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我见论文,试论论文,内涵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近两年来，从北到南，一场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正在我国知识界、文化界悄然兴起，并逐渐深入，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兴趣。在讨论中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甚至截然对立的意见。本文拟对讨论中若干分歧意见谈几点管窥之见，也算凑凑热闹。
一
目下有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倡导“重建”或“高扬”“人文精神”的学者们其实对“何谓人文精神”都没有吃透，对此概念的理解都很混乱，就匆匆忙忙“奢谈”“高扬”之类，实属“戏谈”，毫无意义。这实际上根本否定了“人文精神”的提出和讨论。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意见。
的确，在这场讨论开始时，一批青年学者并未专门对“人文精神”下定义，甚至在他们的一系列文章、发言中对“人文精神”内涵的理解和阐释也并不见得都很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问题的提出与讨论的展开。
实际上，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往往并不直接从下定义或界定概念、命题开始。一种新的理论主张、观点的提出，也常常不起于对某个概念范畴的精确框定或阐释。譬如，我国五六十年代有过一场至今还令人怀念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孕育、形成了我国美学的四个主要学派。这场讨论围绕的中心是美的本质问题，按理说应集中争论如何给美下定义。事实却不然，争论的焦点在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当然，这与美的概念的界定密切相关，却并不直接在讨论美的定义。如果先要把“什么是美”讨论清楚了才能谈论美的主观、客观性问题，那这场讨论就根本不会发生。相反，正由于由后一问题切入，才有助于各派逐渐形成自己对美的本质、定义的成熟想法。这个道理我觉得完全适合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
大概是遵循孔夫子“必也正名乎”的古训吧！我们一些学者往往喜欢一切先从“正名”、确定概念内涵开始，这当然是一种做学问之道，但未必是唯一之道。岂不知孔老夫子亦未见得事事处处以“正名”为先的，一部《论语》，随处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毋庸多说。即使象有的学者在替“人文精神”的中国传统内涵“寻迹辨踪”时谈到的《淮南子》中“精神训”篇，亦是一适例。该篇论精神，主要论精神对形体的支配、主宰关系，并未首先为精神下定义，何为精、何为神，何为精与神连用之涵义。该篇开始，先讲精神之根源：“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后面才在精神与形体、骨骸的关系中逐步阐明精神之涵义。其实这种讨论“精神”的方式早在《庄子》那里就有了，《庄子》中多次出现“精神”（精与神连用）一词，如《知北游》中“澡雪而精神”，“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也不首先界定“精神”概念，而是先讲神形的源流本末关系。
现在回到人文精神的讨论。我的意思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没有先界定何为“人文精神”，甚至在对人文精神内涵的阐释上不完全一致或者说有点混乱，这并不妨碍提出当前应“高扬人文精神”的口号，更不妨碍围绕此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不应当因为这个原因就从根本上全盘否定这一口号提出的必要性，它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更不应当由此而否定这场讨论。
事实上，这场讨论最初是由一些青年文学理论、批评家发起的，后来才有一批哲学、文化工作者加盟的。开始讨论时根本未涉及“何为人文精神”问题，而是由当代文学的危机的实际出发，推导出作家、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他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大潮已卷走了人们创作或阅读纯文学作品的兴趣；就文学创作的实况看，无论是所谓的“纯文学”，如“痞子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实验文学”，还是大众通俗文学，如言情、武侠小说等，都已沦为审美想象力丧失的标志。而由于文学是本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文学危机所引发出来的人们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下精神生活的全面萎缩。“重建人文精神”的口号最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随着讨论的展开，人们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危机问题，而是关涉到世纪之交整个人文学科的危机问题，整个知识分子所处的人文环境问题，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方式、终极关怀和精神追求问题，等等。因而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和阐释也更趋多样、丰富，其内涵总体上也变得更加深厚广阔。
还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精神倡导者们虽然大都未及正面、充分、直接地界定“何谓人文精神”，但并不等于他们对人文精神没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从已发表的讨论文章与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心中其实是有大致统一但具体理解不完全相同的对“人文精神”的界定和阐释的。如果不脱离具体的语境和现实针对性，人们是不难把握其真意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讨论中应当逐步弄清“人文精神”的涵义，否则讨论既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明晰的理论，又缺乏真正的碰撞交锋，就只能停留在浅表层次而难以深入。所以，我觉得，有的学者对倡导者们的这一批评亦包含合理因素在内。当前，讨论进展到了这一步，是该弄清“何谓人文精神”了。
二
