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特色社会主义史学方法的论的钥匙——马克思晚年史学方法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钥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理论基础，因为它不符合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讲”的理论。这种观念是十分偏颇的。这一方面可参见拙作《重新审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讲”的理论及其重要意义》（《新视野》1997年第5期）一文。而这里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偏颇的理解主要是对科学的史学方法论缺乏深入理解造成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逻辑形式表现的宏观理论形态，另一部分是马克思研究历史所依据的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如同马克思说的，他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整体”一样，他的史学方法论也是一个“艺术整体”。以往，我们理论界在研究和宣传方面，多注重的是第一个方面，造成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僵化理解。这种僵化理解，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和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些偏颇理解都与不能科学理解马克思史学方法论有关。
马克思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人类的历史，写下了两部历史学“手稿”，一部是“人类学笔记”，一部是《历史学笔记》。这两部“手稿”的历史学方法，为我们科学理解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基础。因此，本文将对马克思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一专门的探讨。
一、研读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笔记”的一个重要困惑
马克思晚年在多病的情况下，停下了《资本论》的写作，孜孜不倦地研究世界历史，写下了以上所说的两部数量巨大的历史学笔记。正如一般人所理解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后期著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可是，这两部著作，在一些人那里，并没有引起重视和收到应有的效果。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数量过大。第一部包括四卷，第二部也有四册。特别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依据当时八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写成的。全书180万字。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不仅数量大，另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它阅读极为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是马克思晚年在历史研究上所侧重的方法不同引起的。
马克思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理论贡献，是我们熟知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理论。这个理论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侧重于依据逻辑方法取得的。这个方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后思索”。马克思早期、中期，在史学研究上非常重视“从后思索”方法的运用。在其早期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这样叙述他采用的方法：“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8页。）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对古希腊晚期哲学的伊壁鸠鲁、斯多葛和怀疑论这三个自我意识哲学的研究，揭示出它在历史上的意义，认为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对于这种研究，马克思特别指出他采用的方法。他说：“为什么我不把以前的希腊哲学中的这个或那个因素放在首位……而是相反，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从而让它本身表现自己的特殊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8页。）如我们所知道的，古希腊晚期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这一发展表明，哲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之外的某种自然属性，进到精神实体，再进到自我意识的人自身。马克思认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所以，以哲学发展的高级形态，向后追溯它发展的历史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正是这样，他认为他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其中期，我们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在这里，马克思对他采用的方法作了如下的表述：“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这段话，可以说是马克思注重这一史学方法论的典型的形象表述。
现在，我们用以上我们所熟悉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他晚年的著作，主要表现在《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这两部历史学“笔记”上。打开这些“笔记”，特别是《历史学笔记》，我们看到的全是历史史料，庞大的《历史学笔记》，开卷标题下的第一行就是“公元前91年。”这“公元前91年”不同于以往理论著作自然段的书写：缩两格开始行文，而是相反，突出正文两格开始行文。而且成为全书180万字大著作的体例。该著作强调的是史料，因此，它的引文都是以突出正文两格的历史年代为标志进行研究。这样，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给我们一些只熟悉马克思早期和中期史学研究的人们，在研读上引起了一定困惑。这种困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早期和中期史学研究的理论形态这种形式不见了，这里注重的是以历史年代为特点的历史史料；另一方面，在历史研究上，“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探讨不多见了，而着重探讨的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形式。在以上两个方面困惑之间又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惑：在历史史料研究与历史“跨越”发展形式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这些困惑背后，有一个更重大的认识问题：马克思晚年停下《资本论》的写作，带病研究世界历史，这种研究有没有学术价值，更具体一点来说，这种史学研究，在他的唯物史观理论面前是倒退了呢？还是对这个“第一个伟大发现”的丰富和发展呢？
理解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笔记”学术价值的关键，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史学研究的方法上。在其早期和中期，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侧重的是“从后思索”的逻辑方法，而在晚年，他的研究方法则侧重的是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打开马克思晚年史学研究学术价值的一把钥匙。
二、实证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历史考察
关于马克思史学研究的方法，我在《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几个问题》（见《新华文摘》1995年第2期）一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理论研究上，常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抽象的逻辑研究方法；一种是实证的历史分析的方法。如果说，前一种方法是定性方法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上是互补的。”在那里，因篇幅所限，我们只着重指出其特点，没有对其科学性及其历史进行考察。现在为了加深对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研究科学价值及其意义的理解，对于这一史学研究上方法论的特点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抽象的逻辑方法，是以“从后思索”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实证方法，是以实证的考察历史，同时又选择典型文献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具体方法表现出来。如果说，“从后思索”的方法从历史渊源上来说，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实证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汲取了摩尔根史学方法而形成的。
