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仓论文,市镇论文,江南论文,为例论文,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市镇研究向来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外学者成果突出，相关学术回顾也不胜枚举。① 以往研究江南市镇的发展历程，多从宋代以后草市和军镇向商业性聚落转变的趋势进行追溯。② 关于明中叶以后市镇兴盛、商贸繁荣的面貌，论者甚众，而对于明中叶以前市镇逐渐兴起的轨迹，限于史料，尚缺少细致的讨论。
从时间序列上看，江南地区在宋元时期兴起的市和镇，到元明之际有一部分已走向衰废，而到了明中期，江南又有新的一波市镇兴起的浪潮。
弘治《上海志》列述了从宋、元降至明弘治间邑中市镇的盛衰沉浮。其中，宋时的通海大镇青龙镇，因水道变迁，到元末已逊位于太仓；元代因海漕和棉业而兴盛的名镇乌泥泾，已是“鞠为草莽”；其他老镇如下砂镇等早已废弃，但“虽非古镇，而民物丰懋，商贾鳞集”的三林塘镇等新兴市镇引人注目。③ 正统以后，市镇发展面貌发生了不少变化。范金民和夏维中关注了成弘时期苏州府吴江县市镇突出的发展面貌。④ 弘治年间，吴江县共有三市四镇，即县市、江南市、新杭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据县志所述，这些市镇生成时间不一，但大多是在成弘之际发展成为巨镇的。⑤ 弘治《吴江志》认为“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吴江为邑，号称富庶，在城有县市，在乡有四镇，及凡村落之大者，商贾之往来，货物之贸易，红尘滃然，自朝至暮，无虚日云”。⑥ 可见，该志纂者吴江人莫旦把“市镇”作为一种商贸聚落，并未突出“市”与“镇”在性质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莫旦还把“村落之大者”列入了记载市镇的范围，⑦ 反映了一些大村落因商货辏集而跻身市镇行列的趋势。
除了吴江县，苏松地区如常熟、太仓、⑧ 嘉定等州县，在明正统以后特别是成化、弘治时期，陆续出现了不少由民人创建的新兴市镇。以常熟县为例，据至正《重修琴川志》记载，常熟大多数名镇如常熟镇、庆安镇等，在元代后期已废。⑨ 而到修撰弘治《常熟县志》时，宋元时期的老市镇除了支塘镇、双凤镇等硕果仅存，其他如许浦镇、塗松镇，不是名存实亡，便是“人烟寥落，不能如故”。许多新市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杨兴市“旧传有杨姓者贸易于此”；奚浦市“正统间居民钱氏所创，北通大江，饶鱼盐之利”；徐家新市“弘治初里人徐氏所创，招致商贾，遂成市”；唐市“正统初居民唐氏招致商人交易，遂成市，旧名尤泾市”；李市“正统初居民李氏兴创，缘近山泾，又名山泾市”；璜泾市“成化间居民赵、陆二氏兴创”；双浜市“弘治间居民张氏创建”。⑩
从空间差异上看，常熟、太仓等州县在正统以后村落成市的现象比吴江县更为突出，这与宋代以来太湖地区开发格局的演进有关。
在太湖流域地貌分区示意图中（参见第37页附图），吴江县及其邻近的昆山、青浦等县，大体处于冈身以西湖荡棋布、河港纵横的中部洼地平原，古代地方文献中常称这一地带为“低乡”。与“低乡”相对的是“高乡”，包括沙嘴冈身地带及其以东的牒缘外高地，上述常熟、太仓、嘉定等州县的大部分辖境便处于高乡地带。(11) 宋代以来，低乡的开发整体上早于高乡，低乡不少市镇居于水陆要冲，坐享商货辐辏之地利，有了一定的商贸聚落基础。一部分宋元兴起的低乡市镇，在明代中期跃升为巨镇，其繁盛大多持续到清代，乃至今日。高乡地带则是从元明之际才走向全面开发的，明中期兴起的这些高乡市镇，大多是脱胎于村落的新市，而且多由各姓民人创建，数量颇多，规模相对于低乡则较小。可以说，高乡市镇的兴起代表着一条新的市镇发展脉络，这一脉络反映了元代中后期到明代中叶江南的地域开发进程。
附图 太湖地区地貌分区示意图
说明：1.地貌分区参照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8页图1—3“太湖地区地貌分区示意图”。
2.分层设色地形底图及县治、市镇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CHGIS。
3.图中仅选标与正文论述相关的部分地名，主要反映明代中期高乡市镇发展情况。其中，青浦县于万历元年设立，故以括号标明。
明中叶以后，高低乡的开发程度逐步接近，市镇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相似的面貌，而且“市”与“镇”的实质区别也进一步模糊化。正德《姑苏志》记载苏州府各县的乡、都、市、镇、村时，在按语中称“民居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12) 到了清代，乾隆《吴江县志》的纂者虽区分了“市”与“镇”的称谓源流，但也指出村、市、镇的名号在实际指称中的混用。(13) 该志纂者没有拘泥于称谓辨析，而更为关注明代以后市镇的商贸发展与盛衰增易。
上述高低乡开发格局的演变，为我们理解正统以后低乡巨镇渐成、高乡新市崛起的面貌初步提供了一种空间视角。高低乡市镇发展的“时间差”，将笔者引向对元明之际至明中叶江南社会变迁趋势的思考。
学界以往对于江南市镇的研究，不乏从空间和环境角度进行分析。例如，海津正伦着重探讨江南三角洲内部的地形特点与市镇分布的关系，他认为正德年间以太仓、嘉定、昆山、常熟等冈身地带县份的棉作发展，是其市镇密度逐渐高于低地平原的原因，而正德后低地蚕桑业、丝织业之崛起，令其市镇发展与冈身棉作带并驾齐驱。(14) 范金民和夏维中则从水陆运道和经济结构的不同影响，解释苏州府市镇分布状况。(15) 在这些研究中，种植格局改变引起的经济格局变迁，成为考察市镇发展的重要参考系，而这种格局在16世纪中叶后趋于定型，又恰好与过往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年代序列相互印证，于是研究者容易承续相关研究主题，以此切入对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变迁的分析。
范毅军近年来进行了新的探索，他着重关注明中叶以来太湖以东市镇发展的时空变化，从量的角度分析市镇的增减及其分布的动向，又注意从质的角度考察个别市镇的发展历程及市镇整体的发展态势，以此作为论述社会经济变化的指标。他进一步考察了明中叶苏南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的关系，作为讨论明中叶到19世纪中叶市镇时空变化的基础。他将“明中叶”定在1550年前后，并基于地缘、水域以及水旱农作区隔，将苏南分成盐铁塘主干区、淀南浦东区和大运河与湖群低地区三个区。他认为，苏南地区到明中叶为止，富有浓厚的拓殖性色彩。在盐铁塘主干区，也即是笔者前述的高乡地带，由棉作兴起的东向拓殖最为明显。该研究是以1550年前后苏南的“既存”市镇为基础，将这些市镇视为“集历年演化的总其成”，进而从各分区市镇的性质、分布和层级关系等角度考察区域开发线路，有助于我们细致分析明中叶后棉业发展与地域开发、市镇发展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然而，对于明中叶以前市镇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范毅军承认史料的缺乏限制了讨论的深入，他注意到成弘时期不少大镇形成的突出现象，但尚未能追述在此之前的“阶段性发展的动向”以及这些发展背后的社会机制。(16)
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明中后期高、低乡间经济格局变化对市镇分布的影响，是追述前事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但不能单纯以此反溯高乡市镇兴起的必然性，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将这种区位条件形成的起点过度前移，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明中叶以前复杂进程的认识。因此，本文尝试将元代海漕时代开启的高乡开发历程作为研究起点，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机制的变化，如何影响高乡开发中乡村权势的演变和经济格局的变迁，从而解释“主姓”创市的可能性和动力，考察明代江南地域开发进程中的市镇发展轨迹。质言之，笔者所论之“高乡”，不完全是系于地貌格局和明中叶以后的棉作格局，而是将“高乡”作为考察元代以降地域开发的一个空间视野，从富有多种可能性的地域开发动态中，理解市镇发展的各种经济条件以及重要的社会基础。
二、璜泾赵市史料所见江南粮长动向
有关明代江南市镇创立过程的详细史料，至今尚为罕见。相对较详细的记载，是关于上述弘治《常熟县志》所列之“璜泾市”。璜泾市隶属弘治十年所置的太仓州，弘治《太仓州志》收录一篇《璜泾赵市碑记》：
今太仓州之赵市，旧为常熟县之璜泾镇。弘治间增立太仓州，始割隶焉。璜泾故大镇，元季兵燹，民乃荡析离居，而昔日繁华之地，鞠为草莽之区矣。国朝混一以来，百有余年，无有能兴复之者。承事郎赵君仲辉，世居此地，慨然以为己任，乃捐家资，鸠工僦材，构屋数百楹，以处流寓、建桥梁、修道路，以便往来。于是商贾骈集，货财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他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盖不俟赢粮负橐，操舟驰骑，远赴都邑，而不日之间已遂其所求矣。阅三十余年，聚居益盛，远近之人皆以赵市名之。仲辉殁已久，父老感其遗惠，请于州司立碑以纪其劳，而请予为之记。惟古神农氏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利世之功大矣。盖衣食以养生，器皿以给用，药饵以救疾，棺槨以送死之类，民所日用而不可缺者。况璜泾僻近海滨，墟落阔远，卒有缓急，何所取办？此仲辉之立市所以有功于一乡，而岂登垄罔利者所可同日语哉？夫神农功在天下，固万世之人不可忘也。仲辉功在一乡，此赵市之人所以不忘之欤？继兹以往，璜溪之上，由成聚而成邑而成都，大有过于前代，殆不可知。碑以记之，庶以征夫来者。(17)
该碑记为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常熟人李杰所撰，讲述的是赵仲辉“重建”璜泾市镇的经过。按李杰的说法，璜泾是故有之大镇，笔者对此甚感怀疑，因为璜泾在弘治十年划归太仓州之前，隶属于常熟县，而至正《重修琴川志》所列十多个市镇中，并无璜泾镇，(18) 李杰称璜泾在元末兵燹前为大镇，不知何据。
