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变迁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连续性论文,与非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3)06-0052-05
问题的提出
阿尔蒙德以心理学为核心的文化决定论进入了政治学研究，他以英美政治体系为基础把政治文化划分为认知、道德和情感三个层面，而且根据模式变量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的时代特征，[1]白鲁恂则把这种文化决定论假设的研究扩展到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然而，白鲁恂一方面认为世界文化的传播对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看到世界文化的扩散只能削弱和摧毁传统社会的结构，却不能轻易重建一个现代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他的解释是，文化同化的过程需要创建大量的社会组织传播和支持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但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难以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功能。由此看来，现代文化的扩散决定了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而传统价值的存在又阻碍了现代文化的进一步传播，那么，这两种文化到底哪一种起决定作用呢？实际上，他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这两种文化的，一个是在宏观层面上决定历史进程，另一个是在微观层面上决定心理反应。[2]白鲁恂做这个假设时显然只是从系统功能要求的角度来着眼的，没有顾及文化作为生活世界符号结构之一的解释学意义。由此看来，已有的政治文化理论对政治的结构、态度和行为中发生的变化缺乏有效的解释。
阿尔蒙德等人把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和行为进行了区分，[3]斯皮罗对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与作为文化建构要素的社会结构、行为、信仰、仪式等进行了区分。[4]这种把文化与结构区分开来的研究视角表明，结构等要素是对文化的反映，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而且是可以独立测量的，由此，考察文化与文化构建要素之间和谐与否的条件就成为研究变迁问题的基础，包括文化、结构和其他现象是否以模式化的路径发生变迁等都是如此。
在用文化分析研究政治与社会变迁时，我们应注意到文化分析的两个特点，一是与比较政治中的利益或制度理论对政治现象有直接而明确的解释力不同，文化分析的解释一般是间接而含糊的。二是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信仰和实践标识，它具有互动性和建构性特征，具有修正信仰和行为的能力，理解可以发生变化，并可以在与其他文化碰撞时调适自己。
政治文化理论的假设和连续性预期
由于政治文化理论的假设在整体上导致了对文化连续性的预期，并把它看成是常态，因而导致其在完全客观地阐明变迁的过程和原因时产生了困难。
政治文化理论的基石是关于“行动导向的假定”。它是指行动者不是直接对情况做出回应，而是通过调节“导向”来进行回应。行动导向是在一定环境中引导行动者以特定方式行动的并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倾向，它使行动模式化。如果行动者没有这些倾向，如果导向没有形成或不一致，那么行动就没有确定的方向，就会发生无范式的、无道德准则的和无一致目标的混乱的行动。
导向与态度是有差别的，态度是指特殊的意向，而导向是指稳定而具有普遍性的意向。态度来源于并表达着导向，态度可以通过范式化帮助我们发现导向。导向是由一般的态度所构成的，因而也构成了文化的主题。白鲁恂等把文化主题划分为四种类型：信任与不信任、等级与平等、自由与强制、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他们认为建立这种类型学有助于进行文化比较。[5]这些主题还说明导向可以使某些特殊的行动和态度形成普遍性意向。通常认为导向由三种因素构成：认知因素，即解码经验并赋予它意义；情感因素，把感觉融入认知，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评估因素，给行动者提供行动的目标。
导向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非不可变，并且它不仅仅是主观对客观现象的反映，主观经验也会影响导向。如果导向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如果经验影响行动的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它被限定在生物学的层面上，如果它只是理性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的表现，那么调节心理的因素就会被排除在理论之外，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导向不可变还意味着，我们只需要知道行动的初始背景，包括情形和结构，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解释行动，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成一种解释所必须的所有的普遍性的规则。当然，理性选择理论在通过同一导向来联系背景与行动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即如果没有导向的可变性，我们只能停留在行为主义的世界里。
另一方面，如果行动者没有明确的导向，只有可变性，那么其中的某些可变性因素可能会逐渐形成导向。并且，如果导向不是主观对客观环境的简单反映，那么导向赖以形成的可变的环境一定是文化本身。人们不能自然地获得导向，它一定是习得的结果。这样，如果坚持导向及其可变性假设的话，那么也一定要承认文化社会化及其作用：导向是向外部“社会人”所习得的，社会文化的承载者传授着把经验融入行动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全部技能。这一过程既可以由文化直接传导，也可以间接而明确地通过文化经验所习得和养成。
尽管理性主义也不拒绝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但文化主义与理性主义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这表现在对后天学习或再社会化的看法上。文化主义是从一种“累积的”社会化假定出发的，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认为早先的文化学习对后来的学习有一种扩散作用，它制约着后来的学习，尽管如此，文化学习仍然是要持续一生的；二是认为存在着一种个体的碎片化的认知、情感和评估逐渐凝聚成连贯而协调的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估的过程和趋势，这就是文化和导向形成的过程。
