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建设状况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共产国际论文,组织建设论文,五大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8）04－0063－08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党史学界对五大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评价不高，因而党史研究人员对五大召开前后的中共自身组织建设情况一直疏虞探讨。实际上，中共五大召开前后是党自成立以来直到大革命失败之前其自身组织建设发展变化最迅速的一个时期，也是党的自身组织建设成果较多的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中共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飞速发展，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党的组织系统和高层领导机构布局趋于合理，党的组织原则及规章制度建设得到发展。本文拟对此做粗浅之考察，以就教于行家。
一、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飞速发展
组织建设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基础，没有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基层组织的扩大，也就没有中共党的组织建设的发展。因此，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自身组织建设这一首要任务，而扩大党员数量，发展党的组织又是首要任务的首要环节。到五大召开前，中共已由一个初成立时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一个拥有57967名党员的、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富有政治感召力的政党。
1.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战略方针，使党获得了扩大党组织的活动范围、发展自身组织规模的广阔历史空间和有利社会环境。
中共从最初组建到四大召开时，其自身的组织发展速度并不理想。一大召开时53人（也有说57人），二大召开时195人，三大召开时420人，四大召开时994人。如果把1920年各地共产党小组成立作为中共建党开始，那么到四大召开时也有5年党龄了。但是，经过5年的发展，中共在全国范围的党员人数却不足一千人，这应该不是令人满意的成绩。1922年初，马林为了推行国共合作战略，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期间，其领导人拉狄克对着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负责人陈独秀毫不留情地指责道：“那里我们有许多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① 马林和拉狄克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尖刻，令人沮丧，但当时党的组织发展情况的确无法乐观。
国共合作建立之初，党的组织规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要求：“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党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② 对“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③。但我们从“渐渐扩大”“当尽量加入”这样的措辞来看，国共合作之初的中共领导人，对在统一战线内如何迅速扩大自身组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并不强烈，目的性也不是很明确；相反把改造和发展国民党成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当作了主要努力目标。1923年11月24～25日和1924年2月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三届一次和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相继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从而表现出重视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却忽视共产党本身组织发展的右倾倾向。于是，一方面国民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共产党对本身党员人数和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却没有充分的重视，党在努力于国民党工作的同时，却模糊了两党固有的区别，忽视了自身组织的发展壮大，致使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没能被及时吸纳到党内来；另一方面又把党员标准和质量定得过高，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束缚了自身组织的发展。
中共党内出现了忽视自身发展的右倾倾向。身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通过1923年11月16日张国焘④ 以及11月25日斯列帕克⑤ 给他的两封长信了解了这一情况。1924年1月15日，他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名义给执委会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⑥，指出：“我们发现某些征兆，说明党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一些来信都谈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这个问题是党内最大的争论问题”。由此，他建议在上海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和负责人以及青年的代表会议。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听取报告后决定：中共在5月应该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要求中共“要开展一次扩大党员数量的运动，主要吸收25岁以上工人出身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⑦。1924年4月，维经斯基带着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到中国纠正中共在国共合作工作中忽视自身组织建设的偏差。
此后，随着国共合作进程日益发展，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发展和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途中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由于中共从主观上提高了对发展壮大自身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国共合作便为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和党员数量的扩充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在各地的组织活动范围随着国民党党部在全国各地的恢复或组建而扩大，党员人数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增加，党的基层组织随着北伐战争由南向北的胜利行进而日益发展，特别是在两湖地区，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向广大农村渗透。这时连国民党左派也说：“社会上好的分子都到了共产党。”这应该归功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出现的右倾倾向的矫正。
