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文献学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A
2010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学论文240余篇，热点集中在文献学理论研究、专科文献学、文献学专题研究和文献学家研究四个方面。文献学理论研究方面集中在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探讨。专科文献学和文献学专题研究成为当年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专科文献学中包括历史文献学、法律文献学、陶瓷文献学、地方文献学等，其中对于地方文献学理论的探讨是当年的研究亮点。文献学专题研究包括：古籍整理和古籍数字化、少数民族和地方文献、专书和专门文献、文献收藏、文献刊刻研究，其中的少数民族文献、古籍整理和数字化以及刻书研究成为亮点。文献学家研究论文数量有明显减少，主要研究类型是文献学家文献成就的梳理和总结。2010年出版的文献学著作涉及专科文献学、少数民族文献、地方文献、文献学家等方面。
1 文献学理论研究
1.1 综合性讨论
2010年3月，“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旨在就中国典籍与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促进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本次会议内容涉及“中国古籍在国外的存藏、流传与研究”、“书写文化与刻本文化关系研究”、“对中国经典的解读”、“古典与现代的关系”、“翻译与文化诠释”、“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的诸种问题”、“经典著作中的性别研究”、“思想、历史、文化等综合研究”8个方向。[1]
2010年6月，首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会议由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旨在促进我国古文献及传统文化研究，使其体系更趋完整，发展更为长远。此次会议研讨范围涉及古文献与传统文化研究的认识方法与理论、经籍文本及其研究途径、汉籍域外记载及域外汉籍、碑传资料、古文献与思想文化史、文体与文书等方面。[2]
《中国古文献概论》由踪凡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作为一本专门为本科生编写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本书最大的特色是从本科教学的实际出发，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四部典籍、出土文献、敦煌文献作为论述的重点，同时介绍一些查询、利用、研究古文献的基本方法。
在论文上，刘玉才的《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一文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做了探讨。文章从当前文献学定义分析入手，将这些定义归类为，传统类定义、综合类定义和现代类定义。作者认为文献学定义的纷乱歧出，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作者主张在不改变现行学科体系的前提下，明确三个学科各自的知识架构，特别是核心知识的组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知识分层的方式，划分出各自的核心层面，一般层面和专题层面知识，以及背景知识。[3]此外，在古典文献学理论方面，《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及研究方法》指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古典文献理论研究；二是古典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实践。理论研究包括传统古文献范围内的研究，如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还有一些新的理论研究，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复制理论研究、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理论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编制理论研究等；另外理论研究还应包括古典文献的收藏研究、出土文献研究、考据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发展的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研究。而古籍整理与实践方面，包括了传统的文献整理、古籍保存与复制、古典文献学工具书的编制与出版、古典文献的检索与应用、出土文献整理、古籍电子化等。作者认为两者并不孤立，这其中很多时候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同时的，是互为指导的。[4]
《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综合》一文对新世纪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就加以概括，并就古文献学研究的新趋势做了分析。对于古文献学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思考，文章提出了八个方面：传世文献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文献学研究要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文献学研究要注意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结合；文献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合；域外汉籍研究与域内西书研究的结合；中外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在历史文献学理论方面，作者认为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理论基础、理论遗产、基本理论。[5]《我国文献学研究的流变与境遇》则是从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角度，就文献学的发展流变及其所依赖的现实境遇做探讨，以求对文献学研究的深化。[6]
讨论文献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论文有两篇，《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分三个时期论述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关系。[7]另一篇《方志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辨析》论述了方志学和文献学的联系和区别[8]。
1.2 其他
新形势下，文献的定义和文献传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献传播》集中讨论了文献传播的相关问题，该书首先从概念的拓展入手，对网络时代的文献提出作者的定义“文献是可持续存在并能重复利用的信息单元”。进而从文献传播的历史演进、类型、模式、机制、渠道、主体、符号、效果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文献传播的内涵和实质。[9]