碑记被录入弘治《州志》，成书于清乾嘉间的《璜泾志略》和道光年间的《璜泾志稿》（以下分别简称《志略》和《志稿》）也将其收入。(19) 有意思的是，当《志稿》的纂者施若霖欲将镇史继续上溯时，遇到了史料不足的难题，他坦言：“双凤乡之名，自晋代始。璜泾属双凤乡，唐宋时已有其镇第，不知镇起于何代耳？简编莫传，不无阙如之叹。”(20) 暂不纠缠于地名起源辨证，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同一时代的弘治《常熟县志》和弘治《太仓州志》都明确记载了赵仲辉创立璜泾赵市这一新鲜事，(21) 引发我们探寻赵氏创市的奥秘。据《志略》所载：
赵璧，字仲辉，号有怀。其先宋熙陵第八子周恭肃王元俨，后十五传至安，始迁璜泾，璧高大父也。璧治农赋致富，尝纳粟，授承事郎。勇于为义，创造宗祠，春秋祭奠惟谨。璜泾在元故通邑，遭罹兵燹，室庐童赭遂为墟。璧架屋数百楹，劝徕商贾，闾里复盛。父老感其义，名曰赵市。(22)
该传提及赵璧，即赵仲辉（晖）的家世，又透露了其“治农赋致富”、“创造宗祠”的事迹。《志略》中注明此段出自“李杰《墓志铭》”，也就是说，李杰同时撰写了赵璧的墓志和赵市的碑记，而后者略去了赵璧发迹的经过。另外，《志稿》收录了明代安彦泰的一篇文记，该文彰颂了赵璧之父赵德巽于景泰七年（1456）捐资修唐茜洪桥的义举：
邑之璜溪有唐茜泾……有洪桥穹窿，亘于南北，实为民之要道，而赵公德巽之居傍峙焉，自其曾大父子安，居此四世矣。大父孟吉，洪武初命举为税长，至厥甫文敏翁，咸积德好善，人多慕之。迨德巽大彰厥誉，家益以饶。(23)
安彦泰所述提供了诸多信息，赵德巽的祖父，也即赵璧的高祖赵孟吉，洪武初年已任粮长，(24) 赵氏的创市史显露了世袭粮长的动向。梁方仲、小山正明、星斌夫等前辈学者已对明代粮长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5) 此不赘述。在梳理制度沿革的同时，梁方仲非常关注在特殊的制度改易中折射出的社会变迁，例如他从万历时期修纂的《武进县志》和《嘉定县志》中发现，嘉靖以后粮长的编审标准开始将丁田与家赀两项合并计算，(26) 甚至“不论丁粮而论家赀”。(27) 他认为，这一新标准说明了当时商业资本已经相当抬头，可以按家赀而不必专按田产多寡来签派粮长。这一论述与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有关，即“由洪武以至景泰年间，亦即直至永充法废止不久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是步步上升的。在这个经济发展时期里粮长干些什么呢？”(28)
对此问题，梁先生主要论述了永乐时期粮长靠倒卖漕粮牟利，以及后来不少粮长家庭博取功名、躲避粮役的现象。璜泾赵市的史料，则触发了笔者将明代粮长、市镇历程以及家族发展这三个以往常被分别考察的方面联系到一起，去探寻明中期以前江南社会的变迁。本文利用上海图书馆藏《璜泾赵氏小宗谱》（以下简称《小宗谱》）(29) 和《璜泾赵氏献征录》（以下简称《献征录》）(30) 两部家谱文献，参以其他史料，重点探讨明中期高乡市镇兴起的动力和发展的过程。
且让赵氏的家史，将我们从元明之际慢慢带入市镇方兴未艾的15世纪，那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三、海漕时代的拓殖与元末“乱世”
据《小宗谱》所载，赵子安为璜泾赵氏始迁祖。此前，赵氏一族居浙江建德、浦江一带，因元末兵燹，宗族四散，至子安时迁往常熟高乡：
（子安）始迁于海虞之双凤乡清化里避乱。隐德不仕，以农商起家。虽去海十里而近，然能以文化其俗，故子孙咸份份焉，皆府君教也。生于元至正十年间，父十九岁得公。卒，葬积字圩之阳，时习西方荼毗教，以骨殖冢，二子亦同丘陇。(31)
元季避乱迁来，明初占籍，这是明代江南不少家族追述始迁、开基的常用叙事范式。关于赵氏的“避乱”，是实际的情形，还是人云亦云的说法，限于史料，我们尚无法辨析。不过，赵氏在去海十里的璜泾的开基，令我们关注元代以来高乡太仓一带的变化。
至元年间，元朝在夺下江南财富重地之后，利用了朱清、张瑄等沿海及崇明的岛寇、盐枭势力，开创海道漕运，将江南财赋运往京城。(32) 作为交易，朱、张拜官受禄，操纵海贸，甚至获得了私自发行盐钞的特权。(33) 尽管后来朱、张树大招风被元廷诛杀，(34) 但海漕得到了延续。宋元间因水系变迁成为通漕大港的太仓刘家港，时称“六国码头”，(35) 繁盛之极。
终元一代，未立太仓州，但在延祐二年（1315），元廷将昆山州治迁驻太仓，弘治《太仓州志》纂者桑悦认为，太仓始以海滨僻壤，而成万家之邑，以朱、张为首的“海漕诸公”开拓海运，功不可没。(36) 至正《昆山郡志》曾描述了元代后期太仓一带的风俗嬗变：
归附后，世变风移，不能无异。矧今新治，旧本墟落，居民鲜少。海道朱氏翦荆榛，立第宅，招徕蕃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习俗不一。大抵以善贸易，好市利，尚虚礼，美呼称。(37)
在此番汉杂居之地，赵子安“习西方荼毗”（按：荼毗即佛教的火葬仪式），算是被其风俗所化了，果真如家谱所言“（子安）能以文化其俗”，也恐怕是身后之名了。
海运大大推进了包括太仓在内的高乡的开发，海漕诸公如张碹的经营和置业，就曾使得松江名镇乌泥泾盛况空前。(38) 海漕体制也吸引了不少豪民置身其中，并造就了一些富家大户。据洪武年间太仓人陈伸记载：
延祐元年，建州治于陈门桥西南。时达鲁花赤那来蒞州事，廉敏公勤，故富豪士民争趋事焉。是以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胡贾，云集阛阓。粮艘商舶，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记。(39)
海漕时代的契机，使得“税家漕户”成为高乡的权势，大族兼并大量田产，富户私谒官员、串通胥吏的现象也开始出现。(40) 高乡渐辟，元廷也提高了赋税征收的额度。(41) 从至正中期直至元朝灭亡，张士诚夺得苏州地区的统治权，在这段时间，元初经营海贸致富的大家有何具体动向，尚不清楚，但当时张氏政权的官员买田置产之风则见于方志。顾炎武在追溯明代官田起源时称：“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谓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42) 另有稗说称：“张士诚据苏州，以牛种给民，募垦荒芜，耕者四集。民德之，至今有太尉庙，像如王者，香火不绝。”(43) 在元末群雄争霸的乱世中，张士诚治下的高乡开发继续推进。张士诚据吴时，曾在高乡一带筑城御敌，一些筑城之地还在明代发展为市镇。明廷入主江南后，高乡民人对张士诚时代的怀念之情仍体现在一些风俗之中，流传至近代。(44)
关于延祐后“税家漕户”的动向，只在零星史料中显露端倪。弘治《太仓州志》提到，与璜泾镇相距不过20里、后来同隶属于太仓州的新安镇，其创立者钱璞是元海道运粮千户钱贵的后代：
钱氏，新安乡巨姓。有名贵者，读书，雄赀，在元时为海道运粮千户。子景春，字元卿，隐居好施，独建戚浦塘桥以便往来，人德其尚义，名其桥曰尚桥。孙琼，字孟玉，倜傥有胆气，时有勾军千户舞威虐民众，莫敢抗，琼挺身系其人，亲面太祖高皇帝，应对称旨，枭其人于市，赐琼衣钞而还，乡邦荣之。七世孙璞，亦豁达有为，因其乡陆公堰旧有小市，遂捐赀修葺，更其市名曰新安，有无贸易，货物流通，乡民便焉。(45)
钱贵治海漕而发迹，其子景春在乡间有了一定的地位。入明后，钱贵之孙钱琼，以“倜傥有胆气”博得明太祖的赏识。钱琼在明初的事迹颇具典型性，明廷在江南乡村的统治策略之一，便是利用“有恒产有恒心”的“良民”来协助政府征收赋税、维持乡村秩序。粮长制的实施贯彻了这一理念，并在明初发挥了作用。除了钱氏这类税家漕户，还有不少在元代崛起的豪户入明后仍为乡村权势，有的还在15世纪的市镇创建、经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明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学者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刘志伟考察了元明之际珠江三角洲地方势力的转变，指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转移，更包含着社会文化规范和国家秩序转型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46) 限于史料，我们尚无法获悉赵子安在元明之际的具体活动，然而，赵氏谱牒对子安开基的简略追述，将我们的目光引至元代中后期“去海十里”的高乡社会。在那里，海漕时代的拓殖将一批富家豪户送进了明代。
四、明初至宣德永充粮长的积累
不知是巧合还是赵氏纂谱时的推断，赵子安的儿子赵孟吉恰好在“大明龙飞之际”出生。通过前引安彦泰《重建唐茜洪桥记并铭》一文，我们获知赵孟吉“洪武初命举为税长”。洪武初年，以丁粮多寡为标准签派粮长。《大诰续编》和《大诰三编》记载了洪武初年常熟县官乱政的罪行，其舞弊行为是将粮区犬牙相入，既不按都编定粮长，也不按“万石”的标准设足员额，导致“钱粮不清，田地不真”。于是，洪武十九年（1386）革罢常熟县粮长，用里长催办。(47) 除了常熟县的例子，苏州府嘉定、吴江等县也有许多粮长舞弊的案例。(48)
暂不论洪武十九年常熟的“裁粮归里”是否完全落实并延续下去，税粮的征收仍是责成丁田丰足之大户，“粮长”的实际职能此时也未有变化，赵孟吉能被推举为税长，足以证明赵氏在常熟三十四都田产之丰，(49) 据此也似可推测赵子安在元末曾致力于置田和经营活动。至于赵孟吉在常熟粮长任上有无“污点”，无从得知，若以其子孙继任粮长、以产雄乡之后事而论，则孟吉在洪武初年以粮长立业，功不可没。赵尚德继承父业，掌税璜泾，开拓了家业。成化二十年（1484），尚德之孙赵璧请南京翰林院掌事钱溥为尚德翁撰写了墓表，其文曰：
君讳聪，字文敏，号尚德。世居海虞之璜溪，大父子安，父孟吉，号耕隐……天性孝友，读书，不入城市。既为邑大夫所知，今长税万石于乡，辞益坚，而勉应之。殚心悉虑，事必先集于公，不羡于常，不扒梳于细，乡人逮今感之。又生贤子孙，克承厥志。晚年脱屣尘务，内外之事，一切付之家督……成化八年，朝廷覃恩，推隆高年之典。时八袠有八，爰授冠服之荣。(50)
钱溥的生花妙笔也令尚德俨然德高望重之稚士。“事必先集于公，不羡于常，不扒梳于细”之类的行文，其实是成弘年间文人为粮长撰铭的惯用套路。梁方仲曾认为，这类表述反过来可证明当时粮长诡诈敲剥乃是常态，只需不舞弊，便算是好粮长。(51) 赵尚德之子赵蒙庵，承袭了祖业，并发扬光大，《蒙庵赵君墓表》记曰：
（蒙庵）曾大父曰子安，大父曰孟吉，父曰文敏，皆隐居业农，恒产特厚，至蒙庵仍再，世为郡县推长田赋……当其长田赋时，征敛转输，必出其手，然未尝倚事为私蓄计。益务义举，往往发粟，赈恤贫家……蒙庵名谦，字德巽，晚自号蒙庵……(52)
