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与经验性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性论文,阿尔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2-0064-09 首先说明，我们将要讨论的经验性方法，决不是阿尔都塞批判过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也不是发端于“实证”科学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方法，而是类似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倡导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经验性方法，确切地说，是1842-1845年间马克思批判现代德国哲学时所采用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以“阿尔都塞与经验性方法”作为论题，一方面表明我们既要考察阿尔都塞对经验性方法的一般性使用，还要考察阿尔都塞运用经验性方法的合理性，即他在哪些地方合理地运用经验性方法的同时，又在哪些地方失足了。对这个合理性后一方面的考察，仅仅是在尝试解答他的“认识论断裂”及其推论备受质疑的原因的一种可能途径，并且在必要时对经验性方法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马克思的纯粹经验方法；相反，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认识论断裂”理论或者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整体。解答阿尔都塞备受质疑的原因——作为一个问题，是由阿尔都塞思想发展中那些“矛盾”的地方和解决矛盾方式组成的，犹如笔者认为矛盾的地方，在其他作者眼中远非这一处一样，即使针对同一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 一、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的对立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1842-1845年德国哲学时，首要的工作是确定批判的前提即思维的出发点；如果缺少这个前提，将要进行的针对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批判就无法进行。以这些人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家分别有各自的哲学前提——“实体”、“主体”、“自我意识”，与他们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前提是具体现实的个人。马克思着重指出，之所以得出不同的前提，是因为寻找前提的方法不同。在他看来，“实体、主体、自我意识”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臆想”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具有思辨性和神秘性，而“具体现实的个人”就“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也就是说，马克思和他们在思维的逻辑起点上完全不同。 “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在方法论上是完全对立的。这样，马克思就不会一般地使用经验性方法，而是采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去探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作为第一前提——具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是完全不能够被怀疑的。之所以采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原因在于这种方法本身不会掺杂任何思辨的抽象的成分，“感性的理智”比“思辨的理性”宝贵得多。正如在《神圣家族》的“思辨结构的秘密”一节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果品”概念时所做的分析：“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有意义，而且对‘果品’本身，对思辨的理性也是有意义的。”[1](P278)马克思既将“感性的理智”与“思辨的理性”作了区分又进行了取舍。“感性的理智”仅靠纯粹经验就可以辨别出果实的千差万别，相反，思辨哲学家、唯灵论者偏偏依靠理性从“果品”概念出发，进行无数次的千差万别的“创造”。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感性的理智”和“纯粹经验”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目的在于把德国哲学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P525)注意：“经验”在这里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经验”的方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经验是可感、可知的“感性直观”、“感性确定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感性直观”时，费尔巴哈就是因为没有区分“普通直观”和“高级的哲学直观”而遭到批评，恩格斯还在批评上特意加了边注：“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1](P528)这类哲学家总是倾向于神秘的理性而将感性的可以经验的事实摆在一边，显然，费尔巴哈也被划归这一类哲学家。马克思最后总结道：“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P528)至此，马克思将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创造、生产确定为现存感性世界的全部经验基础。经验的对象是感性世界的物质生活，那么，经验性方法的特性也就由它的对象来决定——它是与神秘的思辨的理性相对立的、确立存在的现实事实的一种方法。 第二层含义——经验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相联系。在哲学基本问题中，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相对立，并且一定是在有限的范围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有限的范围里，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的对立就被提升到哲学层面，表现为思维世界里的绝对对立；跨越这个有限的范围，并由这个范围向外延伸，我们会发现，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在由现实生活的具体向理论思维的抽象的转化过程中，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的对立正体现着这种转化过程的方法论上的对立。马克思所说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不仅是与思辨的抽象的哲学意识相对立，而且主要的落脚点在于对物质生活的现实观照，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的生活常识。 