《注释学》是作者汪耀楠在1991年出版的《注释学纲要》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献注释的名称、类型、内容、义例以及文献注释与经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考据学、义理之学、古籍整理、古文今译、词典编纂等相关学科和领域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总结，系统探究了中国文献注释在各个时期的历史演变及主要特点，建立了“注释学”的基本体系。[10]
魏隐儒是我国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书画家，长期从事古籍版本工作。《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是魏先生一部遗著，虽已完稿但未及整理和校对，该书是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目录，收录了魏隐儒从事古旧书业以来经眼的数千种珍贵古籍，为古籍整理者、研究者和收藏者提供了丰富而极具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这部书是最能体现魏隐儒版本学成就力作。大致反映了建国前后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近半个世纪内，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古籍聚散流转状况。作者特别注重戏曲、小说的著录是此书的一大特色。[11]
《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是一部历史文献精选，选辑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章改变了历史，二是文章标记了历史的改变。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时间跨度几千年，从《尧典》到《国父遗训》，在文后还附有译文、背景说明和影响。力图通过选辑的文献展现中国历史的风貌。[12]
此外，在论文方面，2010年关于文献学的研究综述有：王余光、李雅的《2009年文献学研究》，作者以2009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学论著为基础，梳理、总结了本年度文献学研究在文献学理论、专科文献学、文献学专题、文献学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其中藏书刻书、古籍整理和数字化、文献学家是本年度的研究重点。[13]
在目录学方面，面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日趋式微的困境，《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进路》一文提出研究者们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上积极应对，还需要思维方式和研究材料上的相应性转型。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材料的拓展。[14]《数字时代古籍目录学的发展研究》从加强古籍利用的角度探索了数字时代古籍目录学的发展，作者提出了数字时代古籍目录学的发展重点：一是编纂古籍提要目录；二是建立统一的古籍分类法；三是古籍目录知识库。在构建古籍目录学发展的展望方面，作者提出应加强知识管理，进行古籍普查，建立国内外中文古籍导航。[15]
2 专科文献学
2.1 历史文献学和法律文献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2l世纪史学系列教材的一种，黄爱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教师集体撰写。该书共分十三章，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理论，内容包括历史文献的载体、类别、形式，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历史文献的标点、注释和今译，历史文献的典藏与编纂，历史文献的阅读与检索。下编按照时间顺序，分六个时间段，介绍了从秦汉到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本书凸显了历史文献的特色。反映了最新学术动态，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特色，既能反映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发展和时代变化，又体现了新世纪学术水平和教学实践经验，体现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新发展，是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的一次系统梳理和介绍。[16]
法律文献学是近年来新兴的边缘法学具体学科，不具体讨论法律古籍问题，而是从学科建设出发，侧重研究古今法律文献应用，以便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法律文献深入研究的方法和查询资料的线索。《法律文献学》一书由理论构建、方法应用和文献查询三部分构成，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法律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全书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基本理论。第二部分从法律文献梳理和运用方法的各个侧面展示了法律文献的方法应用。第三部分对相关法律文献做了一次资料集结，方便读者查询资料。[17]
2.2 陶瓷文献学和美术文献学
在陶瓷文献学方面，关于该学科的基本理论探讨在本年度有陈宁的两篇论文。《试析中国古陶瓷文献学的内容架构》一文指出中国古陶瓷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古代文献中的陶瓷史料和古陶瓷上的文献资料两大部分。古代文献中的陶瓷史料其研究内容包括古陶瓷文献编撰研究、古陶瓷文献的辑录、古陶瓷文献版本研究、古陶瓷文献注释研究、古陶瓷文献目录的编制、古陶瓷文献辨伪研究。古陶瓷上的文献资料研究内容包括古陶瓷文献的拓印、汇集、译注。[18]同时，关于陶瓷文献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陈宁的另一篇《关于中国古陶瓷文献学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评傅振伦先生〈中国古陶瓷文献学〉》[19]和第一篇文章有着相似的观点和内容。
在美术文献学方面，《论全面构建美术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指出美术文献学是专科文献学的重要分支，是美术学和文献学相互渗透交叉的学科。它是人们运用一般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美术文献研究上的深化和具体实践，是文献学理论研究纵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美术文献学以美术文献(包括各种不同载体的文献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和目的，运用古典文献学以及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美术文献进行搜集、整理、检索、利用；通过对美术文献的研究，揭示美术学科的规律特点，并对美术文献自身的规律性加以认识，为美术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基础，是服务于美术教学与科研的一门交叉学科。[20]