什么是人文精神？我觉得很难用一两句话下一个定义。因为这个概念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历史还是现实上看，其涵义都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是变动的。
从时空角度看，历史上中国早就有“人文”与“精神”两个概念，但那“人文”主要是与“天文”相对的，且据有的学者考证，至清代之前未见有“人文”与“精神”连用者。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新兴市民阶级反封建社会思潮的Humanism，我国“五四”前后的学者译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至今已约定俗成。此处的“人文”与中国古代“人文”的含义已有很大区别，它主要不是与“天文”相对，而是与基督教神学、神权相对立，“人文主义”主张肯定和注重人自身，尊重人性与人的价值，要求在各个文化领域里把人和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人文精神倡导者们所寻踪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内涵，其实就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我不知倡导者们是否赞同此说，但就我个人浅见，两者似乎不太一样。
首先还得从时、空变化谈起。让我引一段《哲学大辞典》“人文主义”条目下的一段话：
……其基本内容为：（1）肯定人的价值，称颂人的特性和理想， 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2）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 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强调按照人的自然本性生活，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3）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 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品德、努力和才能，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和封建等级观念；（4）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提倡用知识造福人类， 反对中世纪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主流是市民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新文化运动。……这段引文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内涵讲得相当清楚、完整。反观当今中国一些人提倡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虽然在某些观念上不无关联，但总体上说有很大的区别。一言以蔽之，是“时过境迁”；所谓“时过”，是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不但时间上已过去五个世纪，而且已从中世纪向新兴资本主义过渡的文艺复兴时代进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谓“境迁”，不仅指欧洲与地处东亚的中国这一地理环境的变迁，更指两个不同时代、面临不同变革目标、任务、对象、途径、方式及不同文化传统、国风民情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因此，两者虽然同以“人文”命名，但内容、涵义等却不能不有很大变化。
这种变化，在我看来，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对抗宗教神学、神权主义；作为一种以人为本、高扬人的价值、地位的观念和精神，它又可以同一切贬低、压抑人的思想、理论相对抗，如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主义、科技主义、商业主义等。当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和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开，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商品大潮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无情地冲击着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人文学术的急剧萎缩，精英文化的严重危机，已成不争之实。更重要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态也遭到严重挫伤，其中一部分人顶不住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科技主义的双重挤压或引诱，纷纷中箭落马；还有一部分人也处于犹豫、彷徨、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只有少数人还“冥顽不化”，苦苦挣扎在日趋缩小的精英文化阵地上。正是最后一种人，对人文学术和精神文化的衰退有切肤之痛，对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学术良心和文化使命感的丧失万分焦虑，所以用“人文精神”的口号来概括现状，引导未来：当前人们“人文精神”普遍失落，因而需要“重建”和“高扬”。这就是目前提倡“人文精神”的现实背景。
据此，我们要搞清当代“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就不能脱离这一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就要从它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真义。
