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劳动力流动与少数民族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劳动力论文,西部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02)01-0055-13
自从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并开始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及各项相关的优惠政策以来，中央政府、沿海地区和境外的投资开始进入西部各省区，许多规模宏大的发展项目正在设计和推动之中。人们期望西部大开发能够成为中国在21世纪初期经济继续腾飞的新台阶，西部大开发也因此成为国内外企业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我国西部地区拥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动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的难度。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在新的世纪里，西部地区在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当地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组织的转型和族群关系的调整。随着对西部各省区的交通、通讯、能源、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各类加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大量投资，资金和物资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但在规模上会迅速扩大，而且在劳动力内部结构方面也面临着重大的变化。由于西部各省区是我国几个重要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人口的流动也会使各族群之间的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各个族群之间在新的经济发展契机下不但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广阔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机会和利益分配方面的相互竞争关系，所以西部地区的族群关系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也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成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我们需要在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及时关注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并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中分析今后如何改进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调整民族关系。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分析西部地区劳动力的结构，比较汉族与少数民族劳动力的结构差异，并探讨通过一些具体的教育措施来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竞争能力的可能性。
一、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特点
我国西部各省区的劳动力从宏观结构上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西部各省区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上，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集中于农牧业的程度更高。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1介绍了主要居住在西部省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职业结构状况，并与汉族和回族的全国统计数字相比较。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西部省区的劳动力情况，我们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代表来具体分析当地主要族群的劳动力职业结构。（表2）
表1 西部地区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职业结构（1990年） (%)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局，1993:764～769。
* 本表所有数字均为全国统计数字。前五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比较集中居住在西部，关于汉族与回族的数字则并不是仅为居住在西部的汉族、回族的统计数字。
表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民族的劳动力职业结构(1990) (%)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1992:532～535。
表2与表1中的数字相比较，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这些集中居住于新疆的族群，劳动力结构保持不变。由于建国后政府实行的“支边”政策，在新疆的汉族人口里有相当部分是建国之后迁入新疆的，所以在新疆的汉族从事农业劳动的仅占38%，而本地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的劳动力则相对更集中在农牧业中（80%以上）。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等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我们同时也发现，在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劳动力中专业技术人员在各族中比例最高，而回族中生产工人的比例仅低于汉族，汉族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服务业人员以及生产工人中的比例最高。所以，与集中于农牧业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在新疆自治区今后各类非农产业的发展中，汉族、回族和蒙古族将会有相对较多的机会进入这些发展项目。
2.西部各省区的非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事业单位。
由于西部地区涉及多个省区，我们仅以新疆为例来分析当地非农业劳动力的所有制结构和民族构成。（表3）在1998年，属于“职工”而非“农民”范畴的劳动力，在农业行业里几乎全部在国有农场、牧场、林场工作(99.9%)，在非农业各产业中，属于国有经济体制下的职工占总数的83%。而在少数民族职工当中，有近90%的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工作。
以新疆为例，从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在西部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员，大多数(87%)还是在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就业。他们当初的就业安排和目前的管理体制都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在今后西部大开发中发展起来的各类经济组织中，股份制、中外合资、外方独资，私人企业将占很大比重，而且即使是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会主要采取“投标”竞争的形式来开展。目前沿海地区的建筑施工单位对人员已经进行大幅度调整，设备更新换代，用人和分配机制已经实行不同程度改革。西部地区本地的国有建筑施工单位尽管占了地利，但与来自沿海地区的这些建筑公司竞争时，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现有的国有经济单位都面临着所有制和用人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这使得西部地区那些长期在国有经济和计划体制下工作的各族职工，在各个方面不得不对自己在就业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进行调整。
表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9年在岗职工构成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00:118～119,124。
