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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世纪之交的文艺学，有责任对本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历程和丰富内容作出深刻的总结和反思，通过批判的总结和反思，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未来发展探索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并开启文艺学繁荣的一个新时代。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运行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中西文学理论交融、会通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当然，这其中有曲折，有弯路，有失误，也有从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奋斗过程。但是，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逐步中国化，是20世纪中西文化与文艺思想交流、融合、会通的最重大的成果，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文艺学说无法望其项背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不仅在于它的普遍真理性，更主要的在于它能够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文艺和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正是在这两个“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才使得它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它成为中国现代文艺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践表明，一种文艺学说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它适合中国需要的程度。任何一个文艺学说，完全固守传统、抱残守缺，或完全照搬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相结合，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认真总结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和中国文艺与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诸多宝贵经验，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紧迫而首要的任务。
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谁也无法否认，随着客观形势的变迁，尤其是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活跃和驳杂，原有学科形态亟须根据新的情况在新的条件下加以调整、充实、变革和更新。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既保持活力又获得与当代世界文艺科学对话的权力，既能面向下个世纪又能坚守中华民族特有的理论气质，既注意学习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经验又不丧失其固有的立足点，既能揭示人类文艺的普遍规律又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势必成为每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回避躲闪是不可能的，坐以待毙是危险的，无所作为是没有出路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是进行世纪性的批判总结工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历史的轨道上继续前进。
为了这个目的，本文着重探讨目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的欠缺、困难和亟待解决的课题，以求缩短离真正建立起堪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差距。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历史和时代都清楚地提出并昭示了这一点。但从总体上看，从学科形态的角度分析，我们不能不承认，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眼下还处在构想比较多，论证比较少；设计比较多，施工比较少；原则性意见比较多，周密性阐释比较少；方法上谈的比较多，观念上突破比较少；局部性研究比较多，综合性思考比较少的阶段。这“五多五少”的状况，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现有的水准还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前面的任务仍很繁重艰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到底，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同中国当代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在同中国从古至今的优秀的文艺传统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实现它的“当代性”和“中国化”（或曰“本土化”）。换句话讲，它应当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文艺事业上的指导原则。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素质和命运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上和环境中，它才会具有既影响现实运作又指向21世纪的功能。
这是一个艰苦的理论跋涉，许多重点和难关等待我们去攻克。经验告诉我们，必然在它还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①。意志的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文学理论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②。文学理论界似乎有种意见，不承认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科规律的客观性，特别是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规律的客观性质，认为这是“接近神学态度”的“理想化倾向”，应该说，这还是一种被盲目性支配了的认识。人们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不应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和概括那些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必然性发现和认识规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把可能变成现实。十几年来的文学理论探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从学科建设的目标出发，为了使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形态更加完整，今后应着重进行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呢？摄其要者，笔者认为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则，继续深入研究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学的关系。
在这点上，学术理论界是关心并有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拓展和深化。除个别观点外，绝大多数意见都认同并坚持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根本属性说，承认文艺在人类社会结构模式中属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严肃的西方学者也看到，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名言，“在一般意义上是对历史变化中所发生的所有现象的最有启发性和最有价值的概括”③。意识形态理论实质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本体论，这是不容怀疑的。现在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一）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没有“更为复杂的关系”④？（二）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其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又是怎样有机组合的？“审美”是不是意识形态？（三）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新的成分并面临“转型”的变化？
有些文章已经开始探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问题，有的学者已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与某种非意识形态因素集合体”的判断。新近发表的胡乔木一篇生前回忆文章中，也提出“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说文学是意识形态，只是就一个方面，就文学艺术观点而言，不能说整个文学是意识形态。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⑤按照某些国外学者的看法，“艺术作品明显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活动，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⑥。因此，研究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关系”，显然还有不少需要开拓的理论空间。
有的学者基于列宁“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断，对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规定做了相当有说服力的阐述，大大推动了人们对文学本质属性的认识，并把“文学是特殊意识形态”的规定进一步个性化、具体化了⑦。这对文学的能动反映论原理起到了明显的丰富作用。但是，细究起来，“审美”是什么？“审美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这其中确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这里着重谈谈意识形态“转型”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与潮流的袭来，迫使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视角的考察面临某些新的课题。意识形态并未消失，但许多文化现象似乎从表面上消解了从某一特定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中寻求单纯适应性的分析模式。卢卡契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意识形态至少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传统上的理解，即由某种状况决定的意识；一是“在某种对现实作了变形反应的意义上来理解”⑧。在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全民消费倾向时，他预言“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区别的逐渐消失迟早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⑨。他极力张扬“总体性”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⑩他认为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11)。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曾说：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12)。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阿尔都塞甚至绝对地认为“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13)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变得越发不安分和不稳定，它渐次地向着政治上层建筑和其他非上层建筑的结构渗透，时至今日，就连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乃至物质性的东西也都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美国知名学者弗·杰姆逊在针对“后工业社会”文化做意识形态分析时，也坚持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14)杰姆逊是承认“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15)的。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他的意识形态考察视角也在发生移动。霍克海姆、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要求，始终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16)，但同时也认为，在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17)。阿多诺还明确说，今天“科学和技术不仅成为生产力，而且成为意识形态”(18)。