首先，人文精神与商业主义相对抗。商业主义不等于商业，而是那种把商业经济看成高于一切、把商品化作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机制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按照商业主义的原则，不仅物质生产领域，而且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乃至每个个人的精神生活，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商品化原则，都必须接受“利润第一”目标的驱使。在这种商业主义的侵袭下，近几年精神文化学术领域普遍弥漫着追逐金钱利润的风气。由于赚钱作为首要宗旨，使得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高雅文艺作品难以问世；一些人在提倡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却干着媚俗、向低级庸俗趣味暗送秋波的勾当，实质上反而败坏通俗、大众文化的名声；有的地方组织书稿竞标拍卖，靠大款的施舍来“抬高”某人某书的身价、地位，似乎出价越高，买主的派头越大，卖方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更有甚者，给若干万元，签一个协议，就在几年内整个人“卖”给了出版社，其间所写作品一律属“买”方所有，这简直是一份精神劳动力的卖身契，居然还有人为之喝彩叫好；全国图书销售点大幅度减少，很多书店都改营他业，大多数图书销售网点不进或少进高档次学术文化书籍……；总之，商品化原则无孔不入，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各个领域的一切方面。这种种将精神文化、学术全盘商业化、商品化的现象，引起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深深忧虑。人文精神正是作为这种商业主义的对立面而提出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反对作为一种普遍价值观念的商业主义，决不意味着反对商品、市场经济。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推行、培育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现代化进程的大大加快，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都是有目共睹、无可争辩的。我相信，人文精神倡导者们并不会反对市场经济，因为他们也同样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成熟之时，那种把市场、商品原则绝对化，鼓吹在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也无例外地推行商业主义的思潮，却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原则，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认精神文化学术活动的特殊性，而对之采取非商品化的特殊保护政策与措施。有的同志提出，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尊重人，更有人性，我是同意的；但这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天然就完全符合人文精神，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经济体制，而非一种精神原则，如果把市场体制的经济原则无条件地贯彻于一切精神文化学术领域，那必然给精神生产带来困难；当然，如把计划经济体制强加于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会造成更大灾难，这已为以往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其次，人文精神与物质主义相对抗。这里，“物质主义”在英文中可能与“唯物主义”一词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中应当、也可以加以区别。唯物主义是相对于唯心主义的一种基本哲学思潮、派别和路线，在本体论上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认为人的意识是客观外在世界的反映，在历史观上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产的生活方式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而物质主义则是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的伦理价值观念。这显然与唯物主义不是一回事。当然，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曾经指责唯物主义是只满足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放弃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无视至高无上的绝对精神，但这只是他对唯物主义的误解和歪曲，至少是把个别唯物主义者的享乐主义观念夸大成整个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了。然而，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上述责难中却包含着对物质主义的有力批评，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近年来，在我国，随着商业主义的盛行，物质主义也到处泛滥，许多人丧失了人生的理想、目标和精神追求，沉缅于当下的物质利益、享受和无止境的消费，物欲恶性膨胀，促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违法犯罪自不用说，维系一个文明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伦理道德原则也被一些人弃之若草芥，康德所谓的绝对道德律令或良知也日渐泯灭，甚至被嘲弄为“傻”和“憨”。拜金主义的新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流行。这种物质欲望的无节制扩大，越来越把人类精神中美好的方面挤压出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尖锐批判了物质主义的重要表现形态——以货币为最高追求的拜金主义，指出货币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能买到一切，包括良知与道德，“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1〕。就是说，物质主义、 拜金主义使人的心灵异化了，使人的精神追求萎缩了，使人的良知受到了排斥与挤压，一句话，使人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渺小、贫乏、疲软。追求精神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尺，一旦人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人性被物欲、贪欲所吞噬，人的精神性丧失殆尽，那么，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人文精神”正是冲着物质主义的泛滥而提出的，正是想用高扬人文精神来抵抗物质主义的进攻，坚守人的精神家园，消除人性的异化，重新占有人的本质。
