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过程的性质、特征与动态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性质论文,过程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关于改革路径的选择，转型经济学与改革实践提出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思路。一种为“激进式思路”，核心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市场价格自由化，即资产或服务功能从公有制向私人拥有或控制转移，目的在于提高有关资产或服务功能的经济绩效，促进经济决策的非政治化，削弱公共部门的力量，实行较广泛的资产私有制（萨克斯与李普顿，1990；萨克斯，1992）。在俄罗斯与东欧实践中，这种思路曾经取得过遏制通货膨胀与外汇黑市、增加供给等效果，但近年来也遇到了经济衰退、预算赤字、巨额外债、社会动荡等困境。尽管如此，西方学者依然不改初衷，他们认为：如果人面对一道壕沟，理智的选择是一步跨到对岸去，而不是小心地试探，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渐进的制度转型（诺兰，1994）。另一种是以中国改革实践为代表的“渐进式思路”。目前国内学术界基于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实践的比较分析，对渐进式路径作了一些总结与肯定，也对激进式路径提出了许多批评（樊纲，1993；林毅夫等，1993），但总体而言，距离形成关于改革路径的系统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认为，暂且撇开两种路径孰优孰劣的争论，从理论上讲，在改革路径问题上，人们面对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一个具有多种选择可能的可行性区域。下面的理论框架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图一
图一是两个并列的无差异曲线图。横轴W[，0]表示改革前原有制度的财富总量，W[e][，1]表示预期的改革后新制度形成的财富总量，每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每一点所对应的新旧制度财富总量组合之于社会公众和决策者是无差异的。(a)图中无差异曲线U[，1]、U[，2]明显地偏向纵轴，表示社会公众和决策者偏好于新制度，改革意愿很强；相反，(b)图中无差异曲线偏向横轴，表示社会公众和决策者趋于维持原有制度，改革意愿很弱。(a)与(b)图中的L[，1]、L[，2]、L[，1]、L[，2]都是平行的，它们反映了同样的交易比率，或者用成本来衡量的话，其斜率表示（新制度运作成本C[，w1]+变迁过程中的交易成本(TC)/原有制度运作成本C[，w0]。(a)与(b)图相比说明，人们改革意愿越强，则改革路径OAB越趋近于新制度方向；而人们改革意愿越弱，则改革路径OAB越靠近原有制度、远离新制度。
图二
图二设无差异曲线U[，1]、U[，2]是既定的，而交易条件则可以变化。在初始交易比率L[，1]、L[，2]下，可以得到OAA'路径。假若改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或者新制度运作成本较之于旧制度运作成本降低，则交易条件线会变得陡直一些，而得出的改革路径会向Obb'方向移动；相反地，假若改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很大，或者新制度运作成本十分高昂，则交易成本线会变得十分平缓，改革路径会向OCC'方向移动。
由上可知，改革路径取决于：(1)人们对新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建立的预期W[e][，1]，及人们因此形成的对新旧制度的偏好，亦即人们改革意愿的强度；(2)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和新制度在运作中较之于旧制度的成本节省。因此，在最乐观最有利的情形下，即人们改革意愿很强，而且改革所涉及的交易成本与新制度运作成本不高时，则改革路径会十分偏向于纵轴；在最悲观最不利的情形下，即人们改革意愿很弱，并且改革的交易成本与新制度运作成本很高，则改革路径明显偏向于横轴。介于这两条平滑扩张线之间的区域即是包含着改革路径多种选择的可行性区域。
因此，我们认为关于改革路径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于针对“激进式思路”与“渐进式思路”孰优孰劣的争辩，而应更多地关注在改革路径可行性区域中的多种可能及其优化选择的条件与背景。为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改革过程的性质、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在时间序列上进行动态优化分析，这些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主题。
二、改革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性质
改革过程的性质是什么？这是关于改革过程的理论分析的首要问题。有些学者把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利益调整变化的过程与瓦尔拉、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一般均衡”理念联系起来，认为改革过程具有“非帕累托改进”性质。他们指出，改革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滞，相当长时间内所有利益损失无法补偿，所以，“绝不能将改革过程当作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改变’过程来研究，而是要特别着力于对其作为一个‘非帕累托改变’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社会阻力’进行研究。”（樊纲，1993）我们认为，强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损失与社会阻力是合理的，但不能据此把改革界定为“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依照对“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概念涵义的把握，改革过程仍然具备“帕累托改进”性质。
