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再估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种类论文,条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9年，经历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然而，荣耀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忧虑。例如，中国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模式导致了中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似乎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和英国的经济学人情报机构(EIU)提供的数据(图1)，如果以1995年为基期，那么中国的净贸易条件已经恶化为2004年的89和96，到2007年则进一步恶化为77和93，前者下降幅度高达23％，后者也达到了7％。与这些权威机构公布的结果类似，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也得到了几乎一致的结论，并就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以及如何改善贸易条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赵玉敏等，2002；林丽、张素芳，2005；张先锋、刘厚俊，2006；汪素芹、史俊超，2008；黄满盈，2008)。如果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确如上述研究表明的那样，那将意味着中国从贸易当中所获取的贸易利得正在不断下降，甚至可能发生了所谓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现象。
图1 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1995-2007)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和BvD全球各国宏观数据库。
大国的出口扩张伴随着出口价格的急剧下降，乃至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这符合标准的Armington(1969)模型的预期。然而，Krugman(1980，1989)及Helpman和Krugman(1985)发展的新贸易理论，以及Melitz(2003)等开创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Model)，通过考虑产品种类的内生变化，却隐含着经历持续出口繁荣的国家并不必然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①。这意味着，扩展的贸易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并不是可以被忽略掉的重要性质②。特别地，新近的很多经验研究也已经证明，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的贸易边际，那么将会增加贸易品的种类而不只是贸易量，不仅有利于使出口国提升多元化的生产结构，也使逆向贸易条件效应不太可能发生(Hummels and Klenow,2005；Hausmann and Klinger,2006)。因此，忽略产品种类对进出口价格指数进而贸易条件的影响，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出现实质性的偏误。
遗憾的是，现有通常用来计算贸易条件的国际贸易进出口价格指数主要采用固定种类商品篮子来构建。为了将纯价格变化从结构效应中区别开来，统计机构往往仅仅追踪有限种类的商品价格，并利用可以加权的价格指数公式进行加总。一般情况下，用来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公式主要有拉氏公式(Laspeyres formula)、帕氏公式(Paasche formula)和费氏公式(Fisher formula)③。例如，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主要采用拉氏公式，美国劳工局也采用拉氏公式来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而中国海关在编制对外贸易价格指数时主要采用费氏公式，国内一些学者，如赵玉敏等(2002)则采用了国际通行的拉氏公式计算中国的贸易条件，而另一些学者(汪素芹、史俊超，2008；黄满盈，2008；黄满盈、邓晓虹，2008)在研究贸易条件变化时则采用了帕氏公式。由于这种基于固定种类商品篮子的传统价格指数测度方法根本无法捕捉到产品种类变化的影响，因而不禁让人怀疑由此测得的贸易条件变动趋势是否值得我们信赖。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借鉴新贸易理论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新近进展，利用HS6位数级贸易数据，在考虑贸易品种类变化的情况下，重新测算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以纠正传统方法所造成的认识偏差和政策上的误导。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方法导致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0.93％，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0.73％，从而最终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被低估1.63％。事实上，考虑种类变化的中国实际贸易条件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改善了大约1.36％。这一结论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政策含义。
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阐述了种类变化对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框架，第四部分给出了数据和样本选取并报告了最终的测算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新贸易理论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已经成功地诠释了贸易品种类变化的重要理论内涵。大量的经验文献也已经证明了新的产品种类(扩展的边际)在解释一国贸易增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Bernard and Jensen，1999；Bernard et al.，2003；Felbermayr and Kohler，2006；Amiti and Freund，2007；Helpman et al.，2008)。然而，测度进出口价格指数的传统方法根本就没有考虑贸易品种类变化的影响，从而由此计算的贸易条件就可能出现实质性偏误。
