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主宰的一次新诗革命——台湾新诗论争二十年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台湾论文,二十年论文,主宰论文,民族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是我国的一个小省，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却是一个社会意识的实验场，拥有极其丰富的社会意识斗争的历史经验。仅以当代文学意识的呈现来看，就比大陆要丰富得多。初期有中国文学与皇民化文学残余的斗争，接着有中国文学与西化文学的斗争，继则有中国文学与“台独”文学的斗争。这些都是关乎中国台湾文学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其中，从50年代持续到70年代的台湾新诗论争，则是中国文学与全盘西化文学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役。这一战役参与的双方，从人员的身份来说，都是中国人，但就其思潮和理论的主导面来看，却具有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斗争性质。
一
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势力，从大陆逃亡到台湾之后，其对意识形态尤其是对文艺方面的钳制，甚至比它在大陆时期还要严厉和残酷。不仅宣布革命作品为非法，而且宣布所有留在大陆作家的作品均为禁物。不准任何一支具有红色翅翼的小鸟和蝴蝶入境，台湾民众中因一本红皮书坐牢、杀头的已不再是鲜闻。他们一方面滴水不漏地阻断了祖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血脉，斩断了台湾文学在祖国大陆的根，另一方面也死死地把台湾文学和台湾文艺青年的思想，禁锢在反共八股的文学囚笼之中。为了打破这种禁锢，为思想寻找一个窗口，为文学寻找一点活水，一批具有民主意识的台湾文学青年，便把渴求的目光朝向了西方。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便成了他们敬慕和吞食的对象。从50年代初期起，西方现代派的诗，便首先涌进了台湾。1953年至1956年之间，台湾现代派的三大诗社，即：现代、蓝星和创世纪，便纷纷地举起了旗帜。现代派的诗成了台湾诗坛时兴的鲜货。这种情况表明，现代派的诗在打破禁锢，传输文学的民主气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现代派新诗引入台湾，虽然对打破反共八股控制台湾文坛的局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对台湾诗歌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没，但其消极面却大大超过了积极面。众所周知，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现代派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它是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文学。而50年代，台湾社会还处于极其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社会上存在着极其残酷、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广大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急需的是斗争和反抗、揭露和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不是现代派那种无病呻吟的文学迷宫。因而50年代台湾的现代派诗是在不适宜的气候、土壤和水分条件下，移植过来的不适宜的文学之苗。所以它一出现，便与台湾当时的主客观环境格格不入。一场论战便不可避免地暴发了。
一般的战争，只有交战双方，不是战友便是敌人。但是台湾的新诗论争，却是一场奇特的战争。论争的初期，大体上处于一种非正规战的实验战争阶段。
