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斯特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学说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反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对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前，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经济学一直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但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在取得貌似世界上独家学说的垄断地位后，民族主义经济学就被极大地边缘化了。然而，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在2008年以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盛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秉承其基本精神，一直在探讨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之路，他们发展了本文所讨论的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敏锐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讨论哪种经济学说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李斯特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被看做是不同的选择。但在笔者看来，新李斯特主义不仅包含了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在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上的诸多诉求，而且在观察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欧盟危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的诞生以及将要发生的“去全球化”过程上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而有可能为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奠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本文旨在把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介绍给国内经济学界，并讨论其有关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方案所面临的难题和对中国提出的挑战。
一、新李斯特主义比李斯特经济学新在何处？
李斯特不仅是19世纪上半叶第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德国历史学派、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此外，李斯特还是有关欧洲统一的最早的理论家，欧盟的形成与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在1914年以前，李斯特和马克思是德国最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和发展理论家，除了马克思的著作外，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最多的德国经济学著作。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不仅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19世纪末俄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工业化也具有直接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起飞也受到李斯特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因此，李斯特的传记作者威廉·亨德森指出，李斯特作为“所有追求独立和富强的后进国的先知”这一名声确实是名至实归的[1]，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这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对欧洲和东亚工业文明发展的影响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都大”[2]。
我们可以不同意上述美国学者的看法，但决不能忽视李斯特的学说对当代经济思潮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切实影响。正如萨林(Edgar Salin)早在1935年和1962年就已经指出的，“任何人想要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著书立说，首先应当师从这位增长理论与发展政治学的伟大前辈”[3]，在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当代经济学家中就涌现出了这样一批经济学家，本·塞尔温(Ben Selwyn)把这些李斯特的当代追随者所提出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4]。新李斯特经济学继承了李斯特的国家(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在塞尔温提到的经济学家们之中，包括了张夏准、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图尔·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谢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学者，这些经济学家们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并明确地提出了替代性的方案。
在塞尔温看来，张夏准在普及李斯特经济学特别是幼稚工业保护学说上贡献最大，他在2002年出版了影响很大的《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性透视》，该书的书名就直接来自于李斯特对英国在通过贸易保护取得工业的国际统治地位后宣传自由贸易的秘密的揭露，来自于李斯特的下述著名论断：“当一个人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和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与它相抗衡的时候，最安全的政策莫过于踢掉他们获取成功的梯子，然后向其他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他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张夏准写了许多文章批判新自由主义，2007年出版的《富国的伪善》对发达国家宣传一套但却又另做一套的虚伪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整套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这包括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重视国企的重要作用并反对私有化；注重技术能力的发展而反对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严格管制；通过对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控制以及国家信贷配给使金融业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等等。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塞尔温在讨论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时候，遗漏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上最有成就的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以及由他所领导的以雷纳·卡特尔(Rainer Kattel)和沃尔夫冈·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等为首的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研究团体，他也遗漏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赫德森和廖子光等。廖子光在其著作中曾以赞同的笔调多次援引李斯特的学说，赫德森则对孕育了李斯特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深有研究，他们对美元霸权的著名研究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他们所信奉的货币国定论起源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克纳普，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李斯特经济学传统的国家货币金融理论。忽视这些学者使塞尔温对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评价存在着片面性，例如，塞尔温在高度评价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批评新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蹱”是对国家概念和剥削性阶级关系的理论化不足，因此，尽管新李斯特主义“可以取得比新自由主义更快的资本积累，但是，它们并不必然地服务于其学说支持者所声称的是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新李斯特经济政策能够以一种使世界的穷人们受益的方式得以应用，那么，它就必须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它不应该致力于在长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稳定，而是要成为在民主控制之下使经济社会主义化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塞尔温对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评价全面吗？