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安全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 宋健
背景
中国的人口，安全吗？这个问题会不会使你感到突兀，而不知何以作答？人口与安全之间有联系吗？有着怎样的联系？人口作为人类个体的集合，其安全与否指的是什么呢？是人口本身的安全，还是人口问题会威胁到其他领域的安全？在试图澄清这些迷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安全的定义及其演变。
按照辞海的释义，“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或者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的状态。安全定义多用于军事国防领域，即所谓的“传统安全”概念，指的是不受外敌侵入威胁的“国家安全”；在日常生活领域，矿工和地下工程人员所使用的“安全帽”、行人穿过马路时用以躲避车辆的“安全岛”、火灾等危险突发时用来逃生的“安全门”等设施和装备，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全定义越来越广泛，从能源安全到粮食安全，从信息安全到经济安全，似乎每一个领域都有可能涉及到安全问题，而每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以信息安全为例，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在互联网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再遥远，这奠定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一旦计算机遭到病毒的大规模侵袭，或者某个重要系统存在可以攻入的漏洞，运转机制将在瞬间陷入瘫痪，或者机密将在不知不觉间暴露，这时遭到威胁的不仅仅是个人或企业的财产，社会的正常运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全也将不复有保障。可以看到，安全定义的广泛性及其在非传统领域的应用，源自发展概念内涵的丰富与外延的扩展，以及各个领域的异质性特点。但毋庸置疑的是，所有领域的重大安全问题，最终都将归结到国家的安全上。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家安全是政府在制定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是在保证本国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的。
“人口安全”是近年来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重在探讨长期的人口变化对于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人口问题、社会稳定和冲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2003年6月12日，在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提出：“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而且更要关注国家人口安全”；之后他又发表了题为“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的署名文章，将“人口安全”定义为：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各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口安全”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从此引起了国内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事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从安全定义演变的角度来看，“人口安全”是安全定义在人口领域的拓展，对于推动新时期的人口理论研究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的人口，安全吗？换言之，人口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联系？中国目前的人口状态能否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政府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应该在人口领域的哪些方面做出努力以保证中国的人口安全？本期论坛将邀请五位嘉宾来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
人口安全论：从历史到当代的考察
姚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
尽管人口和人口观点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由于人口问题的背景不断发展变化，所以，人口观点也会不断深化。人口安全论，就是这样一种既反映历史积淀又能够折射出时代特点的新的人口观点。
1 传统时代的人口安全思想
具有人口安全意识的观点很早就在我们国家出现了。这种观点有三个特点，第一，朦胧性。这个时期的人口安全思想只是形成了一种意识，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思想。第二，主体性。人口安全中的人口，可以是安全的主体，也可以是安全的客体。这个时期的人口安全意识，主要讲的是人口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是人口主体对安全客体的影响。第三，农耕性。农业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因此，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意识也是针对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而言的。比如，“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指出了人口数量在国运盛衰中的作用；“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省工贾，众农夫”，指出了人口性别结构和职业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今边郡千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人众地荒（狭），无所容足”，指出了人口分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 近代时期的人口安全思想
进入近代时期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观点和思潮不断形成，人口安全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思想的特点是，第一，没有形成明确的人口安全概念。第二，依然是人口主体的安全意识，也就是强调人口状况和变动对国家治乱的影响。第三，构建了不同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有关人口安全问题的论述或者依托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如，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认为，人口是中国治乱之本。1904年6月，《东方杂志》1卷6号转载《警钟报》文章《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该文将我国历来治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的众寡，主张限民求治。作者认为，中国“民日增而财不增，”“人满之患，深可太息。”严复是我国最早的留英学生之一。他在《保种余义》中提出，人口消长为国家治乱之源。他说，“英国计学家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兹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25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由于人地之间的矛盾，地不足养，食不足供，天灾人祸就可能发生。由此构成了人口消长对国家治乱的必然关系。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观点则认为，人口问题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李大钊在1917年春专门写了题为《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的论文，通过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李大钊指出，“战争源于人口过庶”的观点是错误的。“吾人虽不欲苛论古人，而对于马氏人口论所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之事实，亦不敢为之曲讳。”“余谓斯说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李大钊认为，“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源。”第四，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建议。救国图存是这个时期主要的社会思潮，对策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比如，1906年10月，《东方杂志》3卷9号发表章宗元文章《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文称中国穷人的贫困是“不节忍”，而富人的财富是“慎于婚配”、“节制情欲”的结果。
最早论及我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中国人口论》的作者陈长蘅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靠革命，只能靠节育。他认为，“夷考全国乱源病根之所在，固由于豪强不仁者之患得患失，欲居高位，遂不惜倒行逆施，乱作乱为。更由于民德民智民力均有未厚，无法制止豪强与不仁者之暴戾行为。至于民德民智民力之所以薄弱，则由于生计穷蹙，教育未敷。而教育所以难敷，又由于人民太穷。至于全国人民之所以日穷，则原于户口繁密。又处现时劣陋的政治经济与交通状况之下，国内实业之振兴，富源之开发与货财之增加，均太迂缓。遂致供求不能相应，有无不能相易。全国愈乱愈穷，愈穷愈乱。人口遂不得不受马尔萨斯所谓天然的裁制。”这就是说，乱源于穷，穷源于人多。人多导致了穷-乱-更穷-更乱的怪圈。显然，人口过庶构成了近代社会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及其耕者皆有其田，便要设法维持土地与人口适当比例。”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节制生育。“迟婚减育，实救贫最要之一术也。”
而李大钊则指出，马尔萨斯之所以大讲人口过庶和土地报酬递减，都是为了粉饰侵略者，给帝国主义战争以口实。“马氏即认定人口过庶为确定之事实，复认定报酬递减为无抗之法则，遂谓微人各准其生计之度，以自行节欲、限制出生，则战争等等之灾殃罪恶，将为必然之结果。”针对马尔萨斯的战争能够解决人口过庶和人口贫困的谬论，李大钊批驳说，“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依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而战争解决人口贫困的论调，更是自欺欺人。“战争不惟不能救济饥谨，且适以助成饥馑，战争非由饥馑产生，且适以诞孕饥馑。而由战争以谋避免饥馑者，其矛盾显然易察矣。”他认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70％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但在农村的“五个阶级”中，自耕农、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为最多，他们受到的剥削和打击也最大，因而破产的也最多。同时，土地又大量地集中于豪强手中。由此构成了中国日益严重的农村人口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耕地农有。”