1、保守右翼势力与现代派的论争。自50年代现代派登陆台湾之后，最初向现代派发难的，是代表保守右翼势力的苏雪林教授。苏雪林自五四时期起就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顽固地反对新文学，反对鲁迅。到台湾之后，还出版《我论鲁迅》等反对鲁迅的著作。她于1959年7月在《自由青年》七月号发表了《新诗的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借李金发之尸，攻现代派之魂。说现代派从大陆渡海赴台之后，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随笔乱写，拖沓杂乱，无法念得上口。”她攻击现代派的目的，仅仅是因为现代派打乱了旧文坛的秩序，改变了原有的诗歌成规。第一个站出来批驳苏雪林的并不是西化派的干将，而是反对新诗全盘西化的老诗人覃子豪。他在《自由青年》1959年第4期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兼致苏雪林》。在指出苏雪林的偏激、保守，“是不前进的批评家”的同时，也指出当时台湾现代派的弊端：“由于盲目拟摹西洋的现代诗，其结果以暖昧为含蓄，以生涩为新鲜，以暗晦为深刻，成为伪诗。”苏、覃的论争进行了两个回合，这种从历史角度引发的论争便让位了。这一阶段论争虽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但它却是台湾20年新诗论争的揭幕典礼。
2、杂文家邱言曦和寒爵与现代派的论争。在苏、覃论争稍后的日子里，杂文家邱言曦在1959年11月20日至23日的《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新诗闲话》的文章，从中国传统的古诗出发，对现代派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锋芒主要指向现代派诗语言的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将本来明白的话语变成梦呓。如果说邱言曦的文章还未能刺入现代派的要害，只触及了诗的形式。那么，寒爵的《四谈现代诗》便前进一步了。寒爵认为，台湾的现代派诗人们，不应当把法国象征派的那种充满了颓废、幻灭、消极、厌世、绝望，向酒精中求麻醉，向女人身上找沉迷的思想移植到台湾来。这是“一种背逆时代的走向，是一种不应有的逃避”。邱言曦、寒爵的文章一发表，台湾诗坛顿时失去了平静。现代派方面余光中、洛夫、钟鼎文、羊令野等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卷入这一论争的刊物有：《现代诗》、《创世纪》、《文学杂志》、《笔汇》、《现代文学》、《剧场》、《文星》等。当时最有名的是余光中的两篇文章：《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和《摸象与画虎》。论争的这一回合，虽然几乎涉及到了诗的方方面面，但最要害的问题还是新诗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以余光中的两篇文章为例，其一，他认为台湾的现代派并不是法国的象征派和早年李金发的* 离了现实，脱离了大众，脱离了人生，既不可能有诗，也不可能有诗人，又从何处来的默契和期待？如果诗人们都去追求“高山流水”和“名山期待”，世界不是要真的变成文化沙漠了吗？所谓超越传统，打破机械，岂不成了空话？此外，打破成规，超越传统是现代派，流水知音，名山期待是古典名士派，既想在意识上超越，又想在风度上守旧，岂不自相矛盾？可见现代派的许多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有时气势夺人也是可怕的。当时传统派中虽然有桓来、风人和梁容若诸将参战，但比起现代派汹涌而来的潮水，仍然处于劣势，现代派握着论争的主动权。
3、读者参战。现代派像只多面兽一样闯入台湾诗坛，不仅引起了诗界、理论界的反感，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有位自称为“门外汉”的读者，于1959年11月在《自由青年》22卷6期发表来信说：“我要代表广大的读者群向诗人们呼吁：诗人们啊，请从你们那象牙之塔尖上走下来吧！走出来，走到群众之间来，用你们敏锐的才思，生花的妙笔，写一些为我们所理解，所欣赏的好诗。愉悦我们，启发我们，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兴奋、使我们哭和笑吧！让我们在欢乐的时候，纵情地歌唱它；寂寞的时候，用它来排遣愁思；颓丧痛苦的时候，更从它获得莫大的安慰与勇气，让它像甘泉一样，来滋润我们的心田，让它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份精神食粮吧！你也许以为这会降低了你的身份，贬损了新诗的艺术价值么，可是，你们现在的作品，尽管艺术价值是多么的高，其奈读者们看不懂何？读者们是没有那么多闲情去钻你们的迷魂阵的。诗人们，请把钥匙交给读者吧，不要再在文学上故弄那一套暖昧，朦胧的玄虚了！我们不需要那些只有专门读者和门人子弟才能懂的诗。我们要平易动人，老妪都能解的诗；我们不一定要明白语言宣告的诗，但要能懂易懂的诗。请为我们写吧！”读者的来信可能没有文人学士的理论文章有理论性和战斗性，也没有那种伏
