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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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述评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4952(2008)02-002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国史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国史研究随着我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也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关注。

一、近年来关于国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状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国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有百余种,涉及国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资料汇编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都表明国史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然而如果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归根到底应以理性的思考为首要,因此探讨国史学的理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截至2007年,系统研究国史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尚未问世。

国史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要走向成熟,既要有历史过程的深入探析,也必须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为研究提供基础的文献史料和总结研究成果的史学史,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系统论述国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很少见到。90年代中期开始,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十余年来,从总体上探讨国史研究状况的有李力安的《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1]和《努力开创国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2]、朱佳木的《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3]和《加强国史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4]、程中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5]、商翔的《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6]、杨亲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7]、杨凤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概况与评价》[8]等;专门探讨国史理论问题的有朱佳木的《史学理论建设三题》[9]、于文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述评》[10]、张世飞的《进一步加强国史学历史理论的研究》[11]和《关于国史学理论的若干思考》[12]等;论述国史研究方法的有张启华的《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13]和《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4]、邹兆辰的《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15]、关海庭的《关于国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16]等;讨论国史分期的有葛仁钧的《论新中国的历史分期》[17]、刘国新等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探讨》[18]、胡安全的《论新时期国史的分期》[19]、张世飞的《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20]等;探讨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有:朱佳木的《当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21]、李彦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体系的几个问题》[22]、耿化敏的《学术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史研究》[23]等。这些文章是新时期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总结,为国史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2001年4月《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深入讨论了国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国史与建国后党史的区别等问题,对促进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国史学学科建设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和国史领域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本文囿于篇幅只着重探讨第一方面的内容,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二、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开展国史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国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问题。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4]“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5]因此,唯物史观是我们从事史学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要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明确指出,开展国史研究“应当坚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在国史研究中不应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3](p.24)。但是近年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和攻击,2001年,有学者提出:“从当代社会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唯物史观确实存在着相当多而且是严重的理论缺陷”,“今后如果还以这种唯物史观做指导,可以断定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便决难继续保持我国史学主流的地位”,[26]并由此认为,唯物史观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26](p.8)而应由其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26](p.19)来代替。这一系列论说令人难以信服,由此史学界围绕着唯物史观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争鸣。

吴英、庞卓恒撰文指出:“蒋文所指的唯物史观‘最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造成的问题;而蒋文对那些理论缺陷的纠正,不但未使我们更接近于真理,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困惑”。[27]马捷莎[28]、陈先达[29]、王也扬[30]等都就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场争论使史学界更加明确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了应对唯心主义的挑战,众多专家、学者不断重申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如朱佳木指出“要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对于史学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自身学科建设的大问题”[31 ];“在社会主义社会,让马克思主义占据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完全符合人类普遍的社会规律”,“在指导思想上只能是一元的,绝不能搞多元化”[32];田居俭认为“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永远引导历史研究接近客观真理”[33];庞卓恒认为“唯物史观是我们迄今所知的最具科学性的历史观”[34],等等。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争论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警惕唯心主义史观、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对于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发生过的一些曲折、如何正确评价老一辈革命家的是非功过等重大问题,我们“绝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35]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是通过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同时,全会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如果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就不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也就不可能从大量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应当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史学工作者应该把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首要任务并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二)国史研究的主线

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本身、掌握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早在1994年,杨亲华就对国史研究的主线作出了归纳,他认为当时对国史主线问题的研究存在四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应当侧重于宪法第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国史要写建国前,中国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奋斗,建国后,又经过什么步骤,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并不矛盾,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视角不同而已,两者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或者说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展开的”。[7](p.64)

近年来,关于国史研究主线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国史研究的主线只有一条,但研究者们在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如李铁映强调:“写国史,就要真实反映亿万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探索有利于中国发展、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写出中国人民的探索史、进步史和发展史”。[36]刘国新也认为应“把发展作为国史研究的主线,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历史规律的研究,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37]杨凤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概括分析后认为:“国史的主线可以概括地表述为围绕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和建立、建设道路而展开的理论和实践,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8](p.22)程中原则明确指出“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更为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5](p.98)