文化主义与理性主义对经济动机和社会行为的预期有所不同，从而开启了另一个观察视角。文化主义通过常规性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倾向把经验融入行动。它认为每个社会中的这些范式倾向是不同的，它们也不会由于社会的客观情况或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但会由于文化上的执著学习而变化，这种学习是寻找同一倾向和导向的过程。这是在决策与行动之间注入“经济化”的纽带和实现对群体互动的可预测性所必须做的，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政治文化方法在解释政治变迁方面面临的困难与它的连续性预期有很大关系，它甚至认为即使是在政治行动的客观背景发生变化以后文化也具有连续性。文化的连续性及其集体和个体导向具有连续性预期的理论来源有三点：第一，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导向不是主观对客观结构的超结构的反映，而是人们把认知的和规范的意义注入到结构和行为之中所产生的，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注入。第二，认为导向是通过社会化而形成的。在言传的意义上，社会化是直接的，它会产生普遍的连续性，社会人也即文化人为这种文化传承或社会化所形塑；在经验的意义上，社会化是间接的，但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连续性。权威性经验的传播首先发生于家族之中，然后是在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后人一直师从于他们的前辈。第三，认为导向是累积性文化学习的产物。这不仅是指文化学习的持续性，而且也指早先的学习影响着以后的学习，因而行动者会趋于追求相同的导向。
同时，文化的变化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绝对地排除文化范式和主题的变化，那么政治文化理论就不能对变化了的世界做出解释，就会失去意义。文化主义对此的解释是，文化连续性是人们在抽象而核心的文化世界中所持有的一种理想预期。类似于伽利略(Galilean)的惯性运动概念，文化的连续性是一种固有的规律，它制约着运动的变化，但如果遇到强大的外力撞击的话，也会改变运动的方向或速度。
然而，这种动机中的惯性概念可能引发对政治文化变迁的即兴化的解释。我们发现，如果一种理论方法对文化连续性有很强的偏好，或者抵制文化的变化，那么它总是意欲创造“特殊”条件以补救这种理论，即通过对概念和理论进行调适以对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或“偶然的”变化做出回应，以此对那些根据连续性难以解释的或“异常的”变化进行解释。对文化理论的修正旨在使政治文化理论对变迁的解释更有可信性，同时在此过程中还要防止对文化理论的假设及其意涵进行随意修补的情况。这样一种理论首先要阐明常规的文化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次要对异常的变迁做出解释，阐明政治文化方法在逻辑上适用和不适用哪些变迁。要构建这样一种理论，就要分析那些“自然地”产生于情景和结构环境中的变迁和那些“人为地”精心改变政治结构和行为所导致的变迁这两种基本的文化变迁类型。
范式保存的变化与非连续性变化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人们面临新的情景是一种常态，一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初级学校走向高级学校，从学校走进社会，都是面临新的情况。新的情况可能是瞬时剧变的结果，有时它是短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文化调适。然而，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的话，那么人们的预期和偏好就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范式和主题所发生的变化通常是保持它们本来状态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化中的变化是适应变化了的结构和情景而发生的，但这种变化是保持现存的文化范式并与它相协调的变化，即文化发展的特征是“范式保存”。“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个意思。在现实社会政治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近20多年来英国的保守党对英国工人阶级选民的争取和工党对于资产阶级选民的妥协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案例。
另一种保持范式的变化的方式是对新的经验和情况做出强求一致的或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这会导致一定的认知和准则的变化，这在进行不同的个体认知的实验中经常会发生“知觉的扭曲”。[6]近几十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的选举经历了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中，村长的民主选举最初被当地人看作是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的对当地家族首领选举的翻版，从而把现代民主的选举变成了传统家族的选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像选举家族首领这样的制度已经长期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候选人”是少数传承下来的有地位的家族中的代表人士，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改变这种传统的选举方式并进行全新的民主选举，无疑会受到很多限制，人们难以适应。然而，通过调整知觉扭曲的选举方式并把它应用于新的民主的村长选举，要比完全摒弃旧的选举而采用新的选举方式更容易实行。
文化主义的一个预期是，虽然现代社会中的社会流动使人们经常面对新的情况，但不能因为社会流动而轻易地改变文化的本性，否则会导致文化功能失调，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保持范式的文化变迁是一种渐进而有效的变化；文化主义的另一个预期是，社会越是具有现代性，交流越多，文化就越容易具有普遍性。由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情景和结构变化的频率和速度越来越高，而关于导向具有惯性的假设否定了导向可以经常而迅速的重新定向的可能，所以我们只能预期文化规则的僵硬度会适度放松，以便它可以适应和包容更多的社会流动和变化。