2.3 地方文献学
地方文献学学科性质至今未有定论。关于地方文献学理论的探讨是当年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热点。2008年，骆伟先生的《地方文献学概论》一书由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出版。2010年，出现了两篇关于骆伟和这本书的评论性论文，一篇是《当代地方文献学研究的总结与创新——读骆伟先生〈地方文献学概论〉及其它》[21]，另一篇是《骆伟：勤力端方写人生——兼评地方文献学概论》[22]。两篇论文都是简要回顾了骆伟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分析了他在各学科领域的重大成就，并着重解读了其专著《地方文献学概论》的学术价值。此外，《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研究综述》一文就学者们对地方文献学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体系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文章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和揭示地方文献学的理论研究现状和进展动态。[23]这些论文和著作的出版，显示出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成熟的局面。
2.4 其他
在文献信息学方面，《文献信息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对之前文献信息学的理论建设进行简单回顾，结合文献信息学理论的大背景探讨该时期理论建设的局限性。同时针对中期以后文献信息学的主要观点作了深入探讨和质疑，结合该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认为文献信息学应该随着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容。[24]
《论音乐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一文从理论上集中探讨了音乐文献学的学科性质。音乐文献作为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现象，因此，音乐文献学属于人文科学；同时参考艺术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学科归属的划分方法，作者认为音乐文献学应归入音乐学，因此属于人文科学。[25]
科举文献是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试论科举文献的独特性与专门性》论述了科举文献在类型和分类上具有独特性和专门性，呼唤建立科举文献学，充分利用科举文献为科举学研究服务。[26]此外，《论古籍电子文献学研究范畴的确立》一文还探讨了建立古籍电子文献学的思考。[27]
3 文献学专题研究
3.1 古籍整理和古籍数字化
盛世修典，古籍的整理工作一直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0年7月，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在山东省青岛市正式启动，项目将形成400种重要中医药古籍文献的规范通行本、传世本。为此中央财政今年安排专项资金4000万元，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央财政在中医药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支持力度最大的一次。[28]8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项目论证会在京举行，来自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未来1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项目进行了论证，以期制定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路线图”，为今后一个时期古籍的保护、整理和出版工作提供指导意见。论证项目初步确定为743种。[29]
在古籍整理方法方面，《中国汉语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递变》一文追溯到孔子，总结和归纳孔子整理研究古籍的态度和方法和孔子古籍整理研究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以及近代以来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变革。[30]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是当年的亮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对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要加大认识，要继续下大力气普查和搜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做好定级保护工作并发掘其文化价值。[31]在满文古籍方面，《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一文对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概况进行了论述，以总结经验促进相关工作发展。[32]《略论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古籍收集与开发》针对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古籍损毁和流失现象严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收集和开发民族古籍的建议。[33]此外，在地方古籍整理方面，《河东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现状与对策》探讨了河东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意义、特点、现状思考和对策。[34]
当年的古籍数字化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将中文古籍数字化主体归为图书馆、学术机构和数字企业三大类型，展示了各大主体的古籍数字化成果，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数据类型、系统功能及选题分布方面的特点，指出它们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并提出了古籍数字化协作机制的构建途径。[35]《古籍普查与古籍数字化》一文探讨了古籍普查与古籍数字化联系和区别。