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清末论文,保守论文,两重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1-0088-10
一、引言
中国近代从上至下较大规模的文化开放，是从清末时期开始的。庚子国变后清廷实行新政，从制度到文化逐步全面地仿行西法，由此进入急剧引入西方文明、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的大变动时期。政治上，从新政、立宪到辛亥革命，由帝制到共和；文化上，废除科举、兴学留学、报刊涌现、新学勃兴，西学冲击着中学，新学替代着旧学。文化的开放带来了社会的巨变，在清末民初短短的一二十年间，政治和文化新旧交替、中西混杂、此消彼长，使社会和文化形成了转折性的变化。知识阶层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社会思潮的主导者，在这一新旧转折的过渡时代，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自身也发生着蜕变和转型。但是这时期的文化人有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不同类型，他们的过渡与蜕变也各有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对此史学家历来多有关注，迄今已有相当数量中外史家优秀的思想史论著，通过研读活跃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与文化人遗留下来的言论著述，探索他们对当时时代进行理性思考的思想轨迹，使我们对当时的知识阶层状况有了一定了解。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人可分为新派与旧派两大阵营，即以其对西学和政治变革的态度而分为趋向引进西方文化、主张仿效西方进行社会改革的趋新派，与倾向于保守传统文化、维护传统制度的守旧派。通过对他们言论著述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指出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然而，在这个西潮涌动、新旧交替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只是以新派旧派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文化人，显然过于简单化，因为那时无论是新派旧派人物，其思想观念虽或新或旧有所偏向，但都具有某种程度新旧混杂的过渡特征，故而有学者指出过渡时代文化人的思想观念往往并有中西新旧“两个世界”。[１]实则，即使同属一个阵营内，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类型的文化人，其新旧“两个世界”的内涵与结构又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形成了过渡文化人不同类型的不同特性，并进而对社会文化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时期不同类型文化人新旧“两个世界”的内涵和结构究竟有什么不同？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对他们的思想与过渡起着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近代文化人怎样的特性？究明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从他们的学理性言论著述中梳理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能全面把握的，因为除了这些以著述文字记录下理性思考的内在思想世界之外，他们首先还是生活在那个变动时代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更为现实、丰富的外在生活世界。开放与变革不仅带来社会文化的变动，也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动，他们的理性思考即源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体验与感悟，因而生活世界是孕育他们理性思想的温床，滋养了他们思想的内涵。而作为百年后的人，由于历史时空的隔阂，对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已经难以体认，我们只是依靠阅读他们的言论著述，以为这是最方便、最直接、最准确地接近历史人物思想的渠道，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局限于思想文本的阅读，也遮蔽了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而没有这一生活世界的观照，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单薄的、抽象的、概念化或理想化的.难以反映他们思想形成的内在肌理，以及他们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内涵。所以，我们要把握那时文化人新旧世界的内涵和结构，就要把他们的内在思想世界与外在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予以考察。依笔者看来，作为一个现实理性的文化人的完整世界，由内向外、由里及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道德心灵、思想理念、知识结构、社会文化活动及生活方式。其中前两个层面属于内在世界，而后三个层面则属于外在世界。我们如果以这五个层次来分析那时的文化人，大致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他们新旧世界的内涵与结构的差异，并进而认识他们彼此不同的特性。
