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严复与张元济——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周年论文,严复论文,张元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复与张元济是“百日维新”期间先后被光绪皇帝召见的爱国志士。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不难发现，严复与张元济尽管思想经历并非完全一致，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在民族危难的严峻时刻，怀着满腔爱国热情，适应时代潮流，风雨同舟，在事业上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近代中国两颗文坛巨星。
在爱国救亡旗帜下集结
当年，严复与张元济都是踌躇满志的清朝官员。严复自英国留学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由总教习、会办、升任总办，追随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大治海军。”（注：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六，严复传。）虽然，严复在水师学堂职位显要，由于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所言每不见听”。为此，他曾经力图参加科举考试，“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1547页。）他希望取得当权派的支持，实现改造社会的抱负，“风气渐可转移”。（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1547页。）从1885年到1893年，严复四次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陷入科场失意苦恼之中，“惜乎世风日微”。（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3页。）。
甲午战争的炮声促使严复从梦幻中惊醒。他密切关注国家的命运，高度赞扬北洋水师同学诸友“见危授命”的爱国精神，他批评北洋大臣李鸿章用人不当，以殆国家的失误，指出国家权力掌握在“不学无术”、“私心未净”显贵手里是靠不住的。他说：“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注：严复：《致陈宝琛书》，《严复集》，498页。）严复发现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官僚制度的腐败。他致书陈宝琛说：“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注：严复：《致陈宝琛书》，《严复集》，501～502页。）严复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必须“变俗”，从而产生了改革思想。他指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780页。）中国如不改革，即或贤相管仲、名医葛洪再现也无回天之力。
痛定思痛。严复见中国的“国势日危”，产生爱国忧患意识，“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4页。）从此，他专心致力于翻译西书，向人们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从“西书”中发现了“治国明民之道”（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780页。）。
伴随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在1895年的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四篇政论文章，即《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系统地阐述了救国维新的主张。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形势发生了空前急剧的变化。他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1页。）中国只有顺应历史的潮流，变法维新，学习西方国家，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大声疾呼“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0页。）他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深刻地阐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注：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的传统观念。他对顽固守旧的君主专制思想进行了清算，让人们正确认识君民关系。他说：“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注：严复：《辟韩》，《严复集》，36页。）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较严复只小一岁的张元济似乎仕途顺利。他于1892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后授刑部主事，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甲午战争的炮声也震动了仕途得意的爱国志士。“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3页。）于是，张元济与一些职位相当的“忧时之士”经常在北京的陶然亭聚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注：张元济：《追迷戊戌政变杂咏》，《戊戌变法》四，351页。）参加者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3页。）在国家危难时刻知识分子首先从沉眠中觉醒。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应试举人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公车上书”，揭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序幕。张元济在京目睹了强学会成立和维新运动的开展。他回忆说：“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同在会中，那时办了一种强学报，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发行一小册。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御史杨崇伊奏参了，强学会遂被查封。”（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3页。）他在维新与守旧两种势力斗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1898年4月，康有为在京师成立“保国会”，参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张元济当时参加了保国会。然而，他对康有为的讲演有一定的看法，曾私下对人议论：“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783页。）由于前往保国会的人员复杂，认识差异，“逐队观光”者有之，“当众假寐”者也有之。（注：李宣龚：《与丁文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112页。）张元济的议论并非毫无是处。“保国会”虽然较强学会有了进步，但依然处于不完全成熟状态。张元济的“议论”并不影响投身爱国救亡运动，集结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下。
