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的利与弊——从文化地缘的视角看中国现代作家留日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视角论文,群体论文,衣带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中国，人们历来爱用“有意栽花花不艳，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诗句，来比喻那种当初的设想最终落了空，出人意料地却另有收获的奇妙事情。这类事情，即使在宏观历史中，也是不乏其例的。譬如，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历程，便有着类似的耐人寻味的特点。
这主要是指：从清朝政府采纳最早以私人身份去美国读书的容闳关于“政府宜先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注：容闳：《西学东渐记》，102页。）的建议，决定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开始， 其初衷无非是基于“时势艰难”的现实，急求“切实”与“经世”的“技艺”之学，像军事、制造和法政之类，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1868年（清同治七年），首次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奏准的《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即说明是要“量材拔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而1875年（清光绪元年），福建的沈葆祯指派学生初次去欧洲留学，除了学造船，便是学习陆军。至于中国的官派留学生到日本，最早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其宗旨更为明确，那是要通过近代化进程起步较早的日本，就近学习“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注：《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下》。）实际上，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的这种指导政策，后来也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经过大约十年的时间，到20世纪初，中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已达万人。其中的大部分，不外乎是学习师范、军事，以及工商等课业。关于这种状况，不仅有切实准确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从一些有留学经历的人的回忆中，也看得非常清楚。与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业志趣有所不同、后来成了著名文学家的鲁迅，在为小说集《呐喊》所写的《自序》中便说过，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
由于清朝政府是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派遣留学生的，所以这些留学生们陆续归国以后，他们的社会角色及其就业方向等，都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演化过程，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留下了一些痕迹。例如：
一、从光绪年间开始，去国外学习新式教育以及法政，是留学生政策的重心。到1905年（光绪三十年），在13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中，读所谓文科（主要为师范和法政科）的，竟占了1100多人。后来，中国各省中级以上学校的教职员里，便多数是留日毕业的师范生。而留日的法政科学生，回国后大都进了各地方的咨议局，成了政客。（注：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53页，中华书局，1939。）
二、到1905年（光绪三十年）春，清政府练兵处又奏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此后每年派遣大批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及其预科振武学校学习。（注：《约章成案汇览·卷32下》。）其结果则是，此后“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底姓名，几之十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注：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64页，中华书局，1939。）。后来曾长期占据着中国军政权力的核心地位的蒋介石、汪精卫和阎锡山等人，都在日本学习过军事。
三、自1909年中美两国商定，开始以清朝政府的部分庚子赔款，用于选送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其学业的重心便转向了“以十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注：《外务部学部会奏遣派学生赴美留学折》。）。为执行此项留学计划而特设的清华学校，后来招考预备班的学生，学科比例大致也是这样。如1921年该校规定：“本校此次招考矿科、电科、机械科、土木工程科、农科、林科学生共10名。”（注：《清华一览》。）从此，中国开始有人出国专门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可以看作是所谓“科学救国”观念的实施。到民国时代兴起的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还有日本仿效美国以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建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的交通等部门增派专业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也都是着眼于通过留学为中国培植新的科技人才。