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新在哪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唯物论文,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哲学界，几乎没有人否认马克思完成了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变革，并创立了一种新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明确地推出了“新唯物主义”概念，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可是这种新唯物主义是什么呢？它新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上有分歧，理解得不一致。现在由于文本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精神的观照，已有可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就此发表浅见，以求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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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被认为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看法最早始于狄慈根，他在1886年出版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用以表达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世界观。马克思称狄慈根为“我们的哲学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充分肯定了狄慈根的贡献，他说，“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恩格斯说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同一意思，其内涵都是指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同，而且他还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自然辩证法》中阐明了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四大块内在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此后，并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成果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等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普列汉诺夫较早地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来概括马克思的哲学创新。（注：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06页，三联书店，1974。）列宁也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倡导辩证唯物主义最力者莫过于斯大林。1938年他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把辩证唯物主义模式推向意识形态的塔尖，从此，它就以国家哲学的姿态，带着强烈的排他性，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开来。
怎样看待和评价辩证唯物主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要明确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结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新旧哲学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近代和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囿于追问世界本质和本原的历史传统，总想给世界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终极的解。无论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它们都以解释世界为己任，而从未想去改变世界。但是到了现代，当实证科学已经能够不依赖哲学独立地作出对世界本质和本原的确切回答时，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对世界本质和本原的信念和猜测就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没有必要了。以马克思提出的“改变世界”为标志，哲学开始超越对世界本质的终极追求，而向人的生活世界回归，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了哲学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飞跃。但是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却没有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未能贯彻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主旨，依然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就其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来说，与其他一切旧哲学相比，它在哲学史上是最卓越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破天荒第一次结合在一起，给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解：世界确实是物质的、先在的，世界也确实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由此引申出的实事求是原则和辩证发展观点也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上，辩证唯物主义不但没有什么偏颇可谈，而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流传中，对于宣传和树立正确的哲学信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这种“解释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不代表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就辩证唯物主义的两大构成要素来说，无论是唯物主义或辩证法都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新创，它们作为既有的哲学成果在历史上渊远流长。唯物主义自不必谈，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种情况下，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只是一个二者的“对接”或辩证法基础的“颠倒”问题，远谈不上什么哲学革命变革。特别是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以后，只要不像他那样把辩证法当作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泼出去，那么，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几乎是理所当然或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才能不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独立地发现它。这就表明，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归结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对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贡献和创新的一种误解和贬低。
这种看法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众所周知，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在运动观上都带有机械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黑格尔又把辩证法神秘化，禁锢在他所臆造的“绝对精神”的框子中，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这就是说，它们自身都不完美，是与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共生体。在这种情况下，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不仅可能产生辩证唯物主义，也可能产生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怎样才能避免结合出这种恶胎呢？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先已经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净化了，从唯物主义中剔除形而上学，从辩证法中挖掉唯心主义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结合成辩证唯物主义。可是若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表明事先已经有了辩证唯物主义意识，充分认识到与唯物论共生的形而上学和与辩证法并存的唯心主义的弊害，能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高度。显然这是反果为因，循环论证，把要证明的结论当作前提使用了。