笔者认为，塞尔温确实指出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存在的缺陷：对国家概念和阶级利益分析不足，但在赖纳特、赫德森和廖子光的著作中，对工人、农民和其他中下层收入者实际工资的关注确实是其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赖纳特的理论大纲中，实际工资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在他看来，一国选择李斯特式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国民实际工资，在这两者之间的循环累积并互为因果，才能使一国迈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赫德森对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推崇备至，并在对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批判中捍卫劳工和产业资本的利益，他还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廖子光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工资套利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他指出，提高各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因此，塞尔温低估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世界各国(不只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大多数人利益上所具有的潜力。
造成塞尔温对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评价不全面的重要原因是他所研究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者大都是以战后东亚特定发展经验为基础阐发李斯特经济学说的，例如，他引用阿姆斯登1990年的著作中关于“廉价劳动力是后发工业化的支柱”的论断支持他对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判断，但现在绝大多数新李斯特主义学者早已不同意这种论断。过分依赖以战后东亚特定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者对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还导致了忽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新特点，也就是忽视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比李斯特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的问题，而且，它还很容易地使人们把这种新的经济学说只看做是一种“追赶型经济学”或新李斯特发展经济学，而忽视了本文下一节将要讨论的它对发达国家的适用性问题以及它有可能对发达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
那么，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比李斯特新在何处呢？第一，在对国富国穷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经验事实提供系统的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致力于解决当代问题。李斯特的经济学充满着对实践智慧和富国之术的经典总结，例如，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的363页中，他用了156页回顾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国富国穷的历史并对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进行讨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具体的、归纳的和历史的，故而是引人入胜的，虽然不乏初步的理论解释，但正如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56年就指出的，李斯特的著作“是经验性的……他的论点过分地依赖于特例的积累……他对政治经济学抽象原理的贡献确实不多”。埃里克·赖纳特也指出：“李斯特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思想，他对机制的运转有直觉上的领会(他看到柠檬可以抵御坏血病，并论证了其用途)，但是他并没有发展出能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事实真相的理论(他并没有指出维生素C)。”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比李斯特取得的重大进步就是致力于对这种“事实的真相”提供因果机制的解释，他们不仅“寻找反复出现的历史模式，构造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并且在考虑技术、制度和政治上的变化的同时，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当代的问题”。在这方面，埃里克·赖纳特是突出的代表，他不仅运用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在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主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他还通过把包括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历史学派等在内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传统引入到演化经济学之中，在演化经济学中形成一个“新李斯特主义”的新学派。
第二，反对并摈弃李斯特反动的殖民主义思
想。李斯特的经济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落后国家反对发达国家奴役本国人民的锐利武器，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出于其本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他又鼓吹对更弱小和更晚发展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这是李斯特反动和伪善的另一面。相反，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一以贯之地反对殖民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他们不仅批判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批判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掠夺其他国家的金融帝国主义行径，揭露目前发达国家“说一套而另做一套”的伪善面目，而且他们还一直呼吁发达国家要允许所有发展中国家使用战略性产业政策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在理论上，赖纳特、赫德森和廖子光的著作通过强调本国实际工资的增长，否定了殖民主义作为一国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观点。
第三，从工业保护的李斯特学说发展到包括农业、服务、技术和金融等在内的范围更加广泛的保护主义学说。20世纪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生了比19世纪远为复杂的深刻变化，这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不再局限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而扩展到农业、服务、技术特别是金融等许多新的领域，因此，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学说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以农业为例，李斯特认为落后国家不必实施农业关税保护，这在当代世界是完全不适当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竞争，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强加给穷国的自由贸易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却严格地限制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农产品并对本国农业实施巨额补贴。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与发达国家无法竞争，那么，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其农业呢？“20世纪保护农业的原因和保护制造业的原因完全不同，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发展制造业是一种主动性的、进取型的保护，旨在工业化和更高的实际工资，然而对农业的保护则是一种防御性的保护，旨在防止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太过落后。……第一种保护主义是为了通过创造出来的协同效应来提高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第二种保护主义则是为了帮助农民以及那些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显而易见，在发展中国家，不仅要保护其高端制造业，而且保护其农业的理由也远比发达国家更为强烈。