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向海外派送留学生的过程中，这些着眼于现实的急需而偏重的学科方面，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有目共睹的是，众多海外留学生，后来成了辛亥革命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中的骨干人物；由于留学生的引进和支撑，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在近代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有的留学生，像首次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等人，还成了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开创者……所有这些事例，都是留学生们为国家兴亡、为民族复兴而作出的积极贡献，低估这些，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全面、清醒地评价，则不能不说，尽管近百年来，中国借助于留学生与世界的沟通，在政治、军事、教育乃至科学等方面，都有些改观，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衰败的命运，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势上，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之后，中国仍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即使是蒋介石那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和政治家，也没能真正使中国统一起来。更有甚者，从1919年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引发起著名的“五四运动”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开始，到后来成为汉奸的汪精卫，不断有留学生出身的政客丧权辱国的例子。至于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留学生回国后，也没有什么人真正能扭转国内百业凋敝的状况，所谓“科学救国”，只不过是他们在国外时的美好梦想而已。与这些学科的留学生们归国后常常一筹莫展的窘况形成相比，倒是在历届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时从未看重，认为并不值得去国外学习的文学，竟成为一些留学生们热心的事业。而且后来不管是在日本读书，还是在欧美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中，都涌现了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显著、很受人注目的作家。虽然留日与留学欧美这两个作家群体，在文化观念与文学风格上，并非完全一致，如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作家们，大都热衷于“平民文学”，表现出与当时政体对立的姿态；而胡适等从欧美回来的作家，则多钟情于纯文学的“贵族情趣”，与当政者若即若离。这两大作家群体之间，还曾为种种因由，发生过不少的笔墨冲突，给现代中国文坛上增添了些风风雨雨。然而唯其如此，他们又相反相成，彼此补充，使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声有色。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一世纪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情形。当时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相当落后与腐朽，然而它们在同期，却涌现出了众多文化伟人，如歌德、黑格尔、贝多芬，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等，给这些民族的暗淡时运，增添了异常耀眼的亮色。当然，不好将鲁迅、胡适等人，与歌德或贝多芬强加比较，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成就，使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或者军事方面的尴尬处境显得黯然失色的现象，则是与德国和俄罗斯异曲而同工的。这些中国现代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使处于艰难时世的中华民族，不至于完全失去生存的信心。他们的创作，显示了中国人潜在的生命力。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一个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暂时陷入困境的国家，从精神上给予的某种补偿，即中国人常说的“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毫无疑问，后来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主要力量，并在文学创作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成绩的留日和留学欧美这两大学生群体，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史上，决不比学习其他科业的人逊色，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中国超常地发挥了个人的文化价值。
心随东棹忆华年
回顾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不难发现，差不多所有成果卓著的作家们，都有过留学日本或者是留学欧美的生活经历。他们有的是在国外留学期间就确立了文学的志向，有的虽是后来回国才开始创作活动的，但他们在青年时代的留学经历，始终是激发其创作的精神动力。如鲁迅，便曾以“心随东棹忆华年”的诗句，题赠给归国的日本朋友增田涉，表明对自己在青年时走上文学之路的日本，终生怀有难忘的情愫。
实际上，这诗句里所说的“东棹”，并不应该只理解为“东行到日本的船只”。从中国出发经过日本再往东行，还可以到达欧洲和美洲。因此，当年不管是去日本，还是去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是要“东行”的。如此说来，鲁迅的这句诗，是可以代表所有曾在青年时代留学国外的中国作家们，对激发过自己的文学热情，并开始走上创作之路的异国土地那种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的。