例如，新派与旧派的知识精英，代表着那一时期两种文化的主流，当时的新派人物，他们趋新的思想，往往与其在生活世界中积极迎受一切新知识、新事物互为表里，如喜读西书新报、参与新式活动、追求新式生活等等，这是很好理解的。但那些旧派人物呢？我们从他们的言论著述中，大概可以看到他们浓厚的守旧思想与坚定的保守主张，但是，他们也同样生活在那个西学涌入、新学勃兴、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的开放时代，与新派同居于一个开放的生活空间里，作为富有理性与知性的文化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怎样？奔涌而来的新文化、新事物给他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了什么？他们对于新学新事物有着怎样的体验与认知？他们是在怎样的生活情境中作出保守的思想选择？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谓“保守”是否是一种纯粹的、彻底的、全方位的“守旧”？如果也是新旧混杂的话，他们身上的这种新旧混杂其内涵与结构如何？反映了他们怎样的特性？这些问题对于深入把握那一时期也是一支文化主流的守旧派的特性是十分必要的，而如果按照以往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只是关注他们的言论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文本世界.则难以回答，因此也需要探索他们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由于以往我们很少关注近代历史上的生活领域，因而对可供利用的史料挖掘很少，好在近些年我们已经开始拓展研究的视野，也扩大了对多方面史料的挖掘，使得一些以往不被我们所重视的史料得以被清理出来。近年整理出版的一部清末士大夫的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2]记录了一位长期在清廷翰林院任职的旧官员自1882-1917年30多年间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仅展现了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守旧派知识精英人物的理性思想世界，也展示了他更为丰富多彩、复杂多面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一个保守士大夫思想与生活两重世界的真实资料。下面就让我们从他的日记中探索一位生活在刚刚开放与变动时代的保守士大夫，由内及外复杂多面的知性世界。
二、恽毓鼎及其保守的内在思想世界
恽毓鼎(1862-1918年)，原籍江苏常州，出身官宦世家。他自少读书应试，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点翰林，28岁时携眷入京在翰林院任职，此后直至1918年56岁病殁，一直在北京供职居住几近30年。他历任翰林院编修至侍读学士，国史馆协修至总纂、提调，以及日讲起居注官、总办，编书处总办，翰林院宪政讲习馆总办等，直至1911年4月退职。民国后家居无职，以行医、鬻字补充生计。[2](P808)他在清廷任官21年，所任的官职基本上是史官及皇帝的文书，是个典型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他在北京任官居住期间，正值清末民初政治剧变、文化开放、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他作为一个身在朝中，以文事立身的官僚文人，其思想不能不随着政治的动荡而起伏，发以言论，付以著述，表述思想，抒发政见，这些勾画了他的内在思想世界。作为国史馆的史官，其主要著述活动是主持修撰国史，公务之余他也勤于读书，但其私人著述并不多。据其后人记载，他著有《澄斋奏议》4卷，是其居官奏议的汇编；《杂钞》10卷，应是其读书摘抄及心得笔记之类；《金匮疟病篇正义》1卷，是其读医书及行医的心得。但这些著述均未刊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他的正式著述文字，是此次作为日记附录刊行的他于1911年撰写的光绪帝小传《崇陵传信录》和1898-1906年间的15篇奏议。此外就是他在日记中记述的给友人的信件，与友人的谈论，在社团会议上的演讲，及有关政治时局的言论等。虽然他不是一个著述丰富的思想家，但这些言论都是他对于时事的一些理性思考与记述，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观念世界，代表了那时一类士大夫的共同思想倾向。从这些言论著述中可以看到，恽毓鼎的思想观念是相当保守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恪守忠君之义，忠于清廷，拥护君主专制制度。
恽毓鼎一直笃奉儒家君臣之义，有着强固的忠君观念。他对近身侍奉的光绪帝一直抱有深厚的爱戴、感恩和忠诚之情。他撰成光绪皇帝的小传《崇陵传信录》，以一个史家的笔法，力求客观地记述光绪一朝的大事及光绪帝的作为，虽然文字力求客观冷静，主在叙事，但作为侍奉光绪19年的近臣，字里行间仍可见其对光绪帝的同情、尊崇与赞誉，通篇浸润着其深笃的忠君意念。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后，当国的满族亲贵施政混乱，民怨沸腾，反满共和的呼声日高。他虽然对于主政者的昏聩及亲贵的腐败也极为不满，多有指斥，但仍然对明知走向衰亡而无可挽回的清廷忠贞不渝，并反对共和，认为共和制度决不能行于中国，只有专制制度才能治理天下。他在日记中说：“吾谓共和断不能久治天下。虽家庭商贾之事，亦须定于一尊，号令归一，始能行之，何况治天下。欧洲唯法兰西、美利坚为民主之政，然其势已不能久，必归于专制而后已。”[2](P436)到了1910年，清廷已到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边缘，他忧心如焚，悲愤几至绝望，但仍然对清廷表示效忠。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难将发于睫间矣！小臣百事灰心，所惓惓寸衷不能忘者，先太皇太后、先皇帝知遇之恩耳。”[2](P519)“余为世臣(两代封疆，两代侍从)，谊当以国同休戚，不能比乡里诸生，唯有竭吾心力为之。设有不幸，即以身殉之，无置身局外之理也。”[2](P516)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南方各省纷起响应，清廷覆亡指日可待，他仍站在清廷立场，以清廷忠臣自居，支持其在兵部任职的长子随军南下与革命军作战，及至清廷覆亡以后，其长子还长期在清小朝廷内任禁卫军副都统兼实录馆。民国成立后，1912年端午节，在家中晨起祭神，午刻祀先，他与长子“仍着清室衣冠行礼”，[2](P596)表示其父子两代对清廷的效忠之心。1915年，袁世凯酝酿恢复帝制，一直留恋帝制、反感共和的他遂积极响应，1915年，领衔代表京兆12县呈更定国体请愿书，拥袁称帝。袁世凯遂任其为政治谘议，后又当选国民代表，并受到袁世凯召见，[2](P741-752)足见其对帝制的眷恋。