第二,认为国史研究的主线应当分阶段来表述,如张启华指出,1949~1956年我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1956~1966年我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建设社会主义,为发展生产而斗争”,这1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却使历史进入了又一重大的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于现阶段的生产力,不但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制定改革的基本方针的唯一依据。[13](p.90~92)

第三,认为国史研究的主线是三条,如朱佳木提出:“当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一部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一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历史”。[38]

(三)国史研究的特点

一些研究者认为国史研究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李铁映强调:“国史研究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科,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门政治性很强、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36](p.4)李力安提出,国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因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史,所以它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39]新文指出,在共和国史研究中应该讲政治,这是“国史学科特点使然”,“国史是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是怎样确立、巩固并不断完善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怎样的探索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指导人们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以及在国际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发展的”,讲政治首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讲政治是国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40]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国史研究应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苏东海认为,在当代史研究中应该坚持科学性,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不能停留在个人感性认识上,必须实现向理性的飞跃,只有立足社会实践的历史陈述才能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的科学形态。[41]陈其泰认为,国史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应当强调其学术性。“鼓励学者发扬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秉笔直书的精神,做到勇于探索。”[42]

随着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对国史学研究特点的表述日趋全面。如朱佳木指出,当代史研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史学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这首先表现在当代史的研究必须遵守党关于建国后历史的各种决议、决定和指导性意见”;“其次,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还表现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必须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从事当代史学研究的工作者应当从当代史研究的特点出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注意维护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再次,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还表现在它的资治教化、资政育人的功能上”;“另外,还要看到当代史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当代史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当代史学工作者要密切关注现实问题”。[21](pp.27~28)张世飞认为国史学具有“理论性、政治性、综合性、实践性等特点”,因为“同所有的历史科学一样,国史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且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从研究主题看,“由于国史学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并且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研究范围看,“国史学几乎涵盖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学、外交、国防、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从研究时限看,“国史学研究的许多问题,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对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又具有实践性的特点”。[43]

(四)国史研究的对象和功能

对于国史研究的对象,国史学界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是表述有所不同。李力安将国史研究的对象概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1](p.2)李茂盛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政党、社团、民族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历史反映”。[44]杨凤城认为“国史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的活动为主体”,“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逐步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展开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国史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外交、国防、民族、宗教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等各方面内容的全史、综合史”;“属于断代史性质,有很强的综合性”。[8](p.21)

邹兆辰的表述更为全面,他认为国史研究的对象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狭义讲,它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从广义讲,它应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各种事物的历史变迁,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部分内容,虽然不一定都是‘国史’,但它是属于当代中国史范围内的历史事物,也应属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是国史所独有的研究对象”。[15](p.13)张世飞认为“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国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共执政史、政党制度史、政权建设史、机构改革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此外,疆域、气候、灾害、人口、婚姻、宗教、民俗、语言等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变化,也都是国史学的研究内容”。[43](p.55)

许多学者还把目光集中在国史与党史的区别上,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国史学科的特点。杨亲华将国史与党史的区别归纳为研究对象、内涵与外延、研究目的和功用都不尽相同。[7](pp.63~64)朱佳木认为“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在研究对象、内容上有交叉,有重合”,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即研究的角度、重点、范围都不同,“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党史是内圈,国史是外圈;党史决定着国史的走向,是国史的核心部分,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大得多”。[3](p.23)此外,李向前[45]、尚艳琼[46]等也对国史和建国后的党史进行了比较。