3.西部各省区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从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统计数字来看，内蒙古和新疆的劳动力与沿海各省份相比，在受教育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距，西部其他省区则文盲比例较高而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偏低，青海的劳动力状况是既有部分受到高等教育的劳动者(0.4%)，又有很高的文盲率(61%)。（表4）西部地区虽然在解放前教育基础很差，但在90年代拥有一定比例的获得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这与建国后政府组织的多次“支边”、“三线建设”等项目相关的人口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仅从人口普查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则西部地区多数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全国汉族的整体水平相比，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劣势。（表5）但从西部地区内部各族劳动力素质之间的比较来看，差距还是存在的。（表6）如在新疆的汉族人口中，具有大学本科和专科文化程度的人员占总数的4.1%，小学和初中毕业生加在一起占73.6%，而新疆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维吾尔族）的相应指标则分别为1.4%和90.2%。在西部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将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新型经济，是否受到高等教育无疑是今后劳动力市场竞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表4 西部省区少数民族、沿海省份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教育水平结构(1990) (%)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局，1993:700～703,30～32。
* 1990年普查时四川省仍包含重庆市，故不统计在此表内。
表5 集中居住于西部省区的几个少数民族人口教育水平结构(1990) (%)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局，1993:722～726,736～737。
* 本表所有数字均为全国统计数字。关于汉族与回族的数字并不是仅为居住在西部的汉族、回族的统计数字。
表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人口的教育结构（1990年）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1992:496～499。
4.在教育水平统计数字的背后，存在着知识水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差距，但是我们在分析西部地区人口教育水平的正式统计数字时，需要注意到，占很大比例的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是在专门为这些民族所设的学校里用少数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这种情况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的汉语文水平和其他业务课程（数理化等）与汉族学校毕业或以汉语受课的学生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另一方面当他们工作和服务的对象是不通晓汉语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时，他们掌握的民族语言能力也使得他们具有某种优势。
在少数民族中学和小学的教学中，学生入学起点低，汉语文水平差，由于用本民族语言授课而造成数理化业务课成绩差，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一方面使他们的升学或就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给部分升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带来问题。一些普遍使用汉语文的西部少数民族（如回族），在学习和就业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
当前在各地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有的地区为了追求数量或“达标”，降低了对少数民族学生在考试成绩方面的要求，造成教学质量偏低。（注：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原因，是一些人有“不正确的民族意识，以入学数量、升学指标作为衡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标志，追求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各级学校都出了不少不合格的‘产品’。这不仅是有限教育经费的大量浪费，更主要的是导致教育和社会经济的恶性循环，民族素质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是不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的。”（周成厚，1989:59））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采取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优惠政策，降低了高考“录取分数线”，造成入学学生的基础差、起点低；第二，入学后许多课程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教材质量和教师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都不够理想，加上要求不严格，所以学生考试成绩偏低，实际工作能力也较差，特别是始终接受本民族语言授课（如新疆的“民考民”）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能力也普遍较差。几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遇到就业困难。一些单位在录用大学毕业生时，作为这些企业、部门在业务工作方面的客观需要，不仅要求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文，甚至希望他们能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并且参考学生所修专业课成绩择优录取，而少数民族学生因此在一些就业机会方面缺乏竞争力。
相比而言，可以发挥少数民族语言优势的就业机会（如乡村地区商品推销员、与中亚各国的业务联系等），在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当中，只可能占到一个不大的比例，这一数量限制是我们在分析西部地区就业结构变迁时所必须注意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与少数民族学生就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各级学校时、在学期间以及在毕业分配上都受到特殊优待。各级政府给少数民族学生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如高考录取时给少数民族考生普遍加分等，甚至如新疆自治区还规定了大学招生中的少数民族比例。这样，从入学到毕业，学生各门课程的成绩一般都比较低，特别是接受本民族语言教学的学生。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就业体制下，无论成绩如何，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都由政府负责安排工作。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专业大多是文科（特别是本民族语言、历史、中文、哲学等专业），他们的就业安置主要是到各级政府和国有事业单位担任行政干部，一些学习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则被分配到政府下属的企事业单位，但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为多，从事技术工作的相对较少。如新疆自治区1998年高等院校在校生47464人，中专在校生82242人，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20941人，中专生41617人，分别占44.1%和5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1999:608,615）每年应届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大约有5000人，中专毕业生大约1万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大中专毕业生长期由政府包分配，国有经济部门在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下不用考虑就业人员的工作效益和人工成本，而且有时是作为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任务来接受少数民族毕业生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由企业自行招聘，根据业绩淘汰，并且必然会在各企业之间流动。不管对象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理性的企业是会单纯地依照业务需求和实际能力来选择录取和淘汰雇员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优惠政策进入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如果毕业时各方面业务水平缺乏竞争力，毕业后就可能面临就业困难，即使被招收，在新的业绩评估的竞争机制中也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从理工科、医科、农科等学科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专业基础、工作能力甚至语言能力方面的差距，他们在非国有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将十分严峻。