经过孟吉和尚德两代粮长的开拓，赵氏已奠定了较为丰足的家底。蒙庵诞生在这个“世为郡县推长田赋”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承袭祖业，不必如尚德那般“勉为其难”。蒙庵生于永乐六年（1408），卒于成化六年，这篇墓表出自成化八年进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苏州名贤吴宽之手。吴宽的《匏翁家藏集》还收录了他为不少江南粮长所撰写的铭文，(53) 其中，与蒙庵生卒年代相近且“世掌田赋”、家业殷实者，比比皆是。(54) 《匏翁家藏集》之笔触，或可反映出成化年间江南士大夫对粮长致富乃至暴发的态度和观感。当然，一些稂长的后代在成化以后已攀举入仕，对自身祖业更无非辞。
赵蒙庵担任粮长的年代。正是其父尚德所“不齿”的声色货利开始抬头的年代。永乐北迁以后，漕粮激增，大运河沿线商贸也逐渐兴起，不少江南粮长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额起运粮，辗转贸易以牟利，甚至私卖官粮。(55) 在此世风之下，褒扬蒙庵秉公征输，“未尝倚事为私蓄计”，颇有一番意味深长。据前引安彦泰的“德巽大彰厥誉，家益以饶”，以及吴宽的“恒产特厚，至蒙庵仍再”等语，又从蒙庵行善的慷慨来看，其发家致富也是显而易见的。
永乐北迁后，江南粮长再无缘拜见天颜，直接得官的机会也很少，而从赵氏以及其他一些家族的情况看，永充粮长的势力明显增强，有些甚至在地方造成危害，至宣德初年尤甚，“各处粮长，皆殷实之家，以永充之故，习于豪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56) 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后谥周文襄公）和苏州知府况钟针对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57) 宣德五年，况钟下令革除了圩长和圩老，对粮长则是勒令禁弊，并未革除。而后，粮长永充制时废时复，其后又有朋充制和轮充制的复杂改革。笔者以为，造成改革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从明初施行粮长制至宣德前后盛行永充制这段时期里，江南乡村权势的发展。例如，当时豪强大户强占抛荒地而不交税粮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不少便是“粮长本名并亲属伴当耕种不纳税者”，(58) 而小户承担了飞洒的钱粮。面对这一积弊，周忱提出的“综核田粮”的改革需要严格的取勘，具体的执行却仍需“于每里量田粮多寡，拣选殷实之家”进行勘合。以权势制权势，官府固然可以追回部分税额，但总体上难移弊根。
据成化二年进士太仓人陆容记述，周忱曾委任户部主事何寅丈量太仓卫的田地。
（何寅）日惟耽酒，未尝遍历田野，亲视丈量，只凭里胥辈开报，辄与准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谓之积出，比原数亏欠者，皆谓之量同，更不开亏欠一项……盖缩于城市，而伸于郊墟，故有此积出，非原额之外田也。别处量出多余者，则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统初至今，量同者纳无地之粮，京官家享无税之利。是虽何寅贻患于民，而文襄安于成案，不察其弊，盖亦不能无责也。(59)
陆容的苛责不无道理，然而，面对如此积重难返之势，周忱估计也难尽其志。其时太仓尚未立州，高乡一带的权势关系看起来也颇不简单，大户、里胥、军卫、京官等利害互牵。在这一情形下，如璜泾赵氏一般的大姓又有何作为呢？
除赵氏一族，明前期在璜泾还活跃着刘、周、陆等大姓。譬如刘姓，其先人刘昕在元时为海道万户，其子刘昱则以忠义校尉“领海漕”，并移居璜泾附近的穿山，刘昱之子刘智，智生二子刘檄和刘朴，(60) 据《穿山志》所载，刘智在明初曾在穿山以北三里的漕头塘创建一个小市集，称刘家市，但规漠甚小，明代已废。(61) 刘檄及其子刘傚，生活年代与赵尚德、赵蒙庵父子相近，凑巧的是，刘檄父子也同尚德父子一样，相继充任粮长。不过，刘氏更为幸运地受到了周忱改革班子的青睐，刘檄常在鹤山书院得到周忱的接见。刘氏父子还曾几次主动响应捐赈的号召。刘檄的侄子刘兹在成化元年中举，刘家也有了科举的功名。(62)
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弘治《常熟县志》，提到陆、赵二氏创建了璜泾镇（按：仅弘治《常熟县志》有此提法，其他各志均只称赵氏创市），笔者至今未获有关陆氏之史料，不敢臆测，刘、赵二家在宣德、正统以后的活动则可见一二。
首先，刘檄在景泰年间出资募浚了漕头塘，(63) 在璜泾一带开了民间浚河的先例。刘檄还在璜泾捐赀兴建周孝子行宫，(64) 周孝子信仰在江南高乡地带较为普及，刘檄此举明显不虚。成化十二年，刘檄之孙刘吴建立了刘氏祠堂，并请翰林学士邱濬撰记，(65) 刘家盛极一时。
同一时期，赵氏有着相似的举措：
景泰间，吴中大饥，米踊责，富人咸闭廪，以索厚价，适有司行劝分之令，一时多不乐从，蒙庵首出应之，以例得散官。(66)
景泰输粟，是蒙庵洞识时务的投机活动，蒙庵由此援恩例得散官，受冠带，这便是安彦泰所褒扬的蒙庵景泰七年修桥义举的重要前奏。
在经营致富、捐官争荣的同时，蒙庵也为家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创立赵氏祠堂：
我文庙颁性理诸书，嘉惠人臣，然后家礼行天下。三十二年来，卿大夫家乃稍垂意于礼，而士庶间亦有闻焉，岂非礼教之不易治而然欤？常熟赵氏世以产雄其乡，至德巽君，益读书好义，始遵家礼之制，立祠堂，盖凡庆吊之节，自是有所据而可行，亲疏之族，自是有所萃而不散。祠堂立，而赵氏之世望日著，家规日严。(67)
据《小宗谱》所载，赵氏“历经播迁，百事草创”，到了蒙庵则“敦厚族姓，建四世之庙，以联近支”。(68) 上述《赵氏祠堂记》，是在蒙庵身后其子赵璧于成化十七年请当时讲侍东宫的红人新安程敏政赐墨的。至于何时立祠，不复得知，笔者推测是在蒙庵受散官之后，即大概是在天顺前后立祠。(69) 蒙庵晚年的“景泰输粟”的成功一博，给正统六年（1441）出生的儿子赵仲晖积下了福分，仲晖不负祖荫，接续了家族的荣耀。
五、市镇创建和家族发展
自明初至永乐北迁，再到宣德前夕，江南的不少乡村形成了世袭粮长的权势格局。宣德间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乡村权势网络，却未能将其打破。像刘氏、赵氏这样永充粮长，借助了改革的实施，捐官求荣，兴族旺产。宣德后，官府对永充粮长制乃至整套赋役体系进行改革。当然，包括世袭粮长在内的豪姓富户不会是制度的护法者，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讲，制度不外乎是牟利的工具和合法的凭证。世道多舛，如何另辟蹊径，经营逐利，攀援守业，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正统后大姓兴市的潮流，就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出现的。
成弘间苏州府长洲人王锜（1433—1499）曾抒写了吴中新景：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垒盒，交驰于通衢。(70)
史家常引用这段记载，说明宣德以后苏州城市经济的逐渐繁荣。实际上，况钟和周忱在改革过程中也觉察到世情时态的不少变化。周忱就曾指责当时非法经商的活动，如冒充军人家属到各驿站开铺经商，富户以一家之名多处开铺等。(71) 况钟也曾出告示，禁止私开商行。(72) 世风一开，商货之利，在当时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从明初历经几代经营田赋而发家的世袭粮长，面对这一诱惑，也难以置若罔闻，不少粮长开始涉足商业活动。
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研究了明中期江南地主的客商活动，及其与农村手工业的兴起、市镇的簇生等商业化现象的关系。(73) 滨岛较多运用《匏翁家藏集》的墓志材料，追溯正德以前不少“乡居经营地主”从事客商活动的现象。例如长洲沈纲，其祖父是粮长沈友之，“在永乐、宣德间，巡抚大臣以吴中赋厚，方重粮长之设，友之于时已为郡县所推择”。友之的儿子沈孜“少为县学弟子，治易勤苦，后以父没而母更老，度不可远仕，遂谢归以农隐，而或业贾以养生”。沈孜娶王氏，生沈纲，沈纲的妻子正是吴宽亡妻陈氏的侄女。墓志中也透露了沈纲长年在外经商的经历。(74) 又如成化年间常熟进士，后官至右副都御史、河南布政史徐恪的父亲徐讷（号南溪）宣德以前便充任粮长，宣德中大理少卿
熊
巡察江南时，徐讷受器重。在饥荒之岁，徐讷曾“遣人籴麦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给”。(75) 滨岛认为，即便有丰富的田产，单纯食种植之利的地主不可能在凶年从外地收买大量麦子，因此他推定徐讷在重振家业之际，从事了客商活动。
或许滨岛太注重“乡居经营地主”、“客商”这些身份标签，而且过于强调明后期地主“乡居”向“城居”的转变，因此他对所列述的许多地主的粮长世家出身不敏感，也没有追问地主在从事客商活动之前的家业基础。以徐讷的例子来说，滨岛较为轻率地将常熟旧志传说中未有确证的明初大地主、号称“徐半州”的徐洪，(76) 拉入徐讷的世系，却不重视《徐南溪传》的前半段记载：徐讷的高祖徐理在元代是常熟的海道万户，佩金虎符，曾祖徐恢祖俨然乡豪，至正间曾“倾赀集乡兵御乱，居民赖之”。入明后，徐讷重振家业，创立了宗族，徐讷自己开始充任粮长，手下还有不少“僮奴，服劳农事”。可以发现，徐氏的发迹史与我们之前所列述的新安镇钱氏、璜泾刘氏乃至璜泾赵氏颇为相似。滨岛更没有指出，徐南溪的儿子、成化年间飞黄腾达的徐恪，正是弘治年间常熟“徐家新市”的创立者。(77)
与徐家相比，赵氏直到成弘时期仍未获功名，世居璜泾的赵璧则“慨然”以创市为“己任”，走出一条新路。赵璧是蒙庵的次子，因为长兄赵仲章早卒，又未定其后，于是赵璧承应门户，定为宗子。当时蒙庵季子赵亢尚幼，为避免家产析散，晚年的蒙庵决定不分家，命赵璧抚养赵亢，“代父家督，弃举子业”，接管全部家业。(78) 蒙庵逝世后，家中仅有垂垂老矣的祖父赵尚德坐镇，奉祧的赵璧一度承受了不少压力：
蒙庵卒，豪右意其可凌，屡加横逆。君以理直之志，不稍挫，人始惮其有立。天性孝友，每以不及养为恨，故自号有怀。建祠堂以奉时祭……平居自奉简薄，惟于义事则毅然勇为。尝长乡税，民有逋负，辄发廪代偿。县官重建吴公祠，以地湫隘，谋于君，君即捐市廛居以益之，有司为表其事于石。滨海有塘曰陈大港，淤塞不通潮汐，田数千顷皆失灌溉，奏请于朝，许疏浚之。(79)
看来，赵璧继承家业的同时也承袭了粮长之世业，其治生策略较多效仿了祖辈和父辈，通过浚河、赈济等义举得授承事郎散官，与官府达成某种默契，维持其在乡村中的地位。然而，当时“大江之南，世家巨族富厚埒封君者，多掊尅以足其欲，鄙啬以私其有，或目不知书，而人指以为钱虏白丁”，(80) 在鱼龙混杂、尔虞我诈的世局中，赵璧的上述举措也许还不足以力保家业。
从宗谱材料中，我们注意到赵璧之妻刘道坚（1442—1531），正是出自前文提到的同居璜泾的穿山望族刘氏。(81) 据赵璧之子赵原赐称：