[36]《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古籍整理研究评述》在搜集整理当前研究与应用成果的基础上，从古籍的自动录入、自动断句、自动编纂以及自动翻译等方面对基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古籍整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同时分别探讨这几个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37]《关于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的思考》一文解释了古籍数字化标准的概念，提出“所谓古籍数字化标准，简言之，就是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以达到最佳有序化程度为目的，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文章论证了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的必要性，并就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提出了几点思考。[38]《中文古籍数字化开发研究综述》一文利用“中国知网”以及其他数据源对中国古籍数字化的有关研究进行调研，主要从“书目数据库建设”和“古籍数字化建设”两个方面，从理论探索和建设成果的角度进行梳理和总结。[39]《我国古籍数字化研究的统计分析》对2009年以前我国古籍数字化研究论文进行统计，揭示古籍数字化从书目、索引等初级检索工具到当前智能全文检索平台的发展之路，并根据我国古籍数字化研究的发展趋势探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40]此外，中医古籍数字化也是古籍数字化的热点，当年有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中医古籍数字化探讨》[41]、《中医古籍数字化与知识挖掘》[42]、《中文古籍数字化开发研究综述》。[43]
3.2 少数民族文献和地方文献研究
少数民族文献是当年文献学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5月21—23日，“古典文献学理论与古籍整理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主办的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会上，来自国内十多个民族的60余名文献学学者从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3个方面就学界普遍关心的“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理论探索”、“古籍文献的研究实践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教与学”、“古籍文献整理的现代化技术应用”等8个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此次会议汇聚了多种文字文献的专家，是一次对各族文献研究工作融会贯通的有益尝试。[44]
《中国民族古籍研究60年》是一部总结建国以来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成就的学术著作。该书前半部分以时间为顺序，分四章以四个时间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每一章分八节，第一节论述国家民族古籍政策与理论实践，其余七节按照不同民族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活动展开论述。按照史、志结合的方式撰写。另外，该书后半部分还附有民族古籍大事记。[45]
《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一书是中外学者对少数民族古文字和古文献近年来交流合作最新学术成果的研究论集。2008年11月3—5日，辽夏金元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本书就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共收录来自各个国家地区学者论文30余篇。[46]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47]是“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的课题成果。该书分十四章，是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的一次系统梳理。
在地方文献方面，《黑龙江地方古籍整理》(第1辑)于当年出版，主编李兴盛，书中辑录了黑龙江地区大量的地方文献。[48]对于广西地方古籍，《广西地方古籍整理研究丛书》第一辑(10种)即将付印出版，第二至六辑(56种)已完成初稿，一俟机会成熟，亦当陆续修订面世。另有6种已先期单独出版。[49]
3.3 专书和专门文献研究
2010年的专书研究涉及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太平广记〉的文献学研究综述》对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对《太平广记》的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性质的综述。[50]近20年来《〈仪礼〉研究综述》一文从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等方面对近20年来《仪礼》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评价，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建议。[51]《〈滇海虞衡志〉的民俗旅游文献学价值初探》通过探析《滇海虞衡志》在云南民俗旅游方面的文献学价值、分析书中蕴含的丰富而珍贵的民俗资料对现代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考证依据作用。[52]
在专门文献研究方面，《简帛与学术》是“中西学者视野中的出土文献与文化资源系列”丛书之一，作者臧克和。该书以出土资料为主体，全书分为七部分，分别为：引言与分类、楚简及《书》、楚简及《诗》、楚简及自然、简帛及时间、祝由及治疗、简帛及其他。讨论诸如楚简所见《尚书》今文古文联系、楚简所见《商书》祭主及年代、楚简所见《尚书》文字，楚简所见《诗》论及中国现存最早诗学批评文献及基本范型，楚简所见日食、人与自然关系、禳灾方术、战国各地灾异观念比较，楚简所见祝由与攻放、祝由与治疗等专题，还考察了战国楚简祝词结构以及楚简所见部分异文。是作者一部近年来有关出土文字学术研究的小结。[53]
在论文方面，专门文献主要涉及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研究。《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建国六十年来甲骨文的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性的总结。[54]《甲骨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建设与思考》调查和分析国内外甲骨文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情况并给出思考和建议。[55]在敦煌研究方面，当年的研究十分丰富。《敦煌文献流散与回归的艰辛历程》针对敦煌文献的发现及流失原因进行论述，重点揭示敦煌文献在海外各国的分布以及敦煌文献的再生性回归情况，记录敦煌文献的发现、流失与回归的艰辛历程。[56]《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回顾》一文，在回顾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解题目录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21世纪初国内有关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文章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再次加以统计。此外，文章指出，西藏发现的前弘期藏文文献中有不少可以归入敦煌藏文文献中，提醒研究者关注两者的密切关系。[57]此外，还有《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58]、《敦煌写本类书S.7004〈楼观宫阙篇〉校注考释》[59]论文，集中发表在《敦煌学辑刊》和《敦煌研究》杂志上。