其次，在国共合作日益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认识到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发展党的组织，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随着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化及其斗争的日益加剧，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中共逐步认识到要加紧发展自身的组织建设。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方针政策，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四大更是开创了中共党建史的新局面。大会在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特别强调了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认为目前组织问题是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工人阶级要取得领导地位，“自身就需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吾党决不能前进”。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向党提出了由于近一年来党的发展而产生的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即必须加强和发展党的基层支部的独立性，基层支部应当成为党的真正基础，同时要加强纪律性和党的集中领导”⑧。全会重申“扩大本党”的口号，要求在“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并为此适当降低农民入党的标准，指出以“是否忠实而且是勇敢地为农民利益斗争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会议强调了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建设史上首次提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会议强调党的机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党的领导机关是“职业革命者”的组织，针对中共中央组织部无人负责的情况，决定由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这几次强调加强党的自身组织建设的会议，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都参加并发表了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共改变认识、高度重视本党发展壮大给予了正确的指导。
为了贯彻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加快党员发展的步伐，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以个人名义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写信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他强调：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他提议，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中共党员应发展到4万人以上。指示信还具体规定了各个不同地区发展党员应达到的数字和主要成分指标。各区委和地方党委接到指示信后，纷纷制定本地区的党员发展计划，于是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各地党员数量有很大增加。到五大召开时，党员达5万多人。当然，由于缺乏大批发展党员的经验，出现了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的消极现象。
2.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和党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
由于中共在国民运动工作中的右倾倾向得到及时矫正，到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和党的基层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共由起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⑨。此外，在莫斯科、海参崴、日本、法国等地都有中共党员，并设有通讯处或支部。
当时近5.8万名中共党员具体分布情况，在地域上：湖南、湖北、江浙区委各13000人，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各区委分别是9027人、3109人、3000人、1300人、388人，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各地委分别是1025人、168人、380人、137人、233人、200人；在党员性别分布上：男性占91.73％，女性占8.27％；在党员成份分布上：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7.8％⑩。
党的自身组织发展的成绩来自于我们党员同志的艰苦工作。比如在北满开展建党工作的同志，不仅要躲避中国军警的迫害，而且还要常常应付为张作霖效力的旧俄宪兵和白卫分子，工作环境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但是，正如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7日于哈尔滨）中所说的一样，“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愿望，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11)。
由于党员人数急增，所以中共五大代表的规模是此前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之最。一大、二大代表正式和非正式的加在一起各为10余人，三大代表30余人，四大代表20余人，五大代表速增至80余人，代表近5.8万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以及罗佐夫斯基、米夫等出席了大会。
从党的整个建设状况来看，中共五大前后党员数量的增加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扩大并不等同于党的发展很强大很巩固很成熟。实际上，党还处于幼年的不成熟状态之中。正是由于党处于发展中的不成熟状态之中，所以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来临时，党处于完全被动应付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和精英分子接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党的基层组织也迭遭破坏，意志不坚定的叛变分子不是出卖同志就是出卖组织，使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关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分析，他说：“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正是由于此时党处于幼年时期，所以党是“在统一路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2)。这个分析是中肯和准确的。当然，中共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幼稚性，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指导的不成熟密切相关。
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教育开始受到重视
中共党员人数和基层组织发展给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队伍发展壮大问题；二是在党内开展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教育问题。中共五大对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不仅有了认识，而且对解决问题也开始给予重视。
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已经由一个研究性的小团体发展到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同时它在政治上的影响比在数量上的发展还要大得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280万工人和近1000万农民以及3.5万的共青团员正在进行着各方面的斗争，由此带来了党的干部队伍跟上形势发展壮大的问题。正如维经斯基所言：“运动在日甚一日地扩大，波及到越来越多的、必须和可以进行工作的地区，但是党要根据客观条件不定期开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经费。”(13) 党务工作人才奇缺，活动经费严重不足，这是当时党的地方组织蓬勃发展时期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难。就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而言，主要体现在党务工作人才和工运、农运、青运以及妇女运动人才奇缺等方面。据1926年底党中央统计，全国至少需要区委一级的干部35人，地委一级的干部160人，特别支部一级的干部160人，共355人，然而实际上只有120人，仅为实际需要数的三分之一。首先，在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发展的同时，党务工作人才奇缺，成了一大问题。1926年9月，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份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写道：“党务日益发展，工作日益复杂，全省工作无论在哪方面都可起来，而我们各方又幼稚无力，应付不来。此时不仅钱成问题，人才尤成问题。”(14) 其次，工人运动人才也很缺乏。当时，党的各级组织主要通过工会的形式领导职工运动，而各级工会组织主要通过派出特派员，到全国各地大力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但总的来说，“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15)，“各处工会，无论是上层领袖或下层的干部人材，都极缺乏，这也是可以阻碍职工运动发展的”(16)。再次，农民运动人才也很缺乏。尽管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各级党委中建立了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尤其强调充实基层，并根据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中央抽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农民运动第一线去工作。仅1926年10月和11月，新派往各省从事农运的干部即达218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运人才奇缺的问题。但是，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运人才缺乏的问题仍然严重。此外，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人才也很缺乏。总之，党的干部队伍面临着发展壮大的问题。