蒙庵公即世，先君甫弱冠，百责咸萃，虽动辄龃龉，家用益拓，盖母相助之功居多……呜呼痛哉！缅思吾母，诞自名家，辛勤燥湿，佐先考以裕厥家。(82)
不难看出，赵璧与刘家的成功联姻，既确立了赵璧在族中的地位，也对巩固赵家在璜泾的权势有着重要意义。赵璧在成化十七年建起“世恩楼”，延请王鏊、倪岳、申时行、陈继儒等名流赐墨题咏，见证绵绵祖荫。他也没有违背蒙庵的遗嘱，尽心扶助幼弟：
承事府君为弟筑室，一如己居宅，于己二宅之间，蒋泾之左，二十亩许祖遗三子田各十顷，府君悉与弟，尺寸无取，谓己已治他业耳，非好名也。(83)
可惜的是，赵亢一支仅传二代便绝后了，这些祖产估计还是回到赵璧房下。蒙庵是在成化六年去世的，而赵璧赠祖田于弟时称“己已治他业”等语，这表明至迟在成化初年，赵璧已经在田产经营之外另谋他业了。据赵璧像赞之述：“冠韨其躬，聊以荣也。江湖为家，云月为朋也。米船谢屐，朝游而暮登也。”(84) 以及《世恩楼图跋》之语：“传及有怀公，已三世，荷朝廷恩典，受章服。公交多字内名达，兼能大拓其业。”(85) 再参照成弘时期墓志、像赞中类似的对客商活动的雅颂“套话”，我们已不难推知，赵璧之“他业”即是指商业活动。
赵璧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经商逐利使得家业大振。也许是受到前文提到的穿山刘氏先祖刘智创建刘家市的经验启发，赵家也一跃成为璜泾的创市“主姓”。当然，璜泾赵市的建立，显然与前述宣德正统以后商货风气之开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赵璧从商的阅历直接刺激了其创市的举措。滨海的璜泾“去市远”，赵璧“创屋数百间，以集商贾，便贸易”，(86) 利于一方。“建舆梁、修道路”等其他善举，也可看作发展市镇的“配套设施”了。《璜泾赵市碑记》未提及赵璧创市时间，但肯定是在弘治五年赵璧逝世前，也很可能是在成化十七年世恩楼落成之前。当然，从构筑铺路、招徕商贾，到粗具规模，无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镇的建立终非一蹴而就之事。笔者在前文中对赵璧“重建”璜泾表示质疑，从赵璧经商创市的开拓过程看，即便真是市镇的“重建”，也是举足轻重的。
赵璧逝世后，赵家一度面临家族维系的困境。
弘治癸丑，先君见背，遭家中落，兄天赐等行且异居，以各事厥母。（母）怅然谓曰：“吾未亡人耳！何以家为？”遂以家政授之。终日蔬素，恬然若不知人世。然时不肖暨宗赐俱在龆龀，母爱之，不异己出。(87)
赵璧长子天赐（1463—1525）和次子祖赐（1470—1511）是刘母所生，三子原赐（1475—1547）和季子宗赐（1484—1552）分别是戈母和胡母侧出，参以其他家族材料，(88) 可推知在弘治五年赵璧去世后不久，诸子各事其母，主母刘母不愧是名门之后，在分家降至之际稳住了阵脚。她先将家业委任于长子天赐，同时又努力维系赵璧四子的团结。天赐没有辜负期望，算是持家有方：
（天赐）佐事承家督，诸弟产悉公总之，于是所蓄不赀。方数十里地，多公甸服之农，然皆辛勤以居之人。以上地售者必增价，酬其值，有固弗与者，亦遂己，故民畏而怀之。定子安府君为始迁之祖，自为后序，缉《赵氏家训》一册，行于族，贾侍御鹤皋为之序。别建家庙。(89)《小宗谱》的这段小传，强调了天赐经营田产之成功，方圆十里多为其“甸服之农”。赵天赐还高价购买田产，其购并田产的极大热情，可能与弘治以后高乡土地开发的某种“混乱”情况有关，据嘉靖《常熟县志》记载：
当成化之际，民物殷阜，常熟号为乐土。此后水旱荐臻，民不聊生。户多鬻产，减田额以求售；巨室乘急，择膏腴而弃硗瘠。重以江湖坍蚀，粮不开除，小民始有弃乡井以逃窜。遗赋在户，抑粮长为之代纳，其未逃亡者，户陪输之。乃若析县入州，而州县田粮互为影射，兼之里书恣为奸弊，有司惮烦，莫与为理，改易粮则，讼牒繁兴，而田赋之法于是大坏。(90)
前面已粗略提及弘治十年太仓州的成立，也述及当时呈请立州的主要理由，其实，这一“析县入州”的政区调整，正是在上述田赋“大坏”的时代情境中进行的。太仓州的建立使得“州县田粮互为影射”，重新洗牌为浑水摸鱼者提供了便利。水旱频仍固然是导致弘治以后这一变迁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种种弊端的重现，是宣德改革未尽彻底的结果。赵天赐强势购并田产的活动，便是“户多鬻产，减田额以求售；巨室乘急，择膏腴而弃硗瘠”的一个生动例证。赵天赐同父异母的弟弟赵原赐，则急公好义，力完国课，承续了祖辈粮长的处世作风。(91)
原赐的高风亮节背后，必定有许多利益的考量。面对弘治年间的世风变易，包括赵氏在内的许多高乡大族，其实都在力争上游。太仓州成立以后，原赐曾惹上一宗官司，起因是璜泾镇上有一豪强名顾禧，“黩货武断，乡闾患之”，原赐与之相争，官司打到新任的太仓知州棗阳人李端那里。李端新官上任，执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因弊而立的新政区，颇显霹雳手段。(92) 按赵汴所述，这位“刺史枣阳李君某”，对于赵、顾的争执，“忿士习骜倨，迁怒先君，罗织以罪。郡守曾君某复比之，泥厥成案”。不过，赵原赐绕过州司，请来高层官员巡抚中丞彭礼圜解此局，(93) 充分显示了其攀营攻关的能力。
原赐虽未在举业上有突破，但通过游学结识了不少名流。原赐之父赵璧通过与穿山刘氏的联姻提升了赵氏的权势，原赐的婚姻似乎更为成功，他的妻子正是前述礼部尚书李杰李翰林之女。(94) 至此，我们就明白李杰撰写《璜泾赵市碑记》的最直接原因了，另外，从《碑记》在李端任上被载入弘治《太仓州志》的结果来看，赵氏与州司之间的关系想必也已摆平。
在天赐、原赐兄弟生活的同时代，太仓、常熟高乡一带的不少大姓，也有经营市镇的活动。在白茆之西的奚浦，自元末起钱氏一族便在此活动，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即出此族。与徐讷的先祖一样，钱氏在元末也属于那种能纠结乡勇御盗的枭雄。入明后，钱氏分禄园、奚浦二支，在明初，禄园支的钱德便通过商业活动致富，买田置产，奚浦支的钱友义则任粮长（后来禄园支的钱鯆亦任粮长）。友义的侄子柳溪公钱宽生于永乐二年，卒于成化四年，经营圩田致富，大拓奚浦支派之家业，又创立了奚浦市，“筑室百堵以便市肆，贸易者德之”。与前述赵蒙庵“景泰输粟”之博类同，钱宽在景泰五年岁凶之年，“捐五百触助官俸，例补一级”，又与其弟钱洪合开粥厂，施粥救民，提升了家族威望。钱宽的儿侄在成化至正德年间，继续经营农田水利，“筑梁、濬河、凿池、开市，凡所义举争为之先”，又通过赈饥输粟捐取了功名。(95) 奚浦钱市于是大兴。据万历《常熟县私志》载，奚浦钱还创立了田庄市，而禄园钱则创立了鹿园市。(96)
在璜泾西北不远的常熟白茆，活跃着大姓归氏，该族后以归有光而闻名。归有光的父亲归椿，生于成化元年，卒于嘉靖十五年（1536），他通过整治白茆河在高乡一段的河道，置闸防沙，修筑圩田，引来垦作者定居。归椿又修建了市廛屋舍，他的儿子则大大拓展了田地和雇佃的规模。(97) 归氏的拓殖也带来了归家市的诞生，归家市与奚浦市，包括前面提到徐恪所创的徐家市，都名列嘉靖年间常熟十六市之中。(98)
笔者在璜泾史料中尚未获知赵氏如何经营市镇的细节。从赵璧创市的记载看，赵家首先对赵市镇上的屋舍拥有了绝对的产权，白茆归、奚浦钱创市时也有同样的市镇房产投资。在归市以北不远的横沥塘边，何氏在成弘间开始兴起，比归椿年轻16岁的何墨（1481—1552，字翰卿，号南池），在弘治年间放弃科举，通过土地开发致富，并成功地创立了何市。
（墨）遂奉例以资入太学，辄又为司成所知，又应乡试者二，顾独不第，于是乃一意治生。乡氓以歉岁转徙，多弃其田芜不治也。先子乃躬督妇子，相原隰之宜，令往垦之。方略既具，穑事就绪，则又因民之来集也。为庐以居之，而日征其廛息，盖上世遗先子田纔数顷，尔至先子乃不知几倍于曩。所居民日益繁而庐日益增，今遂成市，人号何市。(99)
从中可见，何墨辟荒田治农事而起家，其后建屋开市，招徕居民，“日征其廛息”，以房产获利。在方圆不出几十里的范围内，创市方式类似的归市、钱市、赵市等市镇，经营策略应该无异于此。创市招商，在成弘年间也是新事物和新尝试，需要比私人经商更多的经验，比如赵原赐的儿子赵汴（号震洋，1503—1570）便曾教育子孙：
今世仕者，其营家治生之术多矣，而瘠人肥己，亦不鲜。若吾则惟世业田宅是营而已，若称贷以取盈，市肆以要倍，吾不为也。盖以科名发迹之人而为乡里农圃之业，意将自食其力，而亦不妄取于人。(100)
赵汴之子赵廷梧的回忆可能有褒饰其父的成分，反过来思考，在如此唯利是图的商业环境下，若无一定的商业权谋和强势手段，必定难以维持家族在市镇中的实际地位。要确保创市后继续合法获利，有时还须依赖官府多方面的关照。从这一角度考量，这些大姓在创建市镇之外，致力于投资田产、攀官求贵，均是必要的经营手段。
弘治初年，朝鲜使者崔溥因为偶然的海上遇险，漂流至浙江登陆，开始了其沿东南沿海北上的奇妙旅程。崔溥发现，南北土风固有不同，但弘治年间，从江南至淮北，“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101) 弘治年间的地方官府，面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以及同时加固的乡村权势，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必须加以管理，也争取从中分一杯羹，防止财富尽归大族囊中。太仓州成立6年后，即弘治十六年，苏州府添设了太仓州课税局司局，(102) 不失为一项及时的建置。
从赵璧创市，到赵天赐、赵原赐的“多种经营”，赵氏实现了家族的全盛。原赐的长子赵汴不负众望，高中嘉靖辛卯解元，戊戌进士，先任浙江兰溪县令，再取为南京大理寺评事，最后官至江西按察司佥事。(103) 原赐次子赵瀚也于嘉靖丙午中举。(104) 与天赐同辈的赵福，曾“即席出橐金数百金”，令打赌者瞠目结舌，后来他又成功并购数顷太仓城郭田地，“稍以资称于里”。(105) 天赐的儿子赵汝（1488—1533）、赵汉（1490—1524，字于南），以及祖赐的儿子赵濂（1493—1524），更是以奢靡骄横著称，赵汉“每出入街衢，行者避道，居者撤阑，肃于官长……尤喜奢丽，歌童数十人，男女怙宠，令左右敬之，逾于己，然后称始快”；赵濂则是“亦竞奢丽，歌童女数十人，有马六驷，出入儓从动以百计，民亦惮之如于南”。(106)
方志远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一文中，力图以同情理解的眼光，分析成弘时期“合理的社会需求常常以荒诞的方式予以表现”的时代语境。(107) 赵氏子孙的奢靡，充分折射出家族的富庶，或许也为后来的家道中落种下了祸根，因此连家谱对此都颇有微词。在同一时期，奚浦钱氏也有沿河“第宅如云”的豪奢盛况。
然而，当我们回顾了明初以降高乡开发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奢华或许也是成弘时期粮长经商建市，开拓家族经济这一“壮举”的最直接见证。当然，社会在事易时移的变迁中也容下了这样的奢华。在“出格”与“容忍”之间，明代早期粮长的后人已经通过市镇的创建和家族的发展，逐渐改变着高乡的聚落格局和社会结构，带来一派成弘气象。