第二，对实行新政、改革旧制度不满，主张维护旧制度。
庚子国变以后，清廷迫于时势及民间舆论，宣布新政，后又预备立宪，被迫实行一系列改革。在这一新政大潮中，恽毓鼎身为廷臣，处于政治中心，但对于各种制度改革始终抱消极保守态度。在1901年初慈禧宣布新政，谕令中外臣工会议新政期间，他上折所提出的所谓“新政”，也只是当时一般官员都已认可的如开矿、修铁路、设公司保商、派大臣游历外洋等，对于培养人才，兴学堂，他的意见是：“请于京师省会府州县皆立学堂，令督抚举经明、行修、通达事务者为教习……课以经史时务实学。……本三代学校之制，参泰西学堂之规。”这些在当时开明官员主张仿行西国学校制度，已开始制定新学制之时，显然是相当保守落伍的言论了。而对于当时已众议应废止科举制度，其态度也相当保守，他说：“至科举为取士之途，一时未可遽停，八股与策论亦不相上下，应俟学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议裁议改可也。”[3](P802)对于官制改革，他也多有不满，对于各新设衙门不再按旧制登进新人，他批评道：“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辇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破坏廉耻，扰乱志气，莫此为甚！……气浮志乱，其害及于世道，其祸必中于国家。”[2](P354)1912年他曾评论新政以来施政之误道：“近十年来，是非倒置，贤否混淆，贿赂公行，请谒大盛，于是有气节者屈于闲冗，无廉耻者立致要津，士大夫心灰气短，愤激难平，遂酿成离心离德之象。”[2](P584)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背叛清廷，他将此祸归咎于清廷改旧制，实行新政：“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划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晙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念及此，不禁放声痛哭。”[2](P555)他痛骂任用留学生，致使清廷覆亡：“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2](P561)他认为：“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2](P562)宣统辞位后，他说：“自来亡国，未如是之速者。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2](P576-577)即认为正是十年前开始的新政，导致了清廷的覆亡，表达了对新政改革的不满。
第三，固守圣贤遗教，反对新学教育。
甲午战败后维新思潮兴起，一般开明士人及官吏已普遍感到仿效日本以维新自强的必要，维新派主张学习西学、改革科举以培养新式人才，也得到一般开明人士的认同。但恽毓鼎却仍然固守传统的人才观，将传统道德视为人才根本，而认为西学则有害于人心风俗，不应提倡。1897年，他与某友论道：“今天下最可忧者，在人心风俗(在上者极力提倡西学，而人心渐与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从风而靡耳。总之，不向根本处培植而唯考之以西学为务，是直驱民离叛也。可恨可痛)，其害实自汉学家启之，使为学、做人分为两事，而学者不复向身心性命上用工[功]，学校无名教，士林无清议，陵夷浇薄，非一朝夕之故也。向使讲学之风犹盛，宋儒之说大行，人心未漓，气运决不至此！”[2](P133)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令部臣详议章程。他上奏指出：“时文之弊，至今已极。……若改为论体，使得镕经铸史，畅所欲言，则有根柢者可以学识见长，而空疏者自无从着手，诚善制也。唯愚意义理之学断不宜废。或首场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次场试史论三篇；三场试时务策三篇(不必定讲西学。凡田赋、盐漕、钱法、水利、兵刑之类皆是)。”[2］(P160)他只是赞成改八股为策论的文体改革，而科考内容他主张仍然是四书五经、史论等旧内容，并不赞同引进西学，可见其对西学的鄙视态度。
庚子后清廷实行新政，1902-1903年相继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以朝廷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仿照西式分科教学，及包括西学科目的新教育制度，后又于1905年下诏废科举。虽然新式学堂的教习科目仍有读经一科，但恽毓鼎对于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并不认同。他指出：“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2](P276)在武昌起义、清廷面临覆亡之时，他认为：“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2](P562)
