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编写与观念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观念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应当从五大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摆脱经济决定文学的直线式思维模式，重视经济与文学之间的中间环节；二、借用文化学的方法，寻找文学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三、不搞现实主义独尊，发掘不同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独特艺术品格；四、站在人类总体文学的高度观照东西方文学；五、吸取文学批评新办法，形成作品评析的多角度变换与选择的态势。
在我国高校文科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方法和教材的落后于时代，早已为师生所共知，但至今尚未得到明显的改变。外国文学史的教学自然也不例外。
解放后，我国外国文学教材的编写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建国初到“文革”为第一阶段；“文革”期间为第二阶段；“文革”结束到1985年为第三阶段；198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编写的草创期，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的外国文学史编写的一块基石。“文革”期间真正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几乎中断。“四人帮”粉碎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恢复正常，但基本上只是“文革”前外国文学史编写传统的一种回归。1985年以来的第四阶段中，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出版的数量几乎超过了此前三个阶段编写的总数，但真正有突破、有超越的却很少。这一时期出现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是在同一平面上用差不多相同的材料与方法作“重写”的工作。其中少数写得较好的本子，观念较之以前略有改变，视野也有所拓宽，但总体上还只是对已往教材作了些修修补补和小范围调整工作，没有明显的突破。因此，当我们放开眼界去作宏观把握时，可见建国后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在根本上依然停留在《欧洲文学史》的观念层次和模式上。
世纪末的中国，改革之潮后浪推前浪，为古老的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社会的急剧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之，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高校外国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却依然维持着几十年一贯的老模式，这与急剧变化的社会不相称，也与21世纪对我们的呼唤不谐调。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与诸同仁一起思考和探讨，以便共同推进外国文学史教学与教材的改革。
一
文学史家总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对过去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现象作出种种评说，并描述出一个合乎自己理论的文学发展史。这里，表征着某种文学观念的文学史观对如何描述文学史起着决定性作用。极而言之，如果说各种文学史著作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主要是著作者文学史观、文学观念的不同而已。
我们编撰的外国文学史，当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可以说，建国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都遵循着这一基本原则。然而，如何准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外国文学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在这类关键性问题上，以往我们是有过经验教训的。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总体上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的文学观，它从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文学现象，认为文学的发展演变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但是，以往我们的许多外国文学史编撰者对这一基本原理和理解过于简单化、机械化了。他们在阐述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产生与演变的原因时，大多只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单一地、直线式地加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也就往往与社会发展史同步，一部审美形态的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成了认识形态的社会发展史，对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评价用的差不多是同一尺度。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经济对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主要是从根本的和终极意义上而言的。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则往往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唯一的，在经济与文学之间还有一些中介环节，经济对文学的作用一般要经过这些中介环节来实现。在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显得格外重要。
文学是用审美的方式把握人的生存状态的，它对生活的反映是一种审美的反映。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用虚构方式“摹仿”出来的文学世界，它是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②总之，文学是为满足人类审美需要而存在的精神产品，它经由作家的心灵创作出来，又经由读者的心灵创造才最终完成审美创造的全过程，因此，在现实世界和文学作品描写的文本世界之间，有一个变幻莫测的心灵世界。黑格尔说：文学艺术乃心灵的产物，“只有通过心灵并由心灵产生出来，艺术品才成其为艺术品”③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作家描写什么样的生活和怎样描写生活，进而创造出具有何种审美品格的作品，以及读者大众以何种审美期待视野去选择哪类作家和作品，进而反过来刺激作家的创作并使之形成的一种文学思潮和运动，都和这一时代人们的精神——心理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审美心理。因此，更为直接地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演变相关的是特定时期社会的精神——心理状态。这种精神——心理状态的形成既与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相关，也与当时的哲学、宗教、道德、自然科学等因素相关，并促使一定时期文学思潮与运动的形成与流变。当然，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和自然科学等也会直接作用于文学，而且，作为较为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宗教、道德等内容，它们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精神——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当我们以文学作为问题讨论的焦点时，上述这些因素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文学的，而最为主要的是通过精神——心理的中介作用于文学的。