六、倭乱后的变数与高乡开发格局的变化
在家族全盛之际，赵汴也终于实现了科举上的突破。后来，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常熟人赵用贤在为赵廷梧所撰的墓志铭中，将赵汴视为赵氏振兴的关键性人物。(108) 这一褒扬其实并不过分，因为原赐兄弟在弘治五年后已经分家析产，而一房、二房即天赐、祖赐的后代又是骄奢淫逸，难承重托，且大多英年早逝。在原赐之后，家族主心骨其实已转至第三房赵汴一支，赵廷梧、赵云蒸、赵日熹、赵宦光等均出此支。
在中举之后，登进士之前，赵汴还实现了较成功的联姻，其妻曹允贞出自太仓沙溪镇大族，其父是嘉靖初年南京兵马指挥曹献，当时曹献之子曹灼又高中礼魁，一时传为美谈。(109)
或许正如赵廷梧所述，其父“生当嘉初正末，天下文运方兴，专尚科试。公内惧家累，外感时荣，并心悉力”。(110) 在正德、嘉靖间转变的世风中，赵汴确实争得了赵氏家族前所未有的荣耀，其仕途也算顺利，而且他持家教子有方，不辱先德。据赵汴之孙赵云蒸回忆，赵汴一家在乡邦还敬尊社神，以示不同于“乡俗尊信”周孝子、李王、金总管这类地方神祗。(111) 赵汴父子力图树立士大夫的正统形象，实际上却与乡间市井之风俗格格不入。
不幸的是，嘉靖倭乱给高乡社会造成了冲击，扰乱了璜泾赵氏的攀升步伐。嘉靖二十六年，赵汴归乡丁忧，其时倭乱已起；三十二年，赵汴又丁母忧，此时兵燹已延及海滨，赵汴与弟赵瀚、赵准“蠲金百两，米百石，佐守城费，上官高其义”。(112) 赵汴一家如此慷慨助守，与璜泾之危难处境直接相关。早在嘉靖十九年十月，南沙贼秦璠、黄艮就曾入侵璜泾，当时“沙寇摽掠，无不受其惨祸，举镇焚烧殆尽，民人无所逃竄”。(113) 在这一次兵警中，原赐之弟宗赐（别号西川）还有一则轶事，当时乡人四窜，无处藏身，“忽有贼首一人呼曰：‘勿入赵西川宅，犯者砍首。’于是人皆避其家，赖完者无算”。(114) 赵宗赐自幼孤僻，谱传称其“喜筹算”，致力于风水形势之学，“人多畏其名”。看来寇盗为图吉利，也不敢在形势家门前动刀。至于此前赵西川与这些南沙寇贼是否有干系，官府得知西川事迹后对赵氏一族有何观感，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有一事值得注意，当倭寇频频侵扰纵火之时，赵廷梧曾上书官府“条陈八策，愿自募五千人为捍”，而“当遵韪其志而少其力，弗许”。(115) 由此可推测，官府对赵氏在倭乱中之动向似有戒心。
赵汴三兄弟捐金助守，未能阻止寇盗的继续入侵，在嘉靖三十三年的倭乱中，赵廷梧伯兄赵栋一家三十余人被烧杀，损失惨重。(116) 镇志认为，赵栋家住璜泾镇北长泾河边，尚且遭祸，可知全镇之罹难。实际上，赵汴一家在嘉靖中期已迁居郡城，还增辟第宅。赵廷梧也随父徙郡，其妻杨氏怀胎后留乡，恰好在倭乱时产下赵云蒸，在凶境中辗转返郡团聚，化险为夷。(117) 赵廷梧倭乱后还家，已是满目疮痍。(118)
从谱传记载来看，赵氏之家业在嘉靖中期已有颓势，但非独倭乱使然。期间，家族成员纷纷徙居州城、郡城的过程，实际上折射出璜泾家业经营的危机。前述祖赐长子赵濂奢靡出格，次子赵潼（号复庵？—1578）斥资捐得八品散官，但未能诣任，归乡后家道已中落：
（复庵）既闲居弗仕，家益落。然以巨室名在，有司岁课必责办以粮役，翁不堪，乃悉售产，侨迁于州城之寓邸居焉。(119)
赵潼迁居州城，显然是放弃璜泾田产经营的结果，而他的侄儿赵廷梧随父徙居郡城后，也面临家产经营策略的抉择：
伯子故从其父徙郡，而有田在州可耕。人谓：“区赋长，亦易践，奈何不一省视之？”伯子笑曰：“夫长五湖者何人也？而乃以一区长为也，卒业之如瓯脱已。”故家稍困，而伯子亦不顾布袷。(120)
赵廷梧显然对区赋长的权责不以为然，赵氏的粮长世业至此走向尽头。实际上，赵潼不堪粮役出卖田产，赵廷梧不充粮长，均与嘉靖年间苏州地区赋役改革有关。由礼部尚书顾鼎臣、南直隶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主导的这场重要改革，包括土地清丈、税粮“征一”、官民田税则均平、粮长制改革等关键内容。其中，对高乡影响最大的是税则改革，因为在官民田税则扒平的同时，各县在清丈土地基础上，各自对田地税则进行了不同的调整。下表列举了均粮改革后常熟县、昆山县与太仓州的税则。
弘治十年析置太仓州时，昆山之高乡几乎全入太仓，因此，昆山在均粮改革后全征低乡之税，高出太仓许多。太、昆的税则差额其实在均粮前已经出现，在嘉靖初年昆山低乡受涝之时，“昆山人户不察大体，蜂起妄议，以为膏土割分于州，而无复仰赖东南高乡”，一度引发废除太仓州的争端，而终未遂。(121) 在置州时，常熟、嘉定割入的部分均为高乡，然而，此次均粮后常熟高乡基本仍依照旧的较低的税则，而同为高乡的太仓，税则却升至接近低乡，璜泾镇无可幸免：
镇地从常熟三十四都分割，属海滨边境，原输一斗九升粮。今昭文田与镇地接界者，如三十二都、三十八都等区，仍输一斗九升。独分割在太仓者，嘉靖十五年均粮法行，陞二斗八升，后增至三斗。（按：曾见时习《双凤镇志》，极赞均粮之公，以双凤与直塘两镇俱系水田，重则田赋一均，而粮皆从轻。不知傍海硗瘠之区顿浮三分之一矣。）(122)
本文第二部分已引述了梁方仲关于嘉靖年间粮长制改革的论证，在新的编签方式和高税则下，无论以田产还是按家赀编派，对经营大量田产的市镇主姓璜泾赵氏都是十分不利的。另外，“官民一则”改革中，官田之租转为民田之税，土地自由买卖得到默许，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赵潼在不堪粮役的境地下售产迁郡了。在嘉靖后期由均徭向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时期，田产一直是评定户等以均徭派役的主要依据，自嘉靖初均徭始，便“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有从人起者，有从田起者）。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资力之如何也”，(123) 赵廷梧一家终以田产家赀被编为上户。嘉靖后期赵廷梧居郡，赵云蒸（字龙伯）先游学南京国子监，又改北学文，但乡试终不利，举业无成，归而受业于王敬臣（少湖先生）治理学，后“居乡为家督”。(124) 面对家道之中落，赵云蒸以一首《上户谣》吟叹怨憾：
编氓数编为上户，岂知上户身无裤。啼饥告籴谁见怜，逋负屡遭官长怒。捉襟露肘丑态呈，教子泮宫休署名……铺垫常规稍不敷，呼名嘲笑挥如帚……薄产空名只办粮，素封先业俱零落……(125)
在嘉靖年间均田均役的改革期，璜泾赵氏无法再如宣德改革期那样与官府打通关节，安富乐业。祸不单行，赵氏的其他支派在隆万之际也都面临着家业危机。灵机妙算的西川公赵宗赐大概也算计不到，正是自己的孙子赵果（1544—1617）惹来破家之祸：
娄川公，讳果，字毅甫，别号娄川……有兼人之才，无容人之量，族中咸惮之，公富于财产，为一区耆老。值万历九年丈量，守至，公家以巨鲫为供，公恶食鲤，与从人不合，指鲫为鲤，守公数以事诬呈之，详上台，遂坏其家。(126)
我们从赵果因“指鲫为鲤”而破家的故事，可以窥见隆万之际一个普遍世情：在粮役的编派中，一般的富户只有不断地媾和地方官吏，达成“默契”，方可保家。事实上，许多富户正是因粮长或解头之役而赔累破家，因此，中下之户更愿意将命运托付于仕宦势要，规避赋役。嘉靖朝之后，赵家始终无法晋升仕第，光耀门楣，甚至连承载祖荫之世恩楼也为他姓所得，(127) 如此看来，即使赵果安分诚意地为州守呈上巨鲫，璜泾赵市估计也好景不长了。
与璜泾赵市同样在成弘时期崛起的常熟何市，其创市家族何氏在嘉靖前期尚能“不以儒故废农圃货殖业”，倭乱之际也曾力助筑城之役，但在倭寇侵掠之时举家逃离。后来何钫等成员在万历初年虽在仕业上有进，然而终不成大气候。加上此前曾不惜大倾家业而求官，因此在万历中期“产以故日减”，何钫等人“亦不复理故业”。(128) 何氏家族也逐渐失去对何市的主导能力。
万历年间，一些高官名宦开始在乡里建立新市镇，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前文曾提及弘治时期，徐恪在常熟故里创立了徐家市。嘉靖末年至万历初期，活跃在朝坛、曾任工部尚书的徐栻，其家族在常熟东境李墓、贵泾二塘间创立了市镇：
老徐市，跨李墓、贵泾两塘，据唐顾府君墓志，时名黄村。旧属思政乡。吴越将李开山葬其地，故名李墓。后因徐尚书栻聚族居此，遂称老徐市。先有徐恪所居邑西之徐市，故称东以别之。栻孙昌祚后迁居董浜，称新徐市，又改称此为老徐市。未几，知县耿橘以为一市而属一姓，里中不睦，乃取李墓谐声，名为里睦。距城四十里，实测见四十二里，距海口二十里。东西大街、横街共三道。明时商贾骈集，居民万灶，与梅李、支塘、老吴市，为邑东四大镇。(129)
县志的这段叙述，恰好阐明了几个同以姓氏命名的市镇建立的不同背景，李墓之地名源于吴越时期江南初始开发阶段的历史记忆。徐恪一族在成弘之际早已业贾创市，到嘉万时期徐栻一族发迹后，亦以官兴市，然因“市姓”早被“抢注”，只得冠以方位，成东、西二徐市。经过两代之开拓，拭之孙徐昌祚迁居董浜后又建一市，于是又产生了新、旧市之分。万历中期，有着“东林”派背景的耿橘知常熟县，力除旧弊，势压豪右，主张废除缙绅免役权，推行“业食佃力”之役法，大兴水利。
追述了这一改革过程，我们就不难理解，耿侯为何要在市镇名称这一“小事”上煞费心机，其背后很可能是他试图打破缙绅大族欺行霸市、专横乡里这一权势格局的举措。在万历前后，常熟有一些“主姓”市镇便因“主姓”的败家而发生剧变，譬如由朱氏所创的花桥市因市主监生朱坦以“败伦论斩”，市遂废；而薛家市则因创市者薛忭犯法“狱死”，导致该市“转属他姓”。(130) 此时期一些“主姓”市镇的衰亡，直接反映了江南赋役制度调整、官府干预地方权势等改革所带来的较大影响。
除了“主姓”市镇的兴废，整个高乡开发的格局，在嘉靖以后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高乡水利荒废、棉植兴起所带来的种植结构和市场网络的改变。万历十一年以后，嘉定县漕粮改折便是典型的转变。(131) 高乡棉作在明中期以前已经兴起，如松江府，早在正德时木棉已是“沿海高乡多植之”。(132) 明末，太仓已是“郊原四望，遍地皆棉”。(133) 新兴的棉业市镇网络，对于市场运作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江南高乡的棉花、棉布营销状况在16世纪下半叶以后，已同全国性棉业市场网络的变化息息相关。(134) 自明末到清初，太仓对南方各省的棉花贩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清代前期，“闽广人贩归其乡者，市题必曰‘太仓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亡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135) 可惜的是，璜泾赵氏早已退出历史前台，失去了在高乡棉作新时代的竞争能力。