对于清末政局日见危象，他认为最堪忧虑的不是国家贫弱，而是圣贤纲纪的衰坏与世道人心的溃决。1910年的一则日记记道：“呜呼！中国贫弱不足患，而世道人心澌灭溃决殆尽，乃大足患也。”[2](P515)辛亥革命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睹是非颠倒，纲纪荡然，大廷广众，颇多愤激之谈。”[2](P544)民国成立后，他认为民国种种制度混乱，批评民国“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人心亡而中国亦亡。”[2](P590)因而他倡导保持孔教，1912年10月参与创办孔社，“同人因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立一会，名曰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三钟在安庆馆开讨论会，推余充临时主席，到会者六十馀人。余演说孔学决无亡理，特当此晦盲否塞之交，吾党当尽保存发扬之责。”[2](P613)
从恽毓鼎的这些言论著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持有忠君、维护旧制度、固守圣贤纲常思想的保守官僚士大夫，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新派与旧派的分野中，他无疑属于旧派阵营，是固守传统价值与社会理念的清末士大夫的典型。他的这一思想世界，源自于他的传统教育背景，科举入仕的正统渠道，入翰林、侍君侧的职任，以及他自身坚固自持的道德操守。
然而，恽毓鼎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传统时代，他所在的京城，文化生态已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他虽不喜欢西学和新派人物，但他脱离不开已是中西交织的文化环境，并必须在新旧混杂的环境中生活，这就使他在理性所建构的保守的思想观念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感性的也更加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活世界。
三、虽旧亦新的文化生活世界
清末的北京，已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统天下。戊戌变法的启蒙使人们的思想已不再封闭，庚子国变的打击使人们对清廷失望，新政的展开使新学新派得到了合法地位，北京这个数年前还是保守势力的基地，一变而成了新学涌入、新派活跃的新政治新文化的中心。这里新派人物汇聚，新书新报流通，新学堂、新团体不断涌现，新知识、新名词日见流行。恽毓鼎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读书习惯和求知欲望，使他在新旧交织的文化生态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各种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新事物，他的文化生活就在这种新旧交织、中西混合的环境中展开。
(一)旧学为主兼习新学的读书生活
恽毓鼎自少读书而科举入仕，任职史官更与书为伴，入仕任职以后仍然长年坚持业余读书，经常自订读书计划，以读书为日常功课。他阅读的范围可分为旧学与新学两部分，大致在1904年以前，基本上是旧学，1904年以后开始杂以新学，但旧学始终是首要和主导部分。
他阅读的旧学书籍以经史为主，尤嗜理学，兼及子集、医学等杂书。戊戌维新以前阅读的几乎全部是旧书，即使废科举以后，甚至民国以后，旧籍仍然是他阅读的主体，而且他一直自觉地把经史旧籍作为读书的“正课”，作为真正学问有计划地用心研读。如在新政开始、新学兴起之后的1904年，他任职国史馆并充日讲起居注官，职任与应酬更忙，仍在正月初四日除白天拜客应酬外，“灯下看《说史》数十条”。并“拟定今年看书功课，以精治《宋元学案》为主(考其宗派，绎其议论，师其嘉言懿行)，以浏览各家文集为辅(取其于学问、经济、掌故有益者，不尚空言)，而馀力则读诗古文以自娱(仍钞选《瀛奎律髓》，以成一家之学)，习字以定心气。”[2](P228)而当时正值新学兴起、新书报刊开始流行，但新书西学并未被纳入他的读书计划之中。直至1911年8月，在49岁生日当天，他还制定了读书计划：“行年五十，记性大减。自今日始，定为课程如下：细看《资治通鉴》。精研各种医书。编著《孟子大义通》。”并述志道：“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用我则施之政事以济一时，不用则垂为学说以济百世。”[2](P550)这一时期他已经常阅读新报新书，为跟上时代而汲取当今经世实学，但他的读书计划，还仍然是经史旧籍，医书是他这一时期行医治生所需，可见他仍然只是把经史旧籍视为读书的正课。直至清亡进入民国，他仍然以此为志，在1912年3月的日记中记道：“近来唯有三事，志在必成。一阐明《孟子》学说，通公羊春秋家言于《孟子》。一研究医学，精求《灵》、《素》、张、孙奥义，以融贯中西。一专精书法。”[2](P590)可见他专志于旧学的决心与意志甚坚。这些他日常研读、百读不厌的经史理学旧籍，是他安身立命的学问根基，志趣所在，心性所系，不离不舍，伴随终生，正是这种传统知识主体构成了他保守思想的知识基础。
他是个关心世事的人，虽然钟情于经史旧学，但在新学日渐流行之时，因时势所趋、世风所染、职任所系、子侄影响及喜读求知的秉性等因素，他也开始日渐接触新学。从日记中看，他最早阅读的有关西方西学的书籍，是1890年入京任职前夕在常州家乡时读夏燮所著《中西纪事》，连看5日，阅毕10卷。虽然他并没有谈什么感想，但亦可见这位28岁的新点翰林，对这些新鲜的西方知识是感兴趣的，至少是希望认真了解的。甲午以后维新思潮兴起，维新人士开始兴办新式报刊，他也有所接触，但有所区分好恶。他喜欢阅读客观介绍西方事物和知识的书，特别是直接翻译的西人著述，认为是有实用的知识，而对于维新人士宣传维新的言论则充满反感，不喜欢看。如1897年11月，友人送来新出《译书公会报》，每月4册，这份报刊于当年10月创刊于上海，章太炎为主笔，主要介绍西方新学。他在日记中写下读后的感想：“所译西人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即留阅以扩识见。”他所谓“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的报刊，应当就是那些宣传学习西方、抨击时政的维新报刊。这次友人一并送来的还有当年10月创刊于天津，严复为主笔的维新派报纸《国闻报》，当时因严复在其上发表宣传维新的言论，而在新派人士中颇受赞誉。但恽氏阅后则认为其议论“陈陈相因，徒费目力，还之”。[2](P144)两份报纸一留一拒，反映了他对于新学的区分态度。即对知识性的新学愿意接受喜欢阅读，而对批评时政、宣传维新等涉及政治道德性的新学则厌恶而拒绝接受。从他对于新学喜欢新知识、反感新议论的这种好恶区分，已经可以看到他对新学作了知识与道德的区分，选择的标准是喜欢新知识，而摒弃有违旧道德的言论。
