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南楚散文赋的形成年代、来源及其主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旨论文,战国论文,散文论文,年代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6-0027-04
自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唐勒赋》残简面世之后①，绝大多数学者已经不怀疑散文赋成熟于战国南楚了。除《唐勒赋》之外，传世文献记载的战国南楚散文赋还有：载于屈原名下的《卜居》、《渔父》，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荀子曾入楚为兰陵令，遭到免职后居家兰陵从事著述，他的《赋篇》或作于南楚。散文赋这一文体形成于何时？它的来源是什么？当年南楚散文赋的创作主旨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南楚散文赋的形成年代
南楚散文赋究竟形成于何时？在没有充分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先从散文赋作家生活年代来考察。根据现有的文献，南楚散文赋作家主要有宋玉、唐勒、荀子几人，景差可能也是当时有名的散文赋作家，只是他没有散文赋作品传世，这里姑且不去讨论他。宋玉和唐勒是晚于屈原的两大辞赋作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序》中称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宋玉是不是屈原弟子，虽然不好贸然论定，但宋玉、唐勒是屈原的后辈，则是可以肯定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唐勒赋》残简都提到楚襄王，这表明宋玉、唐勒的散文赋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顷襄王时期。顷襄王的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这36年应该是南楚散文赋创作的高峰期。
荀子《赋篇》未注明写作年代，他在齐国稷下时主要从事文化学术研究，不大可能写《赋篇》这样的猜谜游戏文字。《赋篇》中有“王曰”字样，似为宫廷君臣娱乐之作，较有可能作于荀子入楚之后。据清人汪中所作《荀卿子年表》，荀卿入楚为兰陵令在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专事著述，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②这个年限可以视为南楚散文赋创作年代的下限。
王逸《楚辞章句》将《卜居》、《渔父》系于屈原名下。如果将这两篇散文赋看做是纪实作品，那么它们是以第三者的目光记述屈原行事，在性质上与战国诸子散文中弟子记载其师言行的文章相近。当然也不排除艺术虚构的可能性，因为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这两篇散文赋是根据《离骚》情节写成的。《离骚》中有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巫术描写，《卜居》可能就是根据《离骚》这些巫术内容虚构了屈原问卜郑詹尹的故事。《渔父》写一位具有道家意味的渔翁劝告屈原从俗的佚事，《离骚》中女媭詈骂、灵氛占卜等情节都有混同世俗、随波逐流的思想倾向，或许《渔父》正是按照《离骚》这些情节写成的。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卜居》、《渔父》都不是出于屈原本人之手，而应该是屈原弟子后学之作，或者是同情了解屈原生平行事的辞赋作家的作品。这两篇散文赋的写作年代应该在《离骚》之后，与宋玉、唐勒作品大体同时。
根据以上考察，南楚散文赋盛行于战国后期，特别是在顷襄王一朝达到高峰，其上限大约在公元前298年，下限是公元前238年荀子罢官，整个创作时段约60年左右。一种文体的形成，一般要经历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的缓慢过程，但在战国这样一个文化日新月异的年代，文体发展速度比其他时代要快得多。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南楚散文赋——无论是《卜居》、《渔父》还是宋玉、荀子诸赋，在艺术上已臻成熟，不像在起源阶段那般稚嫩。以此推测，南楚散文赋的形成年代应该比现存作品还要早一些。至于早到何时，由于缺乏文献证据，所以不好确指。只能大致说，南楚散文赋这一文体应该在公元前298年左右就已形成。
二、南楚散文赋的来源
从表面上看，南楚散文赋如同楚骚体一样，在战国后期“奇文郁起”(《文心雕龙·辩骚》)，实际上，战国南楚散文赋的来源仍然有迹可寻。
战国南楚散文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这种主客问答的对话体形式在此前诗文中早已存在。《尚书》中已有对话体萌芽，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而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不过，《尚书》这些对话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问答格局。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是在《国语》中初步形成的。