首先，“帕累托效率”与“帕累托改进”是评价经济制度效率状况的两个非此即彼的范畴。帕累托为了解决比较经济制度效率的标准问题，定义了在最优状态下取得的最大剩余或收益的概念，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它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其它的配置方式可以使每个人至少同样富足并且使某些人的境况严格地得到改进。那么与之相反，“帕累托非效率”意味着如下状态，其中必有某种方式可以使某些人改善其境况而无须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进而言之，假若一种经济制度产生了“帕累托非效率”的配置方式，它就内在地具有向新的效率水平更高的、至少一部分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利益（效用）的制度状态改进的性质。可见，“帕累托非效率”与“帕累托改进”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评价同一制度效率状况的两种表达方式；从静态角度，该制度处于非效率状态；从动态角度，该制度具备改进到更好状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因此从逻辑上讲，一种制度要么处于“帕累托效率”状态，要么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除此之外，不再有第三种状态。
其次，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现象不是对“帕累托改进”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推广和扩展。帕累托及其后继者们力图在一个“纯粹”经济框架中去界定经济制度的效率特征。帕累托“改进”暗示着原有制度中并非所有人都实现了效用（利益）极大化，为此，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在其他人利益不变条件下改进其境况。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帕累托本人指出的，他的效率与最优化概念与一切制度上的安排和一切分配性质考虑无关，①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完备信息、零交易成本、无任何制度背景的理念模型中进行构想的。然而，现实世界恰恰广泛地存在着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备现象，市场经济置身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背景及其摩擦中，不可能不发生交易成本。在这样一个正交易成本世界，制度变迁将不得不冲击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向新的制度变迁的代价。因此我们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作为“含交易成本的帕累托改进”过程，不仅不是对“帕累托改进”的否定，相反是对这一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修正与扩充，确定改革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性质可以表明，改革是从一个非效率状态开始的，并且是向“帕累托效率”方向推进的，因此可确立改革的方向和预期收益。
其三，对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损失不可一概而论。诚然，改革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遭到损失，但应当区分清楚，这些既得利益是否正当得到。众所周知，原有制度之所以缺乏效率，一个重要根源是其中存在着大量诸如“铁饭碗”、“铁交椅”等既得利益，在改革中消除这些既得利益，正是使经济制度摆脱低效率状态的有效措施和必要成本。从企业制度改革来看，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无疑会大大提高企业效率水平。增加企业创造的有效供给。并且一部分人失去“饭碗”或“交椅”，并非改革所造成，而是原有制度非效率状态下久已酿成的“在职失业”、“就业不足”等隐性失业的公开化。所以，应该肯定，企业制度创新是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正当利益不断改进的企业行为优化过程，从长期看，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
其四，改革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利益格局调整或再分配过程，而且是一个与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改革通过排除原有制度种种抑制效率的因素，为各个经济主体行为优化和效率提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越是发展，社会成员对于制度变迁和利益调整的承受力越强，从而越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因此，从短期看，改革造成的利益关系“替代效应”可能比较明显，有些人的绝对与相对所得增加，有些人的所得则减少，但从长期看，整个社会效率水平提高带来的社会财富增进的“扩散效应”会越来越大，并渗透到社会各层次中去。这说明，从长期动态来看，改革只会是“帕累托改进”过程。
最后，改革一般地不会是一致通过规则的过程，而是多数通过规则的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任何议题只有在一致通过规则下，才会使帕累托可能性边界平行地向外扩张，导致所有的人利益同步增进；而在多数通过规则下，帕累托可能性边界尽管也会向外扩张，但不是平行外移，而是带有一定偏向性，因而在那些因通过该议题而受益人的与那些由此受损的人之间存在利益的再分配（缪勒，1974）。由此可见，改革通常是多数通过规则的过程，因而是这样一种“帕累托改进”过程，即它的确是向“帕累托效率”方向推进的，但不会立即达到最优状态，而往往要经历各种利益调整，伴随社会效率水平的提高，逐步趋近于最佳状态。
三、中国改革过程的特征
改革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制度下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因此，强调各国改革过程的共性方面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具体把握一国改革的特殊性，是难以对其改革过程进行优化选择的。西方学者近年来十分强调中国改革过程的特殊条件与背景，认为假若把中国式道路搬到俄罗斯，则无异于让俄放弃种小麦而改种水稻来解决农业问题一样愚蠢（萨克斯，1992）。那么，中国改革过程具有怎样的独到特征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极其独特的初始条件。其一，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传统农业异常庞大，迄今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劳动力60%，相对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特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下呈现出“次级化”格局。在农村，原来一元的农业部门变成两个次级部门，一个是运用农村劳动力和资源、技术落后于城市工业，在城市传统工业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的乡镇企业，另一个是广大的落后贫困的传统农业；在城市，原来一元的工业部门也变成两个次级部门，一个是以吸收城市劳动力为主的机器大生产的正式部门，另一个是充斥大量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正式部门，如家庭保姆、小商小贩等。