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壁古文与中秘古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承继陈梦家先生对“孔壁古文”问题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了“中秘古文”与“孔壁古文”两者之关系以及刘歆伪造“孔壁古文说”之原因，并得出“孔壁古文”就是“中秘古文”，同时也就是“河间古文”之结论。
〔关键词〕孔壁古文 中秘古文 河间古文
经学之今、古文之争，聚讼千古，其争论之焦点在于“孔壁古文”说之真伪。经学家们囿于门户师法之偏见以及以经解经、以史解经的方法之错误，终不得见问题之正解。本文将以“平常”之心，用走进生活、理解生活、诠释生活之方法，重新审视这一千古之疑难。
一、“孔壁古文”说辨惑
关于孔壁出古文之说见于文献记载者如下：
1.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之事，未列于学官。……其《礼古经》五十六篇，出于鲁壁中。”
2.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中，《逸礼》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3.《汉书·艺文志》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4.《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5.王充《论衡·佚文篇》曰：“孝武帝封弟为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闻弦歌之声，惧，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
6.王充《论衡·正说篇》曰：“至孝武（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
7.王充《论衡·案书篇》曰：“《春秋左氏传》者，盖出自孔子壁中。孝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8.许慎《说文解字叙》曰：“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9.《魏志·刘劭传》注引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10.《后汉书·章帝纪》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安国。武世， 鲁恭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论语》、《孝经》数十篇，皆古字也。”〔1〕
上述所记之惑有五：
其一，《艺文志》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于“武帝末”。考《史记》所记，鲁恭王馀以孝景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徙为鲁王；二十六年， 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是年为武帝即位之十二年。 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果恭王坏孔子宅，当在武帝初或景帝末。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取王充《正说篇》之说，即把鲁恭王坏孔子宅的年代解为“景帝时”。但王充《论衡》之所记，《佚文篇》和《案书篇》均言鲁恭王坏孔子宅（教授堂）在“孝武帝时”，故《正说篇》之记亦当为“武帝时”为确。但无论是在景帝末，还是在武帝初，均当发生在太史公著《史记》之前，为何独《史记》不载？造说者是否为避太史公不记之难，方编造出一个发生在太史公之后的故事？陈梦家先生为解此难，猜测：或许坏孔子宅者不是鲁恭王馀，而是鲁安王光，因为“恭”、“安”者乃其死后之谥号，在世时均称其为“鲁王”，故容易将其事迹张冠李戴。但同时，陈先生亦意识到此说之牵强，因为“武帝末”之说显然晚出，刘向父子均无此说，故他又推测：可能是班固著《汉书》时，根据二刘所说，武帝末《太誓》出鲁壁中而傅会。
其二，关于孔壁出书之种类，刘向言孔子宅出《尚书》，而《礼古经》出自鲁壁；刘歆则言壁中书为《逸礼》及《尚书》；《艺文志》所记又增添了《论语》和《孝经》，并把《礼》演绎成《礼古经》及《礼记》；王充又加进了《春秋左氏》；许慎虽言《春秋左氏传》由北平侯所献，但其所记之孔壁书仍有《春秋》，即为《春秋经》。各家之所记孔壁书，皆有《尚书》，但刘歆言十六篇；荀悦引刘向言则“多十六篇”；《艺文志》进一步言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王充更言“得佚《尚书》百篇”；袁宏《后汉记》则言“得古文《尚书》及《礼》、《论语》、《孝经》数十篇”。关于《礼古经》的出处和篇数，刘向言出鲁壁中，五十六篇；刘歆言出孔壁中，三十九篇；王充言出孔子宅，《礼》三百；《艺文志》又言出鲁淹中及孔氏二本，多三十九篇。郑玄则言，《礼古经》出孔子壁中而河间献王得之；但《隋志》及陆德明《经典释文》更以为献王本即鲁淹中本。记述如此之纷乱，简直叫人莫衷一是！
其三，关于谁是上述古文的壁藏者，文献所记亦纷乱不一，主要说法有三种：（1）孔腾说， 《经典释文叙录》注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2）孔鲋说， 颜师古《艺文志》注在重复孔腾藏书之说后，又指出：“而汉记尹敏传又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据《汉书·孔光传》记，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为孝惠帝博士。（3 ）孔惠说，《经典释文叙录》曰：“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刘知几《史通》亦从此说，曰：“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宅，始得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三说皆晚出，均有傅会“孔壁古文说”之嫌。
