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以来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评析论文

印度独立以来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评析

张淑兰

摘 要: 政党的行动重于政党的名称、声明和纲领。政党的政治地位可以从政党对政府的要挟潜力和政党的联合执政潜力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印度独立以来举行的17次大选结果显示,左翼政党中的印共(马)和印共一直是印度重要的全国性政党,但明显弱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与不断分裂组合的各种人民党的力量相当。在联合政治时代,印度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印度左翼政党具备了明显的要挟潜力和一定程度的联合执政潜力。影响印度左翼政党集体政治力量强弱的主要因素是各左翼党派间的合作程度与对国大党的态度。

关键词: 印度;左翼政党;大选;政治地位

21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对印度左翼政党政治地位的判断并不一致。中国学者曹小冰认为:“鉴于执行中间路线的政党受到广泛认可与接受,故在当今印度政坛上没有真正有影响的右翼政党(除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自生自灭的自由党),少数极左翼政党也被挤压,无甚活动空间了。”(1) 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 但印度政党问题研究专家斯里达兰却认为:“共产党是印度最重要的四个全国性政党之一,尽管共产主义左翼政党很小,但它也一直存在着,甚至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2) [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鉴于此,本文借鉴政党政治理论中衡量政党地位和重要性的相关方法,对独立以来印度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予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衡量印度左翼政党政治地位的方法

关于对政党的政治地位进行衡量,政党政治学理论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阐述。

第一,政党的行动重于政党的名称、声明和纲领。马克思指出,一个政党制定了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 ,但是,“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0页。 ,“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们的行动”(5)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1页。 。

第二,政党不能等同于政府。政府与政党息息相关,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让·布隆代尔的团队在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的关系时指出,“政府在各种力量的压力之下发挥作用,而各种力量中包括政党,也包括社会团体和文官系统”,“许多政府至少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支持它的政党,这或者是因为政党允许政府有很大的决策自由,或者是因为政府(尤其是政府领导人)控制了支持性政党”(6) [法]让·布隆代尔、[意]毛里齐奥·科塔:《政党与政府》,史志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

第三,萨托利指出,衡量政党的政治地位有两个标准。一是政党的要挟潜力,即它对政党竞争及对其他政党自我定位的影响;一个有要挟潜力的政党,即便是反对党,它的存在也能够对政党竞争机制、政府组阁或者单个政党的定位产生影响。二是政党的联合执政潜力,无论是多小的政党,如果只有它的参与才能组成联合政府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政党;一个政党的联合执政潜力同它的得票率并无必然联系。萨托利还指出,要挟潜力与联合执政潜力这两个标准,任何一个政党必须至少满足其一,才能被看作是政党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 参见[德]米夏埃尔·施托伊伯、王程乐:《左翼党及其对未来德国政党体制和政府组阁形势的影响》,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 。

最后,需指出的是,印度的左翼政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其集体的力量直接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在大选中形成联盟,组成左翼阵线。因此,下文从大选结果看主要左翼政党的地位,从左翼政党在印度独立后大选中的结盟情况看其集体的力量和地位。

二、印度主要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

印度全国性大选的结果主要涉及政党候选人、得票率和议席数量,可以反映出主要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

这天傍晚,柳红扒了碗饭,心里还是不踏实,就去苏秋琴家。但苏秋琴家关着门,一家人都不知哪去了,她敲了两下门,手就迟疑了。她听到里面的声响。好像是苏秋琴的呻吟声,突然轻了下去。接着是白天明和她的对话声,含含糊糊的。接着就没有了任何声响,但随即苏秋琴的呻吟声又响了起来,跟示威似的,一声比一声响亮。

从政党候选人数量来看(见表1),五个全国性政党一直控制着人民院席位的大多数,印共和印共(马)位居其中。国大党的候选人数量基本保持在400人以上;印度人民党自1991年来候选人数量均保持在300人以上,一半的时间是400人以上,与国大党越来越接近;人民党候选人数量不稳定,但基本在200人以下;印共(马)和印共的候选人数量相对比较稳定,基本都在100人以下,二者相加能达到200左右,与人民党相近。如果共产党与人民党加起来,则能达到400人左右,这样才能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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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届大选中各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分配

续表

材料来源: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大选结果整理而成,网址为:http://eci.nic.in/eci_main1/ElectionStatistics.aspx。