少数民族学生一般比较愿意到政府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正在转变，公务员队伍逐步精简，公务员业务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政府部门今后所能够吸收的行政人员的数量必然是有限度的，而且原有人员也将面临“竞争上岗”的压力，其中部分人员也不可避免地会“分流”、“下岗”，（注：如新疆1999年国有单位的“机关”就业人员为24.7万人，“事业单位”就业人员57.1万人，合计共占新疆全区总人口1775万人的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00:123～124）同年全国国有单位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8%。因此西部地区的国有单位即使不裁员的话，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新职工。）这样，新毕业生在就业求职时将面临各种不利因素，而原有的已经在国有企事业部门就业的老毕业生在新的人事制度改革中也可能面临“下岗”风险。当少数民族人员与汉族毕业生在就业与下岗方面因为竞争机制的作用而出现明显对比时，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困难和各种压力有可能会激发带有族群背景的不满情绪。我们也不排除个别外来的企业因为对于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不了解，在招工中可能出现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如担心穆斯林在工作时间做礼拜会影响生产和工作），但是当政府加大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对少数民族情况的介绍时，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避免的。不过在知识水平、语言能力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就业所带来的影响，则是更重要、更深层、更普遍和更长期的因素。
在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中，如果上万名应届毕业生的求职与大量在岗人员的就业问题集中发生于同一时刻和较大范围，则必然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一个偶然事件就有可能引发广泛的回应。对于这类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问题
21世纪中国西部的开发并不是传统农牧业和加工业在产值方面的量的增长，而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即新型经济的引入）和经济组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一般伴随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先后向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注：即“克拉克—费舍假设”(Clark-Fisher Hypothesis)(United Nations,1980:61)。）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不仅仅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同时还存在经济结构中所有制成分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是新近就业的年轻劳动力不再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就业渠道进入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也纷纷下岗或伴随企业改制而在非国有经济领域重新就业，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化的新的用人机制下不仅必须学习新的技能，也必须学会适应新的劳动管理规则和人际关系，旧体制下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与处世办法随着“铁饭碗”的废除都必须转变。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沿海经济特区向港澳台、国外企业提供了国内最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相对优秀的劳动力。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来到西部创业的外资、合资企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不仅可以从当地劳动力中进行选择，而且可以从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中招聘。而由于这些来自东部的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和工作态度都更适应于非国有经济在就业方面的市场机制，西部本地的劳动力（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也因此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
西部开发需要资金，但更需要人才，而我国西部地区最缺乏的就是人才。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和西部地区日益复杂的族群关系都使得西部地区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其中既包括了以前由政府安排从东部地区来到西部“支边”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包括在西部出生和在当地学校培养的汉族人才。造成“孔雀东南飞”乃至“麻雀东南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西部地区知识分子的条件待遇与东部的差距不断拉大是一个事实，但是当地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汉族感到在当地不能得到公平、平等的发展机会也是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人离开西部的原因之一。
西部开发所面临的人才缺乏，将在民族关系方面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各个发展项目的实施进程中新引进的汉族人才会引起当地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不满，认为这些具有较强竞争能力汉族人员的引进不利于自己在这些发展项目中争取发展机会。但是西部开发的核心是发展商品经济，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在生产和劳动力等方面都需要逐步推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而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招收人员和决定晋升的标准只能是能力、效率和业绩。对于从民族院校或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由于优惠政策降低了招生分数线，许多应用性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的实际授课水平受到学生原有基础、少数民族语言教材质量、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可能会低于其他汉族地区（甚至同地区、同学校）的汉族和回族学生的水平，这使他们在新兴起的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长处是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一些以当地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推销、服务业务而言，这一长处能够得到发挥。但是在西部开发中的各类项目的实施、生产、经营活动中，这类岗位数量十分有限，而汉语文能力不强，在大多数就业机会中反而是个不利因素。
政府现在对于大学、大专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是“双向选择”，用人单位有着充分的自主权，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根据各类岗位所需素质、能力的供求关系来进行流动。在市场机制下，少数民族毕业生中有一部分就有可能面临就业困难。据介绍，在西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而这些应届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和求职困难，实际上也预示着那些以前毕业的并已经就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就业问题。“铁饭碗”已经不再存在，无论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政府机构，都面临着在人事制度上向“业务考核、竞争上岗、淘汰流动”的市场机制过渡的大趋势，将要逐步实行人员流动制度，定期淘汰素质和能力相对较差的职工，吸收更有利于促进本单位发展、提高工作业绩的年轻职工，岗位的晋升也将更加重视能力和业绩的考核，这无疑将使这些单位的少数民族职工面临着比汉族职工更大的压力。
