，语境因而并不是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对象(当然，尽管具体的话语是对象)，相反，它是一个理论视域。人们所认为的是‘语境’，其作为任一对象的构成视域，一般并不具备可能性条件，而在该视域中建立的具体话语，的确具有可能性的条件。这样的可能性条件本身就是语境的。”⑧
由此看见，“discourse”与“discursive”既有着密切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话语只有在话语的语境中才是可能的，具有意义的；而话语语境则是话语可能性的前提，是任一个对象的构成视域，而它本身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discursive”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完全固定的领域，是一个多元决定的领域，是每一种社会关系构造的必要领域。第二，话语与话语语境的区别是具体话语与话语总体的区别。据拉克劳的学生安娜·斯密思博士所言，“discursive”是指话语的总体化，文本、言论、观念、具体实践、日常生活、制度、经济客体等都包括在话语语境概念内。也就是说，话语语境这一概念强调的是话语之外没有意义之物的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立场，而具体话语是政治实践的结果，它在话语领域中获得意义。由此可见，话语语境是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一物”的翻版。⑨ 第三、话语与话语语境的区别是意义的确定与非确定的程度的区别。二者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指的是，一个具体的话语的非确定的因素明确地形成了意义的流动，这就是拉克劳与墨菲所谓的“漂浮的能指”；另一方面又强调，意义的局部确定性在具体话语的要素中不属于话语语境，话语意义的局部确定性取决于具体的可能性条件。这种非确定性产生了多样性和连接性的话语语境，每一种话语建构的都试图主导话语语境，试图通过话语意义的扩展达到这一目的，这一语义链是“飘浮能指”的局部确定的意义。
二 话语与知识考古学
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之点是其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内在联系。他们的话语理论深受福柯的影响，充分吸取了福柯建立在知识考古学基础上的“话语”思想，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话语理论。我们发现，拉克劳与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把福柯关于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别置换成了话语(discourse)和话语语境(discursive)的区别。当然，这一转换也是在拉克劳和墨菲对福柯的话语理论消化的基础上而取得的。那么，拉克劳与墨菲是如何吸收福柯的话语理论成果，并将之转化成自己的话语理论呢？
福柯的话语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总体性、连续性、主体性、再现性等现代社会理论主要依赖的基本概念。福柯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主要是对知识话语史的不连续性现象进行分析。福柯对话语的研究与传统理论不同，他不关心说了什么，而是考察为什么这么说？福柯的话语分析也不是挖掘话语背后的所指，而是试图质疑话语的使用，追问某一话语为什么出现于此处，而不是出现在别的地方。福柯说“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⑩
福柯的话语概念对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同传统的思想史方法决裂的理论路径上，具体表现为清除传统思想方法的认识论基础。福柯指出考古学方法和传统的思想史方法在以下四个方面不同：
(一)、思想史对话语的研究，是把话语看成现象，认为在话语的内部隐藏着主题，思想史力图破译话语的意义，发现话语背后的深层本质，发掘出话语中的真理性的认识。而考古学与思想史的理论取向截然相反，它不是有关深度意义的阐释学，考古学对话语深度本质与真理性的认识不感兴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话语，考古学不认为话语的背后存在着意义，考古学感兴趣的只是支配这些话语建构的形式规则。
(二)思想史主要是在话语中寻求过渡性，内在的发展线索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话语之间的连续性、统一性是思想史关注的重点。而考古学则力图解构思想史所坚持的理论信念，致力于揭示话语的偶然性、特殊性、差异性。以此证明，话语并不是统一的、连续的，而是断裂的、非连续的。
(三)思想史寻求话语的社会和个人的原因，力图说明话语的统一性、总体性和主体性，解释思想史中特定理论话语形成的社会与历史原因。而考古学抛弃了因果性分析，认为话语的非连续性证明了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的失效。因此，考古学致力于对话语实践的类型与规则的研究，这种支配话语的规则是形式性的、自主性的，并且和主体没有联系。
(四)思想史信奉还原论的原则，考古学则明确反对这一原则，不探讨起源问题。不寻求话语与作者的同一性。福柯指出：“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差异、内部规则。考古学不是向起源的回归，不是通过话语发现历史，话语就是历史，话语不是媒介，而是事件。(11)
概括地讲，福柯的话语理论有两个基本立场：(1)话语的建构性。话语建构社会，包括建构客体与社会主体；(2)互为话语性和互文性。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的，并以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话语。(12)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传统思想史理论基础的解构，对话语偶然性、差异性、特殊性、不连续性的揭示，对现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些思想也成为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福柯从考古学转向后期的系谱学研究，对拉克劳与墨菲的影响就更大。拉克劳与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采用的就是福柯的系谱学分析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所谓“霸权概念的反本质主义逻辑”。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考古学的目标是对支配话语形态的规则做出描述，谱系学是对话语实践的一种诊断方式，谱系学的目的是摧毁对起源的首要性和终极真理的寻求，摧毁发展与进步的信念。