总之,从大选来看,印度左翼政党的团结合作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集体力量自1977年开始形成,随后逐步上升,2004年达到顶峰,2009年开始急剧衰落,到2014年全国大选时,左翼政党的集体力量跌落到1977年前的水平,2019年大选中进一步下跌。

表2 历届大选中各主要政党的得票率(%)

续表

材料来源: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大选结果整理而成,网址同上。

表3 历届大选中左右翼主要政党获得的议席(个)

材料来源: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大选结果整理而成,网址同上。

由上表发现,各主要政党所获得的议席数量与得票率之间基本成正比关系,但相对来说,得票率的变化较为和缓平稳。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大选为例,国大党的得票率并没有像其在人民院中的席位比例那样惨败,印度人民党的得票率表明其也没有像在人民院中议席的表现那样得到全胜,印共和印共(马)的得票率也没有像其在人民院的席位中表现的那么剧烈波动。就议席而言,尽管国大党、印共和印共(马)在这两次的大选中遭到惨败,但是他们的得票率和群众基础并没有受到同样的损失。不过,在2019年的最新选举中,印共(马)的得票率和席位与2014年相比均损失过半,印共的得票率稍有下降,但席位增加了一个。

从左翼政党对印度政党竞争机制的影响来看,左翼政党尽管重要,但影响力较弱。在1996年印度进入联合政治时代之前,印度的政党竞争机制是国大党居主导地位的主从政党制,不同的人民党先后在1977-1979年、1989-1990年、1996-1998年执政,印度人民党先后在1998-2003年、2014年、2019年至今三次执政,其余的时间都是国大党获得全国性大选的胜利,从而上台执政,所以左翼政党从来没有改变过印度的政党竞争机制。17次大选结果显示,左翼政党中的印共(马)和印共一直是印度重要的全国性政党,但明显弱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与不断分裂组合的各种人民党的力量相当。

C57/BL6小鼠成瘤率为100%。小鼠皮下接种LLC细胞后d10,皮下移植瘤直径长至约6 mm,质硬,活动度差,肿瘤呈膨胀性生长,呈类球形。

三、印度左翼政党的集体力量

自印度独立后,在全国性大选中,印度左翼政党的联合政治历程可以充分显示其集体力量的发展变化情况。

1964-1976年,印共和印共(马)在全国性选举中各自为战,印共与国大党走得很近,印共(马)对此坚决反对,所以,在全国政治中没有形成左翼的第三方势力。

1996-2008年,中左翼性质的第三阵线正式形成,且影响重大。中左翼第三阵线正式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了共同的对手和敌人,即印度人民党。自印度人民党在1980年成立并开始参加大选以来,印度政坛上就形成了第三阵线,又叫第三力量,指那些既不支持国大党、也不拥护印度人民党的党派力量。1996年第十一届全国大选,国大党遭遇惨败,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印度人民党却一举成为第一大党,从此成为左翼政党的头号敌人。在2004年大选中,为了防止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从1998年大选以来一直是议会第三大党的印共(马)第一次决定支持国大党。在印共(马)的影响下,其他的左翼政党,包括印共、全印前进集团、革命社会党、喀拉拉国大党和1位独立人士也同意支持国大党,双方还同意建立“团结进步联盟”与左翼党的协调委员会,左翼政党以外围的方式支持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成功组阁,由此标志着以左翼政党为首的第三阵线正式形成,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第三力量虽然是一种松散、短期和脆弱的政党联合体,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却一直是印度政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1989-1995年,印共和印共(马)实现第二次合作。与上次合作不同,这次合作不仅受国内因素影响,还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印度的共产党形成了重大冲击,部分党员的思想开始动摇。但是印共和印共(马)都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有关领导人歪曲和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路,忽略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具体国情相结合。因此,两党都意识到实现左翼联合的重要性。在国内,由于1989年大选中没有任何单个政党超过人民院半数席位,为了反对国大党,印共和印共(马)共同支持人民党组成了国民阵线,人民党获得组阁权。这是两党在选举政治中的第二次合作。