主要原因正如Gaulier和Méjean(2006)指出的，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国际贸易的价格调整机制可以分解为集约的价格效应(intensive price effect)和扩展的价格效应(extensive price effect)。一方面，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将会产生预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 effect)④，随之而导致的总价格水平的下降可以被称之为集约的价格效应，因为它是由在位企业价格策略的调整而引起的；另一方面，企业的进入决定也会通过扩展的价格效应降低总价格指数，因为企业是通过自我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或者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进入市场的⑤。然而，集约的价格效应能够被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价格指数测度方法捕捉到，扩展的价格效应却不能。例如，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将推低进口价格指数，因为进入企业相对于退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如果退出的种类不在统计机构追踪的样本中，而新产品种类又没有及时得到补充，那么这种排序机制(sorting mechanism)将不能够被传统方法测得的价格指数捕捉到，从而由传统方法测得的价格指数估算出的贸易条件必然发生偏误。
但是，如何构建一个反映贸易品种类变化的总体价格指数，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难题(Broda and Weinstein,2006)。Gaulier和Méjean(2006)总结了目前为止解决这个问题的三类方法：一是在估计方程的右侧加入一个控制种类供给变化的变量；二是利用产出价格构建的PPP指数来捕捉一国产出随时间的变化；三是直接在价格指数测度时考虑新产品种类的变化。其中，由Feenstra(1994)开创的第三类方法已经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准方法。Feenstra(1994)利用把进口新产品种类加入到CES函数中的方法，发现考虑产品种类变化时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与传统方法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是有偏差的，即种类校正后的进口价格指数会明显降低，而传统方法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
基于Feenstra(1994)，很多经验文献开始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影响来重新测算进出口价格指数。Gaulier和Méjean(2006)对1994-2003年间28个国家样本的研究表明，进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对价格指数有着负向影响，即忽略进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将会高估进口价格指数。平均而言，这种测度偏误在0.2％左右。特别地，这一偏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更高。Broda和Weinstein(2006)指出，在1972-2000年间，如果考虑新产品种类的变化，美国的进口价格指数比官方统计数据年均下降的要快1.2％(即传统进口价格指数是上偏的)。这意味着，考虑种类变化的总进口价格指数要比传统方法测得的价格指数低28.1％。这一结论得到了Feenstra等(2009)的进一步证实，他们发现，1995-2006年间，经过种类调整的美国进口价格指数要比官方数据年均低1.5％左右。Blonigen和Soderbery(2009)采用Feenstra(1994)及Broda和Weinstein(2006)的方法，利用美国汽车产业的市场调查数据发现，传统测度进口价格的方法确实高估了进口价格指数；如果考虑到进口种类中的区位因素，高估的程度还要大。Kang(2009)利用1984-2000年间的韩国出口贸易数据发现，考虑出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影响，韩国的出口价格被低估了89.3％。
这些研究基本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进出口价格指数测度方法，高估了进口价格指数而低估了出口价格指数。由于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实际上意味着采用传统方法得到的贸易条件被低估了。而如果考虑贸易品种类的变化，一国的实际贸易条件将会有所改善(Ghironi and Mélitz，2005)。Galstyan和Lane(2008)对几个贸易不平衡国家(美国、德国、瑞士、日本、中国)2000-2004年贸易数据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集约边际(固定种类)和扩展边际(种类变化)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测得各国的贸易条件存在差异，考虑扩展的边际将使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有所改善。这说明，新产品种类进入市场对于改善一国贸易条件意义非凡；一些研究也因此强调了提升一国贸易增长中扩展的边际的重要性。Debaere和Lee(2003)发现，一国的贸易条件和其人均GDP或者R&D引致的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他们认为，人均GDP和R&D代表了产品质量和种类之间的差异，因而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产品质量和种类升级来规避逆向贸易条件效应。Kang(2005,2009)对韩国进行经验研究后强调，如果一国出口产品种类增加，那么在带来贸易量扩张的同时不至于使出口价格大幅下跌。由此他认为韩国可以通过增加出口产品种类而扩大出口量，出口价格降低效应也将得以缓解，即避免逆向贸易条件效应，贸易贫困化增长也不会发生。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仍然采用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测度方法，这就可能掩盖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真实变动趋势，并导致政策调整工具和路径上的误导。尽管钱学锋和熊平(2010)提醒我们理解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动必须深入考察贸易增长结构中的二元边际(dual margin)，但他们并没有具体分析种类变化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机制，更没有给出种类变化下的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