问者为宾，答者为主，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如《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其何所可以逃死”等六个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国语》往往通过问句将论题层层引向深入，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国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不仅区分结构层次，而且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经过《国语》作者们的努力，对话体文章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说理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言论，多采用对话体形式，这些文章保存在《论语》和大小戴《礼记》以及近年出土的郭店、上博儒家竹书之中，像《礼记》中的《曾子问》、《礼运》、《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以及被《汉书·艺文志》系于《论语》类的“孔子三朝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上博简《民之父母》、《子羔》、《中(仲)弓》、《鲁邦大旱》、《季庚(康)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作品，都是以主客问答作为结构形式。《墨子》、《晏子春秋》、《孟子》、《庄子》、《商君书》、《孙膑兵法》等诸子散文中也有许多对话体文章。散文以外，《诗经》中有些作品也是以对话结构创作的，例如《诗经·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这种对答体，似与上古社会结社集会活动中的群歌互答有关。到战国后期，在运用对话体结构进行创作方面，历代诗文作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南楚散文赋作家所借鉴的正是这种主客问答结构形式。
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其中的主客问答都是纪实——客观真实地记载君臣、师徒之间或其他宾主对话内容，而战国南楚散文赋的主客问答大多出于艺术虚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艺术虚构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自古有之，中国上古社会的神话就是运用虚构的手法而创造出来的，只不过神话的虚构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自觉的艺术虚构是在战国时期大量出现的。大概从战国中期开始，诸子百家为了增添文章的形象性和说服力而大量创作寓言。《庄子》、《孟子》以及纪录纵横家言行的《战国策》中都有很多寓言故事，特别是《庄子》散文，号称“寓言十九”，基本上是用寓言故事来表达学术思想。战国后期的《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也有很多寓言，特别是《韩非子》中不仅用寓言故事解说老子学说，而且还出现了《说林》、《储说》这一类的寓言故事集。③战国后期南楚还有一定的巫风余习，而巫风是孕育、滋生神话的沃壤，所以南楚辞赋作家在发挥艺术想像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楚骚中就有大量的神话故事。南楚散文赋既不是寓言也不是神话，但散文赋作家完全可以从神话、寓言创作中吸取虚构艺术智慧，某些散文赋如《卜居》、《渔父》就或多或少带有寓言故事性质。从现存散文赋来看，不少作品是当时文人为了供楚王娱乐而创作的，这种娱乐游戏文字最适合运用虚构手法。
楚骚体也是南楚散文赋的一大源头。南楚散文赋其实是亦诗亦文的一种文体，它既与典型的带“兮”字的楚骚诗体有形式的区别，又与楚骚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楚散文赋中具有楚骚体因素，这可能是导致先秦两汉人们辞赋不分的根本原因。有些散文赋仅有一个用散文写的序，它的正文是用骚体写成的，如《高唐赋》、《神女赋》；有些散文赋是在散文中夹杂了一些楚歌，如《登徒子好色赋》中就插入了秦章华大夫的“遵大路兮揽子袪”、“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两段楚歌；有些散文赋是以不带“兮”字的韵文写成，如《卜居》、《渔父》、《赋篇》；有些散文赋是用带有偶句的散文写成，如《风赋》。散文赋成熟于楚骚体之后，像宋玉既是楚骚体代表作家，又是散文赋的开创者和最大作家，因此散文赋吸收楚骚体的艺术营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说，南楚散文赋是从此前诗文中吸取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从神话、寓言中借鉴了艺术虚构的智慧，并从楚骚体中获得了艺术营养。前两点因素尤其重要，如果某位楚辞作家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来叙述一个虚构的故事情节，那么它就是最初的散文赋了。
三、南楚散文赋的创作主旨
从作品内容来看，南楚散文赋的创作主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娱乐，这是散文赋最重要的创作宗旨；其次是讽谏；最后是纪事。
楚骚体源于南楚祭神活动，它是从典型的宗教文学发展而来的。《九歌》是一组祭神巫歌，即使是《离骚》，也是来自于屈原求神问卜的巫术活动，它是屈原在政治失意之后从事巫术活动的真实记载。散文赋的创作主旨就不同了，它是楚王宫廷御用文人用辞赋为君主提供娱乐。先秦时期，君主宫廷中往往豢养了一批由优伶、侏儒等类人物组成的娱乐人员，他们的职责是运用种种插科打诨令人发笑的手段供君主取乐，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早期的喜剧演员，像《国语·晋语》中的优施、《史记·滑稽列传》中的优孟等，都是这一类人物。宋玉等人通过创作散文赋来娱乐楚王，其性质其实与优施、优孟者流相同。《高唐赋》和《神女赋》的故事主角是楚王与巫山神女，宋玉创作楚王与巫山神女的性爱故事，并不是用于祭祀神灵，也不是以此托喻取譬，他写这些故事的目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编一个黄段子，供楚王茶余饭后娱乐。