论争初期，虽然已经形成了规模性战场，但那也只是初试锋芒。不但双方还有许多大将尚未出战，而且许多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也还仅仅是露出冰山的一角。就论争的局势看，虽然现代派处于被进攻和批判的地位，但是他们人多势众，并且占着舆论媒体的优势。他们的反驳，对发难者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加之发难的参与者多系作家而不是理论家、批评家，理论上显得相当贫乏无力，那种情感式和印象式的批评，不但难以击中要害，置对方于死地，而且他们异矛异盾，既无法集中使用火力，又难以持久和深入。所以初期的论争，仅仅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股阵风；大战来临前的一次遭遇战。
二
台湾的新诗论争，是多种社会矛盾，包括意识形态的矛盾、内外文学思潮的矛盾和诗歌主张的矛盾互相酝酿、撞击的结果。因而它展现出的面貌也就相当复杂和诡异。这首先表现在它的非单一性上。它没有单一的敌我界限，没有单一的交战战场，没有单一的是非标准，也没有单一的理论主张。然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它的表现又是多面的和复式的。比如表面上是文艺主张之争，实际上是民族的精神和情感之争；乍看是民间的诗歌流派之争，实则是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粗看是两条阵线，细瞧却有多个营垒；从这个角度看是“内战”，从那个角度看却是“外战”。这次论争中，现代派内部发生的两次较大、较有影响的论争，是现代派主将覃子豪与纪弦，余光中与洛夫之间的互相论争，这种论争就颇具神密和诡异色彩。现分别叙述。
先说台湾现代派诗的两大首领之间的论争，即“现代诗社”社长纪弦和“蓝星诗社”社长覃子豪之间发生的论争。台湾现代派发难之初，虽然号称为三大诗社，但是他们之间的观念和主张是有所区别的。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社”和以洛夫、痖弦、张默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属于比较激进的现代派，它们一前一后代表着台湾新诗西化的主张，也是反对新诗西化中受到冲击最激烈的诗社。而“蓝星诗社”是被称为现代派中比较温和的一派。虽然该诗社中个别诗人，比如余光中，也曾经受到反对西化战火的波及。但就整体而言，“蓝星诗社”位于反西化火网的边际。不仅如此，“蓝星诗社”的头号人物覃子豪，还是反对台湾新诗西化战线上的主将之一。1956年元月，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在台北成立，《现代诗》诗刊从此变为该诗社的社刊。《现代诗》诗刊第十三期，即改为社刊的首期，刊登了纪弦为现代派创作的《六大信条》：
1、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2、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或创作的实践。3、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4、知性之强调。5、追求诗的纯粹性。6、爱国、反共、拥护自由与民主。
纪弦这六大信条一公布，迅即成为众矢之的。首先向纪弦开炮的，是“蓝星诗社”的覃子豪，他在1957年8月的《蓝星诗选丛刊》第一辑“狮子星座”上发表题为《新诗向何处去？》的文章，对纪弦的《六大信条》，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明确地指出其“六大信条”的方向错误，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新诗的“六条正确原则”：
1、诗的再认识：诗并非纯技巧的表现，艺术的表现实在离不开人生；完美的艺术对人生自有其抚慰与启示、鼓舞与指导的功能。2、创作态度应重新考虑：一些现代诗的难懂不是属于哲学的或玄学的深奥特质，而是属于外观的，即模糊与混乱，暗晦与暖昧。诗应该顾及读者，否则便没有价值。3、重视实质及表现的完美：所谓诗的实质也就是它的内容，是诗人从生活经验中对人生的体验和发现，没有实质诗无生命，如何表现这实质，诗人应该严肃的苦心经营，有中肯的刻划。4、寻求诗的思想根源：强调由对人生的理解和现实生活的体认中产生新思想。诗要有哲学思想为背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故诗的主题比玩弄技巧重要。5、从准确中求新的表现，树立标准，有了标准才有准确。6、风格是自我创造的完成：自我创造是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新诗要先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不能盲目移植西方的东西。
