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
韦依帆1，刘 畅2
（1.郑州轻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2200）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被正式引入中国的十几年，也恰好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急速推进的时期。城镇化让中国的经济水平和城乡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也给乡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化的关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调研和案例分析，从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意义、文化空间、传承群体和受众、精神内涵、产品生产链六个方面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和由此产生的保护困境，并从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汲取经验，以期为促进非遗保护与城镇化的良性发展提出积极建议。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城镇化；保护；困境
一、引言
截至2019年，中国已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总数居世界第一，还有多达数千种非遗项目被纳入了国家级保护名录。与非遗保护几乎同时开展的，是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热潮。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2003 年的40.53%，于2011 年突破50%，2018 年上升到59.58%，正式进入城市型社会。快速的城镇化带来了城镇规模的急剧扩张、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城乡面貌的显著改善。但快速城镇化也引发了过去与当下、地方感与现代性、保护与利用之间的摩擦和碰撞，给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4.C 提示:氧化铝溶于氢氧化钠溶液生成偏铝酸钠,偏铝酸钠溶液通入二氧化碳生成氢氧化铝,故A正确;氯化铝与氨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铝,氢氧化铝溶于氢氧化钠溶液生成偏铝酸钠,故B正确;铝不能直接生成氢氧化铝,故C错误;氯化镁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生成氢氧化镁,氢氧化镁加热分解生成氧化镁,故D正确。
在当前非遗保护理念不断深化，以及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对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非遗与城镇化的关系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调研和案例，从中国城镇化的特征和城镇化中非遗的变迁入手，分析城镇化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和由此产生的保护困境，并从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汲取经验，以期为促进非遗保护与城镇化的良性发展提出积极建议。
二、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危机
（一）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变异
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并存在于特定人群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之中，与其依托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1]。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我国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剧变，这不仅影响了人居环境，也让非遗悄然改变甚至消失。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少城镇因缺乏科学规划和管理，盲目扩大规模，侵蚀了森林、湿地、草原、水系等自然生态空间。人口的持续增长、产业的迅速拥入和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加速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环境承载力提出了挑战，也严重影响了非遗的保护传承。
非遗的保护要以人们生产生活真实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而快速城镇化打破了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从而使非遗丧失了传承与传播的土壤。在城市建成区，历史街区、传统社区作为人们长期以来居住生活的活态空间，依然延续了日常起居、传统手工艺、信仰禁忌等方方面面的生活传统，是承载非遗的富集地。但在旧城改造中，很多地方置“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原则于不顾，常常“大手笔”地将原住民全部搬迁，安置到新建小区中，而原有的邻里关系和文化认同的消失让非遗产生、延续和再创造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在广大农村，血缘、地缘关系所维系的家族、宗族、社区网络是非遗得以延续的重要依托。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为节约土地资源、改善农民生活环境，采取了拆除旧村、集中建设新村的规划措施。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迁村并点给农村经济、环境、民生都带来了巨大提升，但拆除旧村、农民上楼造成了村落居住实体空间的剧烈变动，使乡村稳定的“熟人社会”被打破，乡土情结日渐淡化，很多与乡土生活紧密相关的传统和非遗也随之改变。
（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非遗社会意义的丧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与一定地域的文化空间或场所紧密相关。文化空间的定义是“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2]。文化空间真实、活态地呈现了非遗的形态和形式，与非遗相随相生，不可分割，应该与非遗一起进行整体性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历经了社会动荡和时代更迭，但农村长期以来的传统劳作方式和生存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各种非遗也在原有的环境中得到了延续。随着当前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传统的农村社会发生了跳跃式的转变，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让非遗的社会内涵日渐淡化或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个族群或群体的精神世界。对非遗的文化内涵给予充分尊重，在不破坏其原生环境的前提下适度传播，才是对待非遗保护的正确态度。当下，为了提升旅游吸引力，非遗活动更多是作为再现过去和地方文化的符号，在传播和展示中呈现出严重的“舞台化”倾向。例如，在各地的历史街区、旅游风景区、特色小镇、民俗文化村等具有历史感的空间，原来只有在特定节日或场合才进行的歌舞、戏曲、庙会、庆典等活动纷纷定时定点地上演。表演者也不是非遗的传承者——民间艺人或特定族群的成员，而是经过培训的演员。这些声势浩大的演出只是在特殊场景下对于非遗表征的符号性表演，徒有其“形”而丧失其“神”，呈现给观者的也是一种与原生场景完全不同的非遗面貌。