由此可见，从文学的“他律性”角度看，促成某一时期文学思潮与运动的外在因素是多元多层次的。无视或忽视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诸多中介环节，特别是精神——心理因素，把文学看成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这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④他还说，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如果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⑤今天，我们编撰外国文学史，决不能再让那种“经济文学”的简单化、单一化的思维方式来缚住头脑，而应用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的扩散性思维，对文学史现象作多角度把握。例如，西欧浪漫主义文学为什么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为流传呢？对此，我国以往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直线式地加以分析的，因而难以说清其中原由。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当然与法国大革命、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这种经济、政治因素怎么会导致一种主观主义、主情主义、理想主义和个体主义为主导特征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而不是别种特征的文学出现呢？在此，特定的经济、政治制度与具有特定审美品格的浪漫主义之间，很难找到直接、明白的解释，而必须在这之间的其他中间环节找原因，尤其是从法国大革命和资本主义秩序造成的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中找原因。启蒙主义理想破灭后，人们萌生的幻灭感；残酷的、令人深感压抑的现实环境引发出的人们的恋旧情绪以及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大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以及强烈的自我扩张欲望，等等。这些思想、欲望、精神、心理和情绪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精神——心理氛围，而当时强调天才、放纵自我的唯心主义哲学助长了这种精神——心理气候的形成。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精神——心理背景中产生并蔓延开来的。深入研究这样一些精神——心理因素，我们对浪漫主义成因的解说会更合符历史事实，也就更令人信服。
同理，对浪漫主义向强调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转变的解释，仅仅从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劳资矛盾激化的角度作直线式分析，也是难以奏效的。我们的思路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拓展，恐怕会合理得多。（一）资本主义的巩固与发展，金钱在社会中的杠杆作用日趋明显，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由此转化到（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鼓励人们追逐金钱财富，从而助长了利己主义、个人私欲恶性膨胀，“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信仰遭到了怀疑。由此导致（三），严峻的现实使人们无法再沉湎于对中世纪夕阳残照的依恋，也无法画饼充饥式地陶醉于对理想的憧憬。而是在失落中清醒过来，以一种务实的精神去研究分析社会本身，理解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揭示金钱这个最大的神秘之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活动机制，找到拯救社会的道路。（四）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实证主义哲学，都催化了一种务实的、分析研究社会的精神——心理气候的形成。在这种精神气候中，一种写实倾向的文学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可见，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固然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但更直接的是精神——心理气候的变化造成的。
上述对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产生和演变之原因的分析未必绝对合理与透彻。但是，强调以系统的、多角度的扩散性思维方式去研究文学史，而不是直线式地在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作简单的延伸，是今后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当充分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
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更迭，使文学的大花园在花开花落中永葆着生命的活力。但是，文学艺术之生命力的恒久不衰，并不仅仅来源于创新与变革，同时还来源于传统的继承与延续。新的文学思潮与流派有创新的一面，但其中总是蕴藉着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和原始形态的传统的基因。正如艾略特所说：“一种新艺术作品之产生，同时也就是以前的一切艺术作品之变态的复生。”⑥传统的力量总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作用。所以，文学史著作对历史的把握就不能只看到创新的一面而忘却传统的延续；不能只看到历史长河此起彼伏的表面现象，还应看到河道深处不绝的潜流。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涉及到历史观与思维方法问题，为此，引用一段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话，可能有助于我们拓宽思路。