覃子豪针对纪弦的民族虚无主义，提出了新诗必须有民族的气质、性格和精神；针对现代派诗的无病呻吟，提出了诗应注意实质，诗人应从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中发现实质；针对现代派诗的飘浮、缺乏思想和主题而提出，诗要有新思想，要以哲学为背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反对玩弄技巧。覃子豪更明确提出，反对盲目移植西方的东西。覃子豪的这些主张，不仅对台湾现代派是治病良药，救命仙丹，而且对台湾整个新诗，也是至理名言。可以说，这些主张是对中国五四以来新诗宝贵经验的科学概括，因而它一面世，便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响应。
纪弦的“六大信条”受到猛烈攻击之后，他又发表《新现代主义全貌》文章进行辩解。这种辩解是以表面强硬，实际退却的方式进行的。纪弦在该文中称自己为“新现代主义”，是一种“革新了的现代主义”。这种现代主义是“国际现代主义之一环，同时是中国民族化的一部分”。从“六大信条”中的“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到《新现代主义全貌》中的“中国民族化的一部分”并不是纪弦理论主张的改变，而是穷于应付中马脚的暴露；是失败者慌乱中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不过纪弦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无能，而是对现代派理论的误认。后来，当纪弦真正认识了现代派的弊端之后，便发表声明解散了现代诗社，并在1964年2月《现代诗》诗刊终刊的《编者话》里，公布了现代派诗的三种病症：一、缺乏实质内容的虚无主义的倾向；二、毫无个性的差不多主义倾向；三、漠视社会性贵族化脱离现实倾向。
纪弦不愧为台湾50年代的诗坛领袖；不愧为有气魄、有担当的大诗人。当他认识了现代派真实面孔和灵魂之后，便毅然地对它作出判决，并与之决裂。
现代派内部的另一场论争，发生在洛夫和余光中之间。50年代末期，余光中的长诗《天狼星》发表之后，洛夫便在1961年7月第9期《现代文学》上发表长篇论文《天狼星论》，以激进现代派的姿态，对《天狼星》发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天狼星》未经孕育成熟就急于成篇，是一部“早熟的失败之作”。《天狼星》的失败在于：他强调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企图刻划完整的人物；语言太明白；意象太清晰。洛夫的文章发表后，余光中随即发表了《再见，虚无》一文进行辩解。余光中在某些方面反驳了洛夫，但却承认《天狼星》失败的原因是孕育不够，“定力不足”，是还不够虚无之故。70年代中期余光中在香港教书期间，对《天狼星》进行了重大手术，这是洛夫诊断的结果。
覃子豪与纪弦之间和余光中与洛夫之间的论争，表面上看均为现代派的“内战”，但事实上，他们都有着质的区别。覃子豪和纪弦不同，纪弦在大陆时期，就是现代派的重要成员，到台湾后仍立志要举起现代派的旗帜，聚集和培养现代派后续队伍。因而他在台湾最早创办《现代诗》诗刊。新诗西化的纲领《六大信条》出自他的手笔，并不偶然。而覃子豪虽然身为“蓝星”盟主，但他是坚持中国诗歌精神和理论的，因而《六大信条》一出笼，他便洞若观火地看出，这是要把中国新诗引向邪路，于是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从根本上提出了新诗的方向问题。经过几个回合的论争，终于使纪弦改变了自己的认识。而余光中和洛夫关于《天狼星》的论争，基本上是激进现代派的洛夫处于主导地位，余光中进一步向虚无和西化靠拢。这两个论争沿着两个相逆的方向，一个是代表中国诗的精神，向西化派的纲领进攻；一个是代表激进现代派，向不够西化的温和现代派进攻。这两个论争结果相异，一个是现代派的头号人物迷途知返；一个是温和派进一步走向西化。再就内涵而论，上述两个论争，虽然发生在现代派内部，但由于内涵不同其性质也有别。余光中和洛夫之间的论争，可以视为现代派或西化派之间的内战，而覃
子豪和纪弦之间的论争，却是中国民族诗的精神和主张与西化派之间的论争，这一论争为台湾新诗的中国路线理论的提出和巩固，埋下了一块基石，为台湾新诗的西化敲响了一计响亮的警钟。
三
中国有句古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台湾新诗论争的真正风暴，是由在西方留学和执教最熟悉、最了解西方的几位“洋教授”、“洋博士”掀起来的；台湾的现代派是在他们手里败下阵来的；台湾的新诗是因他们而走向回归民族、回归乡土方向的；台湾的一些现代派的大将们是在他们的猛击下而醒悟，并由西方转向东方的。他们的威力就在于，他们身在西方而热爱中国；他们既熟悉中国，也熟悉西方；既懂得中国文学，也懂得西方文学。