马尔库塞在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时，不赞成意识形态被现实同化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他认为“恰恰相反，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19)因此他断定“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20)。哈贝马斯独具慧眼地指出，“消磨业余时间的人的支离破碎的日常意识阻碍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这种支离破碎的日常意识本身已经成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形式。”(21)他还指出，“技术理性这一概念，或许正是意识形态的。”(22)
以上征引的许多材料，无非是想说明，不管这些外国学者的见解中有多少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转型”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意识形态分析原则已不再局限于指出某种思想、观念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存在，主要的变成了从人们的表面行为、实践中揭示其背后的、隐藏的支配力量。譬如“物化”这种意识形态模式，就不是到人们的观念或谬误、世界观或思想概念体系中去寻找的东西，它要到另一个进程中去寻找，“这一进程就是指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等完全是准规划性的程序”(23)。这些对人的日常生活都重新进行着全面有系统的组织。当人们身临其境地置于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随着文化模式的改变，意识形态模式相应转型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意识形态的“转型”理论，有特定的时代规约性，其论述也不乏某种偏颇。但它在对意识形态“泛化”的理解中，对人们依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延展和充实意识形态学说的某些原理，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规律，回答一些反常的文化艺术现象——所谓“善恶无界”、“抛弃信仰”、“消弥深度”、“削平价值”、“零度写作”、“消费至上”、“感官刺激”以及“艺术即商品”等，是有启示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和文艺创作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规则和律动，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化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意识形态重构。研究意识形态“转型”与文艺的关系，对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显然是必要和及时的。
再则，继续深入研究能动反映论与文艺学的关系。
反映论问题依然是建设新形态文学理论的一个支撑点和生长点。学术界有种意见，认为只有“推倒反映论”才能重建新体系文艺学，这未必妥当。我们所坚持的反映论，不是旧唯物主义直观认识学说的反映论，不是牛顿力学思想和霍布斯的人是一架按力学性质运动的机器思想影响下的庸俗唯物论的反映论。科学的反映论应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的机制上，它的“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24)。由此，它对作家主体性的研究，对艺术创作中整合、变形、虚拟、想象、直觉、顿悟、无意识的研究，对创作主体认识结构选择与同化的研究，对个体意识与群体、社会意识关系的研究，对“需要的主体与对他有意义的客体的关系”——价值论的研究，就应该有新的动力源和切入口。无庸讳言，由于历史原因，能动反映论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只是作为一个认识原则提出而未曾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论述，甚至象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的认识学说中以唯心主义形式出现的对于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那些虽有片面性但却十分深刻的思想，也未来得及加以批判地吸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涉及创作认识论时，很少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角度解释创作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内在状况，反映论中的心理机制面貌一直处于模模糊糊、或明或暗的状态。只是到近几年，这一状况才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较多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进步，“图式”理论、“定势”见解、“结构”学说，以及系统科学，为人们揭破这个谜底提供了不少依据，相当大的程度上填补了能动反映论在主客体间双向逆反运动说明上的一些中介和弱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不能不在破解主体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机制上多下些功夫的。
在这个领域，这些年颇有劳绩。但从建构完整学科形态的要求看，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牵扯到反映论与主体论的关系，反映论与生产论、审美论的关系，牵扯到它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关系，牵扯到反映、表现、创造、欣赏、接受与价值评判的关系。把“反映论”当成一条“死狗”扔掉的态度是不对的，不把反映论描述成它的当代形态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对文学本质揭示的多元哲学基础，事物只可能有一个而不可有两个或多个本原。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就是新形态文艺理论建设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了。
三则，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文学特征及其规律的研究。
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原理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时代、国别、民族的特殊性一面。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它们的美学属性、风格特点，它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追求，在流通消费领域新供求关系的机制，以及它们已经建立和应该建立的一套范畴、概念，始终没有十分清晰地确立起来。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这个“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诸种规定。离开了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研究，也就在本质上离开了理论的“中国特色”，因为今日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正是以高扬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其标志的。离开了对社会主义文学规律的探讨，那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特有的对象和现实的依托。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不简单等同于“民族化”。“中国特色”包含着比“民族化”更为深广的内涵。现阶段，文学理论要把“中国特色”呈现出来，重要的甚或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能体现和回答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应有和可能有的艺术风尚和价值准则。无视和淡化这一层，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改变了味道，黯然失色。我之所以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不时地感到，在有些研究者的论述中，对有关社会主义（当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特征和规律的揭示存在着某种不应有的鄙弃和省略。
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文艺学，后者应是前者的一个部分。因此，要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总结和概括正反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理论财富。历史总是前进的，反映人类良知和崇高理想的东西总是长青不朽的。现实的曲折不过是实在过程的表现形式，一种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的文明必将赢得世界。如果我们高瞻远瞩，能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运行规律和发展前景展示出来，那么，这对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一是个功在千秋的事业。
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临的任务当然不止这三条。但这基本的几条解决好了，整个文艺学势必会有较大的进步。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变革。新世纪的曙光已出现在历史隧道的尽头。一个铸造新的民族精魂的历史时空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必将迎着时代的风雨，在世纪性的批判总结中诞生。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开放的视野，兼容百家的气量，同时又要有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总结精神。我们并不象有些人悲观地估计的那样：传统文艺理论面临着“终结”。我们认为，“范式的转换”正可能意味着真理的再生。诚如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形态都是一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一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只经过了烈火考验的“不死鸟”，终将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矫健地飞翔起来。
1994年5月初稿
1994年10月中旬再改
注释：
①(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第5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③⑥珍妮特·沃尔芙：《艺术的社会生产》，华夏出社1990年版，第101页，第71页。
④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之二），《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
⑦参见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第四章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书。
⑧⑨《卢卡契谈话录》，湖南文艺出版社，第32页，第80页。
⑩(11)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第104页。
(12)(14)(15)(23)引自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第23页，第23页，第198页，第218页。
(1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3页。
(16)(17)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第10页。
(18)阿多诺：《否定辩证法》转引自《法兰克福学派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35页。
(19)(2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第11页，第15页。
(21)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H·P·克鲁格》，见《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22)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英文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