第四，从专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学说上升为一种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经济学说。与新古典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现实的假定和具有破坏性的经济政策相比较，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的需要为根据”的，因此，它同样适用于观察并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英国在19世纪末因对其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主义信条过于自信，因而导致其工业力量的衰落，从而不得不经由1915年的“工业保护关税”和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帝国特惠制”最终重归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一样，目前的发达国家也因其错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本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为了解决其危机，最后将不得不“部分地”承认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采纳只对其国家利益有利的新李斯特主义经济政策。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讨论。
二、新李斯特主义：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学说
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经济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国家是经济分析中比个人和市场更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它不仅塑造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关系，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廖子光先生指出，自1648年以来，在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中，只有聚焦于国内发展的协调的经济民族主义，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限制在国际贸易这根唯一的支柱上，导致其他所有促进国内发展的支柱长期停滞不前。新李斯特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就是基于主权国家国内和相互间的正义原则，重建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破坏的世界经济秩序。其二，强调生产力发展对国民财富和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不同的经济活动在质上(生产力上)是不同的，只有特定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这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这一出发点直接来自于李斯特，“认为制造业‘根本’不同于农业或贸易，并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这一主张之上，李斯特是这样做的首位经济学家”。但是，新李斯特主义超越了李斯特和经典发展经济学(1943-1970)把国民财富的源泉限定于制造业的局限性。在当代世界，笼统地说制造业构成国民财富的基础已经不再成立，在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今天，只有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才构成国家富裕的基础。新李斯特主义的另一理论贡献是发展了技术创新的不同类型对国民财富的影响截然相反的学说：只有“共谋型”技术创新才能使一国各阶层普遍富裕，而导致价格下降的“古典型”技术创新在使世界各国分享其收益的同时却存在着使本国居民陷于贫困境地的危险。其三，强调经济政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经济理论应用的时空特定性学说。在不考虑制度、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重要等时空特定性因素而制定的经济政策，要么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无法实现(如欧盟里斯本战略的创新政策)，要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如“华盛顿共识”)。正是运用时空特定性学说，卡罗和卡特尔对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开放创新理论提出了质疑：这种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追赶型经济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新李斯特主义者看来，新自由主义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日益贫困和目前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破坏性力量首先在第三世界制造了灾难，然后摧毁了第二世界，最后它又通过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第一世界的核心国家——美国和欧盟形成了沉重的打击。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原因就在于它抛弃了对经济活动质的理解和以主权国家间正义原则为基础的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传统。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提出了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
首先，文明需要报酬递增活动，财富、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都是一样的：多样化的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这一经典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反映的就是李斯特对经济活动质的不同对国家富裕决定性影响的理解，在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由于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因此，抓住了制造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所以这一命题是成立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新国际分工”中建立的是供应廉价和缺乏知识劳动的比较优势，承担的是已不具备报酬递增之特征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他们也无法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相反，新自由主义为这种产业价值链全球化提供的原则是：所有经济活动的“质”都是相同的，所以从事什么活动并不重要。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无法理解李斯特的观点，他们通过华盛顿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推荐了一系列不仅无助于解决贫困反而加重贫困的药方：“使价格正确”、“使私有产权正确”、“使制度正确”、“使治理正确”、“使竞争力正确”……但唯独不考虑“使经济活动正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只有在发展中国家也建立即使是低效率但却报酬递增的、而非只提供廉价劳动的高端产业部门，世界贫困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重建被新自由主义所破坏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础。
新李斯特主义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虽然发达国家面临的是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问题。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分一直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生产性活动和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这是对不同经济活动质的理解的具体体现。李斯特更是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关注贸易和金融，关注金融财富的增长，完全排除了对世界生产的复杂性的理解。由于不再区分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这不仅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茫然无知，导致金融部门支配实体经济的反常现象，而且也把发达国家的投资活动引向了金融赌博，堵塞了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道路，这是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正如赫德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主张即不再区分生产性收益和非生产性收益在本质上是为了掩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倒退，这也是导致美国和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日益衰落的重要原因。新李斯特主义认为，从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变，削弱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支配性作用，缩小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率差距是解决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出路，也是挽救美国和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经济衰落的重要途径。
