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哲学史研究的不断推进。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在此审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梳理相关论域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学术“事件”，经历了起始、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第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获得崭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也给文化的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1982年，受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委托，由李秀林、王于、李淮春撰写的高等学校文科共同课哲学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式出版，之后又进行了五次再版。到了90时代末期，专门性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史》问世，开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先河。第二，21世纪初期到党的十八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拥有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各个论域研究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也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全景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不同论域思想史的梳理依然延续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蓬勃发展。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4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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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自20世纪60年代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在此之后，每一次撰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是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特征、紧扣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1996年及时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在2002年及时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11年及时增加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表现。
第二，学术史层面的深度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推进到哪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也就应该推进到哪里。学术史的梳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永远在路上的事件。这种梳理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就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伴随着MAG2文献学的新研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著作的新发现，或者对于某个具体问题的新阐释，那么带来的就是学术史的新的推进。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递进的动态过程，这个递进不仅包括从前对于既有材料的发现与挖掘，还需要对于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新阐释与新说明。这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包括从宏观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各个层面与内容进行概念和总结，也包括从微观层面甚至某个细节进行考证。这就需要从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各个层面的最新成果，进而对他们进行学术史层面的分析与梳理。一个真正全面性、深刻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一定是不断更新与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因此书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仅要重视马克思主义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流派、代表性著作，还要注重这些人物、事件、流派、著作等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既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去，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还需要预测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虽然文献考证法近些年来得到了较大的重视，但是文本的阐释与现实的结合还有待加深，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还有待深入。总之，历史与理论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融合、历史与逻辑的融通，才是学术史层面梳理时应当重点关注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断发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之中。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历程的审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提升与深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其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坚持开放的立场，不断地关注和学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分析、有鉴别地对待这些成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书写，没有拘泥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积极学习、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21世纪尤其是2005年以来，伴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许多著作的翻译与介绍的不断加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更多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
亳文化是千百年来亳州人民所创造、积淀传承下来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风格独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亳文化译介与国际传播研究，探索亳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路径，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传承弘扬、创新发展特色地域文化，提升皖北文化软实力，助力文化强市、强省建设，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领导者与制度供给者，既是城市公共权力的掌权者，也是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还是城市公共利益的代表。城市政府及其承担的多元角色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地域性特征，即对于城市信息的内生性与独特性、对于公共物品配置情况以及对于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偏好的掌握。因此，在城市政府对于城市管理有直接的绝对的权力情况下，当城市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参与城市更新时，政策开展及实施需慎之又慎。
第一，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融合。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235任何思想都是现时代的思想，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时代特征的鲜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都根源于对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更是不能与社会历史现实的发展产生脱节。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40年代，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凸显出来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思考的结果。研究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需要通晓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特征，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必然性与现实性。黑格尔的时代为什么没有诞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黑格尔没有哲学思维，虽然他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因而产生的现实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同样如此，这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现时代思想发展的脉络，紧密关注现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将其置于思想史的逻辑脉络当中来思考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展的必然性与现实性，探求思想史演变的特征与规律，以获得真实有效的科学认识。无论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列宁主义在俄国的诞生与发展，还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抑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再次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是面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列宁与伯恩施坦的结论就是异质的。虽然他们都认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的19世纪中叶相比，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是前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变化是经验层面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在现时代依然具有生命力；后者则断言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解释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对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暂时缓和的时期，就是一种需要“修正”的过时理论。殊不知，这些变化的确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变化，才能对其做出清晰的说明与科学的解释，否则就很容易像伯恩施坦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得出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草率结论。
第三，意识形态挑战的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与其他学术史的研究相比，其突出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性。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人们思想的日益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意识形态的挑战就更为艰巨。有些研究或者回避意识形态斗争，或者弱化、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性，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现时代，我们需要正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要思考二者的交流与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来说，需要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汲取其有益的思想资源，吸收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才能真正不断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一概排斥”与“全盘照搬”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前者不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的认识，不能正确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后者则一味沉浸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境遇当中，看不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也就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正因为此，我们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坚持将不同学术形态、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可贵的思想资源进行鉴别，唯有此，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繁荣。张一兵教授指出，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说：“要在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实现理论创新。”［3］在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非此即彼、各自为政的局面了，而是在相互的交流与对话中开放自身，倾听对方的声音，在相互借鉴中学习。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就指出说，在今天，他对《资本论》的解读与研究，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哈维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说这“能很好地说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进程”［4］。显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中国已经不再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是成为他们思考当代问题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这主要归结于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这让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得不刮目相看。因此撇开中国元素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倾听国外学者的声音，都是不值得肯定的。
其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坚持理论创新，不断寻求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是其生命要素。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但绝没有停留在那个时代。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曲折，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却获得了新的机遇。以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打破苏东教科书教条式的传统解释框架，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开启了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文本学这种新的解读模式，强调“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解读，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毫无疑问，这些新的解读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僵化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更有利于从传统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式的解读模式中挣脱出来，并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为今天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史，起了很好的奠基与引领作用。
报告表示，各国已在加速实施相关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消除可用于武器的核材料，并加强这些材料和可能被破坏的核设施的安保。但是，风险环境的恶化可能会危及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安全。各国在2016—2018年期间的重要发展趋势主要有四项。
从改革开放40年历史发展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成就与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为了拓展以后的研究方向与空间，并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三、结论
第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不断加强。21世纪以来，一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陆续被批准为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还有一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向倾斜，给予相应的政治与政策保障，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但从当前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发展与设置现状来看，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引进人才时，或者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偏重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才队伍建设得不到较好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建设还比较滞后，学科发展还比较薄弱，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在人才引进与课程设置等方面下功夫。在学位授权点上，积极扶持、鼓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方向。在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与研究方向上，积极引导学生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功底，使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有整体性、全景式的把握，继而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事实证明，没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功底，没有宽广的全景式视野，很难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的理解，容易人云亦云，没有自我的认知与判断。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论域的创新研究，实实在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向前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具有社会内在矛盾关系的运动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层面直接抵达的世界。无论从人的创造性方面来研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还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来研究规律的意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论域的研究来说，无论是手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还是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研究的重心会有所差异。但我们需要重视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之后对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时代特征的研究，因为这时马克思开始获得社会内在矛盾与历史进程的视角，之后便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解处于不断深化的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仅要看到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维度的研究，更要看到在现实历史发展的视角下对于人的主观创造性强调的研究，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简单化、教条化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
第二，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论域的研究成果，辩证、理性地评价、评估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效应及其边界。即是说，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当中进行审视和辨析，发现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因素与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看到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适用的局限性，这应当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应当持有的基本方法论立场。这就需要我们在学术层面上，坚持以开放、包容、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积极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资源，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我们每年都会关注养老。山东是养老概念的发源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要建立一个“老有所终”的社会，孟子则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山东省在1994年就已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预测数据表明，到2050年，山东老年人口比重将会达到25%，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持续增高。
第三，必须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书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增添新的时代内容。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程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就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表征。就当前来看，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内在矛盾关系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下，不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总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它是动态的、持续的、不断生成的开放过程，应当结合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学术史的梳理以及积极回应意识形态的挑战等方面加强研究，不仅需要从时间跨度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现在，并预测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还需要从逻辑的角度去阐释这些研究的内涵、实质与走向。唯有这样，才能从学理层面不断强化与拓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扩大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力，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有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习近平.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人民日报，2017-09-30.
［3］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4］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31.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本论》的公正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NDJC006Z）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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