赵廷梧在郡城度过了余生，其子赵宦光（号凡夫）奉父之遗言，在苏城外寒山斥资卜得阴宅下葬，认领坟山粮差，“修五世祖墓，收赎故宅，葺治宗统”，(136) 这应该就是“赵宦光家传”产生的背景。事毕，凡夫筑室墓旁，挈眷山居，买地二百余亩修建法螺庵，延僧守墓。凡夫之学识文学闻名遐迩，诸多缙绅士大夫谒山求字，交游题咏。寒山庐墓，盛极一时。
与此同时，留居璜泾的赵宦光的昆季则连年潦倒。在明清鼎革之际，太仓沙溪镇乌龙会起事，(137) 清兵挥师镇压，赵氏被人诬告与乌龙会有涉，留居璜泾的许多族人惨遭屠戮，家业大破。到乾隆时，赵象春一辈曾“志欲起之，卒不得”，(138) 非但如此，赵凡夫的寒山庐墓也被郡城豪绅侵夺殆尽，后恰逢乾隆皇帝南巡吴下，江南制府谋建行宫于寒山，象春之族父赵松乘机上书陈情，请存先祠，制府为之动容，赵氏终于收回坟山及祭产。后来，赵松之子赵耀将前后有关函件、官牍、契约总入《寒山留绪》一书。2005年，《寒山蔓草》、《寒山志》和《寒山留绪》三部与赵氏寒山事迹有关的著作，被收入《枫桥地方文献汇纂》。(139)
寒山事算是后话了，至于璜泾赵市，在崇祯《太仓州志》修撰时，撰者已不再如前志那样收录《璜泾赵市碑记》，而“人亦卒不以赵市名之”，(140) “赵市”之地名重新变成“璜泾”。
七、结语
崇祯《常熟县志》曾以一种简要而又独特的叙述方式，列载明末境内市镇：
市镇未有不远于邑者，所以便贸易也。支塘镇在白茅、盐铁间……梅李镇因吴越时戍将梅世忠李开山得名；邑之东，唐市、李市、何市、归市、东徐市、张市（即双浜市）、吴市各有主姓焉。邑之西，杨尖市、练塘市、大河市、徐家市、河阳市、田庄市、奚浦市各因里闬成集，石闼市之改为庆安镇也，自元丰间，其地西北滨江，习嚣而气悍，声教邈矣；许浦镇之废兵屯而巡司也，浦已填淤也……福山镇有屯戍之众，有鱼盐之饶，而商舶出没亦倍于曩时，在虞邑固为要害，就金陵视之，亦一门户矣。今之镇桥，旧为常熟镇。而涂松镇、沙头镇、双凤市、直塘市、横泾镇、三家市、陆公市、陆河市、甘草市俱割隶太仓云。(141)
这段叙述在强调“便贸易”这一功能属性的同时，对常熟境内的市镇按产生方式进行了“分类”，纂志者也已注意到了常熟邑东（按：常熟邑东为高乡，邑西为低乡）“主姓”市镇崛起的事实。通过璜泾赵氏以及其他家族的家史，笔者希望追述15世纪这些高乡市镇兴起潮流的来龙去脉。其中，粮长行踪的不断出现，促使笔者更多地考虑大姓“创建”市镇的具体的权势基础和社会机制，避免抛开人群活动而仅仅条列市镇“产生”的各种经济因素。
然而，本文也力图避免造成另一种“类型化”的错觉，即是将宋元大镇衰落到明中期家族创市的过程，视为一种市镇兴起“类别”的交替。文中插叙的许多大姓的发家史，虽与璜泾赵氏有着不同程度的雷同，但笔者的用意不在于归纳某种发展“模式”。元代的海贸、明前期的永充粮长制、宣德时期的改革、成弘时期的商业发展，都是世袭粮长拓展家业的重要契机，但并不直接指向创立市镇这一结果，也未决定市镇发展与家族发展的关系，我们无法剥夺他们作出多种选择的权利，更不可苛求他们在创市后需遵循某种经营思路。唯有尝试置身于不同时期的世态，我们才能理解其策略。元代经营海贸致富者，可能只有少数能在明代延续家业的开拓；明代前期的世袭粮长，可能也只有一部分走上了创市的道路。然而，追述这些现象背后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探寻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趋向。在嘉靖后新的社会机制下，又陆续有新的创市主姓崛起于市镇舞台。物换星移，背后是沧海桑田的地域开发的演进。
基于这些思考，笔者既回到历时性的叙述，从“类别”转向“时代”，又不愿意囿于“时代”，笔者希望淡化所谓的“时代特色”，揭示元代以来江南地域开发中乡村权势的延续和转变，追述市镇兴起这一面相背后的地域整体史。或许也只有追述了这些“延续”，我们才能发现和解释明中期以前江南社会发生的某些转变。
傅衣凌先生在1960年代开始将明中后期江南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他也注意到明中期以后常熟、嘉定、太仓、南汇等地“触目皆是”的大族所创市镇，其中便包括本文涉及的太仓璜泾赵市、常熟何市、新徐家市、归市、奚浦市等。当时，傅先生将研究框架建立在“市镇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长期停滞并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这一问题之上，因此，他对大族创市的阐释，导向了对江南市镇的发展原型的封建性、宗法性的分析，他认为在商业发展基础上，地主阶级为满足经济需要而创立市镇、控制市场，并压制资本主义萌芽及雇佣劳动者的反抗。(142) 暂无须臧否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价值，笔者以为，傅衣凌对江南市镇发展原型和社会基础的阐释，仍值得我们重新作出反思，因为他提示我们不可割裂地分析明中后期以降的“结构转变”，而应该历时性地追述社会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重新品味梁方仲先生的粮长制研究。梁方仲“把赋役制度演变和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将视角深入到活跃在乡村中的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变化上，并且把这种变化置于商业发展、王朝制度及政治环境变动的脉络中考察”。(143) 梁先生同样没有回避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深刻地指出，明中叶以后赋税货币化的动力其实仍是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因此货币流通虽然引起了商业和商业资本的“一马当先”，但并不是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同步发展的真实基础之上，实际上是虚假的繁荣。(144) 这一重要论断，是他在《明代粮长制度》最后一节对粮长的阶级分化的考察中带出的，他希望以此解释粮长制在正德以后所起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假若拙文真能如愿对梁先生的研究有所继承和推进，那笔者便是企望通过对15至16世纪世袭粮长创市过程的追述，尽量细致地考察从明初至明中叶江南社会结构演变的轨迹，并尝试解释不同时期的转变动力和机制。
无论如何，即使我们将市镇作为考察对象独立出来，追述其整体发展历程，至少也应看到，16世纪后结构式的江南市镇全景，其实是不同时代成立的市镇“层累”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延续和内在转变的结果。从空间上看，明中期以降市镇的大量兴起，也改变了江南乡村聚落的格局，譬如本文前引乾隆《吴江县志》便指出，明中期以来市镇“递有增易”，而“村则小者日多，名亦益俗”的趋势。(145)
以往学者们对明后期地主“城居”的现象多有讨论，笔者以为，明中期乡村聚落中市镇的创立，是形成地主“城居”的一个重要背景，“城居”不一定是人群迁移的现象，而更多的是市镇创立所带来的乡村聚落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此外，有关明代市镇的运作和管理等问题，仍亟待更深入的探究。
注释：
① 参见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杭州，1998年9月；范金民：《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②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章；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章；《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导论、第1章。
③ 弘治《上海志》卷2《山川志·镇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7册，第76—85页。
④ 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7—158页。
⑤ 弘治《吴江志》卷2《市镇》，《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446号，第78—82页；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华中地方第163号，第122—126页。
⑥ 弘治《吴江志》卷2《市镇》，第78页。
⑦ 弘治《吴江志》卷2《市镇》中所列的这类大村落有莫舍村、八斥、充浦、吴溇村、双杨村、梅堰、檀丘、庞山村、庉村。
⑧ 按，太仓州于弘治十年（1497）设立，当时“割昆山新安、惠安、湖川三乡，常热双凤乡，嘉定乐智、循义二乡，为州曰太仓，凡三百一十二里，领崇明县，属苏州”。见崇祯《太仓州志》卷1《封域志·沿革》，明崇祯十五年刻，清康熙十七年补刻本，第3a—b页。
⑨ 至正《重修琴川志》卷1《叙县·镇市》，《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册，第1166页下。
⑩ 弘治《常熟县志》卷1《叙地理·乡都·镇、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185册，第23页下—24页上。
(11) 参见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章。
(12) 正德《姑苏志》卷18《乡都（市镇村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2册，第77页。
(13) 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第122—123页。
(14) 海津正倫：《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と市鎮の立地》，森正夫編：《江南デルタ市鎭研究——歴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27—56頁。
(15) 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281—282页。
(16) 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102:4,2001年，第160—191页；《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第443—552页；《明代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1分，2004年，第149—221页；《传统市镇与区域发展——明清太湖以东地区为例，1551—1861》，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第1、2、5章。