一方面，与生产相关的各类非遗活动日益衰弱或消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先民们依赖周边的土地而生存，创造出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与劳动生产有关的场景和状态也通过民间的口传和礼俗，反映在歌曲、舞蹈、神话、史诗、祭祀、仪式等非遗活动中。在飞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有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故土，到城市谋生，产生了特有的“人地分离”现象。据统计，2005 年至2014 年的10 年间，我国的乡村人口从7.5亿减少为约6.2亿。人口流失导致农业日渐边缘化，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之心大不如前。因而，人们对土地、日月、雷电、稻谷等自然神的崇拜日益减少，众多与之相关的习俗和仪式也逐步淡化。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非遗的社会内涵日渐变淡或消解。非遗反映了某一群体的生活面貌和文化心理，一旦形成后就成为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在城市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民歌、舞蹈、曲艺被电影电视取代，织绣技艺受到了现代纺织的冲击，民间游艺因为网络游戏的盛行而远离了孩子的童年记忆……可以说，社会生活的变迁让非遗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不再紧密。以丧葬习俗为例，中国人历来讲究孝道，丧葬仪式往往是各类礼俗、仪式中最繁琐的一类，事主会请人制作专门的丧俗工艺品——纸扎，在祭奠时烧掉送给死者，以寄托哀思。纸扎的制作、展示和焚烧的过程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生死观念、鬼神信仰、孝道亲情、审美心理的集中反映。如今丧事活动大多在殡仪馆举行，葬礼仪式的复杂程度大大降低。丧葬习俗的改变让纸扎的市场需求不断萎缩，很少有人再以此为业。
（三）传统村落消失导致了非遗文化空间的丧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体现了人们长期形成的行为准则、社会制度、信仰观念、人际关系等，蕴含着深层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遗的社会意义也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变化。
而更大的危机来自非遗在过度“打造”下的扭曲和异化。城镇化、全球化带来了城市和乡村文化个性的丧失，“千城一面，千村一貌”问题凸显。这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文化遗产找寻与故土家园的精神联系。“遗产”概念的兴起可视为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对地方感重建的一种努力[7]。非遗作为代表地方性社会关联和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彰显地方感的重要媒介，这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商机。于是，将非遗活动作为凸显地方性的点缀，并添枝加叶、张冠李戴的现象在旅游活动中滋生蔓延开来。例如，中国的上古传说中，龙是管理江河湖海、掌管气候风雨的神兽。“龙王”一词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相互融合，成为旧时百姓普遍供奉的神灵。近年，为了发展旅游，某些地方将龙王信仰与历史传说、图腾文化等组合拼贴，在新建的庙宇内，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从形式到内涵与原本的龙王信仰大相径庭，严重损害了非遗的历史价值。伴随着资本的介入，各种没有历史依据、没有信仰需求、没有群众基础的非遗活动被拼贴、臆造和复制。这种打造和“文化复兴”，恰恰是对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一种误导，使非遗的价值产生了异化。
六是走进网民宣传，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组织开展“扫黑除恶我点赞”、有奖答题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平台广泛推送，扩大活动覆盖面，很好地起到了惩治黑恶、震慑犯罪、扩大影响、鼓舞群众的积极作用。活动持续10天，共吸引42728人参与。举办线下发布会，来自各行业系统及街道辖区的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代表300余人参加，对组织活动有力的单位给予表彰奖励，邀请获奖单位做经验交流，市民代表谈看法感受。
非遗受众范围的缩小也是非遗保护面临的一大瓶颈。非遗的形成和流变始终根植于乡村的沃土中，在日常的事项和集体记忆中延续。但城镇化所带来的村落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使非遗受众大量流失，市场日益萎缩，观众出现断层。受众流失的根源有两个：一是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拥向城镇就业；二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吸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特有的途径之一。例如，山东省级非遗项目东明小曲子是在山东、河南等地颇受欢迎的曲艺表演。小曲子在农闲时节、重要节庆和婚丧嫁娶等场合演出频繁，演员和观众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但2000年以后，去周边城镇打工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农闲时期观看小曲子的村民也日益减少。
然而，城镇化进程中的迁村并点和旧村改造让传统村落的数量急剧减少。据2014 年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调查，中国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 个[3]。传统村落的大量减少，不仅让众多乡土建筑、村落文化景观损毁消失，也让各类从属于村落的非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场所。湖北武汉的泥人王村是黄陂泥塑的发源地，素有“泥塑之乡”的美誉。村中建筑外墙均由碎石垒砌而成，同时泥塑制作也对建筑布局产生了一定影响。村民在前院对泥塑进行造型、翻模、脱胎，之后放在杂物室晾干和上色，最后放置在明亮的堂屋内展示。随着不少老宅院被新建住宅所取代，泥塑技艺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场”，生命力大不如前。再如，缸瓦窑村是广西南宁一个有300 年制瓷历史的古村，村里的香火龙民俗源于烧窑的点火仪式，后来演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每逢农历八月十五，人们用竹篾、草绳、树杈编扎火龙，并在火龙周身插上香火，沿街穿梭起舞，途经之处燃放鞭炮，祈求平安吉祥。2012 年缸瓦窑村因城市建设而整体搬迁，政府以举办文化节的形式将香火龙舞迁移到市中心的广场上展示，但这种文化空间的移植和再造无法改变香火龙“孤岛化”的发展困境。
（四）人口流动和迁移导致非遗传承主体和受众锐减