3 当代社会的人口安全思想
当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安全思想也逐渐走向完善。第一，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同志提出，“我们应当增强人口安全意识。人口安全，是事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第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当代社会性质的界定，有许多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风险社会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的假设，我们已经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新型的风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风险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风险的来源变化了，不仅有来自自然环境的风险，也有来自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更有人类社会本身的制度和政策营造的风险；二是风险的类型变化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化，甚至是多种风险的叠加；三是风险的后果更难预料了，是否有风险和有多大风险均不在控制之中；四是风险的形成因素更难把握了，一些看似安全的因素可能形成风险，而看似不安全的因素却很安全。显然，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既是这种风险社会的致险之源，又可能是风险的受害者。2003年的SARS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了人口的这种双重身份：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流动程度构成SARS病毒的传播，而SARS病毒的传播首先危害到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安全。难怪有人说“人类社会最大的危害来自人类自身”！第三，有直接的实践基础。从我国当前的人口情况来看，人口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民数周为国之本”，也不是近代社会的“治乱之源”，而是风险社会中的有机构成。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对现代风险提出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因素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其一，人口因素所构建的风险是双重的，因而有时是不可控的。比如，人口数量过度增加固然不好，会加大对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需求而加速开发，导致土地过度开垦而形成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的枯竭；但是，一个地方的人口过少，又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会增加城市重负而导致城市功能衰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但是，流动人口的突然减少又会使城市陷入“混乱”。今年春节后农民工和保姆返京人数减少所引起的城市恐慌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凡此说明，人口因素所构建的社会风险具有双重性，过则有风险，不过亦有风险，使人们很难对此形成一个准确的判断。其二，人口既是风险主体，也是风险客体，强化了发生风险和风险损害的复杂性。人口增多，乱砍乱伐，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恶劣环境又将污染的水、腐败的空气、不洁净的食品转送给人类，降低人口健康水平，增加了人口患病的机会。人口是风险的提供者，同时也是风险的受害者，这大大增加了人口与风险关系的复杂性。其三，人口政策构成了新的风险之源。从风险社会角度来看，制定政策是为了规避可能形成的风险。但在风险社会中，人口政策在完成其主要目标时有时又会派生出新的社会风险。在减缓人口出生压力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当生育率大幅下降之时，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陡然而起。显然，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按照矛盾论的讲法，政策构建的风险，其实质是主要风险与次要风险的关系问题。其四，人口问题构建的风险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人口问题首先是地方和国家的，但这远远不够，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人口风险日益具有全球化趋势。人口问题导致的难民问题、就业问题、贫困问题、环境问题等，哪一个不是世界性的？这也正是一个国家严重的人口问题会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原因。其五，人口风险中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超越技术因素。人口风险的形成既有文化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一般来说，人们在风险形成之初比较关注技术因素（包括制度和政策因素），但随着风险的延续，文化因素的作用就会逐渐显现。比如，我国政府在通过各种手段使生育率下降以后又大力倡导建立新的生育文化，不就很说明问题吗？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从深层次上说，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些简单分析可以说明，风险社会中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植根于风险社会的人口风险问题。
4 人口安全论：对人口风险问题的全面认识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第一，人口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始终与人口问题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数量和分布问题。人口充足，分布合理，兵足粮广，国家就安全；反之，则不安全。因此，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思想主要体现为经济性人口安全思想。在近代社会，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救国图存中的人口“过剩”问题。人口减少，国力增进，内无忧外无患，国家就安全；反之，则不安全。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思想主要体现为政治性人口安全思想。在当代社会，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风险社会中的人口风险问题。人口变化、人口政策、人口行为均蕴涵着不同程度的风险，或者对社会或者对人口自身，能够意识并顺利规避这些风险，社会与人口都会安全；反之，则不安全。因此，这个时期人口安全思想主要体现为社会性人口安全思想。第二，人口安全思想是对当代人口风险问题的最高认识。按照管理学的定义，风险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安全则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防范。在传统和近代社会里，人口问题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类可以应对甚至防范；而在当代社会，人口问题与社会风险相互交织，而且，人口问题不仅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人类应对人口问题行为的结果，这就增加了应对人口问题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说明，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人口问题已经演变为人口风险问题。因此，人口安全思想是对人口风险问题的认识。第三，人口安全思想是人类社会对人口问题认识的自然升华。人类社会对人口和人口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基于人口背景的人口思想阶段、基于理论学说背景的人口理论阶段以及基于理论、人口和社会背景的人口安全思想阶段。总之，人口问题在变化，社会在变化，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要不断提高。这就是人口安全思想给我们的启迪。
重视人口安全研究，积极化解人口风险
陆杰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外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深化，政府决策者和学界开始关注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国防安全、水资源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涉及到我国国家主权、国家长治久安以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得到了高度的关注。近年来，人口学界也相应提出了21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进程中“人口安全”的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客观的讲，有关人口安全的研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积极呼应，他们从各个角度对我国人口安全的形式、特点、突出问题以及政策建议做了一些研究；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同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现实存在。因此，我个人认为，“人口与发展论坛”开展对人口安全的学术争鸣有利于学界同仁相互交流和沟通，减少不必要的分歧，并在学术争鸣中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有利于深入和系统开展我国人口安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1 全球一体化与人口安全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区域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快，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方面的格局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对外开放、加入区域或者全球国际贸易组织等为主要标志的经济一体化成为20世纪后期全球化进程推进的最明显特征之一。