中国作家们对自己最初选择文学为业的国外留学时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大都百感交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他们的文学志向，大都不是在出国留学前定下的初衷，而是在国外经历了种种生活和心灵体验之后，自主做出的人生选择。这就是说，他们最终选定文学的志趣，大都是与中国官方派遣留学生的意图矛盾和冲突的。不必说历届中国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的学生，长期间没有“文学”这一分科，即使是后来美国用部分庚子赔款接收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去欧洲各国读书的中国青年，被指定选学与专攻文学的，历来也极为少见。因为从官方的指导观念，或按中国的传统意识而言，是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以这种看法，“立言”的文学，始终不过是宗法政治和功名道德之后的附属物，仅为“雕虫小技”而已，其价值和重要性根本无法与前二者相提并论。即使着眼于民族危亡形如累卵的艰难现实，中国的当政者，也从未像急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那样，来看重表现人的心灵和精神体验的文学。像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创者的胡适，刚去美国时，在日记中就写道：“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注：《胡适留学日记》。）由此不难想象，像他那样在国外留学期间，背弃了中国官方所要求学习的课业，而矢志于文学的青年，在做出这种抉择时，是要有些卓然不群的精神的。据有留学体验的前辈人回忆，在留学的种种人中，有为谋个人前程的，为赚钱发财的，为任性自由的，为革命流亡的，只有后两类人才与文学有缘分。前一种人，“在国内时多半出身于旧式家庭，精神受着传统礼教的压抑，个性处于萎顿状态”。而留学之后，“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寻找着远比求专业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个性的自由发展。为此他们宁可放弃专业学习，放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而从事那充满着骚动与宣泄的文学事业”。而后一种人，不管是因为躲避政治迫害，还是自觉救国，则多以文学为启蒙工具。（注：贾植芳：《谈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日本《九州华报》，1997年第3期。） 这些人选择文学为业，标志着他们与中国传统观念的痛苦决裂，也可称之为对官方的“叛逆”。这除了指情感和思想上的对抗，还指归国后与仕途经济之路决裂，断了做官或者是发财的念头。
二、在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青年后来成为作家的，比在欧美选学或立志于文学的为多。这自然首先是因为，同中国与欧美的距离相比，日本和中国的地缘关系相当亲近，信息传递历来容易，往来也比较方便。中国人到日本感受与认识经济或文化等近现代化的过程，仿佛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近现代中国留日的学生，一直多于去欧美读书的。于是，其中专攻文学的人数也比后者为多。不过，正由于中日两国是近邻，又使得那些想借留学之名去国外“饱眼福”、“开洋荤”的中国富家子弟，历来是宁选欧美而不去日本。如清末所派“贵胄游学生”，不仅生活费用充裕，而且“游学国以英美德三国为限”（注：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则大都是一些有志于学业却生活困顿的贫穷青年。其中不少人，像鲁迅、郁达夫等，在出国之前，家庭已经中落，曾遭受过人们的白眼。而东渡以后，因为人们大都有恃强凌弱的心理病态，因中国暂时的衰败，他们又饱受了一般日本人的“白眼”。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经历了如此“双重的心灵痛苦”之后，才走上了用笔来抒发愤懑之情的文学之路的。人们说：“愤怒出诗人。”中国的留日学生，也大都经历过如此的精神磨难，才成了作家。说中国留日作家是被逼上了文学“梁山”的，并不过分。
三、中国留学作家之多，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坛作为之大，恰如曾在日本留过学，后来成了著名文学家的郭沫若所说：“中国文坛的大半，是由日本留学生建起来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社也是同样。”（注：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129页，中华书局，1939。）具体来说，在日本读书并在那里成为作家的中国人，大约可分为五代：第一代是在戊戌变法后东渡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如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后来这些人差不多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骨干。第二代是辛亥革命前后去日本留学并转向文学的，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他们回国后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第三代是在五四运动后去日本留学并选择了文学为人生志向的，如夏衍、穆木天、丰子恺等。第四代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或流亡，或留学，继而从事文学活动的，如胡风、周扬等。第五代，是30年代中期以后到日本读书并参与文学活动的，如杜宣、林林和叶以群等。（注：贾植芳：《谈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日本《九州华报》，1997年第3期。） 这五代人，几乎相继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坛上的主流派。不过，恰如中国古语所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留学日本归来的作家在文坛上举足轻重，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利弊得失，都与这些作家在日本形成的文学观念或文化观念，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这其中包括，他们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显示了空前的创作实绩，给当时和后人留了众多耐人品味的好作品；同时，因历史和地域的局限性，这些作家们也不自觉地从日本的文学环境中，感染了一些他们自身难以觉察和克服的薄弱之处。比如他们大都重视文学的启蒙与教育功能，而相对地不太看重高雅作品的价值。这些弱点，必须在与后来逐渐增多的留学欧美，并以文学为专业的中国作家群体加以对照，才能看得出来。在这方面，现代中国的留日作家们，限于自身的眼光，长期未能意识到。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立足于在日本形成的文化视野而酝成的历史褊狭。
邻舍何妨借树凉