承认和坚持文化的弹性化是一条既可以保持文化的范式和主题又能适应变迁的路径。由于社会的变迁越来越迅速，文化要保持自己的范式和主题就要发展起可以兼容各种“内容”的“形式”。涂尔干曾论证了各种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普遍的相同点，他指出，在早期社会中，一个群体的环境在本质上是确定的，那里的道德状况有自己的品质，与其他社群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共同道德”被升至多样性的各群体道德之上，“继而变得更为抽象……普遍性思想的出现是必然的并变得具有支配性。”[7]
有时环境会发生巨大而迅速的变化，它既不是保持范式的变化也不是逐步放松文化刚性以应对社会流动性的变化，而是有中断性或非连续性的。人们常常把工业化所引发的变化作为这样的例子，战争或新政体取代旧政体通常也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剧变，而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美国、德国等西方一些国家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也导致了文化的变化。在这种非连续性或中断性的变化中，通常外部力量不如内部力量那样有更大的改变文化的能力。
发生了非连续性变化的创伤社会与环境稳定的或不那么迅速变化的社会相比，文化的变化是有明显不同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人们即兴创作以把文化变化的结果规范化的理由。如果文化主义者关于文化惯性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在逻辑上创伤社会的非连续性变化应该并不存在，然而非连续性确实存在，因而，文化惯性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
一些文化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剧变会导致文化导向在较短的时期内被改变的可能性，然而这并非不可能，只要行动者在推动变化的新的组织的早期就投身进去，在其中进行学习，就可以理解新的经验并建立起对新规范的认知。没有一个文化主义者预期德国甚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形成了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也没有人预期在非洲某些后殖民主义的部族社会中能够建立起现代国家的形式及其相应的文化，尽管在这些国家中并非不存在着文化的连续性及其预期。非连续性的政治文化变迁最初基本是无形式的，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反常状态或非规范化，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文化失去了粘合结构。学者们在政治文化变迁的连续性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利普塞特认为：20世纪前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与像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这样的“无目的的抗议运动”所产生的“极端主义”或新的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但亨廷顿等人则指出这种发展是与政治稳定或保存范式的文化变迁相关的。[8]在社会经济发生非连续性变化的情况下会出现无形式的文化变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所有的文化变化都是非连续性的这种情况，例如像家庭这样的私密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可以挺过巨大的社会剧变，甚至在所有的变迁中都没有改变家庭存在或家庭特性这一事实。可以说，一个制度中的导向越是根深蒂固，越具有凝聚力和一致性，它也就越不易迷失方向或发生变化，就会有更多的类似于“知觉的扭曲”这样的机制性的习惯性意义被融入到经验之中。政府的权威有时也会在文化的非连续性变化的环境中保存下来，而且，如果内化的文化特性不能支配行动和互动，那么政府权威会变得更有力量。
在文化非连续性的情景下，还可能发生的一种变化是人们的从众性减弱，使自己的生活从“外部的”较大的社会退入到较小的“内部的”更为熟悉的家庭、村庄或某些地方性的和宗教的社会细胞之中，有人称之为退却主义。这时，也会出现对权威的反叛和抵抗。从马克思到摩尔和斯考克波尔，人们总是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非连续性与政治暴力联系起来。由于反叛和不妥协总是会付出代价，并且需要更多的能量，因此，退却主义者进入小的社会细胞或尊崇仪式的行为有时就成为一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选择，这是一种保持文化连续性的行为。
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非连续性或中断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人们的个体和集体生活确实需要行动的经济动机和可预测性，那么这就会出现新的文化范式和主题。但是，由于文化范式和主题是靠累积性的学习来形塑的，所以这一过程是缓慢的，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在历史上的转型时期，这往往是以出现严酷的权力、社会倒退和由倒退所产生的强制动员和反叛为代价的。因此，新政治文化形成的过程是长期的并需要全社会为此付出代价。
政治转型时期的文化变迁
政治转型是研究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的时期和现象，在这一时期，文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可以集中地展示出来。典型的政治转型是近代以来发生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提供了最清晰和生动的转型案例。
由于社会革命本身是最重要的非连续性事件，它们一般都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剧变时期，尤其会导致政权的更替和政治转型，所以，前面所列举的关于非连续性的预期均适用于转型。我们可以文化论者从革命转型过程中得出的某些预期来评价政治文化变迁理论，这一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转型毕竟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顺其自然的变化或面向必然性的调适，同时也是人们主观设计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般来说，革命性的转型在短期内很难导致社会和文化的根本性改变，尽管有时会发生形式上的巨大变化。人们当然期望通过迅速的革命行动而实现社会的转型，例如企图通过驱逐地主和重新分配土地、结束封建特权和义务、实行普选等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这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变化，是否能在根本上或社会结构上完成转型则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至少要建立起与这些社会形式相适应的内容或基础，也即相应的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环境。从文化视角来看，革命这种非连续性事件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导致“无形式”的文化，尽管革命者会以某种革命文化来迅速地取代“传统的”文化，但革命者很难在短期内或一代人的时间里通过教育人民来重新确定文化导向。