马克思对这种经验方法设定了前提，经验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针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虚幻，马克思强调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发展的人”，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抽象的经验主义的窠臼，亦不会陷入抽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方面，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526) 二、阿尔都塞的第一种推论的合理性 阿尔都塞是从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去开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他承认他所使用的经验性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明确阐明了的“纯粹经验的方法”。考察阿尔都塞对经验性方法的认知和运用的早期阶段，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他的论文《论青年马克思》(1960年)。他在这篇文章中研究得出的主要论点，我们姑且称之为他依据经验性方法得出的第一种推论。之所以界定为“第一种推论”，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综观阿尔都塞不同时期的著作，其中明确提到“推论”的地方有多处，然而大都杂乱无章，严格意义上，这些推论并不总是围绕着同一主题或不同时期不同主题间的联系展开，即便在同一著作中各个推论间也很难发现严密的逻辑。所以，笔者将《论青年马克思》中的基本问题、主要结论概括出来，并将这一结论还原为1960年阿尔都塞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方面，再从这个主要方面的推论去检验阿尔都塞使用经验性方法的合理性。其二，阿尔都塞并不是严格地贯彻了马克思纯粹经验方法的科学性原则，故而首先预设第一种推论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前提去分析阿尔都塞在后来思想发展中对经验方法的误用。当然，仅在经验性方法的使用上，阿尔都塞失误的地方不止一处，而我们仅选取三个时间段：1960年、1962年、1963-1968年，以求表明他本人在这种方法上的正确与失误。 为凭借经验性方法得出第一种推论，阿尔都塞提出了第一种推论的第一个前提，即必须承认哲学家也有自己的青年时代。笛卡尔、康德、胡塞尔并不是生来就是我们想要认知的笛卡尔、康德、胡塞尔，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开端并且不能选择自己的开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萌芽则主要是由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意识形态的总体环境决定的，马克思并不是生来就设想要创造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资本论》这样的鸿篇巨制。因此，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开端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个前提对于任何思想家都是适用的，如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具有生命存在的个体的人，它们都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认。在这个前提下，阿尔都塞得出一个推论，我们暂且称其为第一种推论的推论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阶段与思想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或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验证明，思想家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得到明确的表现，但思想家本人与他个人的真正的历史却被著作掩蔽了；相反，意识形态体系的现实性倒是被著作凸出、放大了。因此，经验性方法的前提和结论最终与著作和意识形态环境二者间的关系链接在一起，还原思想家思想发展及其阶段的任务就变成对著作与意识形态环境间关系的有效分析。作为被研究者的链接思想家思想与意识形态环境的链条，在研究者那里会再现为思维中的双向路径，或是从著作中思想家的思维活动到现实的意识形态环境，或是从现实的意识形态体系到著作及其表现的思想家的思维活动。双向路径具象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德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从天上到人间，意在从理性的抽象中幻化出人类生活的现实性；而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把哲学从人间上升到天国，在具体的可经验的事实中探究人类历史的最一般原则，纯粹经验了的具体事实是抽象思维的第一个原材料和第一个前提，从这里出发才可能发现真实的、作为“人类生活副产品”存在着的意识形态体系。 “必须对这一意识形态环境的本质和结构具有真正的认识，而不是虚假的认识。”[2](P51)阿尔都塞表达了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性事实入手去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阶段的良好愿望。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费尔巴哈、施特劳斯、施蒂纳等人为青年马克思提供的思想阵地与他们反映在马克思著作里的形象，均是被1840-1845年德意志乃至欧洲的意识形态环境重新加工过的。换句话说，这些形象在马克思著作中的重塑与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在场”是“同一”化了的，即被马克思著作描述了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明显地烙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印记。故而，与其说要弄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本真思想，毋宁说直接研究被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圈禁了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在这些人身上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的问题阈，这对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更为有利。阿尔都塞给出第一种推论的推论二：思想家的思想整体与思维的总问题紧密联系。他认为“这个结论具有根本的性质”。