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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09)4期0001-06 〔完稿日期〕2009年3月11日
一
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制定的。这包括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三个世界的思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和永不称霸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
二战以后，“冷战”寒流席卷全球，美苏争霸全面展开，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以其战略家的深邃思维和宏大气魄，娴熟地把握国际形势的变迁，规划了中国外交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在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对华封锁和孤立，外交上取得一个个丰硕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苏联陷入阿富汗困境，国力衰落，而美国在医治越战创伤后力量增强，两“超”争霸态势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国则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阶段，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这种情况要求外交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变革。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既继承又创新，确定了中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外交路线和政策方针。邓小平外交思想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光辉指南。
第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冷静判断和重大调整。
对于新的世界战争问题，毛泽东历来坚持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的两点论。但随着中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更多强调战争的危险，甚至认为“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性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并全面作出“战备”决策和部署。
对世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对我国影响甚大，如一切都置于“备战”的基础上，就无法安心进行经济建设。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冷静观察并深入研究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局，逐渐形成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新判断。他强调，“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这一新的判断，为中国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为中国外交的调整和变革开辟了道路，对正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重新认识和界定所处的时代。
确定时代的特征是制定国内外政策的客观依据。20世纪初期，斯大林把列宁对时代的判断归纳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提法长期被各国共产党奉为经典。1940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
自那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一，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其二，统治世界上百年的殖民体系瓦解，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二战的损伤，力量和影响都遭到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其三，美苏两超争夺世界霸权延续了40余年，导致苏亡美伤的结果，短期内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四，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斗争基本结束，发展经济成为各国赢得政治独立后最迫切的需要，面临严峻考验和挑战；其五，苏联和东欧国家体制僵化，政治和经济弊端日现，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严重下降，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调整，不仅没出现“垂死”和“灭亡”征兆，反而在经济上表现出一定活力。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结论已不能准确反映时代的特点，难以适应世界的新变化。
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透彻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态势和相互关系，洞察国际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强调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时代的主题由“革命和战争”转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今世界的本质性认识和界定。这既是理论上的重大发展，更是国家内外战略指导理念上的伟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三大战略目标以及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核心思想都源于此。
第三，发展和充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1954年经与印度和缅甸分别共同倡导，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毛泽东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新时期，邓小平总结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经验，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现实意义，并根据新形势对五项原则的内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与充实。主要有四大方面。一是把五项原则扩大为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指导方针，既适用于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根据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党与党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主张，并按照他的思想确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三是提出妥善处理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别的战略思想，主张“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即有关国家应彼此尊重、互让互谅，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一时难以解决的岛屿之争，应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避免冲突。
在中国调整、改善和发展与各国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邓小平对其的充实与发展，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从建立的第一天起，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始终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并更加鲜明地坚持了这一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内容。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声明：“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视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和内涵，是字字玑珠。
如何在外交中贯彻独立自主的精神，邓小平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并身体力行，在各个方面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到第一位”，决不容忍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受到侵害。在维护自己的核心与重大利益中，中国不信邪，不怕鬼，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和压力。第二，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组建、不加入军事同盟，不与任何国家建立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关系。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 “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第三，在国际事务中，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务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立场和政策。不以意识形态画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决定关系定亲疏。第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完全由中国人民自主决定，认真学习和借鉴别国的优秀经验，但决不照搬照抄。第五，在发展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互利合作。
第五，确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伟大战略方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西方国家弹冠相庆，甚至断言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是“多米诺牌”的下一个，加紧对中国施压和制裁，中国面临极其严峻的压力与挑战。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纵观全局，洞察本质，深刻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走向，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处变不惊，冷静应对国际上出现的惊涛骇浪，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仅经受住那段时期的严峻考验，而且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没有被压垮、被孤立，国际地位反而更加巩固和提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权宜之计，而应是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这是由国内外主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第六，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舞台就呈现出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的局面。殖民体系瓦解和发展中国家兴起，是二战后国际关系最重大的变化。毛泽东经过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三个世界的思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并认为“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兴起后，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争取经济独立、改善国计民生的新历史任务。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依仗在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并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地要求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格局在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发展经济已是各国普遍的政策取向。他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做出全面客观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准确地抓住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提出解决矛盾的途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反映出世界广大国家的普遍要求，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奋斗的目标。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鲜明的前瞻性，是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今后继续开拓创新的长远指针。
二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广化和深化，国与国之间利益愈益关联，相互依存性和互动性加强，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目的，凭借超强的国力，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单极还是多极，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成为国际舞台上斗争的焦点。与之同时，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时机迅速发展起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大。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中国因素”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重要问题。