不过，也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却均对涉及到本国的政治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敏感问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其中也包括人口安全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口安全（population security）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国的专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就成立了人口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Population and Security），从生物医学、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开展人口要素的变化对国家及全球安全的影响研究，尤其是强调未来人口发展对人类安全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比较早提出人口安全的国际研究机构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人口安全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尽相同，也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分歧或者争议。不过，总体上讲，国际上对于人口安全关注的重点包括：一是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着人口压力，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人口压力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二是过剩人口是不是国家或者全球的潜在危险因素，如果是的话，如何衡量过剩人口对国家或者全球安全的影响？三是家庭计划生育是否可以降低或者化解人口风险，如果是的话，如何超越宗教的束缚来减少非意愿性的生育，从而降低人口压力？四是人口要素与其他因素相互联系是如何影响区域或者全球的安全的？等等。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国际上对人口安全的认识和理解与我们有着许多的本质性区别，这是由各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以及实力、人口国情、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所决定的，因此，各个国家在界定人口安全的概念、范围以及程度方面，在确定人口安全问题的优先性方面，在出台化解人口安全风险的政策措施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许多发达国家从规范国际迁移方面来确保各自国家的人口安全，这是近30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采取的共同策略；俄罗斯则从整体人口发展角度提出了国家中长期人口安全所要解决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从人口数量或者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方面来审视人口增长对国家长久安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2 我国人口安全概念及其特点
如前面所述，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安全无论是在概念界定、研究框架上还是其表现形式、政策框架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前，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经济深层次方面的矛盾或者问题凸现出来，有些不安全的因素正成为制约或者影响着我国现代化进程推进的重要因子或者关键因素，其中包括城乡社会保障体制比较薄弱、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公共卫生体制公平性较差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在我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中，人口安全是影响未来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础因素和重要方面，因为无论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都从一个侧面或者几个侧面与人口要素的变化和发展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认为，人口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换句话说，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安全不因某一方面的突出人口问题而受到根本性的损害，以避免或化解由人口方面可能引起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从而保证国家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从实际上看，我国人口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一是复杂性，人口安全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及社会经济问题普遍具有其相对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从单一方面来审视人口不安全的种种问题，而应当从整体、全面与发展的视角梳理和考察这些人口安全问题。二是多样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人口安全方面的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一些地区可能是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主的人口安全问题，一些地区可能是出生性别比为主的人口安全问题，另一些地区的人口安全问题可能出现更加多元性的特点。三是动态性，即我国人口安全的问题排序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一定时期反映出的首要人口安全问题是人口总量增长，而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是人口质量或者其他人口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四是滞后性，人口不安全方面的种种负面问题出现并不是即时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需要不断摸索和掌握这些问题出现的特点以及规律性。
3 几点思考
目前，政府决策者和学界已经意识到了我国正面临着诸多现实和潜在的人口安全方面问题，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素质较低、人口年龄构成不合理、人口健康状况较差等等。我们认为，探讨和研究当今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重视我国人口安全研究，积极化解人口安全风险，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为此，我们今天探讨和分析我国人口安全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我国人口安全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人口安全问题都是可以解决或者避免的，面对当前紧迫的人口安全形势，我们要未雨绸缪，从大的人口发展视野来认真探讨和研究这些人口不安全因素的形成原因以及应对策略，以避免人口安全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从而保证中国人口发展走上有序、健康的轨道。
第二，及时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解决或者降低人口安全问题带来的各种威胁。人口政策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面对当前和未来潜在的人口安全问题，政府决策者需要及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从而及早解决人口安全问题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三，采取有效的各种宣传手段来提高国民的人口安全意识。面对众多人口不安全的问题，加强全民人口安全意识教育已势在必行，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国民执行人口政策的自觉性，从而为缓解或避免人口安全问题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提供重要的群众基础。
第四，加强对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目前，学界对人口安全问题的研究除了注重其理论探讨之外，还要特别重视人口安全问题的实证分析，尤其是建立和健全我国人口安全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标准，以便强化对人口安全的预警性研究，为制定必要的公共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人口安全”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
张敏才（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
谈到“人口安全”，人们自然要和传统安全概念进行比较：“国防安全”、“边境安全”主要指防范外部侵犯，讲的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人口安全”主要指人口与环境、人口与资源、人口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口安全”也有别于“人类安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安全”的概念，意味着能够安全地、自由地实现人类发展，而且能够确认他们今天所拥有的机会不会在明天失去；而人口安全则聚焦于人口，指的是人口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及其涉及的有关方面都利于人类安全地、自由地发展，不致因人口规模、人口变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人口健康等方面发展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威胁到人们的发展，这种威胁可以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或者是出其不意的突发事件；可以是环境恶化的自然灾害，也可以是错误的政策选择造成的人为悲剧。唯其如此，尤其需要居安思危，预先防患。
“人口安全”不仅是中国这个头号人口大国理所当然多加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21世纪下半叶美国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埃尔利奇率先提出了人口爆炸的警示，接着学者们从人口危机联想到粮食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为应对人口危机，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合作，从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1984年墨西哥城、1994年开罗相继召开的人口发展大会，控制人口增长，谋求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人发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得到了全球众多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认同和响应，130多个国家为推行计划生育提供专项拨款。