[2](P54)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的总问题为中心，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必然是被马克思违背他们的意志、引证他们的话来反对他们自己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即是说，我们在马克思著作里会发现这些哲学家都被马克思以他自己的方式拆解、重新组合了。自马克思明确纯粹经验方法的地方起，随着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的总问题的每一步深入，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处处体现着纯粹经验的感性确定性与思辨理性的抽象性、神秘性的对立。马克思一开始就通过经验性的方法与思辨理性划清界限，将“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全部打入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地，进一步将上述所有批判的结论连同它们的总问题全部划归到“思维的彼岸”。阿尔都塞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的‘总问题’。他断言：“如果用总问题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这个思想直接以一个整体出现，它明确地或不明确地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总体化’动机而体验)，我们就能够说出联结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具有的特定内容，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特定内容去领会该思想各‘成分’的含义，并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2](P54)都塞的这句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一层含义是上述推论二表明了的，另外一层含义则提醒读者注意加了引号的“成分”概念。青年马克思思想整体的“成分”，是被马克思严格选择了的，它决不是简单地直接取自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而是对现实意识形态环境的感性直观，是与马克思思想整体和意识形态环境联系的阶段性相关的。为此，组成这个“成分”的新概念、新范畴在意义上是完全区别于前意识形态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尽管马克思有时不得不采用他们的概念、范畴，但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旧概念、范畴已是在全新的语境中被使用，是被纯粹经验的思维前提衍生了的。这些“成分”的内容可以被列举，譬如，“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阶级”，而“实体”、“主体”、“自我意识”、“纯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产生”、“生活”、“意识”等观念，有些是被遗弃而有些则被加以改造并赋予了新的“总问题”的自觉意识。 这样，阿尔都塞就给出第一种推论的推论三：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把握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思想整体的结构的系统性，不是思想整体的特定内容，也不是构成特定内容的特定成分，而是作为思想整体的总问题。阿尔都塞解释说：“思想方式的这种改变，思想总问题的这种重新组合，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途径，而不一定要通过对象同思考的直接关系！假如真的要朝这个方向进一步提出组成成分的问题，人们就要承认，只要从总问题出发，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2](P55)依据阿尔都塞的思考，作为思想整体的总问题的提出，与它得出的结论原则上应是完全一致的，假如思想家能够继续使用他的原始思维方式严格走下去的话。黑格尔基于他对总问题提出的方式，决不可能得出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做不到，费尔巴哈也做不到。这种哲学上的不能够，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整体与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不相符合，恰恰只是因为他们提出总问题的方式只能产生出意识形态的幻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总问题的方式具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理解“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只能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中去寻求解答。而唯心主义者与旧唯物主义者们却把理论诱入到神秘主义中去了。唯心主义者忽视了可经验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旧唯物主义者却将可经验的感性的活动最终交付思辨的理性去审判。 阿尔都塞通过三个推论，最后得出他的第一种推论的结论：“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2](P57)对这种推论的结论的合理性的考察，要从推论的结论所倚重的总问题入手。认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整体，或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归根结底要清楚是否已经把握马克思对社会现实提出的总问题，这种总问题作为思维的理论前提，已经在思想的内部确定着各种具体问题的意义或形式，确定着这些问题的答案。阿尔都塞认为，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马克思正在那里反复告诫，不能把思想的自我意识当做思想的本质，而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正是在这些地方失足的，他们把各自哲学的总问题全然视作自我意识的发生场所，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现实的意识形态环境所依附的第一个真实的经验性的场所。 阿尔都塞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时使用的方法，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中确定人类历史第一前提所采用的纯粹经验的方法是暗中契合的。后来，阿尔都塞在一定程度上亦采用这种方法，接受并阐发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的观点，从而得出科学与哲学的一般对立及发生学上的先后顺序的结论。尽管他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发现了这种经验性方法的科学性，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够一直合理地谨慎地贯彻它。一方面，我们承认在《论青年马克思》中阿尔都塞使用经验性方法的做法是谨小慎微的。