再次，人文精神也与科技主义相对抗。我国随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迅速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对我国长期忽视科学技术、忽视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历史与现状来说，是伟大的拨乱反正；对于加快与国际高科技接轨，加速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也有着无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但是，社会上有些人把科技的重要性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步，而相对却贬抑人文学术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科技是完全正确的，但科技至上以至排挤人文学术的科技主义就走向谬误了。更值得重视的是，科技主义往往以其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和判断标准简单地套用于人文学术领域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导致对人的生命体验、精神生产和哲学玄思的排斥，否定倾向。这种倾向与人文精神截然对立。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国还不算严重，倒是现代西方世界的一个痼疾。本世纪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两大分野就是明证。现代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抗从上个世纪就已萌发。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以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算科学，与此对应的人的科学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因而他未充分顾及人文学术和精神文化，虽然在其伦理学、美学中有所补救。相对说来，黑格尔对康德的科学主义倾向有所克服，他把绝对精神抬到至高地位，实质上主要抬高人的社会文化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精神本质。他把人的心灵与自然作对比，把艺术与自然现象作对比，指出：“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美学》第1卷，第4页）。这里，虽然主要讲艺术美问题，但也包含有强调人的心灵自由高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意思，换言之，他更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叔本华、尼采更公开抨击科学主义，以张扬人类的生命意志。狄尔泰更是把世界分为自然世界与人文—历史世界两大块，提出应有相应的两种科学，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后者相当于人文学科；在他看来，单有自然科学并不能把握、更不能展现人的精神世界。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也认为严格的自然科学不能说明精神文化世界，主张把哲学理论的基础从单纯的自然科学扩大到人类全部精神文化领域中去。当代哲学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更是严厉批判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他与科学（实证）主义思潮针锋相对，提出：与其把科学定义为“事实的研究”，不如定义为“理性的启示”；他批判科学主义导致哲学与科学的危机，而这实质上是“人性本身的危机”，它“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而“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对自己真正存有（Sein）的信仰”；他主张，“当我们思考这一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转回到我们现代人性主义的历史中去。我们只有通过说明那种人性的历史的统一的意义才能获得自我理解，并因而获得内在的支持”〔2〕。 胡塞尔是在大声疾呼张扬现代的人性以抵御科学主义对人生存有的瓦解。当代中国，科技主义虽还未导致社会人性的危机，但苗头已现，前景堪忧，不能不予以高度的警惕。当前我国人文知识分子比科技知识分子有更多、更强烈的危机感，其源盖出于此。人文精神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科技主义消极影响的预防性抵抗。
三
由上面三种对立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人文精神”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相当复杂的；它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亦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人文精神不象人文主义那样矛头指向中世纪神学，而是指向现实社会中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与科技主义的，它们的对立面不同。
第二，它们在肯定人的价值、赞扬真正的人性和人的理想等方面，有一致、相通之处；但在具体的观念主张、价值尺度及侧重点上又有所不同。譬如，西方人文主义，针对封建神学的禁欲主义倾向，更强调恢复人的自然本性、给人以现世的、感官的、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当代人文精神则偏重于强调人的理想的、理性的、精神的生活要义，因其对立面是前述三个“主义”。这样，大家都打出恢复人性的旗号，但恢复人性的哪一方面，侧重点却明显不同。因此，简单地断言人文精神就是西方人文主义的现代翻版，怕失之于轻率和片面。
第三，从前面分析中可知，西方人文主义主要是一种张扬人性、人的价值的社会思潮，并不同自然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主义相对立，相反，文艺复兴时代恢复人性、打破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自然科学精神的高扬和对神学迷信的扫荡。而当今的人文精神则与片面的科技主义相对立，也同单纯的自然科学精神相对垒。因此，人文精神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且与人文学科、人文学术，与研究人的精神、文化的各门学科相联系，具有学科性与精神文化性。