20世纪过去了，继发达国家之后，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许多国家和地区人口行动方案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生育率普遍出现或快或慢的下降。联合国对2050年人口预测，已从增长到98亿的预计减少到89亿，这种预测表明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全球性人口爆炸的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的趋势复杂多样，概括起来就是面临五种人口冲击波。
（1）局部人口爆炸冲击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仍然远远高于更替水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92个孩子，最低收入的欠发达国家每个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索马里、乌干达、也门等国的总人口到2050年预计将增加3倍。这些国家仍在承受着人口恶性膨胀的巨大压力，极度贫困和饥饿的威胁，缺乏洁净水饮用的煎熬，以及疾病的折磨……，继续应对人口爆炸是这些地区刻不容缓的事。有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人口降到低生育水平，但这种低生育水平往往带有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和与人口零增长的不同步性，还有反弹和惯性增长的势能；换言之，仍存在着人口爆炸的余波冲击。
（2）贫富悬殊的冲击波。人口增长的变化将加剧全球人均收入的不平等。联合国中位预测表明，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42％，约合26亿。99％出现在发展中国家，7.18亿人口的最低收入的欠发达国家，预计增长133％，将额外增加10亿人口。根据目前的预计，日本、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乌克兰等33个国家人口都面临负增长，其它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非移民人口的自然增长都不高，富人较少生儿育女和穷人多生子女的世界使得各地区人均收入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南北问题更加严重。现在日本和尼日利亚人口基本相同，尼日利亚有1.37亿人，日本有1.28亿；50年后，日本人口将减少至1亿，而尼日利亚人口增至3亿多，那时，一边是少子高龄化，另一边是多子贫困化，两国人均贫富的差别是可想而知的。
（3）银发冲击波。未来半个世纪人口老龄化比任何时候都迅速。2000年，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6.4岁，高收入国家为37.3岁，发展中国家为24.1岁，收入最低的欠发达国家为18.1岁。到2050年，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预计到36.8岁，高收入国家将达到45.2岁，发展中国家将达到35.7岁，收入最低的欠发达国家将达到27.1岁。人口老龄化虽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但目前出生率低的国家要严重得多，日本、意大利、捷克、新加坡和西班牙的年龄中位数2050年预计都将超过50岁，在欧洲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从20％上升到35％，成为名符其实的老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也与欧洲并称为老年洲。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在快速发展，到205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将达到24.28％，而且中国面对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既有沉重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又有如何克服劳动力老化、短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问题。
（4）艾滋冲击波。自从1981年美国报道首例艾滋病人以来，AIDS迅速传遍全球。据统计，目前全球共40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或患上了艾滋病，新发生的HIV感染者大部分来自非洲南部和亚洲。有学者估计，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国家53个，共有40亿人口，2050年，人口要比倘若没有这种疾病可能达到的数量减少8％，约4.8亿；38个受影响最大的非洲国家，到2050年，预计减少当时人口的19％；7个艾滋病最流行的国家——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津巴布韦，到2050年人口预计减少36％。在博茨瓦纳和南非，人口预期寿命分别为40岁和48岁，倘若没有艾滋病，预期寿命将是68岁和67岁，即使到2050年，这两个国家预期寿命也分别只有44岁和56岁。艾滋灾祸主要夺走中青年的生命，对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约84万，已进入广泛流行期，如得不到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5）移民冲击波。乐观的估计，21世纪上半叶，全球人口增加26亿，非洲人口预计增加10亿，亚洲人口预计增加14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人口预计增加2.25亿，而欧洲人口减少近1亿。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倾向越来越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都将有大量渴望更好生活的年轻移民。而发达国家每年最多吸纳200万人，50年间总共1个亿，不到新增人口的4％。这样，世界范围内移民压力有增无减，人口国际流动造成的移民、黑民、难民问题将层出不穷，移民压力能否控制在较低水平无疑也将成为一个空前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五种冲击波竟相袭来的形势下，把人口问题边沿化，淡化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识，认为人口问题无足轻重等论点，客观上是麻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消磨他们追求发展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努力，当然，这也是有悖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所以，我认为从国际视角来看人口安全，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人口安全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
杨文庄（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在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3亿之际，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研究和制定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的时刻，从安全层面审视和研讨人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长期以来“安全”并没有与人口问题结合在一起。2003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提出了“人口安全”这个概念。之后，他又以此为题撰写文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并印发高级干部阅研。“人口安全”借SARS这一灾难性事件闯入了中国社会、政坛和学界的视野。
近两年来，谈论中国人口安全的文章明显增多，有关专业性杂志也组织专题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丰富和深化了对人口安全内涵、外延及其地位作用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安全基本可以视为个体生命安全的一个集合术语，可以将人口安全视为由许许多多个体组成的一个人口群体的生命安全问题”。有的认为“人口安全是人口系统健康运行的底线，只有确保人口安全，才能实现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安全的人口，是指人口的结构和功能处在平衡、稳定、健康的发展状态中，天然具备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有的认为“人口安全系指人口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及其涉及的有关方面都有利于人类安全的发展，不致因人口规模、人口变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人口健康等方面发展失衡产生的负面因素威胁人们安全地、自由地发展”。有的认为“人口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有的认为“人口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结构合理以及人口流动有序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但可以充分满足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实现该国或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有的认为“人口安全是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处于最佳完好状态，其发展趋势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对国家安全形成强有力的支持”。有的认为“人口安全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社会主义的人口安全观是经济、人口和资源环境三种再生产协调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这些观点不尽相同，从个体生命、人口系统运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对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人口安全的时空观等多方面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深入探讨。“人口安全”成为近阶段社会和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试图回答“中国人口安全吗”之前，简单归纳一下讨论“人口安全”对于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多方面的价值。