另一方面，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我们将逐步揭开阿尔都塞是如何将经验性方法引入误区从而得出备受质疑的结论的秘密，并从根本上将他的经验性方法与马克思所使用的经验性方法进行对比。只有如此，才能理解阿尔都塞是如何在经验性方法上失足的。 三、遭到质疑的推论 这一节里，我们将要谈论阿尔都塞在1963-1968年间对经验性方法的使用及其结论。综观这一时期阿尔都塞的思想整体在一个总问题的统摄下呈现出的连续性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解读这一时期经验性方法与总问题的关系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认识论断裂”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也正是阿尔都塞运用经验性方法进行推论所涉及的两个关键词，在这里我们姑且将这一推论称为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这一时期的两篇论文《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年)和《列宁和哲学》(1968年)具有较为明显的代表性。无论是《关于唯物辩证法》还是《列宁和哲学》，抑或1963-1968年间阿尔都塞写作的其他作品里，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阿尔都塞近乎重复地运用经验性方法得出第三种推论的无数次过程。以《列宁和哲学》为例，这是阿尔都塞1968年2月24日在法国哲学学会所作的交流报告，后经整理以此题目刊印。在报告中，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对《国家与革命》的经验性评论是没有问题的，同样地，他也采用这种方法来论证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哲学上发生的划时代变革及哲学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确立这种分界点需要经验性的方法。阿尔都塞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如说，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由于希腊数学的存在引起的，笛卡尔的哲学是由伽利略物理学引起的，康德的哲学又是由牛顿的发现引起的，而最近的胡塞尔哲学则是由最初的公理学的激励造就的，我们暂且将这个形象的比喻称之为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一。那么，依据推论一阿尔都塞得出的结论是：哲学必然落后于自然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清晨就开始酝酿，那么哲学则是黄昏时刻才从自然科学一整天的成就中得到原料进行重组、整合，从而成就自己。由此可见，“科学引起了最初的哲学形式的诞生和哲学革命的新生”，因而，“一场科学断裂的冲击不是马上就会被感到的，而它对于哲学的重组还需要时间。”[3](P144) 在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一中，他使用经验性方法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笔者首先认为，这个比喻本身不一定科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质疑合理性的前提条件。“哲学和希腊数学”、“笛卡尔哲学与伽利略物理学”、“康德哲学和牛顿的发现”、“胡塞尔哲学与公理学的激励”，这一组组关系无非是哲学史或科学史上一个个孤立的事实(我们姑且假定其中每一组关系在史学发生学上的合理性)，即便我们再找出或构造出几组类似的关系，也不能保证这一组组关系能够共同指向阿尔都塞所期望的事物——即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一的结论。实际上，其中每一组关系都不能视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其中每一组关系都不是能够凭借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认的，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的“具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经验性方法的纯粹性，也与他的第一种推论的推论一：“哲学家也有自己的青年时代”所使用的经验性方法的合理性相去甚远。简言之，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一对经验性方法的使用及其得出的结论，是有理由受到质疑的，那么，以此一个备受质疑的推论一为基础继续使用经验性方法得出的其他推论，又能具备多少合理性呢？ 阿尔都塞显然没有在此止步，凭借推论一，他继续运用经验性方法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变革，以及探究马克思哲学包含着的新内容。他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为科学大陆开辟了一块新领地——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阿尔都塞谨慎地声明他所采用的仍是纯粹经验的方法，并且保留读者批评的权利。看看著名的数学大陆和物理学大陆是怎么诞生的，据阿尔都塞的理解，这两块科学大陆是经过两次科学发展中的“认识论断裂”造就的，而且是马克思之前仅有的两块科学大陆。至于化学科学、分子化学、现代形式的逻辑，还包括阿尔都塞不能确定是否算在内的弗洛伊德的精神现象学，不过是分散在两块大陆上的一个个山峦。历史唯物主义可称为科学史上的第三块大陆，阿尔都塞还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完全可与前两次科学史上的“认识论断裂”相提并论。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二。那么，对于推论二所要解决的问题，阿尔都塞是使用一个新问题的形式提出的：“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在他的哲学中引起了那种重要的重组呢？” 阿尔都塞将要进行新的经验性的推论。马克思在经历“认识论断裂”发现历史科学新大陆之后，哲学上的成就自然归功于历史科学领域不断开创的新业绩，而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最能代表哲学新成就。进一步，依据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一的结论——科学认识论断裂之后，哲学的重组需要时间，或者说，“科学与哲学总是分居于一天的清晨与黄昏”，那么，唯物辩证法就应该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得以诞生或被发现的，在这里，阿尔都塞终于给定了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二的结论。然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及其发生学上的传统顺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就连阿尔都塞自己也毫无保留地承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可以清楚地找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影子，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科学’就只能是哲学的，而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哲学，一种后黑格尔哲学或‘实践哲学’”。