此外，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也有悖于真实的哲学背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说：“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恩格斯还说过，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担当起批判地改造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于是就有人望文生义，断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是在辩证法的阵地上发生的。但是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说辩证法被当做出发点是就我们的观察和认识而言，必须从辩证法出发去看待问题，而不是谈历史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从辩证法出发的。实际上马克思直接面对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前言中已经说清了这一点，指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不是在辩证法的基地上，而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阵地上发生和进行的，其使命是承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积极成果，将唯物主义继续向前推进。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正确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成果问题，但这不构成起点或出发点。如果把辩证法视为出发点，那么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成果就不会是一种“新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新的方法。马克思走过的道路是通过费尔巴哈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携带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投入到唯物主义的推进和革新中去。
最后文本上的材料也不支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营垒里，曾多次表白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26页、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但是，马克思很少从“解释世界”的角度谈论世界的基质和本原，也更未十分留意地谈论世界物质性问题，在18世纪唯物主义特别是在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以后，世界的物质先在性已经无需赘述了。对于辩证法，马克思确实情有独钟，并且为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伟大成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马克思从未专门系统地论述过辩证法，他的许多精辟的提法，如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谈论别的问题涉及到辩证法时画龙点睛勾勒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认为，为使辩证法真正摆脱黑格尔的神秘形式，“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仅此还很不够，功夫远未下到。马克思多次表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他还说，“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这除了因为忙而抽不出时间外，也反映了马克思对自己工作任务轻重缓急的安排和部署。
总之，马克思既很少谈及一般的唯物主义，也未十分专注地写出《辩证法》，更未见他如何致力于二者的结合，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不到这方面的充分论据。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归结为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有违马克思的哲学本意，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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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哲学创新的成果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自己的表述认定，就是他终生一贯坚持的实践唯物主义。
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它开辟了唯物主义的新视野，把实践作为事物和现实的根基。旧唯物主义紧紧盯住物质，认为世界是先在的物质存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种认识作为对世界本原的终极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脱离人和人的活动来理解世界，把世界看成是与人无涉的纯自在的物质实体，这种物质观又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就思考世界的方式来说，它和唯心主义并无本质区别，唯心主义也不过是把精神加以神化了的绝对而已。马克思既不同意黑格尔“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也不同意霍布斯的狭隘的片面的概括——“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他用实践把主客体联结起来，认为只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才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非学深刻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75页、164页，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引入并改造黑格尔的实践范畴，使之依附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这就使唯物主义摆脱了先前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而面对现实，向人的生活世界回归。马克思称这种从实践和实践主体出发来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为新唯物主义，并认为这是新旧唯物主义的分水岭。
恩格斯曾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在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经典的至理名言不仅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而且从相反方面印证了新唯物主义的内涵，即对事物、现实和感性不能限于从客体的或直观形式去理解，只是被动地反映事物作用于自己的直观映象，而要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实践都是主体带着自己的利益、需求、目的和价值追求而进行的感性活动，因而也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正是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称自然为人化自然，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历史已就是人的生成史、实践史，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如此等等。总之，对马克思来说，实践观点涵盖一切领域，无论自然、社会、历史、思维都应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过程或结果，都要当作实践来理解。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初步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作为这个提纲进一步展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最终形成，从此，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学说推向现代的实践形态，并终生一直把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到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马克思能够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绝非偶然，而是近代唯物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学，但它超越实证的科学人学观，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发展的总体把握。哲学离不开人，必须研究人，源于哲学自身的性质和使命。任何哲学都面临主客二分的矛盾，当主体反映客体和对象化于客体时，都要求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什么是主体，人作为主体能否反映和改造客体？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主客体的统一？近代哲学就是沿着这个线索而由存在论走向认识论又走向实践论的，这个过程也正是人学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从《神圣家庭》起始，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尽地论述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人学内涵的扩张趋势，以人的基蕴为尺度，区分了近代唯物主义发展的三形态。马克思指出，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形态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这是经过中世纪长期冬眼后近代最早出现的唯物主义。它用物质取代了神，但人并未表现出自己作为主体的丰富色彩。马克思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幼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3～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种片面的失去了人的感性光辉的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称谓的纯粹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纯粹唯物主义的内涵，称把人淹没在物质中的近代早期的唯物主义为纯粹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形态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就是这种唯物主义的代表。