一是有助于深化对人口问题及其规律的认识。人口安全，既立足于具体的人口问题，又把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与迁移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为人口安全系统的子系统进行统筹考量。既分别研究各个子系统运动规律和变化情况，更注重研究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将人口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凸显了新时期人口问题的全局性、关键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是体现了人口问题在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人口系统及其某一子系统发生的渐进性变化或突变常常引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蝴蝶效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口是关键。必须实现家庭和谐、代际和谐、社会群体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三是引发了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层次思考。人口安全与人均耕地、草场、森林、淡水、能源水平密切相关，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密切相关。明确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人口是关键。必须从改善人口发展方式着手，促进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
四是在探讨和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中，寻找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定位。由于计划生育的因素，我国人口增长势头放缓，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资源丰富，社会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那么，未来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老龄化加剧，会对我国国际地位和竞争能力产生哪些影响？当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时，会对我国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等产生哪些影响？在人口安全的平台上，许多新的话题开始提出并展开。
五是直接促进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实施。2004年初，国家高层领导牵头，组织300多位跨学科、跨地区、跨部门的专家学者参与，围绕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3大课题，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涉及生育政策、人口政策、人口战略、发展思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提出“人口安全”，对此课题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
讨论中国的人口安全问题正当其时，换言之，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
第一，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仍然十分沉重。我国劳动力长期大量过剩。虽然过去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但是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仍然不能满足庞大的劳动力资源需求。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有小幅下降。这是1991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首次出现下降。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达到2400万人，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最多在900万个左右。我国约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还有大约15年左右的人口机遇期。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有与就业岗位、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社会财富；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结合，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就业是民生之本。目前，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在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方面，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民营经济。这又可能使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企业长期得不到淘汰。既浪费我国相当稀缺的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又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未来十几年，我国每年净增人口约800万左右。新增GDP的1/4要用来供养新增人口，这无疑会削减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二，人口结构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由于计划生育因素，我国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老龄人口峰值到来的时间不会像曾经预测的那样遥远。如果以前认为人口数量是影响人口安全的最关键因素，那么现在研究人口安全时，既要考虑数量问题，更要考虑老龄化问题。据预测，从2000～2020年，60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从9.9％、6.7％提高到16.3％、11.4％，老龄人口高达2.34亿、1.64亿，本世纪40年代后期将达4.3亿、3.2亿，那时每3～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近年来，日本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有密切关系。并且供养老年人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能力造成巨大压力。由于人口问题的滞后性，应当从现在着手对人口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加强研究和制定相应对策，以避免发达国家遇到的“老龄化陷阱”。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持续偏高，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群众生育观念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利用现代医学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屡禁不止。虽然各地正在采取综合措施进行干预，但效果尚不明显。据预测，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人口多3000万左右。直接后果会造成婚姻挤压，进而对人口的健康发展乃至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美国有人危言耸听，说中国未来为解决严重的性别比问题，会选择走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甚至会通过战争转嫁矛盾。
第三，人口健康方面的危机十分严峻。在人口素质方面，与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问题相比，人口健康问题、疾病问题似乎更应当引起重视。目前，我国每年新出生缺陷人口约100万左右，还不包括由于先天因素导致的后天残疾人口。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10月实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婚检由法定性改为倡导性，导致婚检率急剧下降。2004年全国婚检率不到10％，个别地方不到1％。宁波市的婚检率从2001年98％下降到2004年3.1％，同期新生儿出生缺陷也从12.6‰上升到19.56‰。北京2004年婚检量仅为2003年同期的7.5％。北京某妇幼保健院2003年产前筛查中发现的出生缺陷为8.9‰，而2004年1～4月产前筛查中发现的出生缺陷达17.8‰，平均值上升了100％。
艾滋病的流行蔓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估计，中国2002年有艾滋病感染者60～130万人，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将在1100～8000万人之间。目前，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都已经报告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的传播开始进入由特殊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时期。北京市从1985～2004年10月，累计报告发现艾滋病感染者2046例，其中艾滋病人217例。从1998年以来，每年以40.6％的速度递增，70％的感染者年龄介于20～40岁之间。在医疗条件较好、媒体宣传充分、人们素质普遍较高的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更不容乐观。事实上，我国存在着艾滋病大面积流行的条件。此外，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约1.2亿，占世界总数的1/3。血吸虫等地方病也有蔓延的势头。
第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尖锐。相关课题研究表明，我国资源和环境可承载的人口极限是15亿左右，这是就全国范围而言一个相对理想的数字。但从许多局部地区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已经处于极度恶化的状态。对那些地区的人们来说，除非国家救济或移民，否则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进而实现富裕。上世纪，国际上就有人提出未来“谁养活中国？”的疑问，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的危机以及对国际粮食市场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再次引发了我们对这一疑问的关注。2003年我国34％的原油、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依赖进口。2004年1～8月，我国石油进口量高达7600万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0％，这对维护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美日等国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市场，遏制我国发展。日本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输油管线的改道问题上发挥了作用，美国正在马六甲海峡区加强军事部署，都是阴谋遏制中国的表现。我国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的第二大国，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3％，仅次于美国的25％。未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会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尖锐。