庚子新政以后，仿行西政已是朝廷的法定国策，引进西学已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新政以新学为才，上行下倡，新学开始流行。恽氏身处朝中，自不能置身事外。就在新政伊始的1901年，翰林院设局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全书》，他任总纂，开始更多地阅读西国政史类书籍。1905年以后，新报新刊涌现，废科举后，朝廷以新学举才，新学成为时政所需，他也开始阅读新报新刊。他阅读新学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西国政法财政历史等书籍，以及他认为有益的新式报刊，而他所喜欢阅读的内容也主要是介绍西方政法知识及有关实务的新说，从中汲取新知识。时势所趋，他感到现时政治、经世处世需要新知识，因此，汲取经世有用的西学新知识，就成为他阅读新学书报的主旨。
恽毓鼎阅读的第一类新学读物是有关西国政治、社会、财政等书籍。恽毓鼎在翰林院的职任开始就与新学有关系，1901年他任总纂时使他接触了一批有关西国政制历史方面的新书。实行新政以后，译著的西学书籍开始增多并日渐流行。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也常买新学书。西方的财政实用之学曾引起他的兴趣。如1907年某天到书肆买中外地图、《财政学》，及日本人著满洲、蒙古地志各1本。这一时期他对于西国财政学产生兴趣，认为是有助经世之用的实学知识。1908年，因一子在法律学堂肆业，他托友人从日本寄回一些新译出的政法、财政类新书。将《政法述义》十余种送给儿子，“督其逐次研究”，而“其中《统计学》一种，精要有用，发前人所未发，留以自览”。他认为统计学“尤为政治必要之事，前人所不知也”。《财政学》也是“最近调查发明之本”。他认为，“财政之学，古无专书”，旧籍历代《食货志》，《通典》、《通考》虽有相关内容，但“于此学精深处，究无所发明”。因而认为今天西人的财政学超过中国古人，“今人胜于前人远甚。”［2](P381-382)
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书籍也引起他的兴趣。1908年4月间，他连续多日看梁启超所撰介绍西方诸哲学说的书，并以理性求知的态度阅读这些新书。有的对西哲的学说表示赞赏，如看梁纂《法人孟德斯鸠政学派》1卷后记道：“孟氏创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论，开欧美立宪之宗。诚伟人矣。”有的认同西哲的理论，如看梁纂《英儒达尔文学说》，对进化论表示认同：“达氏种源论，推明万物天演竞存之理。大凡人物之生，有天然淘汰，有人事淘汰，占于优位则胜而存，退于劣位则败而灭，其理甚精。余验之万物，证以中国历史，确不可易。处今日世界，尤宜熟复斯言。”看《边沁学说》则有所保留：“边氏持乐利主义，较量人生苦乐度数，而就其至乐以为善，又推而至他人，使斯世皆得莫大幸福，以为乐利。然此义未易言。若所见不明，则陷于私欲，而为浅夫昏子之所为矣。近数十年，西人讲卫生，谋公益，创一切便利之举(如舟车以便行旅，电话邮政以便交通，皆是)，皆本于边氏主义也。”[2](P382)对于卢梭的学说，他在1907年时曾读其《民约论》，谓“法人卢梭特创学说，专重自然。……其《民约论》提倡自由，遂成大革命流血之变。生于心，害于政，此之谓也。乃中国学者犹津津乐道之，为害正未已矣。”[2(P363)但1908年读梁纂《卢梭学案》则认同梁氏的评价，肯定其历史地位：“民约论开十九世纪民主之制，儒生笔舌之效，过于开国君相之权，不得谓非世界一人物也。”有的认为与中国旧学相通，如看梁纂英儒霍布士、荷儒斯片挪莎学案。前者“论学颇近《荀子》，论政则近《墨子》”。后者自由学说，“其旨与致良知之说最合。余因此知哲学之理，明儒逐层剖析，已无遗蕴，西儒探索所得，自有不谋而合者。……新学少年，闻泰西哲学，则尊奉倾倒，争欲问津；闻中国宋明理学，则诋为陈腐，若鄙夷不屑用功者，真井蛙枋鷃之见也。”[2](P382)阅读一些西哲学说时，他常感到与自己所钟情的理学有相合之处。如1912年“一日细看西哲边沁学说。其论人世所谓善恶全无标准，说甚精辟。”认为与王阳明学说若合符节。“信乎此理之同然者，中西哲人，其揆一也。西哲康德、卢梭学说，皆与阳明相出入。阳明真中国哲学第一人也。好学深思之士，如能合中西学案而互证之，岂非快事！”以至感叹：“余深悔从前不习德、法文也。”由此，他将西学与中国理学会通，认为王阳明的心学可以作为中国学术复兴的支柱。他在1912年的一则日记中记道：“卧看梁任公《新大陆游记》，理想、实验合而为一，乃成此不刊之论。学说之力，过于政策。共和导源于卢梭，宪法根据于孟德斯鸠，而日本维新，则得力于姚江学派。今日欲救吾中国，必须以王学为中坚。”［2](P603)
恽毓鼎是一个具有理学素养的人，因而具有理论思考的兴趣与能力，他是一个喜欢求知的人，因而读书以知识理性为引导，这些都使他对于西方理论学说产生兴趣，并且能有一定的理解与认同。只是西方理论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如理学一般与心性深处相连，而只是作为新知识的了解，并力求理解，其中的理论思辨也不同于理学的内在理路，所以在阅读之时，往往有着文理上及内容上的理解障碍，他在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曾说：“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2](1P536)即是这种理论及文化双重隔膜而造成的解读障碍，因此西方学说终究不能代替传统理学在他心目中的主导地位。
恽毓鼎阅读的第二类新学读物是新式报刊。1904年以后，新报新刊日渐流行，虽然许多有影响的报刊在上海创办，但邮寄订购已很方便，他开始购买后来是订阅。1906年以后的日记中开始经常出现有关读报的内容，可见这时读报已成了他的日常功课。但一般报刊多载忧世伤时之事，多刊他感到激烈狂悖的言论，因而起初他并未感到阅读的快乐。1906年时他曾记下自己的苦闷：“不看时报，苦孤陋寡闻，看报则无一事能强人意，悲愤叱咤，往往泪下，终夜不怡。当此世界，具此胸襟，真是苦境。”[2](P294)后来报刊言论逐渐成熟，他对新学也逐渐熟悉，开始从读报中得到求知的乐趣。
