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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团大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该不该发动；二是是否违背了中央的作战方针；三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本文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当时战役的客观环境，敌我态势及作战目的、过程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结论：百团大战是应该发动的，它没有违背中央的作战方针，而且予敌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是“功大于过”，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有些教训也应吸取。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进攻日本侵略军和反击其“扫荡”的大规模战役。此役，震惊中外，影响广泛深远。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百团大战的看法评价颇有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百团大战该不该发动；二是是否违背了中央的战略方针；三是百团大战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笔者拟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以述评。
一
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八路军总司令部宣布的命令明确指出：一是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二是粉碎国民党制造的谣言，克服蒋介石的投降危险；三是拖住日寇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的后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宣告破产，不得不将速决战改变为长期战争，提出打一场“百年战争”，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同时为解决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日本确定了“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企图把华北占领区变为其兵战和供给基地。从这个目的出发，日本回兵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的大扫荡。1939年春，华北敌人颁布了“治安肃正计划”，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军政民一体”的“总力战”，“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对我根据地构成网状包围圈的“囚笼政策”，用“清乡”、“蚕食”、“扫荡”三种办法，将八路军一举歼灭。“囚笼政策”在政治上，敌人以铁路公路为据点，发展维持会，扩张伪政权，实行保甲连座制，加强特务活动，扩充伪军。在经济上，把铁路公路之据点作为吸吮中国人民膏血的大小血管和毛孔。开发资源，掠夺农产，倾销毒品，推广伪币流通，封锁根据地的经济贸易。在军事上，利用铁路公路调动快速部队，对解放区进行“纵横扫荡”。
“囚笼政策”是敌人全面进攻抗日根据地最毒辣的办法，它使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趋严重，据彭德怀同志回忆：“从1940年3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之前，只剩下两座县城，即太行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①
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我华北八路军迫切需要发动一次成功的战役行动。而当时日伪军深入我根据地，到处设立据点和碉堡，兵力分散，铁路公路沿线守备薄弱，也是我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行动的有利时机。彭德怀同志指出：“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调动敌人，给以打击，恢复大后方抗日根据地。”②朱德同志也曾指出：敌人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封锁政策，囚笼政策，它沿铁路公路修碉堡，希望把八路军这只老虎囚在里面不能出来。③我们有多少根据地，它就筑多少囚笼，企图来围困消灭我们。但我们仍有办法，这就是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斗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至9月10日结束，仅20天的时间就达到了破坏华北主要铁路公路交通干线，以正太路为主的攻击目标，使敌之华北的交通线完全瘫痪。
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八路军的谣言，克服蒋介石集团投降危险。1940年3月，八路军从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国民党制造：“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等种种谣言，攻击八路军，欺骗群众，挑拨国统区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同时国内妥协投降主义的倾向也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日派，继1940年3月公开投降后，此时又大肆展开投降宣传攻势，鼓吹“中日亲善”，“共同反共”。说什么继续抗日就是“把国家奉送给共产党和第三国际”。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右翼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入手”，积极活动，“极力助蒋反共”，企图“把蒋置于火炉之上，下不得台”⑤，逼蒋投降。而蒋介石集团，在大溃败以后，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也积极酝酿妥协投降，与日共同反共。他一面加紧策划反共高潮，一面又通过宋美龄，戴笠等与日秘密谈判。在谈判中，蒋方代表一再表示，国民党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华北驻兵等。⑥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的中间势力的抗日信心更加动摇。进步势力中一部分人对形势也产生了悲观情绪。妥协投降的空气在国统区弥漫。为粉碎国民党的谣言，克服蒋介石集团投降危险，争取中间势力，增强胜利的信心，我华北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但一扫数月来国统区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沉闷空气，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意志，而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使我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更加得入人心，发展和巩固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百团大战在政治上的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是应该发动的。
至于第三个原因，为了拖住敌人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的后腿，防止切断西北国际交通线，则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动向。1940年5月初至6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在湖北西部发动襄阳、宜昌战役。6月15日占领宜昌，威胁重庆，对重庆加强轰炸，扬言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等地。八路军总部根据错误的情报估计，以为日军会沿陇海路西进，占领西安和兰州，切断西北交通线。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我们没搞清日本军队的企图。当时敌人是准备进攻河南，打通粤汉路和湘桂铁路。战争双方相互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对敌人进攻方向，一时搞不清，这是战争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以此为据，认为百团大战不应该发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二
百团大战并没有违反中央的战略方针。首先，百团大战是一次战略防御中的战役进攻战。我们处于战役进攻的主动地位，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与敌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整个战役没有“超过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百团大战的预备命令指出：“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恢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时间的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8月8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看破坏正太路线程度而定，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最中心之坏节。这一战役目的，完全附合游击战争”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⑦的战略任务。朱德同志在《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中指出：“百团大战是我军在敌后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是我军政民共同发动的伟大的交通和经济战的总攻袭。”⑧可见，百团大战中基本上遵循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战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