正确认识我国的人口安全，要贯彻和落实科学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努力实现国家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稳定低生育水平关键是“稳定”，不是要求生育水平越低越好。要从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考虑，保持合理、协调的生育水平，以促进人口系统自身对结构性矛盾的缓解和调整。目前，有些地区为了片面追求2020年基本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的目标，不顾人口发展规律、国家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提出不切实际的人口从严控制目标，采取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干预，客观上达到了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的目的，增大了恶化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风险。
促进和维护人口安全，必须加大对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消除贫困等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的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口压力向人力资源优势的转变。将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转向依靠开发人力资源，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上来，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讨论，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这反映了人们希望不再就人口谈论人口，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人口问题的愿望。关于人口安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从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说，所谓“人口安全”是指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人口态势，它应该是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此，需要从人口态势对社会发展的效应来看待一个人口的安全程度。对于众多的人口学家来说，之所以致力于对人口问题的考察，致力于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希望以对人口现象的研究为突破口来加深对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和认识，了解种种人口态势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尽可能使人口态势不是不利于而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人口研究的落脚点在社会发展。这就无怪乎国内外大多数的人口学家都有着社会学的背景。
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科学的迅猛发展中，对生育的研究成为人口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领域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面对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当难以在死亡和迁移方面获得什么良策的时候，正是由于生育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成为左右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离开了对生育的深入探讨，就几乎不可能对人口态势有一个中肯的认识，人们必然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生育问题的研究。而正是降低人口生育水平的强烈愿望使计划生育在人口工作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并成为一场席卷世界的运动，使它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独特的亮点。认为20世纪的世界性的计划生育带来了一场生育革命，引发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并不是言过其实之词。关于对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我想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谈谈我个人的想法。
1 近期和长线
人口态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长线效应。有些事情对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快速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比如农业收成的丰歉对农村和农民生活，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又比如一场自然灾害的爆发，如果应对不当，可以使一个社会瞬间跌入谷底。但人口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日积月累的，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并不一定在近期显现；而一旦形成态势，就难以挥之即去，对它的应对也难以一蹴而就。
今年1月13亿人口日的到来，一时成了热点新闻，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压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之快前所未有，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格外努力，以至把原来确定的2000年人口保持在13亿以内的目标推迟了4年，但是，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人口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人口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使然。简单地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中国人口增长的势头不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而是至少在几百年前，即17世纪的清朝开始形成的。到清朝垮台时中国的人口已达到4亿以上，奠定了一个庞大的人口规模。20世纪上半叶的外侵内乱，以及下半叶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计划生育的努力，都未能完全改变中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即使今天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了难以维持世代更替的水平以下，仍无法在短期内消除长时期形成的人口惯性对人口增长的推动力，仍无法阻挡中国人口的继续增长。从现在来看，中国人口的列车还要继续大约20多年的“奔跑”，才能最终停止下来达到零增长，并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皇冠”历史性地让位给印度。应该说，中国在与顽固的人口增长的应对中，对人口态势的长线效应的体会是太深刻了，甚至是沉重的。
人口态势的长线效应表现在它的形成的渐变性和滞后性，使人一时难以察觉，而一旦形成气势，又将顽固存在而难以消去。当观察今天的中国人口态势时，人们容易注意到目前每年的人口增长近千万，老人的比例不到总人口的10％，年轻人口众多，劳动力供应充沛，民工浪潮风起云涌，失业现象此起彼伏。但如果我们往前看，特别是考虑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中国的年轻人口必将在今后几十年中萎缩，老年人口比例将相应大幅增长。可以预见，中国的人口增长在今后几十年中将逐渐减速，并最终达到零增长；中国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随即进入“死的人多、生的人少”的负增长阶段，劳动力的供应也将出现每年骤减数百万的局面。到21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大地上将有1/3的人口在60岁以上，其中有上亿的80岁以上的老老人，不到2个青壮年就要抚养一个老人，中国将成为一个比目前世界上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家还要老化的老年社会。不仅如此，随着非农化和城市化，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农村人口将相应大幅减少，中国将彻底摆脱几千年的“乡土社会”。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口态势？这样的人口态势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时的“三农”问题又将是一个什么景象？应该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的认识还刚刚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态势和社会形态。对它的认识，需要我们的想象力，一种出于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把握的想象力。就如同要在1950年建国之初就憧憬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一样，不免给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但这也正说明人口态势的长线效应，多么需要我们在考察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时，有一种前瞻性的视野。
2 个体和群体