其次，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生产力才能得到均衡发展。与之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1987年的名言：“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只有个人。”远在1841年，李斯特就指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经常是不一致的，为了公共利益，国家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这种情况是数不胜数的，但在130多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中，公共利益却荡然无存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赋予美欧金融部门制造庞氏骗局的权利，赋予他们想创造多少货币就创造多少，以便发放给没有资格接受贷款的个人(次级信贷)和国家(如希腊)获取巨额利润，但最后却让实体经济的纳税人买单，这种对私人利益的贪婪在创造巨额私人财富的同时，造就贪婪和不劳而获的风气，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生产力才能得到均衡发展，李斯特经济学的这个原则可以很好地来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和离岸生产不仅对东道国而且也对跨国公司母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但却存在着自由投资和自由贸易，同时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工资差距，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更高的资本报酬率，因此，跨国公司就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被称作是全球工资套利，这种套利活动导致了东道国和跨国公司母国的工资水平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面向的是发达国家为主的外国市场，出口赚得的是美元利润，提高工资水平并不能直接导致销售增加，这就导致了对工资水平的持续挤压；在发达国家，工资套利导致了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产业空心化导致失业率持续增加和中下层收入的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世界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这是导致世界各国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
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把工资看做成本，所以它就无法理解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跨国公司的生产全球化对各国国家利益损害的批评。在新李斯特主义看来，报酬递增的分工经济取决于普通民众的购买力，福特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工人的工资收入就是资本的利润来源，只有当工人工资不断增长的时候，资本的利润才能不断增加，而一个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经济迟早会因为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而发生马克思所说的严重经济危机，因此，国民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之所在。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明智的资本家都懂得普遍的高工资水平将能提高需求，也能潜在地提升自己产品的利润；特别是由于工会力量这种与资本家利益集团“反制性抗衡力量”的制度保证，使工人工资的不断提高推动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不断发展，从而在战后最初二十多年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与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相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家—工人关系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跨国公司的全球工资套利活动彻底摧毁了“我的工人也是我的利润来源”存在的基础，创造战后美欧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高工资战略在世界各国都不再实行，世界各国的低工资也抑制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由于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跨国公司的全球工资套利活动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危害，同时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解决美欧国家金融危机中见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在新李斯特主义者看来，追求私利的跨国公司的外包和FDI活动破坏了各国国家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正如廖子光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伤害发展中国家，而且也伤害发达国家，这就是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必须恢复国内发展的本来面目的原因。因此，在重建被新自由主义所破坏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严格管制并抑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活动。
再次，一个国家首先进行工业化，然后逐渐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实行经济一体化。李斯特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倡导者，但在李斯特的时代，在英国强大的工业力量和德国虚弱的诸多城邦之间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一体化，只会导致德国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李斯特强调，德国应该首先统一并实行贸易保护，在德国工业发展到接近英国水平时，才能实行自由贸易，欧洲其他国家也应该首先建立发达的工业，才能相互之间实现经济一体化。因此，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对称贸易即两个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不对称的自由贸易将导致穷国专业化于贫穷，而富国则专业化于富裕；为了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穷国必须首先建立报酬递增的产业，摆脱使自己陷入贫穷的国际分工。新李斯特主义的这一原则可以同时用来观察2011年欧盟危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的诞生。
在新李斯特主义看来，欧盟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最终的根源在于违背了上述李斯特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经济学原则。早在2006年，赖纳特和卡特尔在《欧盟东扩：欧洲试图经济自杀？》一文中指出，欧盟的一体化在早期一直遵循着李斯特的原则，但在1997年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之后，李斯特的经济原则被抛弃，人们转而信奉与之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原则：即使是还没有完成工业化阶段的国家，自由贸易也是适当的。基于这种原则，2004年欧盟的东扩为欧盟的重大危机埋下了隐患，原因就在于，欧盟在东扩之后，在其内部实际上就变成了“三个世界”的并存：德法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南欧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东欧国家为第三世界。“欧洲一体化的麻烦在于，它首先将东欧脱工业化，然后迅速与这些国家融合，这就在欧洲的后院形成了一种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与半失业大军的欧洲版本。”