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时代中的文艺学”笔谈——高科技时代的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文艺学论文,时代论文,笔谈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的对立
一个幽灵在高技术产业化的时代上空游荡：科学思维与技术理性的幽灵。
它的来源却很早，神话的制造者是德国的康德，康德以其著名的三分法，把自古希腊以来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在冲突现实化，笔者曾经指出：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科学的发展引起一种文化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各类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各自独立，最主要的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自独立开来了，它们在人的认识能力上也产生了对应的分割，这一分化被康德用自己的理论系统地表达出来，他把人的理智、意志和情感三者划分开来，各有自己的对象，各自为真理、道德、艺术。从此希腊人的真善美统一的观念就被彻底破除了。这就是被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批判的康德三分法，在他们看来，此种分化是现代性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文化形态转变。这种分化的恶果早已显露，这便是由此而产生的人性的分裂和残缺，从浑然一体的人变为人的异化。
19世纪以来，科学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进步与财富，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起来，但同时，科学是否能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也有更多的争论。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的改变，道德伦理的变化，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性作用，生物技术中克隆技术对于人类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得学者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及其思维的影响不断展开争论。抽象地议论科学的作用，或是空言科学是好是坏已经没有实际意义。重要的是从科学思维方式角度的反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同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是认为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工业化社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异化。只是这一命题在他生前未能充分展开而已。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把科学作为人类进步的敌人，这种思想的暗流遍及世界，20世纪中反科学的思想观念从未断绝过。法国塞尼(M.B.Saint-Sernin)有一种著名的“技术悖论”，认为技术有四大谬误：第一，科学技术发展导致工业化社会形成，这种社会中人类心理受到异化和扭曲，焦虑与心理变态对人类精神世界有害；第二，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没有可能确定发展目标，生产趋于无政府状态；第三，理性与权力相结合，造成了一种非理性，这就可能使得整个国家都进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技术产生的副作用正在损害着地球，这种损害的后果是无法恢复的。在所有理论中，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谓“技术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及人类正常理性之间的冲突，其中文学思维方式往往被作为人文主义精神的代表和理性精神的主体成为重要的讨论对象。
笔者认为，当代技术理性与文学思维之间的对立，是在高技术产业化时代不可避免的重大理论课题，我们必须以一种辩证理性观念来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特别是要解决技术理性与文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本质差异、技术理性对于个性和自我所造成的压抑等问题。
二、科学思维与文学思维的文化之源
当代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文学思维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古希腊以来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对立的延续与发展。
科学这一概念在现代有两种基本意义，其一是所有科学的总称，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总体研究，它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五大基本成分，这是一种五分法；或是把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加入其中，这就形成所谓的七分法。无论五分法还是七分法，都是各类学科的总称。其二是特指，专指自然科学而言，也就是所谓的“精密科学”。我们主要讨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及它们之间的耳相作用，这里的自然科学范围则要比通常的概念更为丰富一些，包容了技术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一些相关方面，但它主要所指是自然科学，这是明确的。
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造型艺术对自然的关系》与卡西列的《人论》中都曾提到过法国数学家的一个趣闻，据说他观看拉辛戏剧《伊菲革涅亚》的演出之后，耸动肩膀说：“这证明什么呢？”这个例子使学者们感兴趣，因为它鲜明地表现出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同。虽是轶闻趣事，但并非全无意义。
俄国契诃夫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一位勤恳工作的医生不谙风情，他的妻子却生性喜欢附庸风雅，喜欢与一些艺术名流往来，这位医生说：“我本人难以理解艺术，但既然有那么多聪明的人从事艺术，那么，它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了。”这种描写虽然略有嘲讽，但仍然说明了科学与艺术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在一般人的理解中，科学以理性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文学以形象思维为主。我们首先要指出，这种看法十分常见，虽然其中的谬误也很明显。科学是—种实证性的、技术性思维，有人称之为技术理性、以区别于一般的理性。这是必须先明确的。
人类的文学与科学虽然有巨大的差异，但它们有共同的历史根源，这就是人类文化之源。怀特曾经把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大的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成分所组成的，如物质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这是一个把人与自然界关联起来的系统。其二是社会系统，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规范，如经济、伦理、军事、宗教等。第三是思想意识系统：
思想意识系统则由音节清晰的语言及其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组成了这个范畴。
这里把科学与文学划为一个系统是有道理的，从历史来看，早期的文学与科学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它们都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掌握手段，这种手段不同于“实践的”掌握方式即通过物质手段，而是通过符号的方式即想象与象征的方式，把对象客体内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或是形象，然后通过文字、数字与象形符号表达出来。而且这三者在最初的形态是混合为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纹是人类最早的思维符号之一，在这种符号中，几何的图形与美的形象是合一的，这两者都是从一些动物与植物给人类的作用中产生，几何学的科学原理与美学形象有同一性，是科学的、有用的，有理性原则的，同时也就是美的。例如仰韶、马家窑等的陶纹，特别是人所共知的半坡鱼纹等，它们既是图画，又是对于几何图形的早期认识。学者们早就指出了这一特征：