“人口”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集合名词。人口学关注的是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行为在群体上的变化趋势，即所谓它的研究对象的群体性。从这一点来讲，人口学和社会学是一致的，它们都属于宏观科学。人口行为在群体上的变化趋势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态势。当然，任何社会的群体的人口态势都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口行为集合而成的。因此，尽管人口学要回答的是群体上的人口态势问题，仍然不能不关注人口行为在个体上的发生情况。简言之，个体行为和群体态势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一个人口中的许多家庭都在生育许多的孩子，那么这个社会也肯定是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对个体和群体，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会是一致的。比如，一个人可以抱怨“中国人太多了，到处是拥挤现象”，但仍觉得自己最好多要一个孩子；他可以认同，社会进步需要男女平等、重男轻女是传统陋习，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从自己的现实与未来计，还是有一个儿子为好。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中，并不等于说在那个社会中不存在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妇女和家庭；同样地，也不能说因为还存在着多生的现象就认为这个社会还没有进入低生育率的阶段。个体行为和群体态势并不都是一致的，只有当某种个体行为的发生带有群体的趋势，才会对人口态势产生影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对于个人说来是对的东西，对整个社会说来并不总都是对的；反之，对大家说来是对的东西，对任何个人说来可能是十分错误的。事物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经常是不一致的，这个道理应该也适用于我们对人口现象的考察。
这就说明，在人口问题上和在其它社会问题上一样，个人的意愿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认识和社会的要求之间产生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况是会时有发生的。当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国家以某种方式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以保证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比如，水源紧张时，发布限制用水的法令；在能源危机时，实行配给制度；遇到灾难、战争时，这样的举措就更多了。但是，社会的实践也表明，用对个人的行为“一刀切”的办法来保证全社会的利益，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过去农民每块地种什么完全要根据自上而下的指令来决定，以保证“全社会的供给”；由于供应短缺，也实行过多年的票证制度。“生产靠指令、消费凭票证”，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了“一刀切”的作法，但是实践证明，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的供求问题。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生动地显示，市场经济的办法要比计划经济的办法高明得多，有效得多。指令没有了，票证没有了，从表面上看，个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不再受到指令计划的约束，但由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供给的大幅度增长，整个社会的需求实际上却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些年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变革的实践看出来。过去为了保证出生计划的实现而实行了“准生证”甚至“准孕证”制度。自从根据国家计生委在1995年提出要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的精神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以来，各地取消了“准生证”和“准孕证”，也就是由育龄群众在婚后自主决定生育的时间，结果并没有出现早婚早育增多的情况，相反，在过去十多年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口的婚育年龄出现不断向后推移的趋势。
过去为了保证计划生育率、避免计划外生育的发生，把“一孩上环、二孩结扎”作为对所有育龄夫妇的避孕要求。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用上环来保证避孕，在生育第二个孩子后为了终止怀孕而采用结扎的办法，本来是很有道理的，在贫困落后、居住分散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如此。但是，每个妇女和夫妇的情况不尽相同，无视差异的“一刀切”作法就在育龄夫妇和计生干部之间徒增不少矛盾。各地在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推行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取消了“一刀切”的“一上二扎”，也就是由育龄群众在知情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决定所采用的避孕方法。在推行知情选择后，尽管群众采用的避孕方法比之过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许多育龄群众仍然选用的是上环或结扎的方法，但这是群众自行选择的结果，和过去不顾个人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强制推行，是根本不同的。各地开展计划生育知情选择后，结果并没有出现避孕率下降、计划外增多的情况。现在有一些省市也已经取消了对于二孩生育间隔的时间要求。
从取消准生证（准孕证）、到取消“一上二扎”而实行知情选择、到取消二孩间隔的时间要求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主决定生育时间、自主决定避孕措施、自主决定生育间隔的过程。这一系列的变革，既体现了国家指导和群众志愿相结合的原则，也反映了这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生育权逐渐向群众和个人回归的过程。应该说，这一过程和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和行为出现多样化，而人们的权益和保健出现个体化，并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加速和强化的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在越年轻的人群中，就显得更为强烈和突出。
个人生育行为的多样化和自主化与全社会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是不是一定水火不相容呢？国际经验表明，并非如此。生育行为的多样化和自主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看来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些年的国内实践中初见端倪。这并不等于不要继续在全社会倡导“少生优生晚生”的时代风尚，但也不等于要继续推行“一刀切”的做法。在生育行为多样化和自主化的情况下，我们同样可以实现整个人口的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年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变革的成功中，得到鼓舞、增强信心。就生育水平的调节而言，在国内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举出用鼓励甚至强制的办法影响个人的生育行为而把一个社会的生育率降下来的经验，但能否用鼓励或强制的办法影响个人的生育行为而把全社会的生育水平提上来呢？迄今为止，从新加坡到俄罗斯、从意大利到日本，世界上还没有如愿的先例。
3 研究和实施
我们常常说，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光认识不改造，难免陷于空谈；而改造没有认识为基础，也不免会成蛮干。对问题的认识和对问题的解决两者之间是互相关联的，但也不能说，对问题认识了也就能解决了。面对人口问题的出现，不仅有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解决的问题。记得1996年在江苏吴江召开的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的研讨会上，曾经议及所谓“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的问题。一个社会既需要“刘备”也需要“诸葛亮”，既不要轻视“诸葛亮”，又要重视“刘备”，两者在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不断发展中都是必需的，各司其责、各有其功、缺一不可。“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密切配合和良好合作向来是一个社会能否实现健康运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研究者和实施者的关系问题。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实施者更多地关注“事情能够是什么样的”。研究者往往希望事情能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尽可能完美；但实施者不得不面对人财物、条文规章程序等现实而趋于折中，如果不仅“应该”而且“可行”，就不能不把两方面的考虑综合起来，这在考察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同样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上海从1993年起就进入了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局面，至今已进入第13个年头。上海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决非一日之寒。看一看200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上海人口金字塔就一目了然了。上海人口结构的特点是“头部大、腰部高、底部小”。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新生人口越来越少，处于生育高峰期的人群却在不断变小，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人口结构就注定了上海的人口不仅过去出现负增长、今天是负增长、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负增长。与此相伴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也必将越来越严峻。如何应对呢？一种办法是靠移民，即所谓“更替性迁移”，就是用迁入大量的青少年人口来改变目前的人口结构。这种办法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提高人口中青壮年的比例，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它对人口结构的调节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国际间的人口迁移带来的好处多，带来的矛盾也不少。比如原有人口和迁入人口之间由于语言、文化、种族、阶层等方面所引起的种种冲突，频频见于报章媒体。在一国之内实行“更替性迁移”，事情当然会好办得多，但如果认为就会一帆风顺、轻而易举，恐怕也是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迁入青壮年固然可以改善城市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城市家庭的微观失衡的问题；而且，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之时，也难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之日。在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和应对上，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际上的可行性并不总是互相划等号的。在对待人口问题上，实在需要“前瞻后顾、左顾右盼”。