“废科举，兴学校”的共识
在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许多有识之士取得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于是，中国社会形成一股呼吁“新学”的思潮，“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4页。）严复与张元济追寻时代进步潮流。
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文章中极力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他认为八股取士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摧残中国的人才。他主张中国的变法维新应从废除八股文入手。他写道：“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0页。）他对八股取士与国家危亡的关系做了总结：“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3页。）他认为人才是国家存亡的决定因素，破坏人才的八股取士制度不废除，将使国家陷入危亡境地。
严复明确地指出救亡自强之道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3页。）他反复强调学习西学的重要性，而且付诸实践。1896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了一个俄文馆。（注：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燕京大学《社会学界》，第7卷。）他亲任天津俄文馆总办，拟订课程，聘请教师，筹划学校规模，培养俄语外交人才，以适应当时政府外交事务的需要。
张元济也认为废科举、兴学校是救国自强的当务之急。他在1896年6月8日致汪康年书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忘。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676页。）1897年2月，他在北京创办的西学堂开学，招收京员及官绅子弟四五十人，“学习西国语言文字”。（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4008页。）后来，经严复取名“通艺学堂”。（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5页。）严复推荐侄儿严君潜充当“通艺学堂”的教员。严复应张元济之托还为“通艺学堂”聘请外籍教师。据张元济1898年1月13日致汪康年书称：“敝馆教习已请定，系由严又陵经手，由伦敦聘来，每岁脩金二千两，系教会董事代请，故脩费不昂，而可得良师，但不知果能如其所言否。”（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719页。）张元济为办好“通艺学堂”煞费苦心，表现高度的责任感。
1898年9月18日，严复到“通艺学堂”讲学，题目是《西学门径功用》。严复在讲演时，首先介绍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化中人位论》即今译《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该书从比较解剖学、发生学、古生物学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这个观点在生物学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严复用简捷的语言说明了赫胥黎《化中人位论》的主要观点。他说：“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注：严复：《西学门经功用》，《严复集》，92页。）他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角度说明人必须重视学习。他说：“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则常民与野蛮而已。”他接着讲述为学穷理的一般方法。一为考订，二为贯通，三为试验。他指出学习科学理论，先观察，后总结，再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严复强调理解、认识、思维在学习科学知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说：“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他认为只有真正理解的知识，才能运用自如，“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注：严复：《西学门经功用》，《严复集》，93页。）这是严复对治学方法的概括与总结。
据当时《国闻报》报道，1898年五六月间，应通艺学堂聘请，严复曾经两次前往讲学，“考订功课，讲明学术”。9月间，由于光绪皇帝召见，严复来京寓居“通艺学堂”，学生纷纷拜访求教，“诸生请业者络绎不绝。”（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严观察登堂宣讲》，《戊戌变法》三，411页。）
光绪皇帝关心“通艺学堂”。早在1898年6月16日，他召见张元济时就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5页。）然而，伴随戊戌变法的失败，“通艺学堂”也就解散了。张元济被罢了官，学堂无人接办。“肆业各学生因八股取士已复旧制，亦各意存观望，纷纷告退。”张元济将“通艺学堂”的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款，开列清单，呈报管学大臣孙家鼐。肆业各京官均已风流云散，不知去向。“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僚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注：《通艺罢学》，《戊戌变法》三，449页。）“通艺学堂”归并京师大学堂了。