(17) 李杰：《璜泾赵市碑记》，载弘治《太仓州志》卷10下《文》，《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册，第352—355页。
(18) 至正《重修琴川志》卷1《叙县·镇市》，第1166—1167页上。
(19) 此二志均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册，第125—210、211—286页。《志略》据稿本影印，不分卷，其中内容多收入后纂之《志稿》。本文于两志记载相同者，只引成书较早之《志略》为便。
(20) 《志稿》“凡例”，第125页上。
(21) 弘治《常熟县志》卷1《叙地理·乡都·镇市》，第24页上；弘治《太仓州志》卷1《市镇》，第36—37页。
(22) 《志略·人物》，第234页上。
(23) 安彦泰：《重建唐茜洪桥记并铭》，《志稿》卷7《艺文志·文征·碑记》，第185页。
(24) 按：“税长”、“长税万石于乡”、“推长田赋”、“粮头”等表述在明代文献中一般即指粮长，且多指永充制和轮充制下的粮长，在明中后期推行朋充制和“裁粮归里”等改革后，粮长成为杂役，故多以粮役称之。
(25) 梁方仲：《明代稂长制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卷，第159—191页；星斌夫：《明代漕運の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63年。
(26) 万历《武进县志》卷3《钱谷一·里徭》，万历刻本，第62b页。
(27) 万历《嘉定县志》卷6《田赋考中·徭役》，《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421号，第410页。
(28) 梁方仲：《明代稂长制度》，第78、120页。
(29) 《璜泾赵氏小宗谱》，上海图书馆家谱部藏民国钞本。卷首题款“赵氏别宗派下璜泾十九世孙（按，即始迁璜泾五世孙）赵璧纂修，二十世孙天赐重修，二十一世孙潼续修，二十三世孙宦光会修，二十四世孙封补修”。赵封生于明末，明清鼎革后赵氏衰落，谱牒散佚，咸丰六年（1856），族人才觅得赵宦光所修赵氏宗统刻板，有残缺，由迁璜17世孙赵锡智在宦光旧谱（修至迁璜第九世）基础上增修13世至第21世。从内容上看，第9世以后的世系表明显是赵锡智增录的，家传部分也比较容易分清宦光原本和赵锡智的增订部分，因为前者在卷目下有“二十世裔孙宦光述”的款识。另，《志略》和《志稿》列述人物时，多注明引自“赵宦光家传”，将之对照小宗谱“宦光述”部分，语句基本一致。结合赵锡智补修时的说明，可以推测在咸丰年间发现旧刻板之前，有宦光旧谱散见于世。赵宦光著述较丰，《志略·书籍》和《志稿·艺文志·书目》提及其近十种著作，《志稿》节录《寒山集自序》曰：“氏族名号，具有宗统，若赵氏原始表及传、宋室帝系表、南渡孙枝流派、赵氏大宗小宗及传、寒山诵子、含元先生行实、赵氏传抄，合若干卷。”这些内容基本与《小宗谱》一致，然以分卷形式存录于《寒山集》中流传，这若干卷很可能即是“赵宦光家传”。
(30) 《璜泾赵氏献征录》，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旧钞本，佚名辑，不分卷。首以《璜泾赵市碑记》、赵市祠堂记、先祠记等开篇。其下以世系为序，收录像赞、行状、墓表、墓志铭、挽章等文献。世系止于韩白公赵元复。《小宗谱》载赵元复为迁璜第11世孙，无传记，然有载元复之祖父益勋生卒年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顺治二年（1645），又据《志略》载赵元复于“甲子春三月”所赋《木棉歌》（第245页），推知此“甲子”为康熙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赵元复生活年代主要在清初。另外，《献征录》不标世系，多数为明代宗孙述作，可能源自赵宦光撰谱前的旧谱存稿，后世不断增辑，宦光本人小传亦在其中。全书最晚之题跋为“乾隆三十四年戊子中秋日璜水狄黄铠记于芝塘清河氏馆室”，《志略》中提及“狄黄铠《晚汀诗稿》”（第283页）。笔者推测其最后成书与《志略》编撰年代相去不远。
(31)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32) 《大元海运记》，清胡敬辑自《永乐大典》，《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62册；洪武《苏州府志》卷10《漕运》，《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华中地方第432号，第446—451页。
(33)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7页；孙承泽：《元朝人物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28册，第95页。
(34) 有关朱清、张瑄案前后涉及的元廷权力斗争，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第4章。
(35) 弘治《太仓州志》卷1《沿革》，第12—13页。
(36) 弘治《太仓州志》卷6《士宦》，第143—144页。
(37) 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2a页。
(38) 弘治《上海志》卷2《山川志·镇市》，第76—77页。
(39) 陈伸：《太仓事迹考》，载周煜编：《娄水文征》卷7，清道光十二年刻本，第15b页。弘治、嘉靖、崇祯朝三部《太仓州志》均摘录了陈伸此文。
(40) 参见弘治《常熟县志》卷3《叙官治·县令》所述元代常熟官员事迹，第114页下—118页上。
(41) 不著撰者：《平阳子日识》，见于《志稿》卷8《琐缀志·稗说》，第205页。
(42) 顾炎武：《官田始末考》卷上，台北：广文书局，1977年，第3—4页。
(43) 不著撰者：《平阳子日识》，第205页。
(44) 譬如，旧时常熟高乡百姓在农历七月三十地藏王诞辰当日夜间，常在屋外祭烧用木屑拌油下脚做成的“香”，相传此举是纪念当年七月三十之夜“姑苏王”张士诚身亡，张士诚小名叫“九四”，故称“九四香”，后方言语传讹，俗称“狗屎香”。参见民国吴双热：《海虞风俗记》卷1，《中国风土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32册，第13页；新编《支塘镇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4年，第394页；新编《何市镇志》，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14页。
(45) 弘治《太仓州志》卷7《义行》，第194—195页。
(46) 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7) 《御制大诰续编》第49《常熟县官乱政》，《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史部政书类第862册，第288页；《御制大诰三编》第1《臣民倚法为奸》，《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62册，第309页。
(48) 《御制大诰续编》第20《粮长妄告叔舅》，第275页；第21《粮长金仲芳等科敛》，第276页。
(49) 按：太仓州建立之前，璜泾地属常熟三十四都。参见《志稿》卷1《乡域志·沿革》，第127页上。
(50) 钱溥：《九十翁尚德赵君墓表铭》（成化二十年），载《献征录》。
(51)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105—107页。
(52) 吴宽：《蒙庵赵君墓表》（成化十六年），载《献征录》。
(53) 吴宽：《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初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集部第83册。
(54) 此类事迹如《匏翁家藏集》卷62《周原凯墓志铭》，第388页下—389页上；卷63《明故中顺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志铭》，第395页下—396页上；卷64《沈府君墓志铭》，第404页下—405页上。
(55) 《明史》卷78《食货志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99页。
(56) 《明宣宗实录》卷74，宣德五年（1430）闰十二月壬寅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第1721页。
(57) 相关研究如郁维明：《明代周忱对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改革》，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2章。
(58) 《周文襄公年谱》宣德六年“按部至苏州综核田粮”条，清光绪刻本，第11b页。
(59) 陆容：《菽园杂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4页。
(60) 《志略·人物》，第233页；《沙头里志》卷8《独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册，第598页。《穿山志》卷上《祠墓》，《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0册，第183页下；《穿山志》卷上《人物》，第189、191页。
(61) 《穿山志》卷上《山考（市集附）》，第175页下。
(62) 《志略·人物》，第233页。
(63) 《志稿》卷5《水利志·开濬》，第165页上。
(64) 《志略·祠庙》，第215页下。
(65) 《志稿》卷2《营建志·祠院》，第129页上。
(66) 吴宽：《蒙庵赵君墓表》（成化十六年），载《献征录》。
(67) 程敏政：《赵氏祠堂记》（成化十七年），载《献征录》。
(68)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69) 按：《小宗谱》只言蒙庵“建四世之庙”，未具列四世之名。赵璧奉祧，成化十七年立四世之祠，奉子安、孟吉、文敏、得巽。后来赵璧之子赵天赐重修祠堂，“列四龛，以奉高、曾、祖、祢，别设一龛以奉子安，为不迁之主”。见方鹏：《璜泾赵氏先祠碑》，载《献征录》。