恽毓鼎读报对于一般社会新闻、品评时政的言论不感兴趣，其日记中说：“京沪所出日报，大半造言生事，弋财营私，直不足污吾眼光也。”[2](1P536-537)他感兴趣的内容是一些严肃刊物上刊登的西学新知识及富有理性思考的比较缓和的政论。如1910年初在上海创刊的《国风报》，由梁启超任主笔，宣传立宪主张，他说到：“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独《国风报》则读之醰醰有味，益我良多。”[2](P536)1910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由宋教仁等执笔，多刊载时事政论、介绍新学的内容，十分流行。恽毓鼎对于其中介绍新知识的内容很感兴趣，他在日记中记道：“饭后阅《民立报》三日。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寇，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2](P593)“看《民立报》，有章行严(即章士钊——引者注)法律改良一篇，根据学说，发为探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2](P599)“读《民立报》数份，中有《社会知觉论》一篇，精微要妙，颇有至理。”这一时期《民立报》政论精微，说理深刻，使他获得不少新知识，“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读医经以精擘生理。随意读诗、古文、词，以博趣味。此吾近日纯简之课程也。”[2](P597)1911年以后，恽毓鼎又订阅了专以刊登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著译文章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他在日记中称赞该刊上的文章“理博趣昭，亦颇引人入胜。长年多暇，以此为遣日之资，殊为不恶。”[2](P536)《东方杂志》使他获得了不少新知识，一些比较切实的经世政论文章也颇合他的志趣。如他读了第八册中《振兴农工商业书》一篇，认为“利弊兴革了如指掌，所筹办法切实可行。此为经世之文。”[2](P591)
辛亥革命以后，他家居多闲，读书读报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他在1913年的一则日记中说：“月出之报册，如《国风报》、《不忍杂志》、《庸言报》、《东方杂志》，尽可于灯下茶馀作自在之浏览。其境不苦，其味正相引而长。此余之日课也。”此外还订阅了他认为“议论较平实”的《亚细亚》、《国华》两种日报。他阅读报刊，重在扩见识，求新知，将此视为在新时世中求取新知识、积累经世实学的捷径，在这年的日记中他说道阅读报刊的功效谓：“不过一年，即可成政治、法律学问通才。”[2](P662)这时期日常阅读报刊，已经成为他学习新学、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渠道。他在1912年的一则日记中说：“余素乏新知，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于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今已止版)、《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2](P593)直至其晚年去世之前，报刊一直是他求知解闷的相伴读物。
可见，1906年以后，随着新式报刊的兴起并日渐发展成熟，成为普及新知、开启民智的大众化日常读物，这种新的传播媒介，使恽这位喜欢阅读的人也受此流风，逐渐养成了订购阅读报刊的习惯，报刊遂日渐成为他日常阅读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成为他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渠道。清末以后，时势趋新，新书新报的涌现，社会流行新学的文化氛围，使恽这位固守传统道德，以圣贤旧学为正学的士大夫，也在时势变迁的流风之下，开始阅读新书新报，并且以其知识理性的态度，从中汲取新知识。他在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记述自己近年学问思想的进步时说道：“吾今年四十有九矣，志气日衰，脑力日减，唯学问、思想较前大进。盖阅历稍深，记览稍富之效也。”[2](P521)这种“记览稍富”的阅读经历中，阅读新书新报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看新书新报，使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所以他自认不落伍，能够在时势剧变中自立于社会。他力求中西会通，190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自去秋以来，余为学宗旨，在以中理印西理，复以西理辅中理，就中煞有会通处，自谓所见异乎时髦。”[2](P385)
然而，新知与旧学，在他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仍是有主次之分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于政治学最喜法学(此法非刑律之法)及财政学。年近五十，万不能博览通考经世巨编。近来新出编译之书，汗牛充栋，阅之心目昏昏，用力劳而所得实少，加以时事颠倒，郁郁不乐，日忧危亡，无复仕宦生产之趣。每日除应办史馆、讲习馆、起居注公事文件外，仍致力于《明儒学案》及古文、诗、字三种，以舒沉闷而寻乐境。其政治家言，唯看《中国政治家》管、商、王三编，《国风报》，专心于所谓法学、财政学者，以备异日行政之根本而已。”[2](P515)旧学是他安身立命、心灵所系之学问，新知识毕竟与其旧学及传统价值观念有较大的错位，因而新学只是作为其应世的知识工具而已。旧道德与新知识，心灵所系与应世工具，就成了他在不废旧学、固守旧道德的同时，通过阅读新书新报而汲取时势所需的新知识的一种平衡心理机制。
(二)保守心态与热心参与新式教育活动
清末改学制、废科举以后，掀起兴学堂、办教育的热潮。恽毓鼎身为翰林，颇受学界推重，他虽对学制改革多有不满，但也关心教育，积极参与京中的教育活动，他的教育观念也是新旧交杂，充满时代剧变时期的混乱与矛盾。