……主要的几何形图案花纹可能是由动物图案演化而来的，有代表性的几何纹饰可分成两类：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的，波浪形的曲线纹和垂幛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
以前的学者研究这些陶纹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从它的历史考古价值；一是从它的美学观念。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它的几何学意义也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先民所反映事物从具体图形到几何图形的变化，这是先民的理性和科学认识能力的明证。而且，这种科学认识与对于物体的形式美的能力是如此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有内在关联。可以说，科学的也是美学的，美学的也是科学的。不仅陶纹是如此，可以说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工具在内的其他物品，也反映出这一原则。半坡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打水用的陶瓶，基本形状是一个菱形，当放入水中时，它会自动倾翻进水，当水达到一定程度时，它由于水的重力作用又会自行立起，以便从水中提出。它的形状十分优雅，线条简洁，造型别致。在它身上，体现出当时人类的审美能力与力学知识的结合。几何图形的象征作用在世界各民族早期文化中十分重要，如三角形这个几何图形早已引起各民族关注，在毕达哥拉斯学说中，由一个三角形的希腊字母来代表宇宙诞生，这种三角形的边长分别是3:4:5，可以说是基本表达了勾股弦之间的关系。而在摩尼教中产生了“三位一体”的象征，这种观念引起了奥古斯丁的警惕，他曾经拒绝使用三角形来代表三位一体，以表示基督教的纯洁性，可是三角形最后还是成了三位一体的代表：圣父、圣子与圣灵。即使是宗教的选择中，也不可能不含有理性的与美学的因素。其他怪异的，不规则的图形不可能取代三角形这样有科学和美学认识基础的图形与象征。由此可见，文学艺术思维与科学的、技术的思维之间是有着本质关联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随着文字与数字符号的出现，人类的感性与理性、形象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易经》就是一种能展现这种思维特征的作品，它的具体特征就在于象征符号与数字的结合，所谓“象数之学”。象征性特征来自人类对于客体的形象掌握，以事物的外部特征来总结它，“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征思维形成了诗歌与神话，《诗经》中的兴象正是这种方式的一个样板。这种思维以类比、隐喻、象征为特性，与科学思维形式不同。数字则从事物的数量特性来掌握它，可以说是数学的早期形态。数学的思维形式注重抽象逻辑，在思维方法上以综合与分析为主，成为理性思维的主要类型。这样，经历了从象数思维到理性思维、形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思维才最终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从文艺复兴开始，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分化逐渐明显，西方科学思维占据了主导形式，而中国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辩证逻辑，而且借鉴了印度的因明学，丰富了中国原有的《易经》、《墨经》中的逻辑体系，形成了多种逻辑辩证互补的文化体系。
正如冯契先生所说：“西方在古希腊时，也有辩证逻辑思想，但形式逻辑比较发展，后来中世纪也有较多的研究。在西方，长期以来，科学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密切，而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的发展则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特点……”
当代一些对中西文化有比较深入研究的西方学者如李约瑟也曾说过，当希腊人与印度人发展形式逻辑时，中国人发展了辩证逻辑。在这方面中国人是高深的而西方人则是初等的。
三、新辩证论是解决冲突的关键
笔者认为，新辩证论是解决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特别是文学思维之间冲突的有效途径。
其一，技术理性并不可能像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会形成对于形象思维、感性形式等的压抑，因为从新辩证论的观念来看，文学是感性心理成分与意识观念相结合的语言实践，它是一种把感性与理性结合于符号实践之中的社会实践。所以，文学并不排斥理性，所以也不会与文学思维之间产生绝对的对立。所谓绝对的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只是黑格尔哲学的古老命题，早已经应当抛弃了。在当代社会中，技术理性不但不会与人文精神和文学思维方式对立，而且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文学的工具，创造出表现新理念、新技术的文学。这里并不只是指在艺术形式中运用新技术手段，而且包括把科学技术的工具作用与文学想象结合起来创造人类新的文学理想。
其二，“技术理性冲突论”最主要的观念之一是，技术理性所形成的社会异化对于个性、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压抑，并由此产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如卡夫卡《审判》、《城堡》等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主题，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总结为“他人即地狱”。其实这也正是西方理性中心的幻影，因为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早已经存在，它既表现出对于异己的他人与自我心理之间差异的关注，同时又表达了个体之间、种族宗社之间互相交流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不同的自我之间、自我与他人的辩证理解。恰如巴赫金所说：“自我客体化（在抒情诗、在独白中等）如同自我异化和逾越。自我客体化（即将自己外化），我得到与自己间的真正辩证关系。”
《诗经》中就已经凸现出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容大度，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与体谅。《诗经》中的“他人”、“彼人”便是一个形象代表：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园有桃》）
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大杜》）
岂无他人，维子之故。（《羔裘》）
“他人”主要指与“我”不同宗族的异人，这个形象与自我之间建立了差异与同一的辩证联系。“他人有心，我忖度之”，“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素冠》），表达出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三，相对于西方技术理性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论，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旨是天人辩证观念，它体现为对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合一关系的协调，承认差异、对立和冲突的存在，但又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互为依赖的关系。天与人（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不是完全的“合一”，它们不会融合为一。即使是庄子也没有认为有绝对的“物我合一”而是天道两行，即它们存在于同一世界之中，它们之间有同一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只要人类与自然存在，这种辩证关系就不会结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文化精神的代表是《易经》中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变化，相生相克，代表了中国文化承认差异与同一并在，天与人、人与人处于冲突和互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精神是与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化一体论所不同的，也是技术理性的冲突论所无法理解的。这两种出于西方的理论表现虽然不同，认识论根源却是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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