然而，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福柯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不能把他们的话语理论与福柯的话语理论混为一谈。福柯的话语理论是建立在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别之上的，而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是建立在对这种区别的抵制之上的。为了把整个社会话语化，他们不满意福柯对非话语领域的保留，认为非话语和话语的区别是福柯理论中需要完全克服的一个严重问题。拉克劳说：“墨菲与我在那本书里(《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详叙的‘话语’概念与福柯所提出的那个概念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建立在我们所抵制的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别上的——在那方面我们已经明确地批评过福柯。”(13)
拉克劳与墨菲之所以严厉批评福柯，就是因为福柯认为对话语形式规则的研究必须和非话语的外部条件相联结。如18世纪末，新医学话语的建立就是和一系列的非话语性政治事件、制度变迁相对应。坚持话语和非话语的区别，意味着承认社会与话语的相互作用，也肯定了话语之外存在有意义之物。一方面，非话语的社会环境变化会影响话语产生的条件，话语存在的方式；另一方面，话语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用新命题、新观念、新规则确立话语相对独立性与特殊性。
为了彻底的拒绝话语之外有存在意义之物，拉克劳和墨菲着手取消福柯话语理论中关于话语和非话语的区别，因为这一区别为说明话语产生的外部性条件留下了空间，没有把话语完全独立化，没有使话语成为纯粹是自我构造的产物。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福柯关于非话语的社会条件对话语的影响，及其对形成话语规则的制约作用，明显地带有马克思分析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解释模式，即话语规则的形成是由非话语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反过来话语又作用于社会存在。福柯的这种马克思式的认识论分析痕迹，当然会被拉克劳和墨菲的建构论立场所拒绝，尽管福柯始终坚持这一区别，并不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解释框架，而是为了打破话语的总体性。但是，拉克劳和墨菲并没有意识到福柯关于话语与非话语区别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为了拒绝社会的客观性，拒绝唯物主义和实在论的本体论概念，坚决地取消了话语和非话语的区别。艾林·伍德说，拉克劳和墨菲把“把社会分解为话语”，以证明社会客观性的不可能性和社会总体化的不完整性和偶然性，强调总体性发生了断裂，断裂使社会永远处于被缝合的状态中。
拉克劳与墨菲指出：“我们的分析拒绝了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别，而肯定(1)每一个客体是被作为话语构造的，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客体是在话语条件出现之处被构造的；(2)我们通常称为语言学与社会实践行为之间的任何区别，或者这一区别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在意义的社会生产中作为差异化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区别都是在总体化的话语语境形式下被构造的。”(14) 也就是说，福柯关于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别，并不是话语与实在的区别，而是存在于话语内部的一种区别，话语之外无区别。
三 话语决定还是社会决定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不是社会决定话语，而是相反，是话语决定社会。因为是话语建构了社会，社会只有在话语意义的建构中，只有和特定的语境相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话语理论完全放弃了社会具有“中心”的观点，这一中心提供了意义产生的基础。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在话语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强调两个基本的观点：“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社会的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之上，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才可能被建构。”(15) 根据拉克劳的观点，话语概念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的先验论的转向之中。古典先验论要求把注意力集中于事实的可能性条件上，而不是事实本身。例如，康德详细考察了原因与实体范畴的先验综合性，康德把先验综合性看成是现象构成的条件。后来胡塞尔又考察了直觉的本质，把直觉的构成物作为建立在特定经验行为上的条件，最终把直觉归于先验的自我。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继承了这一先验论哲学传统，认为把握社会思想和行为的可能性取决于特定意义域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和语言行为只有在特定的、已经建立起来的话语基础上才变得有意义。戴文尼(M.Devenney)认为“对拉克劳来说，‘话语语境’(the discursive)是理解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16) 话语理论并不关心任何实体——主体或客体意义的可能性条件，相反，对拉克劳与墨菲来说，话语的意义决定客体的存在，考察话语意义的可能性条件就包括了对客体存在可能性条件的考察。拉克劳说“话语并不涉及特定的客体，而是涉及一个立足点，以此出发使对社会总体性的再描述成为可能。”(17)