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创办起来的。在当时曾拟定委任张元济为总办，严复为总教习。“京师讲求新学之士大夫，莫不以此举为得人。”（注：《京城大学堂拟请总教习》，《戊戌变法》三，384页。）张元济没有接受这个职务，“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1737页。）严复也未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当时《国闻报》就此事发表评论：“可见中国创办一事，欲得人而理，有如此之难，其实中国未尝无人，仍不过以资格二字拘泥困守而已。”（注：《京城大学堂拟请总教习》，《戊戌变法》三，384页。）清政府竟以“资格”为由另任他人了。
向皇帝直言救时要政
严复与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都曾经上书皇帝，力陈救时要政，阐发自己的改革主张，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发表不署名的社论《拟上皇帝书》。这是严复写的长篇政论文章。严复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着“大势岌岌，不治将亡”的危机局面。“举朝之人无有能力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他为皇帝左右没有能人画策深感痛心。他认为中国的积弱，至今已经达到了极点，究其原因，内治占十分之七，外患占十分之三。中国之所以国势不振，由于不知外情，不求自奋，不争自主之权。因而，中国奋发自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内治不修，积重难返，是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内治不修的关键在于“法既敝而不知变也。”严复进而强调了中国变法的重要性。他写道：“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法。”严复通过中外各国史书的例论，说明变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外国，“因世变化，与时俱新”。他劝皇帝在全国上下争言变法的形势下，当机立断，决心改图。
严复综合古今谋国救时之道，概括为“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他对“治标”与“治本”的关系进行论证：“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治标”与“治本”互相联系，二者不可偏废。
严复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富国强兵，必须在竞争中提高国民的智勇素质。他说：“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他明确地指出，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继续用过去的办法治国是不行的，必须起用与古初不同的人才，“策外交而辅内理”。他强调指出“求财非难，而理财为难；求才非难，而知才实难”。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严复主张变法，但是看到变法的难度很大。他提出变法不仅要增新，而且要除旧，补泻兼施。他说：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这个认识充满了辩证观点，符合实际，要比同时代的朝野志士高明得多。当年不少维新志士侧重“布新”，忽视“除旧”，导致变法失败。
严复主张“治标”急须实行三项措施。第一“联各国之欢”。即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些调整。严复认为国际形势是变幻莫测的，中国应采取恰当的外交政策，联络各国，可以消除亡国之祸。他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一人身上，显然是个幻想。第二，“结百姓之心”。即了解民情，爱护民众，利用民心抗抵侵略者。他认为善结人心为自古立国之道。恢复中国民众的凝聚力，不是以花言巧语能够取得的。严复论述了民心向背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关系，却没有认识到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关系，是不可能得到民心的。第三，“破把持之局”。即对顽固守旧的官吏阻碍变法，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进行必要的斗争。严复特别强调抑制“侥幸之门”，就是要限制乘国家破格用人之机，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混进政府当官的“小人”。“小人宁坐观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同时要对付貌似“君子”的守旧势力。严复从中国历史上变法改制的经验中吸取营养，规劝光绪皇帝提高警惕。由于变法使一些人失掉私利，因此要受到阻碍。他希望皇帝实行变法的时候注意用人得当，“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这是严复有政治远见的表现。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仅仅提出变法以前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还有关于改革具体内容的四点意见则没有正式公布于众。同年3月20日，他的好友吴汝纶写信称赞《拟上皇帝书》说：“前读尊拟万言书，以为王荆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况余子耶？况今时粗士耶？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璧。虽时不能听，要不宜惩羹吹齑，中作而辍。篇中词意，往复深婉，而所言皆确能正倾救败之策，非耳食诸公胸臆所有。”严复将改革四点意见写信寄给了吴汝纶，大约为澄清吏制，发展经济，废除科举，提倡西学之类内容。8月23日，吴汝纶致书严复称：“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1561～1562页。）他以久经官场的目光注视晚清社会腐败已达极点，不是办几件事就可以扭转乾坤的。
光绪皇帝在9月14日召见严复时，让他将万言书缮写进呈。由于不久发生政变，万言书未能送到皇帝手中。大学士王文韶担心严复受到牵连，“密示意先生离京，即日返津。”（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48页。）严复写了《戊戌八月感事》诗：“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414页。）他歌颂维新志士，表示继续奋斗。