不仅在工农业两个二元部门之间，而且在各自内部两个次级二元部门之间，都存在极大悬殊，它们之间的竞争边界“不是海滩，而是峭壁”（刘易斯，1954）。这表明，中国工业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束缚，也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不同于其它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现实。其二，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市场经济即便有一些前景，也始终没有得到适宜其生长的土壤，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具有相当浓厚的制度基础；同时，解放后实行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制度，一方面并未根除传统经济的封闭保守残余，另一方面还助长了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产品经济、实物配给等思想。也就是说，那些在西欧由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革命，以及进而在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适宜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背景，在中国既缺乏自然的孕育过程，也没有人为的培植过程，甚至还受到许多不当的压制。由此表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中国绝不是简单的价格机制自由化所能包容的，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是通过政府主导作用，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出适宜的制度环境，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奢望一蹴而就的。其三，中国从发展阶段、资源条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看，具有令人惊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人均收入水平、相应的产业结构与资本形成结构的差异；自然资源禀赋及其与人口比例的不同；发育不全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计划经济作为资源配置体系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在推进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差异等等。这表明，中国不可能象单民族小国那样，一声令下齐步走，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二，双重制度并行格局是中国改革过程的持续特征。中国改革是在试错中逐步扩散的，因此，改革进程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以及经济主流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广泛地存在着差异性。究其根源，从需求方面看，是不同经济主体从特定改革步骤与措施中所获得的私人收益与承担的私人成本各不相同，因而对改革的需求强度参差不齐；从供给方面看，是决策者权衡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需求，相应地在改革步骤上采取了差别政策。这种差异性致使中国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双重制度并行格局。应该承认，双重制度并行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减轻改革带来的震荡，使原来制度尚有活力与效率的成分发挥“余热”，并为新制度成长发育和形成优势提供机会。但是，双重制度如果长期并存，则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效率衡量尺度，制度间的摩擦、冲突与损耗经常会拖住改革的步伐，使得许多设想良好的改革步骤延迟或走形变样，改革路径会比预想的还要漫长、曲折。
第三，中国改革具有从边际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是增量改革，即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市场机制。（林毅夫等，1993）我们认为，在改革之初，边际改革特征比较明显，但以后仅仅停留在边际改革是不够的，因为这种不彻底的改革很容易在庞大的存量赖以运作的原有制度框架中失去激励能力，以致改革进入收益递减阶段，若要维持改革的收益，就只得继续加大边际改革的力度，由此在边际与存量之间双重机制并行格局也日益加重。在农村，承包制所带来的超常规增长已回落到常规增长，乡镇企业在经历一段发展后也遇到了种种矛盾，而农业生产持续徘徊，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吸纳等问题依然严峻。显然，过去的边际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但并不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最终途径。现在应该在边际改革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大力推动资源向农业净流入，发挥农村传统经济组织在水利灌溉、农村道路、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等方面的作用，提高农业经常性生产活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农村的深度专业化与分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这才是根本性的改革。所以，边际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势必为更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所取代。
第四，中国改革是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统一。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追求的是双重目标：一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二是通过使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诺思，1981）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也必须结合政治市场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才能把握改革过程的方向、深度、广度等方面及其影响因素。