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他出于感性直观看到了人，并且重视人，高扬人，认为自然界和人是新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14页，商务印书馆，1984。），他的唯物主义就是人本唯物主义。但是这种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决定了它对人的理解是表面的、肤浅的，只是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不了解人的感性活动，不能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来发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实践浇灌了现实的人，规定了人的具体性、历史性，与费尔巴哈的主观愿望相反，抛开实践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来观察人，不但不能提高人，反而贬低了人及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看成如同动物一样的纯粹的感性对象。这样，承认人又不了解人，就成了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即直观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形态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超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并把唯物主义推进到现代形态，是马克思划时代哲学革命的集中体现。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说：“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此后不久马克思写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作为这个提纲的进一步展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终结和新唯物主义的创生。恩格斯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对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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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称实践唯物主义为“新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新唯物主义“新”在哪里呢？除了上述“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视野、新内涵和“改变世界”的新功能外，它的“新”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它是唯物史观的新起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新创，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可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将唯物史观依附于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和推广。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廓清了唯物史观的哲学渊源，在与旧唯物主义的比较中，揭示了唯物史观产生的真实源头和起点。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是纯粹唯物主义的，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却背弃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一样，也是用精神、意志和理性来说明历史。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失败表明，在自然观上坚持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十分困难，只要尊重客观现实，即使从直观经验出发，也会得出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结论。但是对于社会历史，单凭表面直观就很不够了，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无数纷繁复杂的事件和人物的迭起与沉浮，单纯的直观经验只能把人引向精神意志或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歧路上去。马克思的划时代伟大贡献在于，他把历史当作逝去了的现实，并用观察事物、现实和感性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历史，发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获得满足生命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要生活就需要生活资料，要获取生活资料就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生产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实现形成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在其上矗立起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就构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机制、动力和规律……可以看出，全部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范畴和概念系列都立足于物质资料生产这一最主要的实践活动上，只有实践才是唯物史观的真正起点。这个思想恩格斯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作过精辟的论述，但对待历史的这种理解和阐述方式不是始自别人，正是发端于马克思。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时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要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生产实践被空前地提升了，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石，以生产实践为起点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逻辑系列，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
其次，实践唯物主义之新还体现在它揭示了“唯物”之“物”的新含义。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失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们找不到可以作为出发点的“社会物质”。因此，它们空有唯物主义的前提，一到社会历史领域就背叛自己。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是全面而彻底的，贯通于自然和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扩展了物质概念的内涵，突破了旧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是可以感知的有形实体的界定，把物质理解为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种实在既可以是物质实体，也可以是一种联系、关系或活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直接把人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称为“物质实践”，他说，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根本点。把实践和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基础，就使马克思找到了“社会物质”，并把它当作如同自然界一样的出发点，从而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与自然界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及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扭转了旧唯物主义单纯以物为本的哲学传统。由于自然界已经人化，社会历史本身又是人的实践积淀的结果，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的“物”已经不限于它本来的涵义。唯物主义并不意味着哲学研究一定要以“物”为本，相反，“物”只表明，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能随心所欲，离不开以外部世界为对象，必须承认外部世界和客观规律对人的制约。所以，唯物史观产生以后，唯物主义就不再是关于“物”的信念及劝喻人服从“物”的规律的哲学了，而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第三，实践唯物主义之新还在于它突出了实践者即人的主体性，在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旧唯物主义由于对事物、现实和感性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与之相比，旧唯物主义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相形见绌，它更多地是劝导人们服从必然，抑制自我，在客观规律的制约下达到客体和人与自然的统一。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根本改变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在唯心主义强调主观精神和旧唯物主义强调客观物质这两极中间，马克思搭了一座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更强调人的实践的作用和意义。实践虽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但人却是带着自己的利益、意志、需求和价值判断来投入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实践活动，否定和改变外部环境和条件，使之服从于我，在主体的尺度和坐标下，建立主客体的一致和统一。