[3](P144)阿尔都塞认为应该阅读《资本论》，从中寻找这种新哲学重组、整合的痕迹。可以看出，阿尔都塞没有否认传统认识的观点，这就与同时作为依据和结论的“认识论断裂”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的思维世界里形成了对立；相反，也就表明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及其结论凭借的方法是非经验性的，即阿尔都塞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一在前提上就已经否定了经验性方法的纯粹性。这个否定似乎不能在马克思哲学的外部加以说明，因此，围绕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要素——辩证法，阿尔都塞尝试通过对列宁与哲学的关系的深化解读来加以解决。于是，《关于唯物辩证法》、《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等一系列论文，在1863-1868年时间相继面世。 此外，为完善第三种推论的推论二的结论，阿尔都塞还需要继续论证马克思哲学与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等在继续科学成就上的同等的完备性。也就是说，需要证明，在1845年以后的近30年间，随着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批判等领域里的确立和完善，马克思应该能够逐步写出“科学”的哲学尤其辩证法的相关著作。事实上，至今仍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还是之后的近30年里，实实在在地转向了辩证法理论的专题写作，这可由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得到说明：“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释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4](P250)对于这句话，阿尔都塞作了另一番解读。他认为，马克思不是因为“没有时间”去写作辩证法，而是写不出来，同样恩格斯、列宁也写不出来。之所以“马克思没有找到时间，恩格斯的哲学急就章，使列宁只能被迫用敌人的武器回敬敌人的意识形态斗争规律……根本原因是时机尚未成熟，黄昏尚未到来，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列宁都不能写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欠缺的伟大哲学著作”。[3](P146)这样，阿尔都塞又回到了他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只不过问题变成了答案，他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的循环论证的思维逻辑。我们还应看到，针对那句话，阿尔都塞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保留，“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辩证法的著作。这种说法不完全确切。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关于方法论的第一流的文章，这篇文章可惜没有写完，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只要思考一下这些概念的科学使用，就可以从中得出辩证法的基本成分，因为这种使用无非就是以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2](P175)所谓以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与其在《资本论》里的运用和发挥，阿尔都塞通过《读〈资本论〉》已说得非常详细，除他之外的绝大多数理论家也不会怀疑马克思的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的巨大作用；与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相对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专门的理论著作，可以设想，这是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与之对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著作没有写就，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对上面的叙述做个总结：在《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年)一文中，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均是以实践状态出现的，即以实践状态出现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著作之中，唯独缺少以理论状态出现的辩证法或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著作。实践状态的辩证法不能代替理论状态的辩证法，无论辩证法以实践的理论实践的形式还是实践的政治实践的形式在发挥作用，都不能回避从实践状态的辩证法上升到理论状态的辩证法这一过程的缺场的事实。阿尔都塞继续发挥并深化了这一推论的结论，在《列宁和哲学》中，他认为没有产生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的辩证法的专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哲学仍落后于马克思的科学。注意，阿尔都塞是采用经验性方法从另外一条道路上得出相同的结论的。在上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被阿尔都塞吸收、阐发在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论证上，致使阿尔都塞在马克思的哲学与科学之间划分了一条界限，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相比，马克思的哲学则是意识形态的即前科学的。 “认识论断裂”的观点受到理论界的普遍质疑和诟病，我们无需考证观点本身的合理性，以及这种观点在诠释马克思的思想整体时是否具有科学性，而是回到阿尔都塞得出这种结论的思维过程，发现他如何从1960年的经验性的第一种推论，过渡到1963年及其以后的“认识论断裂”结论的理论前提的。也就是说，考察他的第三种推论及其结论在运用经验性方法的过程中是如何陷入悖论的。细心的读者必将质疑，从1960年至1963年间，阿尔都塞是如何实现由第一种推论向第三种推论间的巨大跨越的，笔者认为，阿尔都塞在1962年写作的《卡尔·马克思的〈1844手稿〉》一文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文中的阿尔都塞的第二种推论提供了证明他错误地使用经验性方法进行理论过渡的有效论据。 四、对经验性方法误用的原因分析 再来回顾阿尔都塞的第一种推论的结论：“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稿》)里，马克思热切地转向政治经济学，这是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可经验的前提所做的一次理论探索，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还是为哲学批判应运而生。