从改革的供给方面看，中央决策者在决策和实施改革时，总是注重社会稳定，尽可能地争取社会支持或者说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力量。因此，如果以获得的政治支持作为改革收益的综合指标，以交易成本衡量改革过程的总成本，那么，中央决策者在改革时间路线的每个阶段上，将使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分别推进到改革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基于此，中央决策者会通过不断试错，将政治改革与作为谋求政治支持的重要途径的经济改革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都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其政治权威的限度内。
从改革的需求方面看，由于就某个部门、地区和企业而言，改革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这就蕴含了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刺激了各集团为追求额外利益而普遍谋求改革的“饥渴症”，这与短缺体制下各层次经济主体普遍的投资饥渴症是同一机理。因此，局部改革措施一经出台，则各部门、地区或企业竞相争取成为试点，或竞相仿效中央批准在其它地方实施的改革措施，以致出现特区热、股份公司热、房地产热等现象。这种寻求改革租金的现象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寻租行为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其结果是在中央决策者与各个集团之间产生一种互为支持的机制：中央决策者试图通过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而绝大多数行为主体试图通过谋求改革而获取货币或非货币利益。从积极方面看，这种机制可能有助于改革过程的信息反馈和逐步推广；从消极方面看，它也可能形成中央决策者与其它行为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的不规则机制，延滞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
最后，改革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构成经济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推动力量。就直接效应而言，改革通过改变原有的生产组织和激励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可以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就间接效应而言，改革通过创造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而从各方面促进发展，表现在：其一，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规则和塑造发展动力来扩展人类选择，丰富经济发展目标的内涵；其二，制度结构的调整有助于矫正长期扭曲的价格体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其三，通过创造出促进创新、界定产权与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可以大大推动技术创新。
由此可见，改革的初始条件从根本上制约着改革路径的选择。尽管有人认为改革犹如面临壕沟时的跨跃，但我们认为，如果这样“一步跨跃”，其前提要求是轻装上阵且体能充足。从中国实际来看，庞大的落后的传统农业是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市场经济制度背景的缺乏又使得社会经受制度转型冲击的体能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假若选择“激进式路径”，则无异于自取失败。因而，双重制度并存，从边际改革到存量改革的推进，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统一及改革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步等特征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体现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必然性。
四、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与改革路径优化
按照改革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我们可以运用一般均衡和动态优化分析，进一步阐明改革路径的优化问题。改革过程可视为一个投资过程，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预期能从这种制度变迁中有所收益，同时这个过程中必然发生一定成本，为此，修正了的投资模型是分析改革过程动态优化的合适的数学方法。改革过程净收益极大化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这就是说，长期人均最优资本(k[＊])的边际收益等于折旧率加上利率，即资本成本。这意味着，不论改革前初始状态k(0)为多少，它都会马上调整到最优资本水平，其间没有任何中间过程。
一般而言，“激进式路径”是急剧跳跃的，也没有中间调整过程，其适用性比较狭窄，但是在特定的改革初始条件或国际环境下，不排除有的国家采取这种改革思路的可行性，也不排除在局部改革措施中选择这种急进转折的思路。然而，根据我们已经分析到的中国改革过程的特征必须强调，中国是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一个发展中大国进行涉及国民经济各领域和各个经济主体的全面的制度创新，改革任务是双重的，即实现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和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也是双重的，即谋求政治支持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极大化。相应地，改革的调整成本必然相当大，甚至大得令人难以想象。因此，就总体改革而论，选择“渐进式思路”，依循一条稳定的路径逐步地向市场经济制度结构转型，是一个优化的选择。
注释：
①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讲义》卷2，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3卷，第863页，着重号为引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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