其次，从作战形式上看。百团大战主要打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不是攻坚战和阵地战，其实质打的是交通战，而交通战是抗日游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伯承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中的交通斗争的形势的主要手段。这次八路军和决死队在华北敌后所进行的百团大战，实质上乃是敌我之间交通斗争的激烈表现⑨”左权指出：“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是我们在交通战方面的胜利。这就是说，我们战役进攻的主要目的，在于破坏切断控制敌后的交通命脉，争取华北战局向我方所欲之方向发展。但是这一交通战的胜利，给予敌寇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敌寇在交通线上所受的打击，将不仅仅是交通上的损失，而是敌寇在华北整个战争中的极重大的损失。”⑩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我40万大军，在五千里战线上全线出击，破路与战斗配合，袭击与打援并用，敌人无数据点同时求援，交通线处处被切断，日军驻华北总司令部束手无措，打了很多漂亮战，除少数车站，据点外，打的不是攻坚战，而是游击战，并有广大群众参加，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第二阶段，我军把攻占敌人据点作为主要目标，不适当地强调了阵地攻坚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时，敌人已有了准备，我军打了一些消耗战，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阶段，尽管我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作战目标，企图一举退敌，贯通三个基本根据地；尽管我搞了一些阵地攻击战，却还是针对敌人“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截线拔点，以面挤面”(11)，即中断其联络，破坏其交通，铲除其据点，粉碎其囚笼，扩大我敌后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区。攻击敌人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或暂时地占领之”(12)。第二阶段，因为我军对对敌军力量估计不正确，造成很大伤亡，元气不易恢复，犯了严重错误，但整个战斗依然属于游击战争范畴。第三阶段，我军认真贯彻了游击战争“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人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和“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反扫荡战术，敌人损失惨重，我各军分区仅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分区扫荡。从百团大战的战略部署和战役具体过程上分析，它并未违背中央的战略方针，没有超过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
三
1943年2月，罗瑞卿同志在太行分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客观地评价了百团大战，他指出：“就在今天检讨起来，百团大战也是正确的。虽然百团大战有它的消极面，这就是过分暴露了自己，刺激了敌人（包括国内敌人在内）。但百团大战的军事收获，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如振奋人心，打击了当时国内的投降妥协倾向，打击了东方慕尼黑的阴谋，破坏了敌寇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计划，以及我党我军在国际国内政治地位的更大提高等等，这一切的伟大意义，是不容抹煞的。因此，百团大战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而消极面是部分的。”(13)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空前的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它使敌人的“囚笼政策”遭受严重挫折，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对中国人民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功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功大于过，而不是过大于功。其主要功绩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钳制了日本的大量兵力，拖住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后腿。当时，敌人把交通线当作生命线，没有交通线，它在军事上就会陷于被动，百团大战的交通破袭战，正是打中敌人的要害，经过这次战役，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使正太路停运一个多月，毙伤日伪军25790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84007人，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摧毁了敌人的经济掠夺。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且使伪军动摇，汉奸丧胆，许多敌伪组织被瓦解，或投诚反正，或向我靠拢，甚至变成两面政权。
第二，百团大战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投降逆流。
“八路军展开百团精兵大战，攻克天险娘子关”的消息传开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振奋，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朱德，彭德怀表示祝贺。
国民党中一些有民族爱国心的将领也受到了鼓舞，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在打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与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14)。
第三，百团大战又一次用事实粉碎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百团大战后，人们从鲜明的事实对比中，提高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发表评论认为：“此次华北出击部队，地区最贫瘠、给养最困难，装备最劣势，而相反地敌人在这个区城的政治、军事力量都很顽强。他们在那种困难的前提下与悬殊的力量对比下，能够有计划的布置。(15)勇猛出击，不仅博得小胜，而且攻克坚城，没有真正立脚于人民大众利益的政治组织，没有可以使一切民众力量自由发扬的民主制度，这一些胜利是不能想象的。”军阀统治下的《新疆日报》也在社论中说：“华北出击大捷，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出它的伟大力量和作用，从而获得了国人更大的拥护和援助。(16)”
百团大战的历史作用必须肯定，同时有些教训也应总结。
当时，我军对敌进攻方向的估计上有错误，敌军准备进攻河南，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路，而我们根据错误的情报，以为敌人要进攻西安重庆、昆明，如果再等半年，待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兵力更分散时，再进行交通破袭战，战果将会更大，对敌人的打击也会更大。
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由于对敌我力量估计的不足，打了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这一阶段，日寇在遭到突然打击后，已经从麻痹中清醒过来，调整了兵力部署，并从外地调来援兵；我方参战部队经过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较大，还来不及很好地休整和补充。从敌我态势上看，对我有力的因素减少了，而不利于我的因素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在作战形式上不适当地强调了阵地攻坚战，把攻占敌据点作为主要目标，将破敌交通线放到次要地位，而且战线铺得过宽，超出了我军当时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战役实施结果，虽然给敌寇以重大打击，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如果当时适当地收缩战线，以游击战为主，辅以适当的运动战，乘胜破击易于奏效的敌交通线和弧立据点，同时为粉碎即将到来的敌报复性“扫荡”作好充分准备，就可能避免第二阶段作战的重大伤亡也可能减少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的损失。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在党史和军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对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注释：
①②《彭德怀自述》，第235页、第241页。
③《朱德在延安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④汪精卫《走向实现体面的和平》。
⑤《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⑥《第二次会谈的意见》，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70页。
⑦(12)(13)(1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85页、第400页、第398页、第383页。
⑧《新中华报》，1940年9月20日。
⑨《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7日。
⑩《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9期，第88页。
(11)(16)郭化若《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军政》，第2卷10期。
(15)《抗战以来选集》，第2集下册，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