在以农耕为主的小商品经济时代，非遗产品生产多以家庭作坊或小手工业的经营模式存在，具有生产规模小、位置分散、自发性强等特点。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的非遗产品链受到了现代化生产的严峻挑战。
现代化、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让非遗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非遗的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据统计，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去世人数已高达12.6%[5]，一些非遗项目往往因为老艺人的离世而面临濒危或消亡。此外，城镇化在拉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在收入、就业、生活条件、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了非遗一贯的传承机制。大多数非遗项目技艺复杂，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能完全掌握，从业者要付出旷日持久的努力，却难以获得足够的收入和社会身份。这种高投入、低产出带来的不安全感，深深刺痛了非遗传承人的心。因此，很多传承人更愿意孩子接受正规教育，而非依靠祖辈传下的技艺谋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日新月异的城市文化让青年人普遍对传统文化缺乏兴趣，很难耐住寂寞将大把时间用于专注学习一门手艺。这都给非遗人才培养带来了困难，导致了传承的“青黄不接”。
绿筠愁眉不展：“姐姐说得是，我何尝不知道呢？如今皇上为了她的身份好听些，特特又指了上驷院的三保大人做她义父，难怪她更了不得了。”
②称取2，4-D粉末1g溶于500mL清水配成2g·L-1的母液，再用清水分别稀释成质量浓度为2×10-11、2×10-10、2×10-9、2×10-8、2×10-7、2×10-6g·L-1的2，4-D溶液。
（五）不当旅游开发导致非遗价值的丧失和异化
城镇化让城市人口急速攀升，带动了新经济的发展，也让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受此影响，旅游经济开始稳步升级。遗产与旅行[6]，两者似乎存在天然的关联。非遗作为民族文化和创造力的体现，因其多样性、地方性和展演性的特征，在旅游活动中广受政府和市场青睐。“旅游+非遗”模式让非遗活动被更广泛地认知、传播和理解，助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但是，旅游开发也是一把“双刃剑”，无深度、无章法的旅游开发忽视了非遗的文化内涵，造成了非遗价值的丧失和异化。
通过多样性指数分析发现：在T0、T1和T2期曲块中，真核微生物多样性较高；在T3、T4和T5期，多样性较低。4种计算方法的结论基本一致（表4）。该数据亦表明，真核微生物在制曲过程中，在外界（如温度）条件影响下，真核微生物的多样性呈下降趋势。
传统村落的山体水系、农田果园、街巷广场、庙宇祠堂、传统民居等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与鲜活的节日仪式、地方信仰、方言俚语、婚丧嫁娶等相互交叠，构成了一个个立体而完整的文化空间，是非遗的孵化基地和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也是非遗生存延续不能脱离的“文化土壤”。截至2018 年1 月，我国公布了四批、共1517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活态地保存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中。
2.2 维护地区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7]，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8]。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是建立生态安全屏障的一种重要手段。云南省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是以原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重要湿地等为基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提高了生态源地内部的连通性，增加了生态源地抗干扰的能力，使生态安全维护的作用进一步提高[9]。
（六）现代化、工业化导致非遗产品生产链受到冲击
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对有形的、物质性的“文物、遗址和建筑物”的保护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那些附着在“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上的遗产[4]。也就是说，非遗具有活态性、无形性的特点，其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技艺和文化表达才是非遗的本体。非遗生命力的源头在于人的不断继承、演化和再生。因此，保护传承人和受众是非遗保持活力的关键。快速城镇化中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所导致的非遗传承人和观众数量锐减是非遗保护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由于人工开挖边坡，P1工程边坡前缘土体变少，场地平整及停车后，增加坡体荷载，产生推移滑动；P2工程边坡前缘岩土体卸载，易沿层面产生顺层牵引失滑动，人工活动为以后边坡失稳发生留下隐患。
城镇化过程中许多现代企业在乡村或城镇周边建厂，从事非遗产品生产。其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打破了非遗产业原有的产业关系，大幅度挤压了传统的非遗产品市场。区别于传统的非遗产品链，现代的非遗产品制作采用流水线式的机器生产，生产规模大、加工速度快、产品成本低。而传统的非遗产品从原料采集到加工制作均由手工完成，周期长、价格高，加之传统工艺比较难掌握，很快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例，古法宣纸制作有108道工序，仅原料生产就要经历8 个月的反复蒸煮晾晒，制作完成后还要存放两年，这才造就了纸张的卓越品质。这种正宗宣纸的生产工序难度大，工人必须在“水深火热”中作业，因此成本高达1000 元/100 张以上。而机器生产的商品书画纸使用化学漂白剂，生产周期仅几天时间，因为价格低廉、品类丰富，广受市场青睐。在市场竞争中，除少数欣赏性强的非遗项目，如玉雕、牙雕、苏绣、云锦等，在中高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多数传统非遗产品均因市场的快速萎缩而陷入危机。
为提升非遗的传承能力，应对全球化、工业化对非遗产业链带来的冲击，生产性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举措。非遗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8]。由于传统美术、传统工艺等许多非遗项目本身就具有生产性，通过生产促进保护本是可行之道，但在现实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一些非遗项目不具备生产性保护的基础。很多非遗项目地处偏远农村，传承人都是普通农民，他们也试图改变固有的传承方式，却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性保护在他们身上很难发挥作用。其次，城镇化客观上加快了人口流动，尤其是乡村精英人才拥入城市，这种单向的人口流动导致了乡村在人才、知识、资本上更为匮乏，切断了乡村通过内部力量重构非遗的机制，也加大了非遗在真实乡土环境中实施生产性保护的难度。此外，有些非遗项目在传承过程中将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经营等同起来，盲目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导致非遗产品的简约化、趋同化。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经验借鉴