为了理解史学研究上实证方法的科学性质，我们先对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的实证史学方法及其取得的科学成就作一研究。
摩尔根(1818～1881年)是美国的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对人类的古代社会进行研究。对他的《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作出如下的评价：“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页。）这里，我们所主要关心的是，摩尔根在原始社会的研究方面“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采用的是什么方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从后思索”方法，是从事物发展的高级的典型形态，从后思索，逻辑的探索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在摩尔根这里，他研究的原始社会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不像《资本论》那样的研究对象，即还不是像人们生活其中的发展了的典型的社会形态。对于这样的社会，摩尔根的研究，得出了和马克思同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采用的方法，不是“从后思索”，而是实证研究的方法。
摩尔根在史学研究上，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他那个时代，进化论是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因此，摩尔根的实证方法又汲取了先进的进化论思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就是在具有进化论思想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实证研究方法不是注重从事物的高级形态向后探索它的发展规律，或是说，它的任务不在于在事物的典型形态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和逻辑向后溯源出事物发展的规迹。具有进化论的实证研究方法，侧重的是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因此，与逻辑方法相反，它重视实证，实证的调查，实证的史料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比较分析。通过对这些实证材料的分析，在对这些分析结果的比较中，发现它们处于什么不同的层次，从而作出该事物进化或发展的结论。
以往，我们一些人对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上，长期受着逻辑思维方法的束缚，把逻辑方法看作是马克思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这是非常偏颇的。
为了加强对史学研究上实证方法科学性的理解，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这一方法的历史性。就是说，史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很早就出现了，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这里，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亚里士多德在史学研究上就采取的是实证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摩尔根的实证方法，是在亚里士多德实证方法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为此，我们需要简单地探讨一下亚里士多德史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及其成就。
在西方，古代的学术研究，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向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探讨。这时，在对社会和政治的研究上，出现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运用的是抽象的演绎方法，也即逻辑方法；另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运用的是实证方法。在柏拉图那里，逻辑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理想国》著作中，在这一著作中，他从唯心论的观念论出发，把他的奴隶制国家理想化。他采用的方法就是逻辑演绎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则与柏拉图不同，他研究国家及其政治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当时奴隶制国家中奴隶主阶级中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以便提出一个如何使政权巩固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因此，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方法是对具体事实的观察、比较和归纳的方法。他在以下两部著名的著作中体现了这一方法。一部是《雅典政制》，雅典是古希腊奴隶制国家的政权所在地，因此，这本书也就是古希腊奴隶制国家如何建立及其体制的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是《政治论》。《政治论》是对以雅典为主的当时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情况给予观察和分析；之外，还对150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于这一研究的具体性和工作之巨大，亚里士多德前后用了近8年的时间，并且是在他学生们的帮助下才完成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史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也影响了摩尔根的研究。
三、史学的实证方法在马克思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史学研究上的实证方法，它的科学性已如上面所述。可是，以往在我们理论界只囿于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偏颇理解，不注重史学研究上的这一方法的探讨，使我们既不深刻了解史学实证方法的科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忽视了对马克思史学研究上这一方法的探讨。
可以这样说，史学研究上的实证方法，是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共命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一方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孕育、制定和发展分作不同的时期来探讨。
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实证方法的运用比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还要早，即产生于唯物史观的孕育时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实证方法，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催化剂。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制定，学术界都以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在这之前，即在《莱茵报》之后的《1843年手稿》的写作时期，史学的实证方法就明确的提了出来。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唯物史观的孕育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从《莱茵报》退回书斋，他理论研究的中心就是探讨“历史之谜”。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就写下了如下的话：“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里，在探讨“历史之谜”时，又有一个“问题”与“答案”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在这里“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探讨“历史之谜”时，不是依赖什么逻辑，主要的是对时代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历史的实证研究，是唯物史观科学制定的先声。正是他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实际问题”才使他退回书斋的。