最近,还有学者对国史、当代史和现代史三者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朱佳木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一直把中国1919~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把始于1949年的国史称为当代中国史或中国当代史,但是现在一方面有人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或编纂延伸到1949年以后;另一方面,国史、当代史的研究或编纂又被排斥在史学学科之外,造成国史、当代史、现代史三者概念与关系的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首先改变中国现代史的现有定义,将它的上限由原来的1919年推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把中国现代史与国史和当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中国当代史或广义的国史。[4 7]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支持,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48]一书中就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定义为中国现代史,突破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以1919年为现代史的开端的划分方法,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关于国史研究的功能,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国史研究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正如商翔指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以为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大政方针提供历史的借鉴,这就是所谓‘资政’”;“有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国史、国情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所谓‘育人’”;“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正确形象”。[1](p.87)

朱佳木强调指出,国史研究还具有护国功能。他说:“古人早就讲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反过来,护己之国,也必先卫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国史工作者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就要在国史研究中把科学性与政治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拿出有创造力、说服力、感染力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用科学的研究成果驳斥虚无化、妖魔化当代中国历史的言论,充分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49]

新文认为国史还具有借鉴作用和醒世功能:“其借鉴作用表现在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及时地从正反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提高决策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实践上的自觉性与创造性,以便少走弯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其醒世功能表现在以生动的史实为教材,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发展前途,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40](p.4)

(五)国史研究的方法

国史研究的方法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启华在《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一文中以国史前30年主要是1956~1966年的探索实践为例,阐述了研究国史要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历史主干,并认为把握历史内在的逻辑线索的根本方法是运用矛盾的法则。[13](p.88)关海庭将国内外研究国史的方法归纳为四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比较现代化的方法、国家一社会关系分析方法以及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关于国史研究的具体方法,他提出应“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国史,注重定量和实证分析”。[16](pp.15)马树功提出在国史研究中要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正确的比较可以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50]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国史研究的方法创新问题。邹兆辰认为,国史研究的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其根本方法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国史研究者既要眼睛向上,密切注意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各种决策的过程;同时又要眼睛向下,密切关注这些精神在下面贯彻的实际情况。缺乏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有真正好的国史研究。”史学研究需要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更新,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史学领域里最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历史学者也应该“注重田野调查,注重搜集民间资料,注意剖析社会各种类型的典型,注意搜集口述史料,注意进行比较研究,注意进行社会心理分析”。只有在方法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国史研究才能逐步深化。[15](p.14)杨凤城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国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必须开阔和多样,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府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51]朱佳木指出,国史学“除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外,还继承了我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同时也要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还要“借鉴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派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3](p.28)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口述史料大量在历史纪实著作中被运用,一大批口述史著作问世。系统研究口述史的论文有朱佳木的《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52]、程中原的《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53]、姚力的《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54]、秦汉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55]等等。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为我们的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但口述史学目前还存在没有完备的规范、资料如何保存、真实性如何鉴别等问题。

(六)国史分期问题的研究

国史分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由于划分的依据不同,主要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四阶段说”和“五阶段说”。

胡绳从党史角度出发,把新中国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总结以往的好的经验、好的思想,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又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56]苏志纬也认为建国后5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30年和后20年,前30年是毛泽东时代,后20年是邓小平时代,这两个阶段“前后可以分段,却不能割断;前后可以对比,却不能对立”,要从历史的深度去研究。[57]

葛仁钧持“三阶段说”,他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6年12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第一阶段;1957年1月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第二阶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为第三阶段。[17](pp.15~16)王德新也把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具体时段的划分与上述“三阶段说”略有不同,他主张将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7年1月至1976年10月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1976年10月至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5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也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划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阶段。[48]

大部分国史教材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10月至1956年8月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为“文化大革命”时期;1976年10月以后至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59]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1949~1989年的中国》也按此标准划分阶段,只是将这四个阶段概括为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历程。[60]