首先，他虽反对废科举、兴新学，但也热心参与教育活动，是清末北京教育界的一个活跃人物。学制改革以后，北京知识界兴起办学活动，恽毓鼎在本官任职之余，也积极参与办学，担任一些学堂的主持。如江苏同乡会馆设有旅京江苏籍官绅合办的子弟学堂，他一直参与江苏学堂的事务，后来担任监督，他还在顺直畿辅学堂及医学堂担任监督或主持。他在这些学堂兼职，参加校务活动，有时还批阅学生课卷、讲授课程。此外他还参加一些教育团体的活动。如1909年4月，他参与旅京教育总会，被举为会长，负责统筹旅京各学堂教育事务。6月参加中外教育界人士在京成立的世界教育会，“各国学界有名者皆充会员”，他作为中国两个代表之一，与英、德、美、奥、日本等国8人参与此会。[2](P450)1912年，他又参加教育统一大会，会员110人。成立会上他“登台演说教育原理，众多拍掌”，经投票公举，他以一个旧派人物，与新派人物“当代闻人”汤化龙、章炳麟等共4人当选为理事。[2](PP597)可见他虽属旧派，但在清末民初北京教育界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
其次，他坚持传统教育理念，主张读经，以圣贤之学为教育正宗，反对分科新学为主的新学制。他本人始终奉传统儒学为教育正宗，在所任各学中，经常为学生讲授旧学。如1898年7月间，虽然百日维新正热闹进行，新学成为时髦，但他在某天的日记中记述连日看《理学宗传》，“意味津津”，并且为江苏会馆学生讲授。[2](P168)学制改革以后，新学堂课程规定一律按西法分科授学，并以新学为主，读经虽列为一门，但所占份量已很小，而且不为人所重。他对此十分不满，在1904年的一则日记中记述他到江苏小学堂考新到学生，以旧学考试，成绩不好，因而引发他对学制改革批评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他为江苏小学堂“改订学规，专以四书五经为主，冀有一线之延”，并进而批评新学制所定学堂课程谓：“官定学堂课程，有所谓修身学、伦理学。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其背戾不通，一至于此！”[2](P250)
1905年废科举后，他仍然主张注重经学教育，在一则日记中记道：“至畿辅小学堂考课。堂中课程琐杂殊甚，蔑弃经书，忽略文辞。所延中文教习，皆猥陋无实；西文教习，则重西轻中。余大不以为然，屡向管理者言之，皆不见纳。此次头班学生作论者廿一卷，几无一通顺之作，甚且白字连篇。长此不改，读书种子绝矣。”[2](P275)因此他甚至亲自登台为学生讲解儒经，如1906年某日记道：“至畿辅学堂登讲台，为学生演说《论语》第一章。此后，每值休沐前一日则登台讲四书或五经一章，使学者有所启悟。”[2](P305)对于新学堂荒废经学教育导致学生文辞水平下降，他十分不满：“评阅医学堂毕业国文课卷，吾以见中国文字之将亡矣，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创议废科举、立学堂之大老也。”[2](P545)民国初创，学校新制废止读经，他认为这是“圣道废，乾坤晦，大劫将临矣”，遂利用其旅京教育总会会长的身份，“赴教育会，提议抵抗教育部新章中小学堂废读经事。……各监督皆表同情”。[2](P593)并“因部中新定学堂规则，颇有窒碍之处，且有新旧不相浃洽者，乃以旅京公学教育会名义往质问。”[2](P606)可见，自清末至民国，他一直坚持传统经学教育为主的理念，反对重新学，特别是废除读经的教育改革。
最后，因时势所趋，他也逐渐接受学习政法、财政等经世实用的新学教育。他虽坚持经学为主的教育理念，但也逐渐认识到实用新学为当今的经世之学，因而注重新学实学的教育。如在维新思潮渐盛的1897年，家塾先生提出给他儿子加授算学，他表赞同。[2］(P141)科举废除之后，朝廷以新学招才用人，他也令儿子学习新学。在1905年一则日记中他记道：“科举虽罢，子弟不能不读书。”他命长子“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2］(P276)1908年他又送另一个儿子入法律学堂肆业，4年后另一个儿子也入新学堂学习政法门。他认为新学中政法才是经世实学，由此使他的旧学价值与新学知识的教育理念得到了统一。
(三)积极活跃的社会活动与文化生活
恽毓鼎虽钟情旧制，厌恶新政，但他身为翰林，位居高位，难脱社会潮流。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生活活跃，社会团体蜂起，他也成为社会团体活动的一个活跃人物。他参与了多个社会团体活动。如1907年，他主持成立医学研究会，以中医为主，兼习西医，有时施诊，有时讲授。1910年前后，与德国学士共组华德交通社，中西人士轮番讲学。民国以后，民间社团活动更加活跃，他无官闲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会活动。他曾先后参与多个社会团体。1912年，他参与活动的社会团体就有数个。如他参与社政进行会，当选为会长，该社宗旨为：“专就社会利病所在，发为言论，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以谋兴革而进安全，庶几可收实益。”[2](P586)他还参与农工商共进会、顺直公益会、五族共和合进会、佛学会、学报社、中华医学会等。1913年他参与组成以倡导孔教为宗旨的孔社，被选为副会长，入社者达1300人，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派代表莅会。但他不久由于对组织者不满而退出。他在学报社任总编辑，后来还出刊了《学报》刊物，以阐扬旧学为主旨。他参与的这些团体，有的是阐扬旧学，研讨中西学问，有的是偏于保守政治。学会团体为他提供了社会活动的舞台，以此与政界和社会相连。如1912年9月孙中山来京期间，他曾以社政会会长身份去面见孙，其日记中记道：“孙中山素持民生主义，与社政进行会宗旨悉符，函约相见。”他率领4人“代表全会，于十钟往访。宾客满堂，皆有求于中山者。余等约略致辞而出。”[2](P606)
此外，清末北京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生活形式，他也有所尝试。如他虽然嗜好京剧，常到戏园看戏，但也时常陪同妻女家人去看新剧和电影。1907年北京开辟了农事试验场，附有动物园，是北京第一所公家花园，他也时常陪同友人及妻女家人去游玩。这些新文化活动也使他增加了对新事物的了解。