在唯物史观的制定时期，仍然看出马克思在历史理论的研究方面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这里我们可以以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为例。这里，主要研究分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便逻辑的探讨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这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也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这里，我们以他研究的美国为例。马克思写道：“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这里指美国——引者）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他进一步分析这种发展“异常迅速”的原因，这里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因素：“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24～125页。）这里，我们从研究方法上作一些比较分析。在分析分工、生产力、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时，指出“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这种“交往形式的序列”，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24页。）这里，史学研究的方法明显的体现为逻辑的方法。可是，在分析美国的时候，却指出这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况：除移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比如分工的发展，前一代传下来的大量生产力等等，这里倒出现了如下两种新的情况：一是外来的移民；二是“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27～128页。）为了理解马克思在这里采用的是实证方法，我们着重分析以上这两种新情况。关于外来移民，马克思指的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最进步的个人”。这里突出移民的“个人”及其“进步”性质。这种个人，马克思着重指的是两类人：一是年轻的技术工人，一是工厂主和银行家。在历史的发展上，英国是美国的母国，到美国寻求发展的大多都是有技术或有资金在英国不能得到理想发展的个人。这些个人，很少带家室，特别是年轻的技术工人，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追求事业的发展。所以这些个人，马克思称之为“最进步的个人”。第二个新情况，是“移民于一块全新
的土地上”。这里不在于异乡，移民都在移乡，问题是，这些移民移居在对这些个人追求理想发展具有很少阻碍的“全新的土地上”。在这里不再有各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繁重的税收等。简单地说，在这块全新土地上，“能够实行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就是说，这些“最进步的个人”，从一开始适行的就是“最发展的交往形式”。马克思对历史侧重于逻辑研究时，可以不指出某一国家或民族，就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理论，可是在分析美国的历史发展时，必须侧重于实证的研究，不进行这种实证研究，同样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理论。
《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时期，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中期。这个时期，对于唯物史观理论来说，是他这一科学历史观制定之后的运用时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在说到唯物史观时写到：“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2卷，第32页。）这种研究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上。正是在这一伟大著作中，马克思表述了他的研究方法是“从后思索”。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从后思索”，也是由于《资本论》的这一表述和体现在其中的研究。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中，马克思侧重的是运用“从后思索”；但是，在一些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需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正是这两种方法，才使《资本论》研究的经济现象既有典型性又有科学性。
四、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互补”——马克思史学研究方法的“艺术整体”
以上我们研究了史学研究上的两种方法：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尽管马克思的史学研究既采用了逻辑方法，也运用了实证方法，但是，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孤立地使用某一种方法，如像亚里士多德、摩尔根或黑格尔那样，只重视某一种方法的运用。对于历史上这两种史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如同对待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通过继承改造变为他独具的方法一样，使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的研究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史学研究上的这两种方法是辩证统一的“互补”关系。正如马克思说他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整体”一样，对于马克思史学研究上这两种方法的“互补”关系，我们应称之为史学科学方法上的“艺术整体”。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史学方法上的“艺术整体”才构成《资本论》理论以及整个唯物史观理论的“艺术整体”。因此，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到对马克思史学方法这一“艺术整体”这一更深层次上。
对马克思史学方法“艺术整体”的理解，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一“艺术整体”在马克思那里，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另一个问题是这一“艺术整体”在马克思一生的史学研究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地位。
先来研究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这两种史学方法都是十分重视的。如果说史学的实证方法，最初促使马克思关注时代的“实际问题”，又从人们的衣、食、住等物质生活领域探讨历史规律的话；那么，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从逻辑上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里只是从过程上表明了这两种方法的关系。那么，这两种方法在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之后，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呢？我们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方法，是史学研究的宏观方法，实证方法是史学研究的微现方法。史学研究上的这两种方法，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统一。以往，我们理论界有的学者把五种社会形态看成社会发展的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没有深入理解史学研究上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造成的。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史学方法这一“艺术整体”，在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表现为他在不同时期的侧重运用。这种侧重运用，表现在要用唯物史观研究当代的重要历史理论上。因此，这种侧重，表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以上的研究表明，史学研究上的方法论问题，是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了解马克思史学方法的“艺术整体”，既不能科学地完整地把握唯物史观理论，也不能很好地了解马克思依据这一科学历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解决历史发展提出的主要问题的方法论的意义。我国理论界，近年来在探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跨越发展的理论依据时，在理论上出现的如马克思晚年的“困惑”，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欧洲道路”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不能科学理解马克思史学方法的“艺术整体”有关。因此，我们着重研究马克思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理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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