在新李斯特主义者看来，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根源并不在于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而在于欧盟一体化摧垮了南欧的工业体系：东欧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在欧盟内部制造了“寻底竞争”的过程，南欧国家因为既无技术和资本优势来提升产业结构，又无明显的劳动力优势，因此，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一体化导致了其“去工业化”，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习惯了高福利和高消费，但工业的衰败又无法为之提供经济基础，这种反差使国家财政日趋入不敷出，最终酿成严重的债务危机。东欧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爱沙尼亚，这个2005年加入欧盟时曾被描述成最成功的典范之一的国家，它的一个生产手机的工人的小时工资是1欧元，还不到在法兰克福或巴黎扫大街的工人小时工资的1/10”。欧盟违背李斯特原则的不对等一体化为欧盟连续不断的危机甚至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即使欧盟渡过了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后仍将会发生新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拉丁美洲造成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自由贸易和FDI的大量涌入摧毁了拉丁美洲国家在进口替代时期建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民族工业，导致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一是日益成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钢铁、纸浆、铜和蔬菜油等)的供给者；二是在加工和组装工业模式下利用廉价劳动力为发达国家生产廉价商品。按照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原则，目前的拉丁美洲或者非洲各国不应该接受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而是在全球化之前，首先应该创造一个中间级的大陆自由贸易组织，这个组织必须排除发达国家，在其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实行统一的关税等产业保护政策，当拉丁美洲或者非洲各国报酬递增的产业发展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才能进入全球化阶段。2011年12月2-3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全部33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会议，宣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该组织接受了李斯特经济一体化原则，认识到“一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对于拉丁美洲非常重要”，因此把这两个发达国家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了。
最后，主权信贷原则：货币金融主权是一国最重要的主权之一，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权利发行作为主权信贷的不兑现纸币，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一国政府征税的能力，一国可以通过发放主权信贷而勿须外资为其经济发展进行融资，这就是新李斯特主义的国家货币理论。但是，自1972年以来，美元霸权的诞生粗暴地践踏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使世界贸易异化成为一种美国印刷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片交换其他国家实物产品的贸易形态，这实质上是美国对其贸易伙伴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通过吸取出口经济体的贸易盈余，不仅劳动力、甚至资本也来自被剥削国，使这些出口经济体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这种基于美元霸权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盗占主权信贷，不仅危及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民族国家世界经济体系，而且也日益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和生态的浩劫之中。同时，美国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美元霸权所造就的不可持续的、解除管制的债务资本主义是美国实力日渐衰落的重要原因，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终结美元霸权也符合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事实证明，美元霸权是目前世界经济秩序持续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终结美元霸权是重建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破坏的民族国家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
新李斯特主义国家货币理论为观察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动荡不安和未来走向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其一，该理论认为，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建立在其主权货币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计划。这种视角无疑对当今区域货币体系如欧元区提出了某种挑战。建立区域货币体系的大部分经济分析都建立在蒙代尔等所主张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之上，这种理论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一国的货币与其主权权利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忽视了一国货币主权对其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在欧元即将诞生之前以及诞生不久，就有一批学者在货币国定论这个理论框架下，探讨了放弃各国主权货币而组成欧洲货币联盟将带来的为人们所忽视的后果，这一视角为欧盟危机所证实并将继续为之所证明。其二，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提供资金，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的高速增长，而且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惩罚，但是，该理论只有在基本上属于封闭的国内货币体制中才能完全成立。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需要一套系统的经济政策：坚决拒绝金融自由化，实施金融保护主义，终结出口导向型经济，保持进出口的动态平衡，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严禁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严厉打击热钱活动等等，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通过重走内需主导的内向型经济道路在实施主权信贷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19世纪的经济崛起之路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赖纳特在其《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2012年的法文版前言中写道，重建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破坏的世界经济秩序“需要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就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而言，凯恩斯在1933年发表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国家的自给自足》是再好不过的导言。与今天一样，1933年也是一个突然醒悟的时代，需要一种认识到“去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商品在更大程度上必须在国内生产，金融也必须具有更多的国家特征，为此，凯恩斯推荐了“去全球化”的政策建议，“因此，我赞同最小化国家间经济纠结的观点，思想、知识、科学、好客和旅行，这些事情就其本性而言应该是国际的。但是，商品应该尽可能在国内生产，最重要的是，金融应该是国家的。同时，那些寻求摆脱这种国家间纠结的人应该是谨慎的并徐缓而行，它不应该是把植物连根拔起，而是通过整枝法使植物向着不同方向生长。因此，因为这些强有力的理由，我倾向于这种信念：在转变完成后，比1914年更大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和国家间的经济分隔要比其他方式更好地促进和平的事业。无论如何，经济国际主义的时代在避免战争上并不是特别成功的，如果经济国际主义者反驳说，它成功的不完善从未给它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么，可以合理地指出，在未来的一些年份里，几乎是不存在这种机会的。”赖纳特指出，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当然不能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而是意味着回到从1945年到大约1973年占统治地位的极其成功的世界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福特主义使美国走上不断提高工业工资之路，从产业工人中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它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这也就是要重建由国民经济学作为其意识形态之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