在人类社会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意愿，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与不断演变的国际形势相适应，中国外交在政策和实践上继续发展和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和主张，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其一，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认为，国际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是时代进步的客观反映，符合各国人民的总体利益。当代世界多极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大国中心和大国支配，因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各种地区一体化组织也是多极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多极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根本改变长期存在的一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和支配、垄断国际事务的状况，有利于创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相互平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密切相连的，两者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旨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各国的共同发展。
其二，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同步的。中国不失时机地抓住全球化带来的难得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成功地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往与合作更加密切，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主张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趋利避害，合作共赢，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发展。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战略思想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其三，倡导并落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随着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艰巨复杂的安全挑战。中国及时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新安全观，主张各国协同努力，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以各国共同安全求普遍安全，从根本上减少威胁安全的因素，实现全球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其四，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能也不应只有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模式，不能也不应在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上强求一律，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以文明对话与共存代替文明冲突。因为各种文明都是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具长处和特色，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贬低、排斥一个文明，抬高、独尊另一种文明，都是错误的和不能接受的。
其五，形成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新方针。中国是世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并有一大批近邻的国家和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良好睦邻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中国创新思路，提出并实践“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与各邻国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积极开展周边区域合作，同东盟、中亚和东北亚国家建立了互利合作机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良好地区环境。
其六，不断拓展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新思路。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命运、共患难，长期以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相互合作，缔结了牢固的传统友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巩固和发展双方存在的团结合作关系，中国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利益的同时，在加强和深化传统友好、扩大务实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各个方面，都不断拓展新的思路，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等机制，参加了加勒比和拉美的多个地区合作机构。在加强经贸合作上，也出台了很多有益于互利合作的新举措。
其七，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协商与合作。中国对参与多边事务采取了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出建设性作用，承担了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并一直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强调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重大责任和作用，重视联合国的改革，使其更有成效。
其八，在国际范围内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积极开展人文外交。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不仅关心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同样关心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凡是关系人类文明、繁荣和进步的事项，中国都责无旁贷地认真对待。在国际救灾、防治疾病、环境保护以及其他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上，中国都不遗余力地做出贡献。中国重视和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也重视和维护世界人民的人权。中国的人权观是全面、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许与认同。
200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议。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外交理念的科学归纳和发展，显示包括实践和理论在内的中国外交思想体系的形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和长远的意义
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集体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科学把握世界变化趋势和特点，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正确掌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引导中国外交不断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实施了外交全面改革的伟大工程。这一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调整变革、开拓创新、发展成熟三个承先启后、互相联系的阶段。综观中国外交的伟大变革，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外交总体战略目标发生质的变化，从“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变化，从根本上讲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国际处境决定的。新中国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后建立的，之后又长期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中，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自然是首要考虑，必须时刻准备反对外来武力干涉和侵略战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和革命也被认为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和中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主题任务，中国也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长期的良好和平环境和为改革开放及“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自然而然变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对与新时期新任务不适应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也必然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第二，外交策略和方式由斗争为主转为强调谋求合作与协商。国际上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着危害和平与安全的种种因素，斗争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国际上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国家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分歧，不可能单纯靠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需要寻求新思路和新方式。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形成完整的政策方针。这就是有关方面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本着互相理解、合理互让的精神，寻求各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一时达不成协议，可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为最终解决创造条件。中国遵循这一精神，妥善处理了同许多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敏感的领土纠纷，包括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的问题，也妥善解决了与他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对国际上发生的争端，中国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同时总是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有关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三，果断调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中国改变长期奉行的“以政治划线”外交思维，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与一切国家都交朋友，都搞合作，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最佳汇合点，谋求双方关系的积极、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外交视野和范畴进一步扩大，已把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四大方面的外交，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外交，把国家高层领导、政府各部门、民间团体、公众等不同层次的外交，成功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战略，形成中国对外工作的总体布局。
第四，外交态势由总体的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出于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外交在相当长时期里基本采取守势，在不直接关及中国根本利益的一些国际事务中，大都是低姿态应对，尽量回避介入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利益的不断外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热切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国内发展的需求，国际社会的期望，促使中国外交日益积极和主动，更加自觉地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促进地区安全和发展中的积极行动，在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以及普遍关注的各种问题的巨大努力，都充分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貌。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加操作自若，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第五，由感性外交向理性外交的提升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积累下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30年间中国外交在深度和广度上经历了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在理念、机制和运作各方面都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结合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并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哲理，不断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完整的中国特色外交体系正逐渐形成。这不仅会指导中国外交步入理性轨道，而且对国际社会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外交也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现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在今后岁月里一定能创造新的、更伟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