另一个伴随着党组织发展而来的课题是党内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最先是由共产国际使团和代表提出来的。布勃诺夫使团在完成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考察后于“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中指出：党对发展党内教育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和深化、改进和加强党内教育工作”(17)。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中也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进一步扩大和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组织，而且是进行大量的党内教育工作”(18)。
无论是各类干部人才队伍的匮乏还是党内教育的缺失，都离不开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五大召开前，中共随着自身组织建设的发展壮大，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对各类干部人才队伍的培养和教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注意。从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资料看，共产国际一方面在东方大学开办规模达数百人的短期培训班，从中国招收青年学员到莫斯科培训，然后将他们派回国内从事革命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向中国派遣俄国教师在各地组织训练班的办法，来为中共党的机关培训工作人员(19)。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国共合作共同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期一期地培训农运人才，毕业后将他们派到各地以充实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力量。
到五大召开时，中共对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问题开始给予重视。首先，党的五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明确指出，要采取“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材”的重要措施，以改变少数工人领袖脱离群众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的危险，为此，一要健全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特别要注意工人代表会的建立和训练；二要在各地设立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培训工运人才，同时党要开办一所高等职工运动学校，选派优秀的工人同志进校学习，以“养成高级的干部人材”；其次，针对“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的状况，陈独秀在五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关于中共建立党校的问题，早在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就开会决定，“派库丘莫夫同志到中国全权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20)。显然中共党校的诞生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分不开。陈独秀在报告中说：“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21) 当然后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成立党校一事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才实现。但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成立党校却是1927年召开的五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党校的历史应从1927年的五大算起，到2007年刚好是党校诞生80周年。
三、党的组织系统和高层领导机构布局趋于合理
由于五大前后，中共党员人数和基层组织速增，因此，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求，五大对党自身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进行了系统建构，对中央机关结构及布局进行规范，首次将中央决策机构与日常工作机关分开，并新增中央和省级监察委员会。五大通过的决议及党章，使党的组织系统和高层领导机构布局趋于科学、合理、有效，这是中共五大在自身组织建设方面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我们将1925年2月四大通过的党章与1927年6月1日五大通过的党章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差别。四大的党章只有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则共6章，而五大通过的党章陡增至12章。其增加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党的自身组织建设方面。如，第二章党的建设（共9条）、第三章党的中央机关（共8条）、第四章省的组织（共9条）、第五章市及县的组织（共9条）、第六章区的组织（共5条）、第七章党的支部（共9条）、第八章监察委员会（共4条）、第十章党团（共9条）等全是新增的内容，它们都是关于党的自身组织建设的专章。根据这些专章内容，五大对党的自身组织工作和组织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和规范。
1.对党的纵向组织体系进行了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系统建构，为中共此后的组织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大系统
五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组织系统为：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22)。
这就将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划为5级，并确定了各级组织名称，即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区委、支部。同时，为了管理各级党部（党委）的各种专门工作，党章规定要成立各级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军事部等部门，以负责进行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工作。五大建构起来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是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开放的大系统，它打破了地域、行业以及全国范围内党员数量不大对组织发展造成的限制，使中共的组织发展能够延伸到全国的四面八方和各行各业。我们今天拥有的庞大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建构正是沿袭于此。这不能不说是五大对中共自身组织建设的一大贡献。
2.对党的高层领导机构的横向布局进行规范，首次将中央决策机构从日常工作机关中剥离
五大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创下了好几个“首次”。一是首次使用“中央委员会”称谓，二是首次在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三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设立“政治局常委”，四是首次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五是首次扩大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数量和规模，六是首次将中央决策机构与日常工作机关分开。