受到大肆宣扬的那些事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们处于生活之流的表面，而且，它们使我们的思想不能专注于比较迟缓的、无法去直接感触到与无法衡量的运动，这些运动是隐藏在表面下一定深度上进行的。当然，千真万确的是，这些较为深层、较为迟缓的运动造就了历史，并在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时过境迁之后，这些事件造成的心灵效应已缩小到它适当的比例的时候，正是它们在回忆中撑起了伟大的历史。⑦汤因比这段话中所体现的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与艾略特是相似的，所强调的都是对历史传统的深度把握问题。这种观念和方法也是我们以往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者所明显欠缺的。这些教材对文学史表层现象的描述较多，而对深层结构框架的发掘极少，因而对文学史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分析归纳也缺乏文化哲学的意蕴。这是我们今后的外国文学史编写中应当克服的又一弊端。鉴于此，笔者认为，引入文化学的方法是十分有益的。
文学本身属于文化的范畴，因而文学中自然包含着文化的特性和因素。文化与“自然”相对，是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是人类所特有的和共有的现象。文化因素与自然因素不同，“自然因素一般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但它们的意义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文化因素的情况正好相反，从根本上说，它们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又必须持相对固定的形式……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程度”。⑧文化的这种稳定性，也就是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这种“继承性为文化的发展保证了初始的基础，即为新的一代，为人类发展每一个新的阶段积累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它把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成一体”。⑨显然，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外国文学作深度把握，并且，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社会学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在此，笔者暂以欧洲文学为例作具体分析。
西方文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圣殿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以及古希腊神话中“斯芬克之迷”的传说，都记录了西方原始初民自我追寻的心灵轨迹。西方人对人与自然的认识路线是“由物及我”的模式，他们对客体世界——大宇宙的认识，归根结蒂是为了认识主体世界——小宇宙。这种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文学也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的呼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苦苦追索，使西方文学始终充满着人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之声，充满着由生与死、灵与肉、出世与入世之矛盾而生的迷惘与焦虑。于是，对在不同历史阶段生命状态的描绘成了西方文学的传统，从而也就演化出西方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人”的形象和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状态，西方文学也因此蕴藉了深层的文化内涵。
古希腊文学中充溢着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意志和乐观精神，体现了个体本位、崇尚智慧、肯定人的原始欲望和世俗生活的人本意识。这种世俗形态的人本意识是欧洲文学的基本文化内核之一。古罗马文学中则体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服从国家、民族和集体利益的思想，这种限制个体生命欲望的理性主义文化观念削弱了古希腊文学的情感色彩和自我意识。以后它和中世纪的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尊重理性、崇尚自我牺牲和博爱忍让的基督教人本意识。这种基督教人本意识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文化内核。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的世俗人本意识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人本意识在冲撞后呈融合之势，从而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理性原则发展了古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学的理性精神，它本质上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但又是对个性主义的一种反向调节，使自古希腊开始的人的自由意识处于抑制状态。18世纪的启蒙文学推崇“自然理性”，既强调人的理智，又肯定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使文艺复兴人本主义演化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人道主义以主张情感自由与个性解放、自我扩张的反传统面目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道主义出现了双重流向：（一）世俗人道主义倾向，既强调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又主张人在物面前保持主体意识和自然人性，反抗人的“物化”；（二）基督教人道主义倾向，既强烈谴责非人道的社会现实，又表现出对下层劳动群众的“圣母式”同情，趋向于朝上帝的未来世界的追寻与飞升。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人”的形象从理性的殿堂沉落到生物的世界，人本思想表现为人在高度物质化，理性化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回归于原始形态和非理性的本体之中，初露出非理性，非道德的现代人道主义的端倪。“世界末流派”则发展了这种非理性倾向，实现了与20世纪文学的接轨。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追求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崇高理想，表现出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是传统人道主义的又一表现形态。20世纪的欧洲文学强调从人的本体意义上认识人自身的局限，传统的人道主义为非理性，非道德的现代人道主义所取代。总之，时至今日的西方文学，依然回荡着古希腊文学中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追问之音，依然关注着人类的生命状况，充溢着强烈而深层的人本精神和生命意识。西方文学也正因此显示出文化哲学的深度。而我们以往的外国文学史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学的这种深度把握，从而使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原本十分深广的西方文学简单化、肤浅化了，从而也失去了贯穿始终的内在线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学史现象的准确定位。我们寄希望于新的外国文学史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三