中国古代封建君主实行多妻制，后宫佳丽如云，人间美女应有尽有，读者试看《招魂》与《大招》中的声色描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王侯贵族们是怎样的纵情享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女人，大概就只有神女了。现在，宋玉写一位神女自动提出来要与楚王交欢，这正好搔到楚王的痒处，既满足了楚王的文学娱乐需求，又迎合了楚王潜意识中的情欲。《登徒子好色赋》写宋玉辩驳登徒子对他的人身攻击，《讽赋》写宋玉回击唐勒的谗言，《对楚王问》是宋玉对自己名声不好的辩白，这几篇文章从表面上看是宋玉自我辩诬之作，实际上也是带有轻松幽默意味、逞才斗智的娱乐作品，当然其中多少反映了一些封建宫廷之中同僚尔虞我诈的恶劣习气。《风赋》将自然界的风区分为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说雄风是如何宁体便人，而雌风又是何等生病造热，这可能是宋玉为了满足楚王高人一等的特定心理而有意生出的一篇文字，所以它不是一篇严肃的作品，而纯粹是游戏文字。《大言赋》、《小言赋》是战国后期南楚上流社会的一种语言游戏，文章中几位人物各说一段大话或小话，宋玉为此赋，可能多少有一些与唐勒、景差之徒比材量力的意味，因为大家在一起做语言游戏，虽然出于娱乐之旨，但也能够从中见出各自的才华。此类大言、小言没有多少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但对训练人的思维和想像力有一定帮助。自《尚书》、《诗经》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大都承载着宗教祭祀、政治讽谏、道德教化、惩恶扬善等功能，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那种以纯粹娱乐、审美为宗旨的超功利的文学创作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学传统。楚国出现宋玉等人以娱乐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应该与它作为蛮夷邦国、重视道德教化较中原相对淡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与战国晚期士人人生抱负的降低以及政治地位的下降也有一定的联系，可能还与顷襄王以辞赋娱乐的个人特殊爱好有因果关系。在重视讽刺教化的中国传统文学园地，以娱心悦志为宗旨的楚国辞赋，构成一道别具情味的风景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不过它们也表明宋玉等人为了一己的生存，而自甘用文字取悦楚王，换来一点君主的垂青和奖赏，沦落成优孟一类的人物，这开启了汉代皇帝将辞赋作家俳优蓄之的恶例。
有些南楚散文赋带有讽谏意味。《唐勒赋》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文章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见神奇。赋中贬斥“今之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专家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宋玉《钓赋》借钓鱼一事为喻，劝谏楚王，表达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荀子《赋篇》体物写志，类似于猜谜语，在娱乐的同时可能多少也有一些讽谏的意味。这一类赋作在战国南楚并不占主导地位。进入汉代以后，儒家以讽谏为核心内容的文学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文人们用《诗》学讽谏理论来指导辞赋创作，牢固地树立了作赋以讽的创作观念。即使是那些“润色鸿业”的大赋，也务必要曲终奏雅，将娱乐与讽谏融为一体，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格局。
《卜居》、《渔父》可能是纪屈原行事，它或许受到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战国诸子百家的门徒都有责任和义务记载宗师言行轶事，随着诸子百家学术活动的终结，这一类记载某位大师行事的散文赋也就没有人再写了。
注释：
①《唐勒赋》残简共22枚，202字，首简之背上刻有“唐革”二字。罗福颐先生在《临沂所见古籍概略》一书中认为，唐革即唐勒，并引《毛诗》“如鸟斯革”之“革”，《经典释文》注云：“革，《韩诗》作‘勒’。”但李学勤先生根据《大言赋》、《小言赋》开头唐勒、景差、宋玉的排名和文章结构，以为残赋作者应为宋玉。本文暂将《唐勒赋》视为唐勒作品。
②在荀子生卒年问题上，本文采用汪中之说。此外，关于荀子生卒年还有六种意见：一是胡适的说法，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265年至公元前260年，卒于公元前230年；二是游国恩的观点，主张荀子生于公元前314年，卒于公元前217年；三是梁启超的观点，以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07年，卒于公元前213年；四是罗根泽的观点，以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16年，卒于公元前213年；五是钱穆的说法，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45年；六是郭志坤的主张，以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15年，卒于公元前217年。
③据有的学者统计，《庄子》有寓言约200则，《列子》约100则，《韩非子》约300-400则，《吕氏春秋》约300则，《战国策》约60则。仅此五部书便有寓言1000则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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