张元济在“百日维新”期间上了两份奏折。1898年9月5日，他上奏皇帝极力倡导“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他认为变法自强，挽救危亡，必须“正本清源”、“痛除本病”、“握要以图”。他强调抓根本，抓要害，抓重点。他系统地提出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一）“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仿照西方国家将“行政”与“议政”分立，先于内廷设一议政局，简派年富力强，通达时务，奋发有为的人充局员，核议臣工士民条陈，请旨施行。他力图以维新派代替顽固派旧官僚，建立一个推行新政的核心机构。（二）“融满汉之见”。他建议皇帝发一诏旨，切责满汉诸臣，不宜各分畛域。内地满蒙各旗，统宜编入民籍，归地方官管辖。允许旗汉互通婚姻。取消出外经商之禁，任旗民自谋衣食。各衙门堂官有满汉并列者只留一人，任人唯贤。这是消除清朝入关以来的满族特权地位，建立民族平等社会关系的重要改革。（三）“通上下之情”。他提出皇帝随时亲临京师各衙门及各学堂考察新政，并巡幸各省，游历外洋。允许士民言事，直达御前。每年调地方官员来京召见，既可察其才能，亦借以了解民间疾苦。另将全国新报各备一份，逐日进呈御览。张元济希望皇帝决策建立在熟悉国情民情基础上。（四）“定用人之格”。他认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他指出当代的各级官吏都是一些“殃民蠹国之徒”。皇帝如果全部裁撤，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主张新政衙门应该选拔“其才可用者”当差；重新整顿机构，精减人员，专司一事，不得兼职；重定赏罚章程，阻挠新政者治罪；特旨录用“愿行新政之人”；永远停止卖官鬻爵；废科举，设学堂；整顿地方官制等等。他强调澄清吏制，把那些腐败分子从政府机关清理出去，提拔一些有能力、有才学、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政。（五）“善理财之策”。指出清政府任用管理财务的人是不得力的。“以今之人理今之财，自私自利之不遑，岂能于公家有所裨益。”他提议彻底清查户部及各省财务账目，然后通盘筹算，详议办法。公布十年间政府财政收支情况。京师设局铸造货币，重定币制颁布全国。他认为“此事为国家命脉所系，不可目为琐屑而忽之也。”他主张国家经济发展要重商权。“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既然京师已经设立工农商总局，应该扫除官气，实力保护商务，尽快制定《商律》。“如此而商务不旺者，未之有也。”（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2页。）张元济希
望通过变法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898年9月18日，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三天，张元济再次上奏光绪皇帝，“亟宜慎选贤能”。他强调新政衙门用人要慎重。他指出京师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为各行省的表率，必须选拔“才识卓著者”任职，“无知识者，断不任令滥竽充数。”他听人说各衙门裁减的人员充补其缺，感到不胜骇异。他认为这样做有害于新政。建议用人须经严格审查，“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页。）选拔年力精壮，勤慎趋公者，才有利于新政的开展。
当时，张元济为刑部主事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又在矿路局当差。他请求设在总署内的矿路局将来另设衙署，断难兼顾，必当辞退。然而，事隔数日，戊戌政变发生了。10月8日，刑部主事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注：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四），4220页。）。10月11日，他致书汪康年：“弟事已定，即日南下，约重阳后可在沪相见。”（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1739页。）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1月13日记载：“张菊生至自津，旅中虹桥”。（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273页。）这一天，张元济到了上海。
走在传播西学道路上
思想文化潮流伴随着戊戌变法的政治潮流。如果说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失败了，那么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取得了成功。严复与张元济在戊戌思潮中从事出版编译事业，广泛传播西学，从而成为斐誉神州的文坛巨星。
张元济开创出版事业得到严复的真诚支持；严复的译著由于张元济的出版而闻名遐迩。他们是1898年开始走向文化道路的。
张元济在京被革职后，大学士李鸿章派亲信于式枚前往慰问。过了几天，于式枚对张元济说：“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8页。）1898年11月中旬，张元济到达上海后，盛宣怀找张元济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8页。）南洋公学是盛宣怀筹办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新式学堂，附设译书院一所，“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注：盛宣怀：《南洋公学章程》，《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万事开头难。张元济创业伊始遇到许多难题，寻求好友严复的支持。他在1899年3月24日写信给严复询问译书方面的技术问题，如上等英文译员一人，每天专心译书六个小时能译多少字，月薪须多少两银子；怎样选译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之类书籍；可否选择专门字典；选定书籍后，发人包译，请严复为总校如何；包译办法及如何给费，并请严复推荐译员等。严复回信详细地回答了张元济的问题，推荐了几位英文、德文和法文译员，并高兴地说：“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25页。）他称赞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为“莫大盛举”。（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26页。）