因此，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借鉴新贸易理论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新近进展，利用CEPII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提供的HS6位数级贸易数据，在考虑贸易品种类变化的情况下，测算了1995-2004年间中国的实际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这一研究不仅为国际经济学中关于种类变化的福利含义研究提供详尽的中国案例，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纠正传统测度方法的偏误，正确理解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和贸易利得，并为进一步的贸易结构调整提供丰富的政策内涵。
三、种类变化、价格指数与贸易条件：理论框架
为了能够考察贸易品种类变化对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影响，我们借鉴Galstyan和Lane(2008)的做法，利用Feenstra(1994)及Broda和Weinstein(2006)提供的基本理论框架⑥，通过在价格指数测度时直接融入种类变化来重新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及贸易条件，并比较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价格指数测度方法与基于种类变化下的新的价格指数测度方法之间存在的测度偏误。
(一)消费者偏好
Broda和Weinstein(2006)通过拓展Feenstra(1994)构建的、反映总体产品层次价格指数的单一CES效用函数，假定消费者对贸易流量的偏好为双层CES效用函数，从而能够在技术上融入新产品种类和现有产品种类的退出对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参照Galstyan和Lane(2008)，定义HS4位数为产品(a good)，HS6位数为产品内的种类(varieties)。在第一个层次上，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HS4位数上的产品来表示；在第二个层次上，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HS6位数代表的产品种类来表示。
在理想价格指数中，产品g内每个种类的权重实际上是该种类在t期和基期s期份额的一个合成，这种计算方式可以确保每个种类在数量指数中的权重和价格指数的权重一致。该权重有一个重要特征：不管是新产品还是淘汰产品在价格指数中的权重都为0，在计算价格指数时只考虑同种产品的价格变化，新产品和淘汰产品均只出现在一期，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没有纳入价格指数的计算范围。
因此，在固定种类情况下，产品g的出口价格指数(the fixed-varieties export price index)可以表示为：
2.产品层次
前面是对产品内各种类的价格指数的分析，下面我们将种类的分析代入各产品，为此得到我们最终需要的综合出口价格指数。
类似地，在固定种类情况下，综合出口价格指数(the fixed-varieties aggregate export price index)可以表示为：
将式(2)代入式(5)，我们即可以得到种类变化情况下的综合出口价格指数：
根据式(6)易知，新产品种类所占份额越大，实际出口综合价格指数(the varieties-corrected aggregate export price index)高于名义指数(the fixed-varieties aggregate export price index)的程度越大。即传统方法测得的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了。
借鉴Gaulier和Méjean(2006)的做法，我们定义基于固定种类的传统方法测得的出口价格指数偏差为：
2.产品层次
同理将种类的分析代入各产品，得到我们最终需要的综合进口价格指数。
在固定种类下，综合进口价格指数(the fixed-varieties aggregate import price index)为：
根据式(13)易知，新产品种类所占份额越大，实际进口综合价格指数(the varieties-corrected aggregate import price index)低于名义指数(the fixed-varieties aggregate import price index)的程度越大。即传统方法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了。
同样，借鉴Gaulier和Méjean(2006)的做法，我们定义基于固定种类的传统方法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偏差为：
根据式(16)，新的出口产品种类越大，将提高出口价格指数；新的进口产品种类越大，将降低进口价格指数。这意味着，考虑种类变化下的实际贸易条件(the varieties-corrected terms of trade)要高于固定种类下的名义贸易条件(the fixed-varietiesterms of trade)，即传统方法测得的贸易条件被低估了。因此，如果一国进出口贸易中扩展的边际的份额越大，则越有利于改善其贸易条件，进而提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贸易利得。
类似的，定义传统方法测得的贸易条件偏差为：
(五)小结
综上所述，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测度方法低估了出口价格指数，高估了进口价格指数，从而导致了贸易条件被低估。在考虑种类变化的情况下，固定种类方法的测度偏误得以纠正，出口价格指数将会提高，进口价格指数将会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且，贸易流量中扩展的边际的比重越大，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也越大。
四、数据、样本与测算结果
(一)数据与样本选择
我们的数据来自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按照HS 92分类的、超过200多个国家的5017种6位数产品在1995-2004年间的双边贸易流量数据⑧。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产品—国家对(product-country pair)，每年包含的数据信息有价格、数量及价值，这就使我们能够方便地根据上述理论框架来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及贸易条件⑨。所有指数均以1995年为基期进行计算，其中HS4位数定义为产品，HS6位数定义为产品内的种类。