当地政府和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在面对这一形势时，有两种对策：第一种是短视、应急而且可能即刻见效的办法，这就是以政府以前颁发的各项民族政策为依据，用行政手段排斥汉族职工，以保障本族人员的就业和升迁。这样虽然可能暂时缓和少数民族职工、学生的情绪，但是付出的代价将是所在单位工作效率的降低、业绩的滑坡和汉族人才的进一步流失，而这又必然会阻碍和延缓当地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扩大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进一步造成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职工的心理不平衡，而且对人员雇佣制度的行政干预将破坏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外部资金的撤退，使西部大开发战略遭受挫折，也将延缓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种是治本的办法：一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民族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进行调整与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而调整和加强汉语文教学，另一方面同时在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入学方面严格要求和严格把关。为了既不降低少数民族学生入学的成绩标准，又能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升入大学，政府可以组织有关学校开办“预科班”或专门的“预科学校”，为成绩达不到高考录取水平的少数民族考生提供一个补习的机会，补习之后再次参加全国高考，大致达到了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正式进入大学。这样才能切实地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基础，提高其入学起点。
在大学里需要逐步提高各类课程的授课水平，对于继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课程，必须在教材和教师素质两方面予以提高，而在使用汉语教学对于掌握专业知识和今后运用这些知识更为有利的数理化等课程中，可以考虑尽可能使用汉语教学。当然，在这些方面的调整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见到实效。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最终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使少数民族学生的业务素质和实际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使他们毕业后真正可以完全凭靠自身实力（而不是凭以行政措施来推行的优惠政策）在劳动力和人才市场上与汉族、回族学生竞争。有的国外学者提出，双语教学的目的之一是“提供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工作、得到好的位置的语言技能”。（参见哈经雄、滕星，2001:196）“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是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在第二种方法尚未见效，而少数民族人员就业困难已经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步伐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还可以采用一些过渡性措施，即介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市场机制之间的带有政策调节的做法，如通过地方政府颁布地方性临时法规，规定来本地投资的企业如招收一定比例当地少数民族职工，就可以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以这样的手段来调节与促进少数民族人员的就业，缓解在就业方面的族群差距。同时，可以由政府劳动部门出面组织少数民族职工或待业人员的专业上岗培训班，由政府支出相应的培训费用，增强少数民族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样，不违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采用其他优惠政策或培训办法促进少数民族人员的就业。
四、少数民族教育需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
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作为培养少数民族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也需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机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
1.双语教学和汉语授课
在新的经济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形势下，各级少数民族学校的双语教学和加强汉语学习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大学里的理、工、医、农、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应当向所有的学生（包括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用汉语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开设的课程，少数民族的学生也有权利自己选择是用汉语还是用本族语言学习这些课程。我国的宪法和社会都承认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合法与平等地位，但是在政治平等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应当从应用性的角度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究竟在学校里使用什么语言教学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个人发展最有利。（注：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开设的各类课程所使用的用民族语言表达的学术术语，除了部分借用通用语言谐音来表达的部分词汇（外来语），由于不能与其他语言之间沟通，客观上对于学生与其他民族成员在学习和日后工作中的交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如果适当淡化政策因素，少数民族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来选择语言的学习。
目前中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各个民族有权利保存与发展自己的语言，这是基础层面上的“多元”；同时为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发展国内的物资和劳动力市场，早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全体中国人需要一种语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族际共同语”。从人口的规模、语言使用的历史发展和现实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族际共同语”只能是汉语文。同样，汉族各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各自的方言，但在学校和公共领域则需要推广普通话。现在，我国双语教学一般多强调各族语言的平等与“多元”，对于“一体”即在平等基础上因客观发展而需要一种“族际共同语”则强调不够。
当我们分析如何选择学校里的教育语言时，从“多元”的一面来看，在那些汉语尚不通行、学生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就业的少数民族地区，应在教学中以本民族语言为主，同时开设汉语课；而在有条件普及初中的地区，需要及早开设汉语课，要考虑到中学生们未来的发展前途，要加强双语教学，提供用汉语讲授的数理化及其他课程，要在学校教学中体现出“一体”的这一面。
现在，中国扩大了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文化、学术交往，许多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在业务和人员交流中涉外的企业所需要雇佣的人员，熟练掌握英语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这一需求，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已经在大力发展英语教育，提倡使用英语来讲授各类专业课，这是在“跨国”劳动力市场中努力提高中国学生竞争能力所必要的措施。这与现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需要提高汉语文水平，是一个道理。
判断在一些具体地区或民族中实行的双语教育体制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群众的意愿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选择用什么语言接受学校教育，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大多数群众的实际要求。在正常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下，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反映出来的是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他们的就业考虑。作为政府和学校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查学生与家长对于选择学习专业和教学语言的意愿与发展趋势，及时根据市场和学生的需求进行调整。