1977-1988年,印共和印共(马)开始在第三方平台上进行初步合作。双方之所以从1977年开始合作,一是受外部影响。1977年的第六届大选首次选举出了一个非国大党的人民党德赛政府,两个共产党在“同情和支持人民党”的第三方平台上首次进行了合作。促使两党开始合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印共对印共(马)的政策和态度发生转变。转变的根源在于印共1977年大选的惨败,而印共(马)维持了与上次大选相当的稳定局面,并且,印共(马)成为西孟加拉邦最大的政党,开启了左翼政党在该邦长达34年的统治时期。印共在1977年大选中遭遇惨败的主要原因是:在1975年国大党英迪拉政府实行紧急状态时,印共是唯一的支持大党,从而导致其政党形象和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大上,印共决定放弃同国大党的合作,转而同印共(马)采取联合行动。印共和印共(马)成立了协调委员会以协调两党之间的合作,1978年印共参加了印共(马)领导的西孟加拉和特里普拉左翼阵线政府,1980年印共(马)参加了印共在喀拉拉邦领导的左翼阵线政府,此外,两党还在旁遮普和比哈尔邦联合执政。从此以后,两党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开始增大。

2009年以来,左翼政党联盟开始走下坡路。其衰落不仅表现在左翼阵线在全国大选中接连严重失利,还表现在以印共(马)为主导的左翼联盟在孟加拉邦2011年选举中失败,结束了长达34年的执政。在2004年、2009年和2014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左翼阵线的得票率分别为43.3%、39.68%、29.5%;在人民院的席位分别为60、24、12个,印共(马)从2004年的全国第三大党滑落到2009年的第八位。左翼阵线之所以从2009年开始走下坡路,印共(马)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想在全国层面上成为非印度人民党集团或非国大党集团的一名服务者,而不是在印地语地带和其他邦努力拓展自己的力量——而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我们自己制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左翼阵线没有充分利用弥漫整个印度的反国大党情绪”(8) Saroj Nagi, “RIP the Indian Left :Can Communists Come Back From the Dead ?” http://www.firstpost.com/politics/rip-the-indian-left-can-communists-come-back-from-the-dead-1548355.html, May 29, 2014.,但实际上,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共(马)再次采取了反国大党的政策。在2009年议会选举中,印共(马)的竞选纲领写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企图把金融危机转嫁给印度,而国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竟卑躬屈膝,屈服于这种压力,共同策划反人民的种种政策。”(9) 官进胜:《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这种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令全球化时代的印度选民认为左翼政党腐朽僵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此外,印共(马)领导的左翼阵线政府在2011年丢失西孟加拉政权是其在2014年大选继续落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充分暴露出一个左翼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后同样具有各种弊端,与其他性质的政党并没有多大差别,如腐败、官僚主义和忽视民众利益,因此无法长期获得人民的支持。

患者病理检查提示,病灶浸润深度<1 cm,为黏膜内癌,总共有18例,占总比例的45.0%。浸润深度≥1 cm通常为黏膜下癌,总共有22例,占总比例的55.0%。40例患者都是单发病灶,当中有15例为胃窦部病灶,包含3例胃窦后壁、7例胃窦小弯以及5例胃窦后壁;7例为贲门部病灶,占总比例的17.5%;18例为胃体部病灶,占总比例的45.0%。根据病理组织学分型可知,凹陷性早期胃癌者13例,浅表型早期胃癌者9例,隆起型早期胃癌者10例,混合型早期胃癌者8例。本组40例患者中,近处淋巴结转移者有2例,占总比例的5.0%。

从历届大选中左翼政党的得票率(下表2)和获得的议席数量(下表3)来看,印共(马)的地位明显高于印共。1977年大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印共由于分裂而节节衰退,印共(马)则是一路高歌猛进。此后,两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得票率和议席基本保持稳定,直到2004年大选,左翼政党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印共赢得了10个席位,比上次大选增加了6个席位,得票率为1.41%。印共(马)赢得43个席位,仅次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其席位占人民院543个席位中的7.92%,比上一届大选激增了10个席位,获得的选票是印共的四倍,得票率为5.66%,这个结果是印共(马)自成立以来在全国大选中表现最出色的。然而,好景不长,印共和印共(马)在2009、2014、2019年全国大选中接连失利,2019年的选举结果更可谓惨败。

四、左翼政党的要挟潜力与联合执政潜力

2°A∈clcsX{η(x):x∈A},又只需证对任意O∈O(X)及A∈csO,csO∩{η(x):x∈A}≠Ø即可。事实上,由A∈csO,A∩O≠Ø,存在z∈A使得z∈O,注意到z∈η(z),于是η(z)∩O≠Ø。又η(z)∈csX,故η(z)∈csO,从而csO∩{η(x):x∈A}≠Ø。

总之,通过全国性大选的三项数据可以看出,与中间派和右翼力量相比,共产党的左翼力量较为微弱,即使与人民党的力量整合起来,也一直无法同国大党相比,更无法与1989年后的印度人民党相提并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共产党与人民党联合起来可以抗衡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