三、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难题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由“赢—输”状态转变为“双输”状态，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试图为解释这种变化并寻求替代性的方案提供一种也适合于发达国家的具有普遍性的新学说，这种新学说也为试图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诉求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例如，凯恩斯主义实施的前提条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凯恩斯在其《货币论》(1930)中赞许性地引用了克纳普及其货币国定论，并简要地阐明了其国家货币论的立场；在其《国家的自给自足》中，他回顾了自己如何从自由贸易作为道德律和真理的信奉者中解放出来的心路历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新李斯特主义所信奉的现代国家货币论最初就是由海曼·明斯基和兰德尔·雷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新李斯特主义试图以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为基础，在其理论发展中综合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理论，这可以说是新李斯特主义与李斯特不同的又一重要特点。
正如李斯特的民族(国家)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大经济学思潮具有其质的规定性一样，我们不能强求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也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虽然他们的经济理论是“劳工友好的”。但赖纳特等人发展的新李斯特主义学说并不赞成“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目标，他们的目的是要重建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超越“左右两派”的经济学理论，恢复被新自由主义所破坏的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活力，因此，就其实质而言，其目的仍是要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这是其内在的局限性。但在目前尚未出现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新学说的情况下，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对中国应对世界经济秩序动荡不安的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我们下面就讨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所面临的难题和对中国提出的挑战。
第一，新李斯特主义的理想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世界经济秩序将面临着长期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目前，虽然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但由于它代表着美元霸权、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以人们良好的意愿为转移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表现就为此提供了鲜明的例证：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和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解决其金融危机，而欧洲央行和日本也利用其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印钞票”，或者购买主权国家债券解决欧盟危机；或者阻止日元升值，这些措施都是赤裸裸的以邻为壑的转嫁危机的政策，它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的价值缩水并在新兴经济体中制造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而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政府被垄断资本所虏获，为挽救危机使用公共财政拯救金融投机大亨，赤裸裸地向劳动阶层和实体经济转嫁危机。虽然美元霸权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并最终将导致其日益衰落，但利欲熏心的本性使它不可能和平地放弃这种不劳而获的特权；目前在发达国家也看不到出现一种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在挽救资本主义危机上具有远见的类似于罗斯福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秩序仍将由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所支配，特别是美欧日利用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仍会推行其金融帝国主义的政策，世界经济秩序将面临着长期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
第二，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难点，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无法解决的，中国应制定独立自主的长期应对战略。金融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点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和国际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控制，阿根廷等一些国家的经济“美元化”高达70％以上，使其完全丧失了利用主权货币为其经济发展融资的主权，就充分说明了金融自由化的严重危害。此外，国家货币理论告诉我们，目前在中国仍具有很大市场的所谓创建亚元和创建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已，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货币具有国家属性的基本特点。至于人民币国际化，新李斯特主义者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只有很强大的经济和金融系统才能应对本国货币国际化所带来的挑战，而中国至少在三十年内不具备这种能力；而且，除非中国也搞帝国主义，否则中国不需要人民币国际化。无疑，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局面将长期存在，针对这种状况，廖子光提出了人民币结算的战略，但目前实施的结果说明，单纯的人民币结算容易受到货币投机的冲击，因此必须辅助以其他制度安排，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大萧条”时期的清算协定(实际上类似于现在的货币互换)和支付协定等制度安排；而如果要确保主权信贷的实施，中国必须终结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对外贸易上奉行动态的进出口平衡战略，在这方面有大量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美欧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鉴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削弱了其经济实力并成为其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不得不再次重视制造业的地位，纷纷提出“再工业化”。但从美欧发达国家的政策举措来看，“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地依靠政府力量增加制造业比重，而是着重于加强制造业的竞争力：一是继续巩固与强化目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新国际分工”)中在技术、产品质量、品牌、环保等诸多高端环节的既有优势；二是努力在战略新兴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美欧发达国家在对付发展中国家上，却从不信奉新自由主义所谓所有经济活动在质上都是相同的假定，深谙不同质量的经济活动对国民财富的决定性影响，“再工业化”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目前这次全球化浪潮中产生的“新国际分工”中对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垄断地位。在“新国际分工”出现之前，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制造业，所谓的殖民地在经济上的含义就是被严禁从事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国家，这些国家因而沦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地。但在目前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生产全球化中，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和全球企业的出现，高端农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一样也具有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相反，发展中国家在所有这些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已经不具备报酬递增之特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从“工业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转变为“高端产品交换低端产品”，但这种新国际分工并没有改变自殖民主义时代以来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的性质。中国通过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FDI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使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呈现出“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特征，中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美欧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使中国试图通过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通过产业升级达到这种目标的道路已完全被堵死。