在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选取上，尽管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提供了超过200多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流量数据，但由于以1995年为基期来观察2004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需要提供各期6位数产品的价格、数量的详细数据，只要其中的价格或者数量的数据缺失，就无法满足计算要求，必须从样本中剔除掉。这也就意味着，由于数据的限制，不可能计算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因此，在贸易伙伴的选取上，首先要考虑的是样本数据是否满足计算需要。在此基础上，在剩下的样本中选取贸易伙伴还要考虑到双边的进出口份额是否具有代表性，同时兼顾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满足这样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最终选取了40个贸易伙伴来测算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这40个贸易伙伴包括28个OECD国家和地区(卢森堡和斯洛伐克因为数据缺失被剔除掉)以及1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⑩。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样本期内，中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占到了中国总出口的94.6％，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占到了中国总进口的92.9％，这表明了样本的选取具有代表性。
由于产品种类的变化对进出口价格指数及贸易条件有着重要影响，表2报告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产品种类变化趋势。在全部国家样本中，反映出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值
和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值
平均都在0.89左右，这说明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新产品种类的比重相对比较小，即扩展的边际比重偏小，集约的边际仍是中国贸易结构的主体。这一观察同钱学锋(2008)以及钱学锋和熊平(2010)的结论是吻合的。同时，根据上文理论部分所表明的那样，由于新产品种类占比较小，将预示着种类变化对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幅度可能有限。但还应当注意到样本国家的结构性差异。表2显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种类变化(0.813)和进口种类变化(0.695)都要大于中国与OECD国家的出口种类变化(0.924)和进口种类变化(0.980)。即相对而言，在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扩展的边际主要体现在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上；在与OECD国家的贸易上，集约的边际仍然占据绝对的主体。这同样再次印证了钱学锋和熊平(2010)的观察。鉴于产品种类变化对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重要影响，可以推断的是，在固定种类下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与种类变化下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之间的测度偏误上，发展中国家的偏误要高于OECD国家的偏误。
为此，本文采用了一种简约的方法，直接引用现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对于出口替代弹性，Broda等(2008)估算了中国1125种HS4位数产品发现，拥有低中高市场势力的产品的出口替代弹性的值分别为0.4、2.1和80。为了较为全面地考察出口替代弹性对出口价格指数及贸易条件的影响，我们在计算种类变化下的实际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时，对每一个产品都赋予了这3个值。幸运的是，我们发现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对出口替代弹性的敏感度非常低，这增强了我们这样选择的合理性。对于进口替代弹性，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总结了现有的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认为进口替代弹性很可能介于5～10之间。因此，在计算种类变化下的实际进口价格指数时，我们也对每一个产品都赋予了这3个值。结果同样发现进口价格指数对进口替代弹性的敏感性也很低。需要指出的是，最终计算贸易条件时，对于每一产品需要同时使用出口替代弹性和进口替代弹性，这就涉及两种替代弹性之间如何搭配组合的问题。Broda等(2008)发现，市场势力越小的产品其出口替代弹性也越小。而如果一种产品的市场势力越小，则其被替代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在计算种类变化下的实际贸易条件时，出口替代弹性和进口替代弹性的选取上遵循低出口替代弹性—高进口替代弹性、中出口替代弹性—中进口替代弹性、高出口替代弹性—低进口替代弹性的搭配原则(表3)。
(二)测算结果
利用上述数据和样本及相应的进出口替代弹性参数值，测算出的固定种类和种类变化下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报告如下(11)。
1.出口价格指数
根据式(4)、式(6)和式(7)，我们可以计算固定种类下的出口价格指数、考虑种类变化下的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固定种类测度的出口价格指数偏差，结果如表4所示。就全部国家样本而言，我们发现，在1995-2004年间，固定种类下的名义出口价格指数为0.9750，而考虑种类变化下的3个实际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为0.9950、0.9839和0.9753。这表明，在出口扩张的同时，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确实下降了，但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方法的确低估了出口价格指数，这种测度偏误平均在-0.93％。即采用传统方法测得的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了大约0.93％。这一偏误要远远小于Kang(2009)对1984-2000年间韩国出口价格指数进行研究发现的结果。但这种测度偏误，发展中国家要大于OECD国家。在1995-2004年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价格指数并没有下降，但传统方法测得的出口价格指数仍然被低估了1.50％；中国对OECD国家的出口价格指数下降了，但传统方法测得的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了0.69％。测度偏误在贸易伙伴间产生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其主要原因正如上文推断的那样，是因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种类变化要明显大于对OECD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