1972年在新加坡大学教书的关杰明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用英文撰写，用中文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上的《中国现代诗的困境》（注：台湾《中国时报》1972年2月28-29日。）和《中国现代诗的幻境》（注：台湾《中国时报》1972年9月10-11日。）等文章，立足于中国诗的传统，激烈地抨击现代派诗人们“忽视传统的中国文学，只注意现代欧美文学的行为，就是一件愚不可及而且毫无意义的事。”他们“以忽视他们传统的文学来达到西方标准，虽然避免了因袭传统技法的危险，但所得到的不过是生吞活剥地将由欧美各地进口的新东西拼凑一番而已。”他并引用了西方现代派诗歌大师艾略特和叶慈的话来强调民族传统对本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关氏在文章中点名批判了当时台湾诗坛最活跃的几位现代派的示范者。文章写道：“假如我们扪心自问，叶维廉、叶珊（杨牧）、或者是张默究竟与真正中国的传统有何关系；我们无可避免地会得到以下的结论：譬如说，叶维廉除了写些塞满着古人辞句的白日梦呓外，与旧文学丝毫攀不上关系，叶珊与传统的关系在于他舍本逐末、纪弦像是个走马看花的游客，而张默则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断简残篇……”关杰明的文章发表之后，《创世纪》等跃跃欲试，准备掀起反关风暴。他们说不出别的什么道理，
但是时间既没有给现代派喘息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们充分反驳关杰明的空当，理论强度和深度上，批判的激烈和无情上，都大大超过关杰明的另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被台湾大学数学系聘为客座教授的唐文标，便向现代派诸君们连连地扔下了杀伤力巨大，且具有埋葬送终性的“核弹”。唐文标先后在《龙族评论专号》、《文季》、《中外文学》诸刊物上发表了《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僵毙的现代诗》、《日之夕矣——平原极目序》、《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等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天国不是我们的》。唐文标的文章空前尖锐、泼辣而猛烈。唐文标指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而所表现的文学竟全没有社会意义，历史的方向，没有表现出人的希望。每一篇作品都只会用存在主义掩饰，在永恒的人性，雪呀夜呀！死啦血啦！几个无意义的辞中自赎。（注：《天国不是我们的》第190页。）”唐文标毫不容情地宣布：“今日的新诗，已遗毒太多了，它传染到文学的各种形式，甚至将臭气闭塞青年作家的毛孔。我们一定要戳破其伪善面目，宣称它的死亡，而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能踏过其尸体前进。（注：《天国不是我们的》第144页。）”唐文标叫现代派诸君们“靠边站”并宣布他们的死亡，给了现代派致命的
在现代派诗人们向唐文标反击时，理论家颜元叔，也参与了这一行动。他在《中外文学》上发表了《唐文标事件》一文。从此，唐文标对现代派诗的批判，被定格成“唐文标事件”。
从关杰明、唐文标、刘绍铭等从美国、英国大学毕业的博士和教授们的文学观念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愈是攻读西方文学，愈是热爱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钻得愈深，愈是强烈反对中国文学西化。这次台湾新诗论争中，向现代派诗冲锋陷阵的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回来的博士、教授。而与此相反，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的现代派诸君，大都是不懂、或不甚懂西方文学的人，他们之中除少数人留学美国外，多数人并没有专修过西方文学课程。那时台湾呈现出对西方文学两种奇怪的态度，即：有知者的清醒反对和无知者的盲目崇拜。有知而醒止，无知而盲动，仿佛具有某种较普遍的规律性。
关杰明和唐文标对现代派的严厉批判，在台湾诗坛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震撼了现代派的大将们，使他们深思猛醒，创作上很快出现由西方向东方的转向，并且以他们鲜明的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了台湾一代青年诗人。台湾青年诗论家孟樊，在他1995年出版的《当代台湾新诗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大体上，关、唐的两个主要论点：(1)回归中国传统，重视自己的民族性（关），以及(2)关怀社会现实，尊重世俗生活（唐）。在70年代后来陆续出现的年轻诗社，诸如龙族、大地、草根、诗脉、绿地、阳光小集等，都已被接纳吸收。创作的写实风格，日渐增强，反之，‘现代风格’则逐渐褪色。譬如余光中和洛夫两人的转变即为显例。（注：《当代台湾新诗理论》118页。）”