民国以后，面对社会的剧变，传统秩序的分崩离析，传统道德的丧失殆尽，人欲横流，私利暴逞，他感到前途悲观。他在1912年5月给堂兄的一封信中写道：“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诈巧，……劫运之交，殆将不远。……志士灰心，外人齿冷。此中局面，万不能长。以愚意测之，满清无望中兴(亲贵之心死矣)，共和决难成立，等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惜我辈不及见耳。”在这种前途无望的境况下，他的生活只能是“以看书、写字、赏花为功课，安贫习俭，为得过且过之谋”。而他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有心灵所安、求知之欲，“平日喜用脑力，此心不能无所寄着。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实有胜于旧说者，以余力从事钻研，亦颇获餍心之乐。”[2](P592-593)他一面固守着对传统道德的坚定信念，一面又乐于汲取新知，似乎二者并无矛盾。1912年他在日记中曾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他非常赞同这一说法，赞曰“真名言也”。[2](P591)旧道德、旧学问为他提供了安心立命之所，新知识则为他提供了求知之乐，这就是生活在剧变转型时期一个亦旧亦新的保守士大夫、旧派文化人的身心状态。
四、结语
由上述我们对恽毓鼎日记的考察，从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过渡时期的士大夫内在思想世界和文化生活世界的对照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在恽毓鼎的正式言论著述所表达的内在思想文本世界中，他是一位固守传统价值理念的政治和思想上的保守人物。但其外在文化生活世界所展示的，则是具有一定知识理性，虽钟情于旧学，但也喜欢汲取西学新知、参与新式文化活动的亦旧亦新的文化人。在西学涌入、新潮涌动的生活环境中，他看新报、读西书，接受了一些西学新知，知识结构已经是旧学新知掺杂，而且他对于一些西方政治、社会、经济理论也有一定的认知。在新文化环境中，他也顺应时势，参与新文化活动，寻求在变动的时代中立足，这又成为促使他汲取新知识的动力。这些都使他与完全没有接触新学的守旧士大夫不同。而这种知识结构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新旧交织，使他与时代的趋新变化具有一定的重合及包容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所谓保守派的知识精英，也有其与新派势力相互调和呼应的层面。正因为如此，随着时代的向前趋进，保守势力日渐消解，趋新势力日渐扩大，而文化生活对于保守人士知识与思想转变具有的影响力是不应低估的。
第二，恽毓鼎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固守传统道德价值的旧式士大夫，在西学涌入、新旧交替的时代剧变中，力图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安心与应世的矛盾，以旧道德来安置心灵，以新知识来应付世变，反映了一位信守传统道德理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应对方式，但也造成了其道德与知识的某种撕裂。传统儒学所具有的既可经世济民、又可安身立命的知行合一的知识价值被外来新知识所冲毁，扑面而来的西学虽提供了许多工具性新知识，却无法安置由传统文化浸润的道德心灵，他依然要靠旧学作为心灵的价值依托，这是身处那个剧变时代文化人普遍面对的一个文化困境。恽毓鼎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这种精神撕裂的痛苦，被历史判为保守落伍而被时代所淘汰。他喜欢的新派人物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民说》，试图在吸收、移植西方文化基础上建构适应新时代的新道德，其学说一时风行天下。但历经百年至于今天，这种文化与道德间的不相协调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思想言论世界的问题，还是一个植根于丰富复杂的生活世界的问题。
通过对恽毓鼎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民初的剧变时期，这位依附于旧制度而生存、由旧文化浸润养育出来的旧式士人，虽然从其理性思想层面仍然固守着传统价值，具有保守的政治态度，但社会生活环境毕竟已改变了，因而他个人的生活世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新潮的濡染；而由传统理学所培养的知识理性也导引着他去吸收一些西方学理，因而成为一个新旧学兼有的文化人，呈现出政治思想保守、文化生活趋新的两重世界，恽毓鼎是生活在那个时期“守旧派”士人的一个代表。由此可见，到了清末这个文化渐始开放的时代，所谓“守旧派”已经不再如庚子以前的守旧派那样“纯粹”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离不开“新”，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政治保守、生活趋新的两重世界，而正是这种生活层面新文化因素的浸润与影响，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知性认识也在发生着蜕变，这种变化也终将会波及到他们深层的思想观念，这是文化开放时代大潮对知识阶层发生影响的一种反映，也是过渡时代一类旧式文化人的普遍特性。因而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上的“守旧”人物，可能其知识结构已经有了不少新的内容，我们以往给他们贴上的所谓“守旧”、“保守”的标签，如果从多层面观察的话，则会有不同的解说，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时代文化人的特性，对中国近代文化人的性格也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