这里的问题是，革命打破了政治生活的常规准则，填补它留下的真空的是什么呢？或者说革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如何？革命性转型是使用暴力手段推行的，它使用强大的革命权力和法律强制社会取缔旧的和固有的文化模式。“革命法规”曾是1791年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专政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使用的一种基本的制度设计，它企图用政治权力正面攻击并改变社会，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9]以至于革命后不得不有长期的退潮或“补课”。
“革命性法规”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持续稳定的替代规范文化，因而它也是一种文化形式。这种革命性或“文化性”法规被广泛用于判定政治立场或决策，是特定环境中处理矛盾和争端的一种规范方式。但实际上，革命性法规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只是压制而不是改变了文化，所谓革命的法规或文化一般都无法达到革命者所设想的目标，而只是变更了政权的形式和文化的表现形式，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至多也只是“知觉扭曲的”变化。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在革命后的初期主要是刑法在起作用，以后它的作用会逐步下降，而民法会逐步发展起来，广泛地规范社会的互动方式。也只有在这时，新的文化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适用性。
一些重要的案例说明很多革命在完成后长期达不到革命的预期目标，而更像是回到了革命前的社会状况。例如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都发生了这种情况，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1793年法国的“热月政变”，使两国的革命从革命高潮时构建的制度和法规退回到革命初期的状况，史学家们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退回到现实的发展水平上了，这实际上意味着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仍然存在，尽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重构的文化模式和主题之所以大大不同于革命的愿景，而更加趋向于旧的社会和体制范式，其基本原因是革命的超前性缺乏相应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支持。
革命本身并不能把新的文化内化到整个社会之中，因而在转型后仍然需要在整个社会中全方位地学习和内化新的文化。虽然革命的教诲对形塑年轻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很难取代地方组织的社会化作用；同时，它也不像教师及其类似的角色那样对大多数人有重要而持久的教育作用；它主要是对处于边缘位置的少数群体起作用，他们沉湎于用革命教义替代常规，因为这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或者是对于那些把革命愿景看成是人生全部意义的革命者起作用，只是这种革命者毕竟人数太少了。传统文化的惯性会在革命减弱以后重新发挥作用，这趋于使转型转变为范式保存的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把革命转变为只是具有革命修辞或形式上的转型，而很少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转型。由此看来，革命转型的短期效应很可能要大于长期效应，人们只能在剧变过程中尽力做一些改变，但当生活再次平静下来后，就不再能改变什么了，或者说其改变是渐进而缓慢的了。
一般来说，在长期的增量变化中所完成的转变要多于企图通过激烈的革命所完成的转变，尽管在特定情况下革命所推动的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国家把文化变迁看作是一种系统的社会工程，以通过长期的文化和社会化活动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不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过渡，但却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10]
文化的连续性是存在的，但是过于僵化的连续性预期或缺乏对于非连续性变化的处理，导致了以往的文化主义者在处理政治文化变迁问题时不得不用牵强的理论补救。尽管如此，从文化主义预设的前提条件中仍可以产生一种有很强说服力的关于政治变迁的文化理论，它认为社会文化变化的特性通常是范式保存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是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那么它就是趋于规范的、具有普适性和有弹性的文化变迁；它认为突然的社会的非连续性变化的文化是存在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无形式的”，这时它对个体来说是缺乏凝聚力的，对总体来说是碎片化的；当文化因素或文化惯性及其载体退入到传统的或未受政治转型或新文化冲击的地方性结构中的情况发生时，普遍的一致性就成了仪式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革命及其操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文化的转型，革命者试图借助专制权力或革命法规完成这一转型，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转型是有回归倾向的。尽管文化主义认为人们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设计变化，但主观推动的实质性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是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和系统的文化工程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