3.4 文献收藏研究
对于藏书的研究始终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当年有两部专著探讨了藏书楼的问题。
《海源阁研究论集》是作者丁延峰从事海源阁研究的论文集，填补了海源阁研究多方面的空白。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撰写的有关海源阁藏书楼研究的论文共25篇，论文分别从海源阁藏书特色、收藏善本概况，杨氏的目录版本学成就，杨氏刻书与抄书的成就和思想、特色，杨氏藏书散佚，海源阁变迁、杨氏著述，前人研究的讹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并于集末系之《海源阁杨氏四世年谱》，以谱志形式反映杨氏生平和藏书的源流情况。[60]作为藏书活动古今盛行的嘉兴，却始终没有比较详尽的地方藏书史的研究。这一空白在2010年被嘉兴学院图书馆陈心蓉推出的《嘉兴藏书史》填补。全书46万字，按时间顺序，上溯两宋，下迄新中国成立，对当今嘉兴市境内的藏书家按地区进行归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宋元兴起的嘉兴藏书、明代盛行的嘉兴藏书、清代繁盛的嘉兴藏书、民国时期嘉兴藏书及其变革、嘉兴藏书家藏书之特点及贡献，书后附嘉兴历代藏书家人数一览表。[61]
此外，在论文方面，当年关于藏书家或藏书楼的研究十分丰富。李万健发表了两篇带有总结性质的两篇论文《清代藏书家及其书目》[62]和《民国藏书家及其书目》[63]，此外，藏书家研究中涉及的人物还有：丘濬、李盛铎、吴珫、马国翰、苏大山、赵诒琛、曹学俭、何光岳、祁承
、叶书等，涉及的藏书楼有：皕宋楼、大通楼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有很大比例是把藏书家和藏书楼合并进行研究。
3.5 文献刊刻研究
在文献刊刻研究方面，本年度共发表论文30余篇，内容主要涉及地区刻书、官府刻书、私家刻书、个人刻书等方面。在地区刻书方面，《汴梁国子监刻书及其贡献》一文回顾了北宋汴梁国子监刻书的特点和历史贡献。[64]明代藩府刻书是2010年文献刊刻研究的重点，论文也比较集中。《明代湖南藩府刻书》[65]和《明代河南藩王刻书的特点及其价值》[66]、《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67]这三篇论文分别梳理了明代藩府在湖南、河南、宁夏刻书的概况。此外，地区刻书方面，还有《清代河南的书院刻书述略》[68]。在官府刻书方面，《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一文通过对曾国藩幕府刻书的历史考察，不仅厘清了晚清官书局产生的渊源与脉络，也进一步揭示了曾国藩幕府刻书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69]同样研究金陵书局的还有《从国图馆藏看金陵书局所刻书》。[70]在坊刻方面，《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晚期私坊刻书业研究》论述了市井文化与书籍刊印的交互影响。[71]在私刻方面，《略论明代三山街私刻书坊的大众文化经营》分析了明代中后期南京三山街私刻书坊经营特色，出版物特色。[72]《段氏经韵楼刻书考》考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经韵楼刻书的情况。[73]作为刻书家，黄秩模、王闿运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74]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以时代为维度，研究了当时的刻书特色。《民国雕版刻书研究》论述了民国雕版刻书概况，如种数及质量、刻书系统和地点，并探讨了民国刻书传统延续的原因。[75]《金代各地刻书的差异性探析》从刻书种类、系统、质量上看当时各地刻书的差异。[76]
4 文献学家研究和文献学家文集
4.1 文献学家
文献学家的研究，历来是文献学研究的热点。“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在江苏金坛市举行。该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和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金坛市委宣传部、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就段玉裁的学术贡献、段注《说文》的儒学传统、思想史视域中的段玉裁、西方汉学与段玉裁研究等话题展开交流。[77]
2010年涌现出了两本研究文献学家的专著，分别对欧阳修和梁启超的文献学成就做了专题研究。《欧阳修文献学研究》这本著作全面评述了欧阳修的文献学成就，高度概括了欧阳修的文献学特色和欧阳修在文献学上的地位，为研究欧阳修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欧阳修参与创立的金石学属于历史文献学，在学术界已无异议。然而，欧阳修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哪些应属于历史文献学，却是没有达成共识。作者余敏辉对相关问题都做了深入地研究。全书共分为六章，讨论了欧阳修文献学的背景、成就(文献的收藏、著录和校勘，文献的辨伪和注释、金石、家谱文献的开拓)和特色，是对欧阳修文献学贡献的一次系统总结。[78]《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研究》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总体上论述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后四章分别从目录学研究、辨伪学研究、西学与文献学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普及化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梁启超文献学的概念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梁启超对中国文献学发展所起的影响。[79]
2010年涉及文献学家的研究论文，数量上没有2009年那样丰富。涉及的文献学家有：刘乃和、丁鼎丞、陈垣、傅山、刘咸炘、朱熹、孙诒让、黄廷鉴、王念孙、潘树广、严遨、严谷孙、刘歆、刘向、翁方纲、陈漱渝、梁启超、钱大昕等。从研究内容看，本年度研究文献学家的论文数量分布非常平均。从论文的研究类型来看，对文献学家文献成就的梳理和总结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如：《丁鼎丞先生的文献学成就》[80]、《郭伯恭的文献学贡献》[81]、《文献学家渭南严氏父子》[82]等，还有对文献学家某方面文献学成果的探讨，如《浅述郑樵的文献编目与辨伪理论》[83]、《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84]，以及对某一位文献学家的研究综述《20世纪以来朱熹文献学研究述评》。[85]
4.2 文献学家文集
文献学家文集是文献学学者研究成果的汇总，也是研究文献学家的重要资料。《籍海零拾》是曾贻芬、崔文印夫妻的论文合集。这部论文集以书为中心，是夫妻二人读书、论书、评书之作，分考辨、通论、书评、序跋四编，共收文83篇，附录5篇，因为内容都是关于书，所以书名定为《籍海零拾》。内容丰富充实，考订有理有据，文字朴实清新。[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