党自从成立到五大召开前夕，中央领导机构的布局及其职责和功能一直定位不清晰。一大召开时，由于党员人数少，事务并不繁多复杂，中央只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和日常工作。二大、三大、四大召开时，党员人数逐年增加，党的最高机构称谓沿袭共产国际，称“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中央机构实际上仍以“中央局”形式而存在。二大、三大时，中央局的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但是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总书记，其职责是“总理各级党务”，而“中央局”既是制定中共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同时也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领导机关。到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一个大党，仅以“中央局”形式存在的中央机构完全不能有效地领导全党，因此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不仅首次选举了规模较大的“中央委员会”，而且首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称谓和建构从五大起一直沿用至今。五大首次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选举出了10名中央监委委员（其中正式监委7名和候补监委3名）；五大首次将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数量和规模扩大至45人（其中正式中委31人和候补中委14人）。这55位中监委的当选，使中共党的中央领导人与四大相比增加了近4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罗易5月9日在五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样：“新的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一切有能力的党的领袖人物”，“党现在已经建立了强有力的统一的集体领导”(23)。五大通过的新党章对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职责做出了规定：政治局是决策机关，常委处理日常工作，总书记是常委之一，既领导决策机关也领导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这就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高层决策机构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中剥离出来，使决策机关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首次分为两个机构。
3.首次决定并建立中央和省级监察委员会，使纪检工作和监察制度在五大时开始产生
五大召开前后，正是国共合作形势极为复杂的时候，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激烈交锋，而中共一方面党员数量剧增，另一方面根据安排，不少人参加了国共合作建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各省的党政领导工作，有的甚至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决策机关的领导工作，或者在县一级国共合作建立的政权中担任主要领导人。这一切对巩固党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及对中共党员能否正确运用好手中的革命权力都形成了一种挑战。因此，五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五大修改的新党章中专列第八章对“监察委员会”做出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还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24) 也许，新成立的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在当时所起的纪律检查及监督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但这是中共首次建立起的纪检和监督机构，它说明党从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性，重视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
四、党的组织原则及规章制度建设得到发展
五大修改的党章，与前几次制订的党章相比，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便是，在党的组织原则及规章制度建设方面有重大突破。
首先，五大党章在第十二条也即是第二章“党的建设”第一条中，明确地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25)。虽然，中共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早在建党之始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但是真正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明确地写入党的章程，则是在五大修改的党章。因此，五大党章是中共党建史上首次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写入党章的党章，其意义重大。另外，在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26) 这就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强调党要实行“集体领导”，这是五大对党的领导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其次，五大党章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以规范党的组织行为。一是对党的中央机关、省、市、县、区、支部等党组织的组织制度和工作职责作了具体规定；二是成立纪检、监察机构，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级监察委员会，使党开始有了纪检工作和监督制度；三是为了扩大党在非党中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于非党群众中，五大党章对党的纪律和非党组织中的制度和工作做了明确规定；四是五大党章还规定了党和青年团的关系。总之，五大修改的党章，与此前的党章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较为充实和完备。虽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少规定在当时未能得到及时的实施，但是对后来党的组织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②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47页。
④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11页。
⑤⑦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于北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1924年2月2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328、490～491页。
⑥ 见周利著：《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⑧(11)(13)(17)(1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摘录）》（1926年7月18日于上海）、《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7日于哈尔滨）、《维经斯基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6年5月17日于莫斯科）、《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11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299～300、539、251、302页。
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⑩ 宋晓明：《中共党建史（1921—1949）》，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1页。
(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15)(16)(22)(24)(25)(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6、126、132、125、67页。
(19)(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记录（摘录）》（1927年1月1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0页。
(21)(23)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5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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