第四，跨国公司的离岸生产和外包活动在发达国家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世界各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将会不断增加。由于注意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工资套利活动对美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不利影响，曾经是自由贸易理论宗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著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上对自由贸易理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如果全球化使大量美国公民的工资遭受工资降低之苦，那么这就是整个美国的失败，这样的自由贸易就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萨缪尔森指出，“这将成为如此之大的问题，以至于全球化某种形式的放慢将成为政界的选择”。2012年1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充满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号召美国企业将就业岗位留在美国国内，扭转就业岗位“外包”的趋势，美国政府将对此提供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国情咨文还特别多次提到中国，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案(几乎是上届政府的两倍)已经取得一定效果，奥巴马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专门负责调查所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需要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呼声不仅来自像克鲁格曼这样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而且也得到了新李斯特主义代表人物赖纳特这样的异端经济学家的倡导，他认为，与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因实施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而丧失其霸权一样，现在美国和欧洲经济霸权的衰落也是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允许这些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因为中国商品的一些主要海外市场的购买力的萎缩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正在摧毁他们的工业。虽然这些保护主义思潮并不了解廉价工业制成品出口除了就业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但中国海外市场的增长减速是无法避免了。然而，中国作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难道能够逃脱自由贸易政策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实力下降这种历史的宿命吗？
第五，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不利地位和应对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浪潮的根本途径是保护和充分开发中国广阔国内市场规模的巨大优势，这是中国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最重要原因。广阔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可以在战后以来欧盟的规模不断扩大和最近拉丁美洲共同体的成立中得到启发，欧盟和拉丁美洲共同体建立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要达到对外保护其市场和对内自由贸易的目的而已。如果单从人口规模来看，欧盟(25个成员国人口总计4.5亿)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人口总计5.9亿)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如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而且，欧盟和拉丁美洲共同体内部在发展过程中必定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根本就无法像中国一样实施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无法形成更具协同效应的多样化分工，但即使是这样，它们还要坚持不懈地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中原因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性力量之所在，我们珍惜和保护我们的国内市场了吗？由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很少能通过海外市场发展起来，而大国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增长为之提供持久的动力，例如，美国工业的从无到有并取得国际领先地位就是通过这种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建立起来的，而高端产业的建立通过迂回生产和由此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要比中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战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没有必要害怕海外的保护主义浪潮，因为中国正需要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只有这样才能为高端产业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它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这是利用中国不断成长的庞大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有必要重新实行保护高端产业的进口替代政策，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通过国内经济的大循环实现经济的腾飞。
第六，中国保护国内市场的世纪性难题。以贸易保护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是落后国家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和自主创新的基础，如果中国永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那么，高端产业(或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进口替代就无法展开；而如果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就必须对高端产业的国内市场进行关税保护。但按照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这种关税将无法达到保护民族企业的目的，反而保护的是跨国公司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中国在将来如果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将不得不面对的世纪性难题，这个难题也是拉丁美洲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拉丁美洲在1960-1980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取得了远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1981-2001)好得多的经济成就：前一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2.9％；而在后一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却只有0.4％。但为什么同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在30年的时间里(1865-1894)崛起为工业强国，而拉丁美洲通过同样的30年(1945-1975)，却仍没有摆脱依附型经济的命运呢？