四
颠复和建构是一对孪生兄弟，所有的革命和改革大体由这一对矛盾组成。台湾新诗论争，实际上是一场新诗革命。这场新诗革命表面上看来，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纲领。但它却历久不衰，步步前进，步步深入，步步胜利。压力面前不屈服；恐吓之下不止步，直到把对手击退，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我们仔细研究发现，这一论争虽有自发性质，却没有自生自灭。其主要原因是，它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但却有坚毅的主宰和灵魂。在近20年的论争期间，凡是反对新诗西化的人们，个人自觉地，不约而同地抱定一个主张，那就是呼唤中国诗的复归；恢复中国诗的主人公地位；捍卫中国诗领土的完整。这种压不跨，打不破，击不退，始终成为每一个参与者胆魄的，就是中国的民族之魂。因而这一次新诗革命就是由这种不屈的民族魂主宰的。由这种民族魂主宰的新诗革命，最大的特色是一面颠复，一面建构；破除敌人、建设自己。
70年代初期，是台湾以一部分知识分子为先导的民族意识大觉醒时期。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洋奴哲学的浪潮此起彼伏。这种民族意识的大觉醒，虽然与整个大气候有关，但已经进行了十年的新诗论争，无疑也是这次民族意识大觉醒的一付清醒剂。新诗论争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民族意识的大觉醒反过来又促进了新诗论争的深入。新诗论争深入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民族诗的大厦在台湾的土地上雨后春笋般矗立；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新诗创作大大发展。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新诗回归运动。
1、1962年以文晓村和王在军为代表的一群台湾诗人，组成了“葡萄园诗社”，创办了《葡萄园诗刊》，高高地举过了“明朗，健康的中国新诗路线”并以他们民族化风格的作品，在台湾诗坛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和葡萄园诗社风格大体相同，诗人也有所交叉的，以女诗人涂静怡为主编的《秋水诗刊》，也在这时期创办。他们以秋水般明净的中国化作品，获得了社会肯定。
2、1964年，一大批台湾本土诗人组织成了“笠诗社”，并创办《笠诗刊》，提出了写实主义的“新即物主义创作路线”。他们的作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赢得了读者。不过该诗社的一部分诗人，90年代发生了转向，倾向于“台独”，这是新诗的不幸。
3、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台湾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震撼整个台湾诗坛的青年诗人运动。几年之间由数百位青年诗人，组成的数十个诗社，创办的数十家诗刊，像绿荫铺满台湾的土地。从第一个“龙族诗社”到最末一个“阳光小集诗社”，均鲜明地继承和发扬新诗论争中激发和提出的反对西化，创造中国化新诗的精神。这些诗社是：龙族诗社、主流诗社、大地诗社、诗人季刊、草根诗社、绿地诗社、喷泉诗社、诗潮诗社、掌门诗社、心脏诗社、诗脉诗社、阳光小集诗社等。这批青年诗人以初生之犊的精神，虎虎有生气的冲进了台湾诗坛，成为台湾诗河中的强大激流。“龙族诗社”以象征中华民族的龙，自居和自许，响亮的提出“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由高尚秦主持的《龙族评论专号》成为台湾新诗民族化理论的一面重要旗帜。台湾新诗民族化的理论，到了1977年5月，以高准为代表的“诗潮诗社”成立，逐渐完整而系统。《诗潮诗刊》创刊号上刊登的发刊词：《诗潮的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该发刊词共五条：
一、要发扬民族精神，创造为广大同胞所喜见乐闻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
二、要把握抒情本质，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决心，燃起真诚热烈的新生命。
三、要建立民主心态。在以普及为原则的基础上去提高，以提高为目标的方向上去普及。
四、要关心社会民主，以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意气风发地写出民众的呼声。
五、也要注意表达的技巧，须知一件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思想性再高也是没有用的。