这样看来，人文精神就不象有的学者所推想的那样，只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或“对于人的关注”。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涵义：（一）一般地可以说，它是对人性、人的价值全面关怀的思想观念，但这太笼统、太抽象，也缺乏现实、时代的特点，与西方人文主义容易混淆。（二）具体地说，它是对人性全面关怀，对人的全面价值、尤其是精神文化价值格外重视，不仅给予现实关怀，而且予以终极关怀的思想观念。这就把第一层涵义具体化、现实化了。从哲学精神的高度来看，对人的存在、特别是人的精神价值给予终极关怀是理所当然的，上引胡塞尔的话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终极关怀，我们不应嗤之以鼻或冷嘲热讽，虽然过于滥用“终极关怀”一词的现象确实存在。（三）从另一角度来看，它也是强调人文学科、人文学术领域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充实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三层涵义的现实对立面即上面所说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它们从不同方面阉割人性、异化人的本质力量，片面、无限度地助长人的当下感官物欲，排挤压抑人的精神价值与追求，漠视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造成的是人们精神文化世界的某种分裂与失衡，就眼前来说，它只是体现为精英文化的危机与文化精英的心灵困顿与痛苦；如从长远看，则将造成整个社会的物欲横流与道德沦丧，物质世界的膨胀与精神世界的枯萎，这将极其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最终将破坏市场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推迟现代化的进程。我揣测，人文精神倡导者们的本意，大约是对这三个“主义”有切肤之痛，有深远之忧吧。
有的同志提出应当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与多层、多面性，我举双手赞成。因为人文精神的确内涵丰富、复杂，不可简单化对待。但是，也不应把人文精神解释得模棱两可，亦此亦彼，模糊不清，毫无确定性与鲜明性，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呢？！
四
上面，我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与阐释，可以算是对人文精神论的一种辩护与支持。最后，我想对人文精神倡导者们的个别提法提些不同的看法，那就是关于人文精神“失落”与“重建”的问题。
我不知道，人文精神倡导者们心里是否认为我们过去有过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就字面上看，似乎是持这种看法的，因为目睹现实中这种传统的迅速“失落”，故而呼吁“重建”。如果这个推测是对的，那么，我不能同意。
应当指出，在我国，无论西方那种人文主义，还是有上述内涵的人文精神，都缺乏深厚的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舍生忘死等观念，固然有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但那是附属于整个宗法统治下的伦理纲常的总原则的，与当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内涵有本质的区分。魏晋时期与晚明有两次人的觉醒与解放的思潮，特别是后一次，与当代人文精神大不相同，却与文艺复兴时追求感官现世享乐的人文主义思潮有某些相似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道主义与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精神一度高涨，但远未深入人心，“启蒙”运动中途夭折。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与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一切人文精神都遭到贬黜与批判，那种唯长官意志论的唯心主义精神至上观，与人文精神论强调人的精神价值毫无共同之处。80年代之所以有人在“主体性”旗号下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对以前十七年的反拨与“补课”，但稍纵即逝。回顾历史，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我们从来未拥有过人文精神，但这种人文精神极其稀薄、脆弱，从未形成象样的、真正形成为“传统”的精神力量，更不要说占过什么主流地位了。这当然不是说，当前提倡人文精神，完全是海外舶来，毫无根基；而是说，我们的传统中虽包含有某些与当代人文精神相通的因素，却并未形成强大深厚的人文精神的传统。
如果上述看法可以成立，那么，当前，我们重点不应叹息人文精神的“失落”，因为我们过去就很少这方面的传统，同样，我们也不应强调“重建”人文精神，因为既然并未“失落”多少，也无法从过去找到散失的人文精神碎片，加以“重建”或恢复。“失落”、“重建”说的根本缺点是朝后看，面向过去，多少带有一点怀旧的浪漫主义伤感。正确的态度似乎应该是说向前看，面向未来，倡导、培育、推广、发扬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正在萌发，正在生长。没有它，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不完整的，是片面的。市场经济越成熟，现代化科技越发达，就越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以起到对人生、对社会的某种制衡作用。人文精神在中国当代，不是“重建”的问题，而是培育、倡导的问题。关于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另一个大课题，限于篇幅，此处不探讨了。
以上一孔之见，只为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3～16页。
标签：人文精神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人文论文; 物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人文生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高扬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人性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商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