李彦宏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变化过程为具体标准,将国史划分为五个时期:从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1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受挫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改革开放与全面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6年10月至1989年5月);理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1989年6月以后)。[22](p.9~10)李良玉虽然也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但认为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可以将2001年作为中国当代史临时的下限。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一个影响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入世进一步加强了改革发展的压力与动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性标志。由此,中国当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949~1956年的中心内容是接管政权、稳定经济、建立计划经济模式与完成所有制改造;1956~1966年的中心内容是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纠正“大跃进”的极“左”错误;1966~1976年的中心内容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76~1989年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为主要内容;1989~2001年的主要特点是由维护稳定转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高度。[61]

总体来看,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历史阶段的划分学界争议并不是很大,对于新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在学界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而且学者们对于新时期是始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1978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有不同意见。

刘国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应该从1976年算起,并将新时期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1976~1978年主题是“实现伟大的转折”;1978~1984年主题是“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1984~1988年主题是“改革的全面开展”;1988~1992年主题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92年至今主题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6](p.49~50)大部分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应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如胡安全将新时期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底至1982年8月为全面拨乱反正时期;1982年9月至1992年9月为开创新局面时期;1992年10月至2000年底为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初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19](p.47~49)葛仁钧[17]、孙大力[62]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时期;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全面进行改革开放时期;1992~1998年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汤应武、张宏志和籍援朝也认为新时期到1998年的历史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是不断进行改革探索,直至确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基本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阶段;后一阶段是根据既定的改革目标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建成的阶段。[63]张世飞也持这种看法,不同的是他将这两个大的阶段又细化为四个小的阶段。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主题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主题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92年10月至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主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1997年9月至今主题为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20](p.55~57)

目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不管何种划分方法,我们都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国史的发展实践为依据,以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标志,只有这样才能对国史分期问题得出科学的认识。

三、对目前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史学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日趋广泛,研究质量不断上升,成绩斐然。在国史研究呈现深入发展之势时,国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学者对国史的指导思想、国史研究的主线、方法、功能、新中国历史的分期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发表了很多有影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国史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国史学理论的研究相对于具体的国史研究来说仍比较薄弱,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加强:

首先,要提高对国史学理论和方法重要性的认识。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研究所能依据的理论和方法,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虽然日益引起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在国史学研究队伍中,系统接受过史学理论教育的可能并不多,一些同志甚至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概念比较陌生,专业从事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这些情况说明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并组织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建立国史学概论、国史史学史、国史史料学等相关学科。有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才能更加促进国史学的学科发展。

其次,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要体现出国史的研究特点。目前,国史学理论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整体上看,国史学的历史理论概括主要借鉴了一般史学理论的内容,并没有反映出国史学的特色来。如果说现在历史学科中史学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那么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则滞后于一般史学理论的研究。当然,国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理论自然和一般的史学有相同之处,这种借鉴是必须的,但是不能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由于国史学具有政治性、现实性、学术性等特点,因此在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必须体现出这种特点。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步研究的水平上,有些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缺乏深入的分析。

第三,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多样性。中国历来有治史的传统。国史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借鉴了国外史学中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不断创新。近年来,国史研究中已经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者独辟蹊径,借鉴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的研究者利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或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为我们的国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对一些重大的历史课题的研究得出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结论。另外,口述资料是国史学研究的一个优势,因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还健在,是“活的材料”,口述历史可以为国史研究提供大量丰富的史料,因此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已经日益为国史研究所采用,成为国史研究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要注意端正使用新史学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不断深入,而不是为了突出研究手段的“高明”;要加强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相互学习新的、好的研究方法并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中。

第四,要提高国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养。搞好国史研究,除了要具备一般的史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和广博的史学外,还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学习并刻苦地钻研,这样才能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的国史研究按照更科学、更正确的轨迹前进。研究国史尤其是国史的基础理论,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正所谓“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没有踏踏实实坐下来做学问的耐心是研究不出成果的。搞理论研究不像实证研究那样,只要搜集材料并认真归纳总结就能出研究成果,理论研究需要研究者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因此更需要提高自身理论修养、加强学术积累、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文为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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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_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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