2.进口价格指数
根据式(11)、式(13)和式(14)，我们可以计算固定种类下的进口价格指数、考虑种类变化下的进口价格指数以及固定种类测度的进口价格指数偏差，结果如表5所示。就全部国家样本而言，我们发现，在1995-2004年间，固定种类下的名义进口价格指数为1.6277，而考虑种类变化下的3个实际进口价格指数分别为1.6180、1.6153和1.6060。这表明，在进口需求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确实被推高了，但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方法的确也高估了进口价格指数，这种测度偏误平均在0.73％。即采用传统方法测得的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了大约0.73％。我们的结论与现有研究基本接近，但要大于Gaulier和Méjean(2006)对1994-2003年间28个国家样本的研究(0.2％)，小于Broda和Weinstein(2006)对1972-2000年间的美国(1.2％)以及Feenstra等(2009)对1995-2006年间的美国的研究结果(1.5％)。
与出口价格指数的测度偏误在贸易伙伴间存在结构性差异类似，固定种类下的名义进口价格指数与种类变化下的实际进口价格指数之间的测度偏误，发展中国家(0.83％)同样高于OECD国家(0.69％)。
3.贸易条件
由于基于固定种类的传统方法导致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必然导致贸易条件被低估。根据式(15)、式(16)和式(17)的计算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发现，就全部国家样本而言，在1995-2004年间，按照固定种类测度的名义贸易条件为0.9965，确实出现了贸易条件的恶化，恶化程度不到0.5％；但如果考虑贸易品种类变化的影响后，测得的3个实际贸易条件分别为1.0210、1.0117和1.0082，也就是说，种类变化下的实际贸易条件并没有恶化，反而相比1995年，大约改善了1.36％(3个实际贸易条件改善的均值)。因此，基于固定种类的传统测度方法导致了中国的贸易条件被低估了1.63％(12)。
同样，贸易条件的测度偏误在贸易伙伴间也存在结构性的差异。中国与OECD国家的贸易条件确实出现了恶化趋势，与1995年相比，传统方法测得的贸易条件大约恶化了2.71％，种类变化下的贸易条件大约恶化了1.27％，传统方法测得的贸易条件被低估了1.34％。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有恶化，与1995年相比，传统方法测得的贸易条件大约改善了5.17％，种类变化下的贸易条件大约改善了7.53％，传统方法测得的贸易条件被低估了2.46％。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与现有研究有一个类似的结论，那就是：平均而言，偏误范围较小。Gaulier和Méjean(2006)认为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首先，利用进出口部门数据而不是企业数据可能低估了扩展的边际；其次，利用贸易数据而忽略了国内差异品种类的供给，也会产生测度偏误。我们认为，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可能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利用HS6位数级的贸易数据也可能掩盖了种类的变化，二是由于对数据样本的要求非常高，不满足计算需要的国家和产品被剔除掉，这也可能低估了种类的变化，三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种类变化的幅度确实比较小。总而言之，这几个原因都可以总结为由于数据的原因而导致低估了种类的变化或者研究样本本身的种类变化就比较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测度方法，由于忽略了贸易品种类变化的重要影响，将导致低估出口价格指数，高估进口价格指数，从而最终导致贸易条件的测度出现实质性偏误。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提供的HS6位数级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借鉴Galstyan和Lane(2008)开发的拓展理论框架，我们测算了1995-2004年间中国与40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变化。我们发现，基于固定种类篮子的传统测度方法，平均而言，确实导致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0.93％，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0.73％，从而最终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被低估1.63％。在固定种类下，中国的贸易条件确实恶化了0.5％，但考虑种类变化的实际贸易条件大约改善了1.36％。这意味着，传统上我们所理解的贸易条件变化可能低估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贸易利得，过于担心中国的贸易利得下降乃至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可能也是一种误导。
近些年来，随着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研究工具和方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大量微观数据变得日益可获，贸易品种类变化的福利内涵正不断被挖掘出来。特别地，正如Broda和Weinstein(2006)指出的，理解新产品种类以及种类增长对各国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中心议题。我们的研究不仅为这类文献提供了详尽的中国案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结论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政策含义。
首先，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化通过贸易品种类变化这一渠道，对中国的贸易利得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不仅为我们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利益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我们准确把握贸易政策调整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研究，固定种类下的贸易增长(集约的边际)，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且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而通过促进更多新的贸易品种类进入国际市场(扩展的边际)，不仅能够维持贸易的稳定持续增长，不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且能够避免逆向贸易条件效应。钱学锋和熊平(2010)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贸易品种类增加对于改善贸易条件的重要意义。因此，中国的贸易结构应尽快摆脱现有单纯依靠量的扩张(集约的边际)的外生增长模式，转向依赖种类的增加(扩展的边际)的内生增长模式。