其四，关于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的关系，《史记·儒林传》曰：“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王引之《史记杂志》释“起家”曰：“起，兴起也；家，家法也。”但此释似仍未通，后今文学家多怀疑此文为刘歆所篡。不过以今文家观之，全部古文之说，皆由此而生。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言：“天汉以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巫蛊事”发生于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武帝多病，疑有人用蛊为祟，派江充“治巫蛊”。江充与卫皇后和戾太子有隙，故声称“宫中有蛊气”，并于太子宫中掘得桐木人，太子有口难辩，遂杀江充，坐谋反罪，致使皇后、太子自杀。此事所记之时间与刘歆所言相合。但《史记自序》云，“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是时为天汉三年（公元前97年）。成书于此前后的《史记》则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晚出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的荀悦引刘向说，则修改此说为“安国家”献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采荀悦之说，曰：“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艺文志》只言“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而不明言其时；《汉书·儒林传》为避开司马迁著《史记》多采古文说之惑，又加入了“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之说，但这同时留下进一步的困惑：“为何司马迁对孔安国之生平记述甚少，乃至其卒年亦未予之记？”王充或许是鉴于诸说之矛盾，故只言壁中书为武帝所取，而不言与孔安国有任何干系。
其五，关于藏书之“壁”亦有种种不同记载，太史公之《史记》只提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而以今文读之，并无壁藏之说；到刘向父子便生出（1）孔氏古文与孔子壁中书的混淆；（2）孔氏壁藏古文之说；（3）孔安国献书之说。其后关于“壁”之记，有孔子宅、孔子壁中、 孔子教授堂、古壁、鲁壁、鲁淹中等等，不一而足。为此，汉兴以后先后从不同地方所出的先秦古文书籍均与孔子家藏挂上号，以至于有“古文，孔子壁中书也”的说法，孔子壁中书乃成了古文的代名词。陈梦家先生以为：所谓“壁藏”之说，最初是司马迁提出的。《史记·儒林传》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而伏生是秦始皇博士，是可以有书而不必藏于壁中的。刘向、刘歆父子把太史公关于伏生《尚书》的壁藏和孔安国家的古文《尚书》逸篇结合起来，遂有孔子壁中古文之说。这应该是他们争立古文《尚书》博士的借口。在太史公与二刘之间，郡国民间又出现了若干古文经书，因此使后来的记述者夸大增饰“壁中书”之内容，进而产生许多壁藏者之异说。
若“孔壁古文”之说，确为刘向父子为“争立古文《尚书》博士”而造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进一步追问：刘向、刘歆为何要为古文《尚书》争立博士？刘向家族贵为皇戚，刘向校书时已官拜光禄大夫，成帝曾数次欲用向为九卿，只因王氏专权而终不迁，但其官阶当远高于博士官；刘歆在哀帝时承其父业，官由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也已达到“贵幸”之地步，何由要为争立古文经博士而悍然造说以欺世？为明其故，当从考辨“中古文”入手。
二、“中古文”说考辨
“中古文”之记载始见于《汉书》，后人因其而造出许多说法来，现列于下：
1.《汉书·艺文志》关于“中古文”之记载有二，其一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与古文同。”其二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2.《汉书·儒林传》记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3.《论衡·佚文篇》曰：“孝成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
4.《论衡·正说篇》记曰：“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
关于“中古文”之说，清儒龚自珍撰《说中古文》力辨其误，定庵曰：
成帝命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但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会多十六篇，四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以武宣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讫民间，应奉为定本，较若划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平生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受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至于此，十也。假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当帝之时，以中书校百两篇，非是。予谓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篇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如此，托于其父，并无此事。古文《书》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独与绝无师承之费直《易》相同，而不与施、孟、梁丘同也。《汉书》刘向一传，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诈，固也侗而愿。〔2〕
中秘古文之来历，是龚定庵置疑“中古文”说的主要理由。《艺文志》曰：“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如淳为此文作注引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书，内则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文选》卷三十八《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曰：“刘歆《七略》曰：孝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刘歆之所记，是否有诈，当须详考。“孝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说不见于《史记》、《汉书》记载，而郑玄《六艺论》则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五篇”；孔颖达《周礼正义序》又云：《周官》者，始皇“特疾恶，欲绝灭之。至孝武帝时，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郑玄“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之说，当本于《汉书·景十三王传》，其记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而刘歆早于班固，其为何不言河间献王而言武帝敕公孙弘开献书之路？班固说入于正史，且从人品上看，班固故意造说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说置信度较高。