“诗潮”的这五条主张，已基本上含纳了中国化诗的主要内容。比“诗潮”之前那些诗社提出的主张，均要具体、明确、完整而系统。这些理论主张的提出和相应的作品的创作，是新诗论争的具体成果，也标志着新诗论争中中国民族化新诗的胜利。当然新诗论争的目的，不是要把现代派打倒，也不是要将西方诗歌扫地出门，而是让现代派退出它们在台湾诗坛的霸主地位，让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居住的位置；同时让西方诗歌退出它们独霸的中国诗的主权，回到它们的客居身份上去，将过去那种主、客颠倒和主、次错置的局面，重新颠倒和更正过来。这就是二十年新诗论争的重大成果。因而台湾新诗论争的实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文学主权的斗争；是一场新诗的反侵略，反占领的斗争；是一场文艺思想上反对崇洋媚外，爱祖国、爱民族的情感和理论教育。唐文标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现代派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殖民地”，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耸人听闻。有了这种高度清醒的认识，才激励他那么忘我地战斗。当现代派退出诗坛霸主地位，当西方诗回到客居身份之后，这场新诗革命的历史使命便已实现。台湾的新诗论争是一场中华民族魂主宰的，有始有终的新诗革命。
五
台湾新诗革命使命的实现，仅仅完成了台湾文学革命的一半任务，它丝毫没有触动台湾小说及其他文学领域中的西化问题。暴发于1977年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从社会意识、文艺思潮看，它是二十年新诗论争的继续，是要完成小说诸领域中的文学主权斗争，是要反对小说诸领域中的崇洋媚外和西化问题。不过，两者在形式上是有所区别的。新诗论争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时间先后达二十年之久，而乡土文学论战则是以疾风暴雨的方式体现的，先后不到两年时间；新诗论争是主张中国诗一方向西化方发起攻击，而乡土文学论争则是由西化方向中国的乡土文学挑战。由于这两次论争具有连续性，参加过新诗论争的一部分成员，又投入了另一场交战并成为主角之一。比如诗人余光中等。新诗论争的起因是中国新诗失去文学主权的焦虑和愤怒促使其奋起反抗，而乡土文学论战则是乡土作家创作的辉煌成果，使台湾当局及其御用文人们感到某种革命气息的恐惧，而大打出手。两次论争比较起来，乡土文学论战带着更明显，更露骨的政治色彩。由于乡土文学论战，带着两种文学思潮，两种政治势力的决战性质，因而其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新诗论争。也正因为如此，乡土文学论战便成了台湾文学向民族、向乡土回归的总枢纽。如
回眸历史，是为了反馈现实，但如今台湾文坛的现实，却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二十年前的新诗论争，凡是怀抱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的人，不管是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不管是批判的一方和被批判的一方，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胜利，都是满意和欢呼的。即使新诗论争中站在西化一方的现代派诗人余光中、洛夫、痖弦、纪弦等，对中国文学的胜利，对自己能在刺激中转向，也是抱着一种欣慰的感情。他们不仅创作上有了明显的风格上的变化，而且认识上，态度上判若两人。痖弦有：我的诗路历程是由西方到东方，转了好大一个圈的总结；余光中有：诗只有是民族的，然后才是国际的名言。这表明，他们早期的西化是出于对反共八股的不满和思想上的一时迷误，本质上，他们是爱护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虽然在论争的当时，他们受到了不同的批驳，但是后来的胜利果实，却是中国人共同的。而与这一现象相反的是，原先新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中的另一部分参与者和骨干人物，论争中他们也曾向西化派冲锋陷阵过；曾经发表过许多令人敬仰和羡慕的理论文章。如新诗论争中的陈芳明，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王拓等，如今，他们却自食其言。陈芳明在新诗论争中是“龙族诗社”的灵魂人物之一，新诗论争中他写道：“第一，龙族同仁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
激起一些正义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