印度的左翼政党具有明显的要挟潜力。萨托利认为,判断一个政党的要挟潜力主要是看该政党对政党竞争机制、政府组阁或者单个政党的定位的影响。就印度的左翼政党而言,主要看左翼政党对印度的政党竞争机制和政府组阁的影响。

从左翼政党对政府组阁的影响来看,印度独立后,一共举行了17次大选。1969-1971年的英迪拉政府主要是依靠印共的支持,在1977年、1989年、1996年和1998年大选中印共等左翼政党均支持不同的人民党,在2004年大选中支持国大党,并参加了这五次大选后的政府组成。具体来说,1977年德赛人民党政府的上台得益于印共(马)与其组成竞选联盟,其下台也是由于印共(马)撤销了对其的支持。1989年印共和印共(马)再次支持人民党,并强烈推荐V.P.辛格胜过钱德拉·谢卡尔而成功当选总理(10) See from Richard Sisson, “India in 1989-A Year of Elections in a Culture of Change,” Asian Survey , Vol.30, No.2,1990, pp.111-125.。1996-1998年间,左翼政党参与了两届国大党支持的短命的联合阵线政府,接受了两个内阁职位,即内政部长古普塔和农业部长米世拉。在2004年的组阁过程中,由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均未达到法定组阁席位的半数以上,要想成功组阁,就必须得到外围政党的支持。而印共(马)代表的第三力量在2004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共获137席,得票率15%。因此左翼政党支持哪一个联盟,哪一个联盟就会上台执政。最终,印共(马)第一次决定支持国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左翼政党以选择外围的方式支持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成功组阁。但是,左翼政党宣布不参加政府。由上可以看出,在独立后十七次的大选中,以印共和印共(马)为首的左翼政党在五次大选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直接决定了政府的组成。这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表明在印度的政府组成中,左翼政党通过联合人民党、社会党等中左性质的政党,至少在印度政坛上拥有三分之一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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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左翼政党具备一定程度的联合执政潜力。萨托利指出,判断一个政党的联合执政潜力主要看该政党的“职位追求”和“政策追求”。

就印度的左翼政党而言,印共和印共(马)长期没有“职位追求”,不准备也不想用暴力推翻印度的资产阶级政权,在2009年之前也从来不幻想能组建政府。例如,1996-1998年间,印共(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巴苏曾经先后两次被推举入阁担任总理。然而,印共(马)根据其党纲规定连续对此加以拒绝。不过,在2000年特别党代会上印共(马)作出策略上的调整:在革命过渡时期,当条件允许时,共产党人可以参加中央政府(11) 参见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在2004年大选中,印共(马)设定了三个目标:击败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建立一个世俗的中央政府;增强印共(马)及左翼政党在人民院中的影响力(12) See from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Review Report of Lok Sabha Elections , 2004,” http://cpim.org/documents/2004_ls_elections_review.pdf.,因此,共产党人索姆纳特·查特吉成为第14届人民院的发言人。到2009年大选的时候,印共(马)才第一次提出要组建“一个非国大党、非印度人民党政府”。它组建了一个由10个党组成的“第三阵线”,其主要成员除左翼政党外,还包括比朱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等几个地方性政党,开始主动打造既取代印度人民党又取代国大党(英)的“第三种替代性力量”,结果,“此举将左翼政党逼入墙角,促使不希望政策发生巨变的民众起来阻止共产党上台”。实际上,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政党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在中央执政的可能,因此印共(马)中央委员会在总结选举惨败教训的时候也认为,“组成一种新的选举联盟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拓展到呼吁组成一个政府”(13)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Review of the 15th Lok Sabha Elections ,” http://cpim.org/documents/2009-15%20ls%20election%20review.pdf.。印共(马)等左翼政党再次恢复了不谋求组建政府、但继续谋求人民院席位的目标定位。