2.加强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性学科与专业
高等院校中学科、专业与课程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相适应的，是对实际需求的回应。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学生实现了就业，就相当于产品被市场所接受。如果学生被市场拒绝，无法实现就业，就相当于产品的库存和积压，作为生产者的学校就需要调整“产品”的种类或提高“产品”的质量。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得不到“产品”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多年保持不变，学生年年由政府负责分配工作，学校没有“产品”库存积压的压力。在21世纪，劳动力的管理体制改变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不断更新，学校也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知识与技术上的新要求而及时地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更新。
现在，企业管理、会计、金融、法律、行政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环境保护、民俗文化、旅游、广告、传播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市场需求在迅速增加，有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教学、科研与实际工作部门的需求也会伴随社会整体发展而增加。学校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和招生规模。
3.保证高等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质量
要保证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学习质量，需要把好两道关：一是入学关，二是毕业关。为了真正做到不降低少数民族学生入学的成绩标准，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可以组织专门为少数民族考生进行补习的“预科班”或专门的“预科学校”，选择高考成绩较好但仍然达不到高考录取水平的少数民族考生，为他们提供一个补习各类专业课、汉语和外语的机会，时间可以为一至两年，补习之后再次参加全国高考，基本达到了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进入各个大学，这样就提高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入学起点。
在大学学习期间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毕业水平的标志，而只有统一考试的成绩，相互之间才有可比性。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比较，只有他们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情况下才有实质意义。现在各个民族院校，录取分数线与当地综合性大学相比大约要低一百分，除了少数民族语言和历史等专业外，教授其他课程的教师的业务水平也普遍低于当地综合性大学。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和他们未来与汉族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助，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或大多数应当进入一般性大学而不是专门的民族院校。（注：各民族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上学，不仅有利于学习质量的保证，还十分有利于各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有利于民族团结。西方国家如美国为了缓和种族矛盾，特别制定了法律，废止传统的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马戎，1996:386））而民族院校则可以保持“以文科为主，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传统，（冀殿义，1989:176）成为专门的民族学科的教学机构。如果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期间成绩还不够理想，也可以考虑适当延长这部分学生的学制（半年或一年），以使他们在毕业时各项业务成绩达到合格的标准。
4.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由于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自基层农村牧区，他们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在校学习，对城市中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毕竟与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学生在个人社会阅历、社会关系网络和就业信息的渠道方面存在着距离。当他们在毕业前夕面临就业竞争的时候，特别需要所在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他们提供就业信息与指导，帮助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联系，如把具有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毕业生介绍给需要这种能力的用人单位。如果一些毕业生对于就业状况不满意，希望有机会补习自己理想就业岗位所需要而自己在大学期间没有学习或水平不够的专业课程（如计算机应用、英语、管理学等），大学应当为这些毕业后的学生开设一些培训项目。学校为这些培训项目配置优秀教师，提供条件，适当收费，不仅为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服务，也可以为过去曾就业的下岗分流人员服务（再就业培训）。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只有学生都能够令人比较满意地就业，学校才算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而且学校还应当加强“售后服务”，进行“维修更新”，使这些“产品”能够以令所有人满意的状态长期发挥效用。
在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等方面所采取的调整措施，从调查、设计、制定计划、具体实施到真正见到实效，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需要在西部大开发刚刚起步的时候，抓紧时机早做安排，否则当一个严峻的就业形势摆在面前时，就会十分被动。
五、小结
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迅速增加中央政府、沿海地区和境外企业在西部的投资与各类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符合现代经济活动要求的劳动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也必然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计划分配体制向市场调节体制转变。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在民族学校就学，入学起点低，汉语文水平差，由于用本民族语言受课而造成业务课成绩一般不如汉族和回族学生的现象。过去的计划分配体制可以保证他们的就业，但在新的市场机制下，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劳动力和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即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当少数民族人员与汉族毕业生在就业与下岗方面出现明显反差时，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困难和各种压力有可能会激发带有族群背景的不满情绪，有可能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为了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少数民族教育需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思路进行必要的调整。需要调整民族小学和中学的课程，适当加强汉语文教学。同时组织有关学校开办“预科班”，为成绩达不到高考统一录取水平的少数民族考生实习，入学后对课程质量和学习成绩方面严格要求，在毕业时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与指导。把这些工作做好了，西部大开发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不但不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反而会成为加强民族交流、推动民族教育改革的强大动力。
本文不能算作是一篇学术论文，仅仅讨论了在我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调整方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并不成熟的思路，以供参考。
［收稿日期］2001-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