河间献王与鲁恭王馀同为景帝子，同于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8 年）被立为王，同经历过武帝初之岁月，河间献王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仅比鲁恭王早死两年。 如果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为实，那么鲁恭王坏孔子宅事件当发生在河间献王广集天下先秦旧书之时，《景十三王传》记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献王所得之书，基本上与孔壁所出之书品种相同，所缺《论语》者，王充《论衡·正说篇》有“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之记载，因而献王所得书当亦有《论语》；所缺《孝经》者，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和《隋书·经籍志》均记，《孝经》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献出，以相传授。其汉初献出，当在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故必为献王所得。郑玄又有《礼古经》出鲁淹中而为献王所得之说。考其史实，同一时期出两种不同版本的古文典籍的可能性极小；又根据上文之所考，“孔壁古文”说为刘氏父子伪造的可能性极大，故我们有理由设想：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就是所谓的“孔壁古文”。
由此观之，刘歆之“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说，乃是班固所记“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的不同说法。献王所得虽不为汉朝秘书之府所有，但当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献王薨后， 献王书之去向，《史记》与《汉书》均未交待。而王充《论衡》之《正说篇》有两处记曰：“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佚文篇》也有“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之记载。如果“孔壁古文”之说为虚，武帝所遣吏发取的当即是河间献王所征集之书。此“与汉朝等”之先秦古旧之书，被武帝发取而入于中秘，故中秘之书乃可谓“堆积如山”了。此中有古文《尚书》，但其为别出，故不仅不具有权威性，甚至被打入了冷宫，五家之儒皆不得见。只待成帝即位，诏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河间古文方得以重见天日。
作如是观，龚定庵诘难之前八，已无须复辨。至于向歆父子平生不见引古文一句、表章一事、传授一人之诘，当需理解，所谓经学，即为官方之学，或曰“霸权话语”之学。既然官方未之立，此学就未进入公共话语系统，即未能够变成官方言说方式的一部分。而《汉书》所录刘氏父子之奏章，焉能引用未曾被立为官学之古文作立论？至于其它撰著，譬如刘向之《说苑》，据考就使用了大量古文《左氏春秋》之资料。传授问题亦复如此，既然官方未曾立，私相授受亦未必能够述之文献记载。另外，关于向歆父子著《录》、《略》未能载明其文献出处、原委，甚至妄自造说，疑惑千古之问题，度其当另有苦衷，须另作深入分析。
三、“刘歆造伪”说考辨
两汉时代的今古文之争，虽有对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指斥的记载，但直接指斥刘歆造伪者，还未见诸于文献，这可能是因为这场纷争是以古文取代今文而告终的缘故。但清末今文学的复兴，却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刘歆。魏源著《书古微》以为：不仅阎若蘧所攻击的《古文尚书》孔传是伪造的，就是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也不是孔安国的真说。继而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认为《仪礼》十七篇并没有残缺，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全是刘歆伪造。其后，皮锡瑞著《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亦偏主今文，其弟子廖平著《今古学考》，认为：今文是孔子真学，古文是刘歆伪品。康南海著《新学伪经考》，把诬刘之风推向高潮。康氏认为：（1）西汉经学无所谓古文， 一切古文都是刘歆伪造；（2）秦始皇焚书，《六经》并未受灾， 西汉今文十四博士的传本并没有残缺；（3）篆隶之说不足信， 孔子时所用字体就是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就字体说业无所谓古文；（4 ）刘歆想遮掩作伪的痕迹，所以校中秘时，对一切古文多加篡改；（5 ）刘歆作伪的动机，是想助莽篡汉，所以崇奉周公而毁灭孔子的微言大义；（6 ）古文学所以流传，是因为东汉的“通学”派和郑玄的混乱家法。崔述更造极端，认为：刘歆既颠倒五经，就不能不波及《史记》以为佐证，以助王莽篡汉。《史记》本为今文学之书，而《汉书》乃为古文学之书。今凡《史记》所记与今文说相违，而与《汉书》相合者，均为刘歆所篡乱。为此，刘歆不惜招募“千数人”为其帮手。〔4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对此慨叹曰：
由此说推之，凡古书不合已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即谓尧舜是孔子所伪造，孔子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迁、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可！充类至尽，则凡非目所见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孰料秦火之后，更有灭学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5〕
事实上，今文学家之种种谬说不值得一一驳斥，即使刘歆有作伪之嫌，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同情的、理解的方式，去说明刘歆缘何作伪？无端非难先人，不是吾辈为学当取之态度。