然而,印度的左翼政党自始至终有着强烈的“政策追求”,努力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对一个政党来说,“政策追求”同样很重要,尤其是左翼政党。正如布隆代尔所言,“以往的研究通常只关心政党对政府职位的分配,而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政党并不只是对在政府内安排一些本党成员感兴趣,它们还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纲领,因此政策领域是不能忽视的”(14) [法]让·布隆代尔、[意]毛里齐奥·科塔:《政党与政府》,史志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鉴于印度左翼政党一直坚持反对印度人民党、坚定支持人民党的立场,对国大党时而支持时而反对,1969-1971年的英迪拉政府主要是依靠印共的支持,左翼政党一共参与了1977年、1989年、1996年、1998年、2004年五次大选后的政府组成,因此,左翼政党的“政策追求”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在政府外,通过示威游行的抗议形式反对印度人民党的政策,比如2019年1月8-9日,印度左翼政党组织了全国性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印度人民党的反人民政策。第二种方式是在政府内,利用政府职位和人民院席位来对执政的人民党和国大党施加压力。在政府的政策当中,最核心、最关键、最易变的就是经济政策。根据统计,印度有32%的选民认为经济议题是大选的关键,印度各个政党的竞选纲领中无一不涉及到经济发展问题,因此,以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追求为例,在2004-2013年国大党辛格政府执政期间,印度左翼政党希望通过最低纲领来间接地推行他们的政策,如土地、劳工改革、乡村复兴等等。事实证明,“联合政府在制定最低纲领时还是让左翼拥有了决定性的否决权”(15) M.L.Ahuja, “General Elections in India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Reforms and Politial Parties ,”Icon Publications Pvt.Ltd, 2005, p.101.,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爆发后,国大党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受到了左翼政党的较大影响。辛格总理在2008年11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认为,如果印度按照国大党政府的原意进行了金融改革,那么印度的金融体系会得到加强,就能够更有力地抵御经济危机(16) See from “Manifesto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for General Elections 2009,” http://indian-electionaffairs.com/parties/manifestoes/INC_manifesto09.pdf.,但是,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政党从三个方面阻止了国大党政府的金融改革:第一,没有允许政府通过银行法(修正)草案,这一法案有利于外国银行接管印度私人银行。第二,阻止政府通过立法,将保险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从26%提高到49%。第三,反对政府修改退休基金管理发展条例,因为政府力图将退休基金推入股市。在股市动荡的情况下,一旦退休基金进入,必然会损害民众的利益(17) 参见张淑兰、宋丽萍:《印度左翼政党对金融危机的看法:与国大党政府的比较》,载《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3期。 。因此,2009年大选后有学者认为,这一届“国大党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受到盟党和友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的掣肘,步履维艰”(18) 郑瑞祥:《印度大选及新政府政策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 ,由此可以看出左翼政党对国大党经济政策的较大影响力。

旁遮普天津技术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徐超辉,赵 巍,RAMMIZ Ul-hassan,ASMA Bakht,MUHAMMAD Farhan-ejaz(71)

五、结 语

从印度独立以来政党政府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印度的政党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府相对独立于政党,且能够对政党产生较大影响。具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主导性政党体制下,印度的“政府吞并了政党”(19) [法]让·布隆代尔、[意]毛里齐奥·科塔:《政党与政府》,史志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之后,印度进入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时代,政党体制一直没有稳定形成,基本上是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轮流执政,因此,政府对政党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尚且如此依赖政府,实力和地位远低于它们的左翼政党更是如此。

从印度独立以来的17次大选中左翼政党的表现及对政府组成和政策影响来说,印度左翼政党既具备要挟潜力,也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合执政的潜力,尤其是随着印度进入了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时代,左翼政党“在全国的政治中,它们比以往更加重要了,明确的原因是因为无多数党的议会和联盟政治放大了他们在政府构成和政策中的影响力。尽管社会基础和投票比例是停滞的(尽管很稳定),尽管在选举运动中阶级议题被边缘化,但它们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原因是再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单独控制政治形势并且组建政府。而如今在印度更加激烈的政治角斗场上,即使是小政党小伙伴也能起到一些作用”(20) [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52-253页。 。当然,目前左翼政党在全国和地方都处于衰落阶段,但是根据世界政党政治和印度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21) 参见张淑兰:《21世纪印度左翼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1期。 ,印度左翼政党的力量必定会再次增强。

印度左翼政党欲增强其政治影响力,关键有两点,一是在体制内各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并保持与人民党、社会党等其他左翼政党的牢固联盟,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与国大党这一中左翼的百年老党的关系。在当前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两大政党竞争的体制下,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尽管重要,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左翼政党单独组织政府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种政党竞争体制也不利于左翼政党提升在政府组成和政策中的影响力。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支持国大党。就目前一段时间的发展来看,支持国大党应该是左翼政党较为明智的选择。

作者简介: 张淑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所教授(青岛 26623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南亚的左翼思潮与实践”(14JJD710002)。

(责任编辑:郭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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