我们一向特别尊崇“现实主义”，对它的“独尊”仍是我国文学界至今犹存的普遍现象。这里讲的“现实主义”不仅指一种文学思潮，同时也指一种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在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现实主义“独尊”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和作品肯定过多，而对非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和作品批评与否定过多。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些改变。第二，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和美学原则去削足适履地评判一切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这一现象涉及到文学观念和思维方法问题，因而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它至今仍严重地和全局性地影响着外国文学史的编写。
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我们的理解中一直是偏于狭隘化的，写实式的“再现”与“反映”差不多成了它的代名词。因而，当我们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的和唯一的标准时，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一统一“法规”面前得到“人人平等”的评价。于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评判模式就形成了：文学＝现实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史，成了单调划一的社会历史学化的概念式教科书。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所有外国文学史教材中都严重存在着，但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是普遍的。
不同的文学思潮和不同的文学作品自有其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因而也有其特定的审美品格和艺术特征，有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我们对它们的评判标准不能千篇一律、一成不变。比如，对浪漫主义这一与现实主义绝然不同的文学思潮，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评价，是不适用的。浪漫主义不是以反映客观外在世界之真来呈现其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的，因此它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广阔性方面无法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但是，它对人类情感世界的细致表现，对自然纯真的人的心灵的展示，对大自然风光的精细描绘方面，却是西方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后世读者世世代代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19世纪西方人那亢奋的、躁动不宁的心灵，从中接受自由情感的陶冶和艺术美的享受。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们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广阔性方面不如现实主义，就否认其独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成就。又如，对自然主义倡导者左拉的评价，以往的教材先是贬低，后来又褒扬，而两者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现实主义。贬低者说他的创作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褒扬者说他的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其实，自然主义和左拉都不是为了现实主义才产生和存在的，这一流派的作品除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确实产生过影响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和价值观，为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自然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文学和文化转折期的来临；左拉的创作具体地表现了与传统文学的分离，露出了20世纪现代文学与美学的端倪，这是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所未曾达到的高度。因此，自然主义不必只有依附于现实主义的“保护伞”才能得到生存权力，左拉也未必要由巴尔扎克来赐封文学殿堂的座位。自然主义是西方文学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独立的一环。
说到现代主义文学，它在许多方面与现实主义传统是相对立的，我们也不应固守现实主义原则，让现代主义去屈就现实主义的旧传统。这丝毫不是贬低现实主义而抬高现代主义，而是在强调文学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四
现有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的又一个明显不足是：在世界文学的名义下，按纵向的历时观念，把众多的国别文学予以平行组合。虽然强调废除欧洲中心主义，但在组合时的价值取向上，有意无意中仍以欧洲文学价值观为标准，以欧洲文学观念去权衡与评判整个世界文学，缺乏多种文化的立体观照。因而难以为人们提供人类文学发展的整体构架，揭示世界总体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走向。
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要求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不能只停留在具体作家作品和断代文学范围的研究上，封闭于一种文化体系内的作家作品的累积中，而应将它上升到世界总体文学的高度，寻找它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位置与联系，在多种文学的参照中确定它的特征与意义。同理，外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也不能仅仅以国别文学的平行组合为最终目标，平面地展示各国文学历时性发展的客观事实，而应站在人类总体文学的高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比照，寻找在文学中蕴藉的人类文化本源，探讨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总体特征，描绘人类总体文学的基本构架。系统论认为，任何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都由众多的元素组成；系统有系统的整体质，元素有元素特有的个体质，反之，系统的整体质也不能取代组成系统的元素的个体质，它具有单个元素所不具备的新的质；系统的整体质也不是元素个体质的简单相加之和，整体功能大于或小于元素相加之和。世界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它由众多的国别文学组成，世界文学的整体质体现了人类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功能。