阿尔都塞指出了这种探索对于马克思走出哲学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幻象具有重要意义。描述德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异化、人道主义、人的社会本质等，马克思几乎没做任何修改就吸收到自己的总问题中。根据阿尔都塞的第一种推论，这些词语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可以从针对异化概念的重新阐释中得到佐证。对这些术语的结构性变化，阿尔都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借助波蒂热利的嘴巴热情地喊出的，对于《1844手稿》，“要求确定一个全新的和严格的方法，一个不同于简单地把前后概念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波蒂热利的这句话自然对应了阿尔都塞的第一种推论的结论，就是他的第一种推论的推论三的语义再现。 阿尔都塞研究发现，马克思在巴黎的那段时间(1844年2月至5月)着重阅读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大量政治经济学著作，然后在《1844手稿》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就是要确认这样一个经济事实：全人类存在的历史前提，结果这个经济事实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古典经济学中被发现，而这恰恰也是在哲学长期以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并且是被哲学家们不言自明地、“先验性”地一直在使用着。因此，纯粹经验的直观性与思辨理性的抽象性、神秘性的尖锐对立，既帮助新哲学发现它的本原，又帮助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根据；纯粹经验的方法具有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意义。这里，阿尔都塞给出了第二种推论的推论一的结论：马克思即使不在全新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在尝试从思想整体的总问题与意识形态环境(意识形态体系)的关系中去把握这些术语的含义，尽管这些术语还带有它们在黑格尔、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那里的明显的印迹。阿尔都塞同样借助波蒂热利的嘴巴说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现象学。”就在这个地方，阿尔都塞在对经验性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出现了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的内容正是阿尔都塞的第二种推论的推论二的结论：“马克思在这里原封不动地把政治经济学接受下来，丝毫没有触动政治经济学各个概念的内容和体系。触动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是马克思后来的事情。”依据推论二的结论，他继续阐释：《1844手稿》里的马克思还是在进行“经济学”的抽象，似乎只有表明了这种“抽象”才能得出他将要说明的马克思在哲学中依然进行的“抽象”，那样，马克思在1844年里哲学思维的前批判性就很明显了。是的，阿尔都塞仍旧怀着谦虚的态度表明他的期望：“我不打算随意提早作出这种推论，但我几乎要说，在这方面，即在哲学对即将成为绝对独立的内容的绝对统治方面，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马克思在同过去决裂以前和为了完成这一决裂，他似乎只能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阿尔都塞对波蒂热利的话语的引用使自己陷入了矛盾，因为他亲口承认：“经济学本身，还是同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可分割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也就是像上面所说的，是一种‘现象学’。”[2](P150、150-151)阿尔都塞利用波蒂热利的嘴巴推导了错误的推论。 阿尔都塞的第二种推论的推论一与推论二中间出现的转折点，至少表明他还没有认识到纯粹经验对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意义。阿尔都塞有意识地区分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领地。事实上，无论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意识形态家那里，还是在马克思这里，无论就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自身内涵的结构和体系而言，还是就每一个意识形态家的思想整体与德国整个意识形态的总环境的联系而言，纯粹经验性的事实与思辨理性的抽象性、神秘性构成了最基本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对立。我们不能在宣布一个领域获得空前胜利的同时，宣布另一个领域的完全死亡。谁都不能否认无论是在《1844手稿》里，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在批判德国现实哲学的同时预设了新哲学的启蒙，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尝试赋予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问题与新内涵。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纯粹经验方法的运用，就是在《卡尔·马克思的〈1844手稿〉》一文中失足的。 马克思从来不反对纯粹经验以外的方法，相反，他在使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时是有严格的前提规定的。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抽象的具体中，经验的对象和抽象的对象是不同的，经验内容的各个组成“成分”及其内在于结构中的联系是由经验对象的总问题决定的，而抽象思维对象的各个组成“成分”间的内在联系也是由抽象思维的总问题决定的。就阿尔都塞本人而言，他的思想整体的总问题也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总问题，就是划定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领地，宣布哲学死亡的意识，为后来的“认识论断裂”奠定基础，从而将马克思的哲学与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割裂，进而彻底宣布哲学的前意识形态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对立。这样一来，关于“科学与哲学处在一天的两端”、“哲学总是在黄昏时刻才起飞”、“唯物辩证法需要经过理论实践向纯理论的过渡”的表述，就不难理解了。标签：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资本论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