其次，新产品种类对贸易条件的改善有着积极的意义。正是由于种类变化幅度过小才导致贸易条件的测度偏误较小。因此，探寻新产品种类增加的路径和机制，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种类增加，提升扩展的边际在贸易增长结构中的比重，对于大幅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进而维护中国的贸易利得至关重要。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双边贸易中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由于固定成本主要涵盖非关税壁垒和国内的制度障碍，因此，中国未来的贸易自由化路径应注重内部的制度改革以获取贸易伙伴的对等让步，从而降低中国进出口所面临的固定成本，最终促进贸易增长中扩展边际的提升。另外，很多研究也表明，技术创新对于促进新产品进入出口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构建鼓励企业积极进行创新的制度安排也应当是政府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最后，近些年来，中国出现了以“双顺差”为显著特征的持续外部失衡，国际社会因此不断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固定种类篮子下测得的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进口价格指数被高估，以及贸易条件被低估，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中的价格竞争力事实上因为遗漏贸易品种类变化的影响而被夸大了。因此，不论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失衡问题，汇率解决方案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也没有必要满足理论预期的那么大。
注释：
①按照Krugman(1989)的解释，如果一国的出口增长源于出口种类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原因在于，新产品的增加会相应的增加偏好种类多样性的消费者的需求。
②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可以将贸易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和扩展的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集约的边际不考虑产品种类的变化，而扩展的边际意味新的产品种类进入出口市场。
④关于预竞争效应，可以参见Mélitz和Ottaviano(2005)以及Chen等(2006)。
⑤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大多数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因此，企业的进入或者退出实际上就意味着贸易品种类的变化。
⑥传统贸易理论只关注到固定产品种类，新贸易理论着重强调了产品种类的内生决定，而新新贸易理论则通过设定生产率门槛，考虑到了产品种类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动态变化。因此，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框架，能够很好地融入贸易品种类的变化对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影响。显然，一国进出口产品种类是动态变化的，不可能固定不变。钱学锋和熊平(2010)发现1995-2005年间，中国双边贸易矩阵中存在很多零点(zeros)，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着显著的种类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建立在新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分析框架，能够考虑到贸易品种类变化对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影响，从而纠正基于固定种类的传统方法的测度偏误。
⑧尽管Baldwin(2006)指出，6位数产品分类不足以捕捉产品种类的变化。这意味着可能低估一些新出现的贸易品的种类，因为它们可能已经发生了贸易，但在6位数分类下不能反映出来。必须承认，本文采用HS6位数数据可能会损失一些重要信息，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6位数已经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拥有较长时间序列的细分数据。
⑨事实上，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提供了按照HS92分类的1995-2005年的6位数贸易数据，但由于2005年的双边贸易流量数据中只提供了每一6位数产品的价值信息，没有提供价格和数量，不能满足我们的计算需要，所以只好剔除。
⑩这1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巴西、泰国、香港、新加坡、印度、澳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
(12)赵玉敏等(2002)根据拉氏公式的计算表明，1993-2000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黄满盈和邓晓虹(2008)利用帕氏指数发现，1987-200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22％；汪素芹和史俊超(2008)也利用帕氏指数计算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他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在1995-2006年间下降了23.97％。在固定种类下，我们的计算结果在总体趋势上与这些研究一致，但我们测得的恶化程度要低得多，原因可能是我们的样本涵盖更多的产品种类。另一方面，在考虑贸易品种类变化的影响后，我们测得的中国贸易条件要比现有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乐观的多。这表明，忽略产品种类变化的现有研究很可能因为在贸易条件上的测度偏误而低估了中国的贸易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