当时，严复正以译著西书为己任，传播西学，启迪国人。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因此，先从传播西学入手开启民智，“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25页。）1899年4月，张元济将严复所译《支那教案论》中文本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这是英国人宓克写的关于中国发生“教案”的一些意见。作者力图规劝传教士，避免国际纠纷。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严复译书借题发挥，讥讽那些不关心国家命运的达官贵人、封建士子空谈误国行为。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还出版了严复的译著《原富》。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该书批判了重商主义经济学派只有外贸才是财富源泉的理论，批判了重农主义经济学派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偏见，系统地提出了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理论。这个理论上的突破，不仅为政治经济学开拓了新园地，也为英国资产阶级增加利润扩大商品生产提供理论根据和具体方略。严复高度评价了亚当·斯密《原富》的重要价值：“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择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33页。）该书受到时人重视，严复说“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46页。）1902年，该书出版迅速销售一空，士子名流置之案头，探究新学，称赞不已。
不久，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投身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从1903年到1918年，他主持编译所工作，后来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辛勤工作50余年，成为著名出版家。他放眼世界，重视介绍新知，传播西学。1903年，出版严复译的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群学肄言》。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所译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1905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耶芳斯《名学浅说》。191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严复译《穆勒名学》。以上所译将8种西方名著全经张元济出版，其中有的书印9版、10版之多。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8种书编辑成《严译名著丛刊》发行，从而严复成为举世瞩目的“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注：胡适语，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
张元济重视传播西学。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与严复齐名的译书能手林纾的多种西方文学名著，诸如《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也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的译著；出版《世界丛书》，汇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还出版《马克思研究丛书》，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严复与张元济都是主张学习西学的，并且为传播西学、启迪民众付出了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业绩。他们尽管在对待教育、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例如1902年，张元济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强调继承“中学”，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讲求西学；但是，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都充满了热情。1903年，门生熊元锷（季廉）在北京将研究《老子》一书的稿子送请严复指导。严复作了认真删改，重新编列题目，增加文字。1905年，熊元锷于日本东京刊行《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一书。夏曾佑在序言中强调严复对《老子》的新见解：“老子既著书之二千四百余年，吾友严几道读之，以为其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尝为熊季廉说之，季廉以为是。曾佑闻之，亦以为是也。”（注：夏曾佑：《严氏评点〈老子〉序》，《严复集》，1100页。）
严复生平喜读《庄子》，累读不厌，“每一开卷，有所见，则随下丹黄。”（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608页。）他批点的《庄子》被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马通伯借去不还，却换了一本新书送来。1916年后，他重新手批《庄子》，书稿曾经交付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占上海时毁于战火中。（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13页。）后来据“副本”排印传世。
张元济极其重视传统文化，认为“中原文物系属老成，国之光也”，祖先所留文化遗产存亡“事关国脉”。（注：《张元济书札》，2页。）他在抢救古代文化遗产、搜求善本、整理出版古籍方面做了杰出贡献。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出版《涵劳楼秘籍》、《四部丛刊》正续三编，《续古逸丛书》，影印《道藏》，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十通》，指导编辑《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初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许多大型丛书。张元济说：“吾非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吾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注：张树年：《张元济年谱》，83页。）他从事文化工作充满高尚的爱国情操与历史责任感。
恩格斯说过：“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214页。）如同许多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杰出人物一样，严复与张元济也不无缺陷或偏颇。后来人评论前贤以大节和主流方面给予一定历史地位。总观全局，严复与张元济为近世中国文化领域两颗巨星则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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