旧唯物主义者只看到客体制约性的一面，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在承认这种决定作用的同时，还看到了另一面：“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人作为实践主体不仅改变自然，而且创造环境，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服从物的尺度，而且遵循人的尺度，主体的价值需求、利益意志甚至审美原则也同样制约人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正是在实践活动中，才达到了人与自然、社会和环境的和谐统一。而实践只能是主体的实践，主体尺度和活动不能不在实践结构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实践唯物主义彻底改变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直观的性质，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高扬了主体性，并把它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第四，实践唯物主义之新还表现在它承认历史发展的多因性和非线性规律，在线性决定作用基础上，对概率的、或然的、随机的作用方式和意义作了新的揭示。自17世纪以来，经典力学的长期统治地位造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线性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二体或二极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相应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作为一体或一极与另一一体或一极相互作用，它又成为新的结果的原因，如此往复相继形成线性的因果链条。在纯粹的自然界，由于没有人的活动的干预，一切因果关系似乎都是线性的，规律以其命中注定的铁的必然性排斥一切概然的和随机的作用。即使承认偶然性的存在，也被理解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事物的多样化形态被取消了，机械论、宿命论、预成论被召唤出来，共同围剿辩证发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一切既成的事件和现象都被认为是必然的，否认可能性的多种趋向。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历史，历史也就无从选择，成为某种内在目的和预成模式的展开。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意志、激情和主体精神带进历史，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人的参与赋予历史以或然和随机的性质，历史发展不可能完全遵循一成不变的必然性。一切既成的史实对后人来说都是历史，仿佛既然发生了，就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其实它在历史参与者那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参与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另一种历史局面。在后人眼中这种可能性隐逝了，但在当事者的实践中却是可以设想和努力争取的，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能动地干预和改变现状一样。不仅如此，如果返回到历史的昨天，在历史参与者眼中，一切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也并非恒定不变，它们作为现实的东西，有它形成的多方面原因，这些原因无不带有或然性和随机性，曾经经历过既可发生又可不发生，既可这样发生又可那样发生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人的选择和创造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因此，历史规律的作用既是线性决定的，又是或然随机的。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历史发展的方向、趋势和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它或早或迟一定要实现。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历史通过什么途径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带有概率的、或然的和随机的性质了。正因为这样，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人参与和创造历史提供了更广阔的余地。
第五，实践唯物主义之新的最后一点是，它对辩证法的作用领域提出新的理解，更强调实践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法的涵义作了精确的区分，认为客观辩证法即是自然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作为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体现在思维和知识层面上，凝结为辩证法科学。对辩证法从主客两方面加以区分，最早始自恩格斯，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又指出，“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自然辩证法就成了“源”，而辩证思维就成了“流”，这种“源”“流”之分对于强调自然本体论和反映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来说，是不可避免和理所当然的。本世纪以来，从卢卡奇开始，萨特、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等一些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对自然辩证法持有异议，而特别倾心于人学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当时前苏联和德、意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为维护恩格斯的见解而与之论战过，直到今天，这种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市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辩证法的作用领地？要讲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黑格尔说起。在哲学史上，除了亚里士多德外，黑格尔是自觉地叙述辩证运动形式的第一人。他总结了自然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经验与成就，提出事物辩证发展的总体思想和一系列具体的规律与范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划时代的，对于人类理智的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是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褒扬精神概念，贬抑物质自然界，只承认思维概念的辩证法，不承认自然界的辩证法。这样，黑格尔就武断地排除了自然辩证法，而只将辩证运动赋予他所臆造的世界理念或绝对精神。在黑格尔之后，恩格斯是自觉地拯救黑格尔辩证法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当他试图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面纱，砸碎其唯心主义外壳时，十分自然地将目光萦注在黑格尔所贬抑的自然界上，努力从自然现象中寻找辩证法的事实和例证。当然也要看到，恩格斯并未完全受自然界所局限，他还用许多社会生活的事例，如文明与平等、货币与资本、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关系来论证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普遍性。但是由于恩格斯著有《自然辩证法》一书，所以，到底存不存在自然辩证法的争论也就主要围绕恩格斯来进行。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自然辩证法的诘难事出有因，是他们误解了恩格斯的原意。从表面上看，离开人和主体的尺度与评断，单纯的自然界运动确实不好说什么辩证不辩证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辩证法确实带有主体性质，离不开对主体的依赖。恩格斯所讲的自然辩证法丝毫没有离开主体，更不是指纯自然界的辩证法，恩格斯不过是以自然现象为例，是在自然科学层面上来叙述辩证法的性质与规律的。而自然科学是实践的结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的积淀，它已全然不是脱离人的自在世界的辩证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确切含义是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如果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它就毫无自然化和自在化之嫌，而且与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来理解辩证法完全相一致。对马克思来说，既然对事物、现实和感性都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那么，对于事物和现实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当然也要从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因为导致事物和现实变化发展的只能是变化了的实践和活动。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如何理解辩证法时说，“辩证法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而实践，也只有人的不停息的实践才能使事物“否定”和“灭亡”，从而体现出事物的暂时性。这样，辩证运动的真实空间廓清了，实践和作为实践凝结的历史与科学才是辩证法的载体与依托。因此，历史辩证法、人学辩证法、科学辩证法、思维辩证法、主体辩证法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实践辩证法内涵的揭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实践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创新是深刻的、史无前例的，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变革，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实质的正确揭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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