“摁下葫芦弹起瓢”，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应该说已经不少了。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近年来计划生育工作中推行知情选择的情况来加以考察。“知情选择”是在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发大会上由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通过的“行动纲领”所确定的原则，近年来已成为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明确要求之一，但它的推行却走过了相当艰巨的路程。一种意见认为，知情选择涉及到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必须实行，不应推诿迟缓；另一种意见认为，知情选择一旦实行势必会出现生育失控、计划生育工作滑坡，应该缓行。两方面的意见分歧十分激烈。应该说，知情选择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施，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以“条件不具备”等种种理由对知情选择的推行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办法，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难免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但是，如果认为，知情选择的推行只要发“一纸公文”就可以立竿见影、立马实现，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知情选择的推行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服务站的避孕方法提供方式”的变化。如果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技能水平不能适应，如果药具供应还是单调寡选，如果咨询和随访没有纳入服务程序，如果评估考核仍然强调数量指标，如果宣传教育没有转向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知情选择就不可能以它的本来意义而得到实现。如果就事论事、简单推行，那么可能推行的速度是加快了，但推行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愿，意外怀孕的增多、人流频繁就成了难免的事了。而如果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在由于推行知情选择造成的结果而出现“回缩”，那再推行就可能会更困难了。因此，知情选择的切实推行必然涉及到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实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引发整个计划生育体系的相应变革。
在对待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理性的、实施是可行的，方向是坚定的、步骤是谨慎的。如果能把研究和实施两方面的考虑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也说明，研究者和实施者之间的互相沟通和配合、理解和合作是多么地重要。
以上关于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的讨论只是所思所感，并不系统也不成熟。一个常识性的真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着它的客观规律性，人口态势自身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同样是很强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愿望也往往是十分强烈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人口问题上如何处置得当，常常是一个难解之题。不过，关于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的讨论表明，人口安全的含义和对应是以社会发展为准绳的，因此，是他在的而不是自在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关于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实在是对智慧和见识、胆略和远见的锻炼。我们不免想起一句老话：“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在应对人口问题时的良言。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正在呼唤着我们，关于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的讨论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人口态势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也肯定会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的构建和小康社会的实现。
主持人评论：
从“安全”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人口形势、人口问题和人口发展，是近两年来国内人口学研究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针对“中国的人口，安全吗？”这一主题，本次邀请的五位嘉宾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注意到，嘉宾们参与讨论的基点是共同的，即：人口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应该重视人口安全问题及其相关研究。这一点杨文庄主任尤为强调，他认为“人口安全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认为讨论人口安全对于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口问题及其规律的认识、体现人口问题在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能引发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层次思考，还可以在探讨和把握世界发展规律中，寻找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定位。陆杰华博士认为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及时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采取各种宣传手段提高国民的人口安全意识，加强对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积极化解人口安全风险，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张敏才教授则指出，“人口安全”不仅是中国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共同的基点出发，嘉宾们参与讨论的视角是广泛的。姚远教授运用历史的眼光考察了人口安全观点的产生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特点，通过追溯传统时代的经济性人口安全思想，近代的政治性人口安全思想，以及当代的社会性人口安全思想，判定人口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口安全论是一种既反映历史积淀又能够折射出时代特点的新的人口观点。陆杰华博士将人口安全置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各国政府对涉及到本国的政治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敏感问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人口安全问题也应运而生。顾宝昌博士则将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认为人口研究的落脚点在社会发展，人口安全的含义和对应必须以社会发展为准绳，需要从人口态势对社会发展的效应来看待一个人口的安全程度，为此应该关注人口态势对社会发展影响的长线效应、个体行为和群体态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际上的可行性有可能不一致等特性。
我们还注意到，嘉宾们在讨论“人口安全”时，或多或少都要涉及到“人口问题”这一概念，或者，将“人口安全”与“问题”相结合，形成“人口安全问题”这样一种新提法。对于“人口问题”，人口学研究者并不陌生，可以说，在“人口安全”概念提出以前，“人口问题”是人们在谈论到人口及其变化对于人口自身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必然涉及的概念，人口问题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今从“安全”的角度来审视人口形势，“人口安全”与“人口问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所有的人口问题都会是危及人口安全的风险性因素吗？或者换句话说，“人口问题”与“人口安全”是一对互相依存而对立的概念，人口问题严重则人口不安全，人口问题消除则人口安全？还是“人口安全问题”只不过是众多“人口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对于“人口安全”与“人口问题”之间的关系，嘉宾们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姚远教授独占一派，认为人口安全思想是对当代人口风险问题的最高认识，是人类社会对人口问题认识的自然升华。依据他的观点，对“人口安全”的思考应该是对“人口问题”思考的超越，体现了人口思想发展的方向性。张敏才教授通过对“人口冲击波”的讨论、杨文庄主任通过对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的讨论，涉及到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等，将目前所关注的“人口安全”与通常人们所忧虑的“人口问题”融合在一起。顾宝昌博士和陆杰华博士虽没有特意强调二者的关系，但是字里行间两个概念有时会互换。尽管意见还存在分歧，但我们认为，从“人口问题”到“人口安全”说明了人们眼界的拓宽和思维的拓展，意味着单纯考虑具体的“人口问题”已不能够适应中国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形势，需要从更为宏观、系统的角度来研究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社会经济外部系统各要素、以及两类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背后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融合。
中国人口，安全吗？这一命题在“人口安全”概念尚未十分明晰的今天提出，似乎有些为时过早；但是正如嘉宾们所指出的，我国目前正面临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人口安全隐患，需要前瞻性的眼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积极应对。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操作，使得中国人口不再有安全与否的担忧，使其能够保持在安全的范式下协调、有序的发展，是每一个包括人口学者在内的中国人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标签：中国的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