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体现了一种先验论的哲学立场，因为，他们主张话语决定客体存在，而不是客体存在决定话语，是话语建构主体，而不是主体建构话语。但是，拉克劳认为，他们的话语理论和古典先验论哲学存在着重要区别。首先，古典先验论把可能性的条件看成是非历史的和单一的，而话语理论坚持话语的历史性和多样性；其次，古典先验论坚持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把这一主体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而话语理论解构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取消了主体这一在索绪尔和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概念；最后，话语理论并不否定话语之外客观对象的存在，只是认为话语之外存在的客观对象毫无意义，只有话语建构起来的客体，进入话语的客体才有意义。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的基本立场可表述如下：人们的认识和语言行为只有在特定的已建立起来的话语中才具有意义，这种已建立起来的话语具有不同的结构，这些结构随着时间而变化，是历史的、多元的。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话语理论呢？马克思主义和这种话语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是社会决定话语还是话语决定社会？拉克劳与墨菲坚持认为“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是由单一原则和中心组织起来的总体性。社会是一个无中心，不能完全被封闭，多元决定的话语领域。他们同意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提出的观点：“中心没有天赋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焦点，而是一个功能，一种非焦点，在其中无限多的符号在进行着替代。这是语言对普遍性问题的侵袭，在这个中心和起源缺席的时候，每件事都变成了话语——这使我们对这一词形成共识——也就是说，在体系、起源、超越性所指中表现的中心，从来不在绝对性差异体系之间出场，超越性所指的不在场无限制地扩展了意义领域和游戏场所。”(18) 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德里达的话语概念和他们的理解的话语概念非常接近，德里达在与他们本文一致的意义上概括了话语概念。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哲学取向就是为了解构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证明社会的封闭性与客观性的不可能性。
拉克劳和墨菲为了消解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概念，他们把社会归结为话语。用话语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把传统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范畴消解为话语。拉克劳与墨菲说：“规范认识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 拉克劳和墨菲为了解构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观，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用话语论证了“社会未决性命题”。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社会不是由经济决定的，社会不具备外在的“客观性”以及客观规律，社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无中心的，政治是社会边界，是由话语建构的。多元性的差异话语建构了政治，政治不是社会的增补，政治是社会的本质。话语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多元性、偶然性、建构性，因此，话语理论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必然性、总体性、确定性等范畴对立的。他们把社会归结为话语的目的是要说明，社会不是由统一的逻辑建构起的总体性，话语是由差异逻辑支配的，话语建构的社会是多元的，只能被霸权暂时缝合。话语是对统一性的否定而不是追求总体化，那些不能被链接的话语要素造成了总体性的破裂，构成了社会被完全缝合的不可能性。偶然性产生的碎片是对总体性的否定。差异关系而不是整体性的关系，是话语理论关注的核心。
话语理论的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有两个内在矛盾：一是它在否定经济决定社会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社会，把经济是社会的本质置换成了话语是社会的本质；二是它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论，把经济对社会的建构作用置换为话语，是用话语还原论代替经济还原论。拉克劳和墨菲在否定了马克思的客观性社会总体观后，又坚持了一种话语把社会封闭起来的总体观。因此，他们的话语理论是一种话语本质主义，同他们所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总体化的立场相矛盾。
注释：
①②③⑧E.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212,p.100,p.100,p.220.
④(19)Jacob Torfing,New theories of Discourse:Laclau,Mouffe and Zizek,Blackwell,Uk.1999,p.84,p.92.
⑤⑥(14)(15)(18)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2001,p.105,p.105,p.107,p.152,p.111.
⑦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译，三联书店，2000，第288页。
⑨Anna Marie Smith,Laclau and Mouffe:the Radical Democratic Imaginary,Routledge,1998,P.85.
⑩(11)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第152页；第153页。
(12)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52页。
(13)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94页。
(16)Mark Devenny,Ethics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heory: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arxism,Routledge,2004.p.90.
(17)Laclau,Discourse,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Goodin and Pettit,ed.,Blackwell,1994,p.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