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如何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对于非遗的传承发展至关重要。同时，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诉求。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非遗承载着人们对传统家园的精神寄托和归属感，是维护城镇特色和文化多样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让非遗的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形成良性互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由于非遗的存续与区域文化生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应弥补改变以往抢救个体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模式，而将文化形态、特定人群与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传承。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中国在汲取国际非遗保护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创的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范式之一。自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构想以来，截至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已批准设立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各省（区、市）也设立了146个特色鲜明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通过综合协调机制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保证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在适合的环境中生存，从而实现文化形态的良性保护和发展。这一理念已在中国被广泛认可[9]。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文化生态保护区把“人”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强调非遗传承人和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改善生活空间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发展非遗与文化产业融合的特色乡镇，使非遗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一，在保护区的申报、政策制定、规划执行过程中，充分尊重文化所有者的意愿和权利。保护区制定了面向社区全体居民及传承人的社区遗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唤起居民的文化自觉和社区凝聚力，使他们真正成为文化的持有者、传承者和受益者。第二，建设非遗保护利用的文化基础设施网络，通过具有非遗特色的传习所、博物馆、文化馆等场馆的建设，一方面促进非遗的保护和传播，另一方面也完善新型城镇化中的软环境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第三，充分发挥非遗的文化资源属性，以非遗技艺及其依存的物质文化遗产为突破口，发展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如将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类等非遗扶持和打造为文化演艺品牌；对传统工艺、传统医药等非遗开展生产性保护，在活化振兴农村传统文化的同时，创作适应当代需求的作品；将民俗文化与旅游适度结合，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到旅游业中，建设特色文化生态小镇，帮助农民就地城镇化。
曹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留了面向乡土的基本社会形态，以乡村为依托，延续了以黄泛区传统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形态特色鲜明，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均居山东省首位。自2015 年开展曹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来，菏泽市大力推进非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多处非遗传习所、展示馆；围绕“牡丹、戏曲、武术”等核心品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非遗生产性保护和衍生品开发，新增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0 处，非遗小镇13 处；积极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曹县孙老家、郓城县黄集镇、鄄城县大埝镇3个乡镇入选2018年全省“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典型乡镇。以非遗保护为契机，关注人的生活和全面发展，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宜居之所，既为文化延续和发展提供保障，也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逻辑。
新型城镇化将“人文空间”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人文空间具有“人文的空间性和空间的人文性”双重属性[10]。非遗及传统民俗是保存地方文化记忆，塑造人文魅力空间的重要支撑。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规划建设突出了空间属性，保证了非遗项目、保护内容在具体的文化空间落地。针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文化生态特色突出、保存完好的区域，保护区实行非遗项目、传承人、文化要素和文化生态系统空间的整体性保护，提倡“最小干预”，同时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统筹安排基础设施，确保当地民众生活设施的“现代化”。而对于城镇社区、新城新村等区域，保护区要求以区域内认定的非遗项目为基础，建设体现文化特色的城镇文化空间。对于政府认定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实行原地保护，并保护非遗项目所依托的资源环境。同时注重城镇“意象空间”的塑造，维护地方文化传统氛围，与非遗相关的传习场所、展示基地设计应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协调。通过人文空间的建设，城镇才能成为文化发生发展的“活体细胞”，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才能获得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包括了古徽州“一府六县”及周边区域。富甲一方的徽商为古徽州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支撑，使之逐渐形成了以新安理学、宗族文化和乡土文化为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在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将非遗保护与古村落保护利用相结合，通过古民居、古戏台、古祠堂等文化空间的修复，促进了徽派建筑“三雕”、徽州祠祭、徽剧等一系列非遗项目的传承。在婺源，保护区实施了“自然生态保护工程、建筑徽派风格改造工程和民俗风情保护工程”。在对山地农林等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同时，对县城的主要街道和村落的非徽派建筑进行整治提升，并通过组织舞板龙、扮台阁等民俗活动，营造了覆盖城乡全域的传统文化氛围。这种建设思路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也让区域内的文化空间魅力得以彰显。