这种特征与功能是任何一种国别文学甚至洲别文学代表不了的：这种特征与功能也不是众多国别文学的特征与功能的简单汇总，而只能通过对众多国别文学的相互比照、综合概括，抽象出来。国别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大系统中有自己特有的功能和性质，它既受制于系统施予的质的规定性，又受制于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同时又制约着、决定着整个世界文学大系统的整体质。具体地说，源远流长的法国文学或英国文学、俄国文学都不能代表整个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成就辉煌的欧洲文学也不能代表整个世界文学。欧美文学产生于“两希”文化的土壤，“两希”文化的特征不能取代整个人类文化的总体特征。亚非文学产生于多种不同质的文化土壤，亚非文化是组成人类总体文化的一些分支，离开了亚非地区，人类总体文化的整体质就发生了变异。同理，离开了亚非地区产生的一些文化历史传统，人类总体文学的特征也将发生质的变化。只有在综合了人类文化各分支的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出人类文化总体系统的特征。因此，在把握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时，要把国别文学、洲别文学放在它们各自所处的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肯定其特征与意义，从而形成对多国别、多洲别的世界文学的多角度观照的态势，而不是用某一洲某一国的文学标准和文化标准去笼统地评价文化传统相异的多国文学。在此基础上，再把国别文学、洲别文学统一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框架内，经过相互比照，总结出基本规律，描绘出总体发展走向。有了多角度观照和整体把握的完美结合，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才会登高而望远，国别文学的研究也不至于自我封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五
近年来，西方的诸多文学批评新方法被介绍到我国，它们的许多合理之处，已被我国文学界所吸取，并在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大改变了文学研究沉闷单调的局面。但是，这些新方法和新成果却与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和教材建设离得甚远。至今，“人物形象、主题分析、艺术特点”依然是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模式，教材中作品的分析方法也基本雷同，艺术分析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尾巴”，缺少美学意蕴的深阐和分析角度与方法的变换。笔者并不是主张不加分析地全盘引进与接受西方的新方法，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旧交替、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抱残守缺，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只唱几十年来的老调，没有理由在诸多文学批评新成果面前依旧妄自尊大，不思变革。我们要有“拿来”的勇气，也要有消化的能力和有创新的气魄。从学生这一头看，他们早已不满足于陈旧单调的文学分析方法，在课余的阅读中他们接受着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方法，这也急需教师去为他们指点迷津，因势利导。
一部外国文学史教材，涉及的作家作品为数众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创，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经过了一代代人的阅读后为人们所公认，它们无论在思想文化容量和美学内涵上，都是博大精深的，各自都为精神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众多作品的独特性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多姿多彩。对此，如果我们都只用前面所说的“文学＝现实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的模式去分析，不仅自己的批评理论显得贫乏无力，而且把众多世界名著的艺术个性，艺术魅力给抹煞了。这种现象，从作品评析鉴赏的角度看，急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变换作品评析角度与方法来加以改进，而西方的许多现代文学批评新方法，显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作品评析的新方法与新角度。虽然，这些文学批评新方法往往因“偏面的深刻”而难以在批评实践中拥有攻无不克的神功，但我们若能去其“偏面”而取其“深刻”，并恰当地用之于相应的批评对象上，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此多方采撷，合理运用，就会形成作品评析方法的多角度变换与选择的局面，进而也使我们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更富于美学意蕴，更富有理论深度。例如，在评析古希腊神话、史诗和中世纪《圣经》时，如果适当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会使分析既有深度又切合作品实际，我们可以发掘出深隐于其中而延续至今的西方文学的情感——心理原型，可以透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蕴的神话人物看到西方民族性格的深层构架。这种方法用之于评析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是行之有效的。又如，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巴黎圣母院》中人物的圆心结构和多层次对照，也是十分恰当的。用这一方法，我们可以从作品的形式分析开始，疏理出小说中人物的组合关系及其对情节发展的作用，进而把握小说主题的不同层次，并说明形式与内容在这部作品中水乳交融的关系。再如，用系统论的原理分析《红与黑》中的圆型人物于连，既可以揭示出他性格元素的组合关系，又可以借此披露出这一复杂人物丰富的心理内容和情感演变的轨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只要选择和运用得当，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方法，也可以提高外国文学教材的编写质量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②波普尔把世界分为三部分：客观存在现实为世界一，人们头脑中所认识和把握的是世界二，人们在艺术中创造出来的是世界三。
③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486、506页。
⑥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译，《现代诗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⑦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⑧豪译尔：《艺术社会学》，第2部分。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卷，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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