理解刘歆，必须走进西汉中晚期的那段历史。西汉之由盛转衰，自汉武帝始。武帝承秦大一统政治制度之建构，继文景之世恭俭养民经济之硕果，置《五经》博士，立儒家正统，兴太学之风，开举“孝廉”之先，选贤良者入仕，建封禅以彰礼。其为汉帝国的文化建设及社会心理秩序建构，做出了彪炳青史的贡献。但武帝阳儒阴法，擅权独断，削丞相之权，行专制之实；施“推恩”之策，夺“诸刘”之爵；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以致其晚期，“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武帝世之弊政，是到汉宣帝时方得以逐步矫正的。“盐铁会议”上，贤良之士首开批武帝弊政之先河；继而经师夏侯胜指斥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半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贡禹更具体指斥武帝“多取好女子至数千人，以填后宫，以弃天下”；“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6〕如此等等。
刘向父子是在自宣帝以降，对武帝高压政治逐步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奉诏领校中秘《五经》及诸子之书的。成帝诏刘向校中秘之书，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宣布解放这些“五家之儒不得见”的禁书。譬如淮南学派被武帝剿灭之后所佚之书，亦是此时方经刘向所校，并以《淮南子》之名而面世的。河间古文的命运亦复如此，只不过河间儒家学派的覆亡，并没有象淮南学派那样被扣上“谋反”之罪名，同时河间之先秦儒家古文典籍之面世，必将对现存的官方“霸权话语”系统构成冲击，因而为避“武帝暴政”之讳，并增加面世典籍之神圣性，托名、造说便在所难免了。同时也必须想见，刘歆之作伪是得到官方默许和某种程度支持的。若不然，皇家设有太史、内史等史官，象刘歆奏“天汉以后”，安国献书之类的历史篡乱，如皇上认真追究，不可能不知其误。“孔壁古文”之说，涉及帝、王之事迹，史官必有翔实记录，若不得到皇上默许而伪造，一旦事发，必将难免死罪，势必令人望而却步。
今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7〕，其言诚恳，言词犀利， 所陈痛切，其真挚之情，油然可感；拳拳之心，苍天可鉴。其痛斥当朝学者曰：“往者缀学之上，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并“专己守残，党同门，妒真道，违明诏，失圣意”。正是在这大道坠废、微学绝灭，营苟之辈深闭固距、杜塞真道的时候，作为大汉皇家子弟的刘歆，带着切肤的痛感，带着深切的忧患而愤然陈辞的。为了矫正这种“离于全经，固已远矣”的政治现实；为了使先秦儒家的真精神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得以弘扬和光大；为了使华夏民族的历史典籍和文化传统不至于在中秘的冷宫中毁亡，刘歆不得不作伪，并且没有理由不作伪。今文学的批评家们，往往把刘歆作伪和后来刘歆助王莽篡汉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并认为作伪就是为了助莽篡汉。这实际上是对刘歆的诬陷和栽赃。严格说来，两个事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由此可知，刘歆造伪的直接动因，一方面是由于二十余年随父考校经籍，有幸目睹中秘古文的真面目而激发起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有感于现实经学诸先生的俗陋表现所产生的忧患意识。只是当他争立古文经失败，而王莽又能为实现其夙愿提供条件时，刘歆才与王氏政权媾和的。刘向后半生，矢志不渝地反对王氏专权，并正是由于王氏家族的压制，而终生不得晋为九卿。刘歆随父多年，若不受其父反王情绪的影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王莽尚未真正发迹的哀帝时，刘歆上《移太常博士书》，提出“孔壁古文”之说法，不可能与王莽日后的篡汉有任何关系，说刘歆造伪乃是为王莽造舆论准备，刘歆之古文之学乃是王莽之“新学”，简直是无稽之谈！但刘歆最终还是没能顶得住权力和事业成就的诱惑，并最后因反王而落得被逼自杀的悲凉下场。刘歆的人生悲剧，在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这一历史现象尚须进一步研究和反思。
综上所论：“中秘古文”就是“孔壁古文”，同时也就是河间献王所得之古文，即“河间古文”。当然尚须追问：为何于太史公《史记》不见任何有关记载？限于篇幅，对此问题笔者拟另著文详加讨论。
*本文1996年12月2日收到。
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 Wall of Confucius' Homesteadand 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 Secret Archives of the Palace
Chen Kaix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r.Chen Mengjia's studies,this article focuses its attent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 Secret Archives of the Palace and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 Wall of Confucius' Homestead, andthe reason why Liu Xin fabricated 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Wall of Confucius' Homestead,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 Wall of Confucius' Homestead isactually the Ancient Scripts in the Secret Archives of the Palace and the same as the Hejian Ancient Scripts.
注释：
〔1〕 关于陈梦家先生之看法及其有关引文，均见于《尚书通论》之第二章《汉世传本篇》，第35～47页，可参看。
〔2〕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第83～84页。
〔3〕 《十三经注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第653页。
〔4〕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页、第529页。
〔5〕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6〕 进一步见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98页。
〔7〕 《汉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67～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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