(70) 王锜：《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71)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载《明经世文编》卷22《王周二公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3—176页。
(72) 况钟：《况太守集》卷12《严革诸弊榜示》（宣德七年四月初十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5页。
(73) 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载《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未刊，台北，1989年，第121页。
(74)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64《沈府君墓志铭》，第404页下—405页上。
(75)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58《徐南溪传》，第363页下—364页上。
(76) “徐半州”的传说始见于嘉靖《常熟县志》，但后世志书即使有转录，也表明仅示存疑，且此传说与《徐南溪传》内容和人名上亦未有任何关联。参见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20《人物志》乙一，“徐泰初、徐洪”条，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92页；及同书卷12《名迹志》“徐洪宅”条，第423页。
(77) 弘治《常熟县志》卷1《叙地理·乡都·镇市》，第24页上；嘉靖《常熟县志》卷2《市镇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史部地理类第27册，第984页上；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2《疆域志·市镇》，第29—30页。参此三志可确证徐市（又称徐家新市、西徐市）为弘治间徐恪所创，并“累代聚族于此”。
(78)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79) 李杰：《承事郎有怀赵公墓志铭》，载《献征录》。
(80) 李杰：《承事郎有怀赵公墓志铭》。
(81) 赵原赐述：《刘孺人行略》；李杰：《承事郎有怀赵公墓志铭》；同载《献征录》。
(82) 赵原赐述：《刘孺人行略》。
(83)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84) 李东阳：《有怀公像赞》（成化二十二年），载《献征录》。
(85) 陈玉陞：《世恩楼图跋》（崇祯九年），载《献征录》。
(86) 李杰：《承事郎有怀赵公墓志铭》。
(87) 赵原赐述：《刘孺人行略》。按：钞本原文作“以各事厥母怅然谓曰………‘母”字后过页，应是传抄时脱一“母”字，此补全。
(88) 赵廷梧述：《江西按察司佥事进阶朝列大夫震洋府君行实》，载《献征录》。
(89)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90) 嘉靖《常熟县志》卷2《田赋志》，第1000页下—1001页上。
(91) 赵汴述：《敕封文林郎先考一蓬府君行实》，载《献征录》。
(92) 弘治《太仓州志》序，第1a—b页。
(93) 赵汴述：《敕封文林郎先考一蓬府君行实》。
(94) 赵原赐述：《刘孺人行略》。
(95) 钱岱撰：《海虞钱氏家乘》卷5《列传考》，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第55a—64b页。并参姚宗仪：《（万历）常熟县私志》卷11《叙族二》，常熟图书馆古籍部藏传抄本，第3a—5b页、第12b—13a页。
(96) 姚宗仪：《（万历）常熟县私志》卷1《叙县·县市镇》，第21a页。
(97)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9《墓志铭》《归府君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81页。
(98) 嘉靖《常熟县志》卷2《市镇志》，第984页。
(99) 严讷：《南池何君墓志铭》，载何卓信辑：《桂村志稿》卷2，传抄本，第54a—56a页。
(100) 赵廷梧述：《江西按察司佥事进阶朝列大夫震洋府君行实》，载《献征录》。
(101)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卷3，弘治元年六月初四，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第194—195页。
(102) 正德《姑苏志》卷15《田赋（税课贡役附）·商税》，第992页。
(103) 赵廷梧述：《江西按察司佥事进阶朝列大夫震洋府君行实》。
(104) 《志略·选举》，第230页上。
(105)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106)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三》。
(107) 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08) 赵用贤：《含元先生墓志铭》，载《献征录》。
(109) 《志稿》卷7《逸事》，第201页下；《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三》。
(110) 赵廷梧述：《江西按察司佥事进阶朝列大夫震洋府君行实》。
(111) 赵云蒸：《重建璜泾岳庙旁三大神庙记并传》，载《志略》《文征·碑记》，第249页下—250页下。按：周孝子、李王、金总管均为明清江南高乡一带崇祀的地方神明，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些神祇至今在常熟、太仓一带的乡间仍为人们供奉膜拜。
(112) 赵廷梧述：《江西按察司佥事进阶朝列大夫震洋府君行实》；《志略·第宅》，第218页下—219页上。
(113) 《志稿》卷5《兵警志》，第166页上。
(114)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二》。
(115) 《志略·人物》，第236页上。
(116) 《志稿》卷5《兵警志》，第166页上。
(117) 赵廷梧述：《江西按察司佥事进阶朝列大夫震洋府君行实》；张世伟：《太学赵龙伯传》，载《献征录》。
(118) 赵廷梧：《倭乱后初还家》，载《志稿》卷6《艺文志·诗征》，第174页上。
(119) 赵廷梧：《复庵先生墓志》，载《献征录》。
(120) 王世贞：《赠含元赵伯子彦材叙》，载《献征录》。
(121) 刘世龙：《前存州勘案》，载嘉靖《太仓州志》卷10《遗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0册，第757—767页。
(122) 《志稿》卷1《乡域志·田赋》，第127—128页。
(123) 王鏊：《王文恪公文集》卷1《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载《明经世文编》卷12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51—1153页。
(124) 张世伟：《太学赵龙伯传》，载《献征录》。
(125) 赵云蒸：《上户谣》，载《献征录》。
(126) 《小宗谱·小宗传卷之三》。
(127) 赵云蒸：《跋世恩楼图》，载《献征录》。
(128) 参见姚宗仪《淮府长史何钫传》、顾大韶《淮府长史何公家传》等篇，载吴卓信编：《桂村小志》卷4，第159a—162b页；徐兆玮：《桂村士女传》，常熟图书馆古籍部藏稿本，不分卷。
(129)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2《疆域志·市镇》，第37页。
(130) 姚宗仪：《（万历）常熟县私志》卷1《叙县·县市镇》，第20a—b页；管一德：《（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市镇》，传抄本，第12页。
(131) 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漕折始末》，第481—540页。
(132) 正德《松江府志》卷5《土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5册，第240页。
(133) 王在晋：《水利说》，载崇祯《太仓州志》卷14《艺文志》，第89页a。
(134) 参见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章，冯佐哲等合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
(135) 乾隆《镇洋县志》卷1《封域类·物产》，清乾隆刻本，第13b页。
(136) 冯时可：《赵凡夫先生传》，载《献征录》。
(137) 参见森正夫：《645年太倉州沙渓鎭における鳥龍会の反乱について》，载《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第2卷《民衆反乱·学術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269—302頁。
(138) 《志稿》卷3《人物志·文学》，第148页上。
(139) 徐建良主编：《枫桥地方文献汇纂》，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40) 《志稿》卷7《文征》题注，第181页下。
(141) 崇祯《常熟县志》卷1《市镇》。
(142) 傅农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原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238页。
(143) 刘志伟：《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导言”。
(144)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126—145页。
(145) 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第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