原因就在于拉丁美洲国家在消费品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上虽然是相当成功的，但却因为跨国公司支配了其资本品工业，所以拉丁美洲就无法在其高端产业展开进口替代和自主创新。与19世纪下半叶美国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严厉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不同，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却指望外国直接投资给其带来福音。其结果是，虽然拉丁美洲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是让民族企业独享国内市场的工业化收益，但是，在外资企业控制了拉丁美洲国内经济的情况下，这种贸易保护反而成了跨国公司在关税保护之下利用垄断地位在拉丁美洲国内市场攫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因此，拉丁美洲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改变其不利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瓦解，这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实行贸易保护也无法改变依附型经济命运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是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秘诀：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必须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将永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吗？如果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就必须通过限制外资的措施给未来中国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预留空间。
第七，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新学说仍有待于深入发展，它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此，这一学说存在着错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作为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两位代表人物，赖纳特和张夏准似乎已经把中国看做是奉行李斯特主义经济政策的典范，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他们并没有对中国经济进行过研究，就接受了西方非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者关于中国崛起的过于夸大的看法；二是他们忽视了笔者在本文中所谈到的美元霸权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已经使历史上落后国家致富的经典途径不再可行，如在过去抓住制造业就抓住了国家富强的根本，但现在只有高端制造业才具有这个特点。如果他们按照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中国仍需要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启蒙。此外，赖纳特提出，“中国内部也将产生这种雁阵机制——从沿海到内地——实现产业升级”，这种看法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应该发展国内区域间水平分工，不能再延续东部沿海向西部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的老思路，例如，西部在以能源和资源为基础的第六次技术革命中可以一马当先，建立全国最先进的高科技基地，因此，西部在发展能源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时，产业价值链高端必须在当地发展，这些报酬递增的产业价值链是西部脱贫致富和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根本途径。总的来说，目前的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国家内部发展机制的研究还很薄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异常重要，特别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新战略呼唤着国内发展政策的创新，这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创造性发展的重要机遇。
第八，李斯特经济学在传入中国的时间上大大晚于日本，这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重要思想根源。李斯特的著作总结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到他生活的时代西欧主要国家发奋图强、富国强兵的历史经验，包括美国学派在内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学说。在19世纪末，正如爱尔兰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福音书”、希望“爱尔兰人人手一册”一样，它是当时反对殖民主义并追求国家独立的国家精英们的指路明灯。因此，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和日本传播时间和程度上的差距深刻影响了两国在近现代史上的不同命运，与中国在1927年才翻译出版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及亨利·凯里的思想迄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过系统介绍不同，亨利·凯里的保护主义思想早在1870年就通过《保护税说》一书介绍给了日本读者，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19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翻译出版，但在中国却大约晚了40年。笔者认为，这是中日两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起点出现巨大时间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起始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在民国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际上仍处于懵懵懂懂之中，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才真正完成，但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国家精英并不了解李斯特学说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而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就以迅猛之势展开，这种差别不能不说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日本被国家精英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联系，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一样，在日本，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就成了日本的国家精英们迎接西方挑战的思想闪电。例如，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又如，作为日本明治维新著名领导人的大久保利通在访问德国期间接受了李斯特的学说之后，自称“东洋俾斯麦”，奋不顾身地投入于扶植民族工业的事业，对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居功至伟。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崛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今天，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仍闪耀着熠熠光辉，而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则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目前它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坚持独立自主经济发展道路的锐利思想武器，其主要代表人物赖纳特和张夏准的许多著作都被翻译成了许多国家的文字，他们的著作都获得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颁发的“缪尔达尔奖”，著名的《金融时报》2007年曾组织专栏专门讨论他们的经济思想。张夏准还被誉为“最近十五年经济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思想家”，并与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于2005年获得里昂惕夫经济学奖。另两位代表人物赫德森和廖子光是美元霸权理论的创建者，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因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元霸权的批判而声名鹊起，在中国影响很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应该深入研究并发展这种新学说对中国崛起所提供的治国方略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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