挂篮施工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的重要施工方法，在该连续梁桥的施工中，挂篮是重要的施工装置，其对铁路连续梁桥施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稳定性不足时，会导致连续梁构造尺寸产生误差。因此，在控制挂篮施工对连续梁桥的影响时，通常需要减弱挂篮的预压，从而减小因扣件松动产生的误差，并检测挂篮的变形值，减小挂篮的变形。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理应在城镇化中发挥应有的价值。近十几年来，城镇化对非遗的文化生态、社会意义、依存空间、传承群体和受众、精神内涵、产品生产链造成了一定冲击，带来了有关非遗保护、展示阐释、社区传承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给非遗传承带来新的机遇。
非遗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还处于探索阶段，各种理论与方案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未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非遗保护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城乡建设中，政府要关注城镇化对传统文化与非遗存续的影响，在改善经济和城乡空间环境的同时，充分考虑乡土文化的留存，文化生态环境的延续和居民社会结构的稳定，制定因地制宜的规划方案。其次，非遗就像一条流动的河，具有流变性的特点。应该从非遗的特点和中国城镇化的实际出发，强调活态保护和“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同时，依托“互联网+”等创新手段，丰富非遗的内涵、传播途径、形式和产品，促进非遗保护与改善民生、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再次，要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传承群体和基层社区的主体作用，提倡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化解“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与非遗保护之间的社会、文化矛盾。希望在政府、学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非遗能够成为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见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里面有最令人驻足的风景和留得住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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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Wei Yifan，Liu Chan g
Abstract : The concep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official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it is also the period when China’s urbanization is advancing rapidly. Urbanization has greatly improved China’s economy and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and brought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to the con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s aroused the concern of all sectors’attent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result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aspects of eco-cul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significance, cultural space,inheritance group and audience,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product production chain, and learn experience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Cultural Protected Area. It hope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inding a benign wa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rbanization.
Key words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rbanization; Conservation；Predicament
中图分类号 ：G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10-0119-06
收稿日期： 2019-08-05
基金项目： 科技部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数字城市规划新技术研发”项目（YS2017YFGH001779）；科技部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文化城市建设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2016YFE0133400）
作者简介： 1.韦依帆，女，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2.刘畅，女，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数字城市规划、新技术研发研究。
编辑 张志强
张慧敏
标签：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城镇化论文; 保护论文; 困境论文; 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论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