“邻舍何妨借树凉”这句话，出自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新葺小园二首》。它大约可以代表传统的中国人历来崇尚邻里友好的心理习惯。其实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择邻”以求利于教育子女那样的重视邻居关系的意识。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至今还是时常挂在中国人嘴边上的话。
不只是一家一户有邻里关系，大至国家之间，彼此也都有相互接壤或者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中国与日本两国之近便，历来有所谓“一衣带水”的比喻。这个比喻，本源于中国古代的隋文帝杨坚。他曾说，当时隋朝与南陈两国，不过只隔有一条状如“衣带”的长江之水，决无妨于两国之交往。（注：《南史》卷10《陈后主本纪》。）直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社会潮流之后，中国人还是以传统的善意相助的眼光，来看待近邻国家的关系。如在清朝末年，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所以以日本为重点，就是因为中国人一向视欧美为“天涯海角”，认为不如去日本可就近受益。关于这种认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1898年所写的《劝学篇》里，表白得十分清楚：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邻舍何妨借树凉”的意识，在近代被用以支持留学方针时，已带上了相当的急功近利的色彩。也就是说，去日本留学，在当时中国只是被看作学习西洋“新学”的一种应急的“捷径”，或曰“第一步”。所以它本不是什么“体面”或者“风光”的事。作为足以在人前炫耀的身份，“留学日本”是根本无法同“留学欧美”相提并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清末起，政府屡次鼓励“亲贵”赴日本留学，响应者却总是寥寥，而申请获准以“官费生”身份东渡读书的，大多是平民甚至是贫苦人子弟的原因。
留日学生中大多数出身于平民，这意味着他们在东渡之前，自己的家境和心境大都已遭受过一次“衰败”的打击了。例如，鲁迅在自叙青年时代决心外出寻求新生路的动机时，就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注：鲁迅：《呐喊·自序》。）另一位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的留日学生郁达夫，在去日本之前的少年时代，同样饱尝了辛酸：他的“书香门第”的家业早已没落，母亲在乡下靠仅有的几亩地为生。他是处在几乎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出公差的兄长带到日本入学的。（注：郁达夫：《自传》，《人间世》，1934年第12期。）综观中国的留日学生中，像鲁迅和郁达夫这种经历的，并非只是个别。不难想象，这些已经遭受过痛苦的生活挫折的莘莘学子，当踏上东瀛国土后，那心情决不可能无忧无虑，甚至还会被笼罩于拂之不去的沉郁心影之下。这是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大都无法轻松欢快与全神专注于专门课业的心理上的原因。
从外在的客观环境来看，当时日本的社会气氛，也给中国留学生们的精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刺激和创伤。与距离中国相对较远的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使近邻中国相形见绌。近在咫尺的强烈对比，无情地显示出中国的落伍和衰弱。近代西方国家当然也都对中国施行过侵略政策，不过，由于地理距离毕竟遥远，基于常说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理惯性，一般的欧美人，仍对中国怀着某种神秘的印象。当他们偶而见到中国人时，末必就十分歧视。而日本和中国之间，因为地缘相近如邻居，日本人对中国的实情，要比欧美人明白些。他们在感受到应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自喜于本国日见强大的同时，一般人难免以一时一地之成败来看待中国的暂时落伍。人类中这种并不少见的心理局限，使以往华夏文明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光彩，迅速荡涤殆尽，“支那”很快就变成了侮辱性的称呼。这也就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家竹内实先生，在回顾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史时所说的，近代日本观念中“大东亚共荣”或“八绂一宇”之类的所谓“使命感”能够如此膨胀，原因之一在于，它和日清战争以来蔑视中国的感情，是不矛盾的（注：竹内实：《日本人心中的中国像》，197页，岩波书店，1992。）。 这是中国留学生东渡后，在日本明治、大正与昭和时代里必须面对的社会情绪和文化气氛。
读读众多留日中国作家的文章，其中差不多都提到了他们因受到种种对个人或中国的轻蔑甚至是恶意贬斥，而产生出强烈屈辱感的事例。小的如鲁迅所经历过的，因考试成绩较高便被怀疑为不真实。因为有些日本人觉得，“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了”（注：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大而言之，则有时时充斥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那些贬低中国的言论。例如，清代的留学生常被称为“豚尾奴”，后来的中国学生也不断受到种种嘲弄，“触耳伤心，言之生愧”（注：梦芸生：《伤心人语·车夫与学生之问答》，1906年。）。此外，如大正年间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支付中国留学生费用时，曾让学生宣读有辱于中国的誓文，引起普遍拒领。（注：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104页，中华书局，1939。） 还有1906年的“清国留学生管理规则”引发的抗议浪潮等等，更是中国留日学生们苦闷心情的群体性表露。对于这样的精神刺激，一般的中国学生都会有“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我有一种压迫感，我反抗……”之类的念头。（注：钟少华编《早年留日者谈日本》，2页、12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而那些具有文学素质和秉赋的人，则很容易被推上文学创作之路。如郁达夫借助作品，喊出了痛苦的心声：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注：郁达夫：《沉沦》。）
在中国和日本分别遭受的个人与民族的双重心理打击，确实使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冷淡了原来所学的课程、学业和技艺，埋头于文学作品之中，或者拿起笔来写作，以求精神上的慰藉。从文化心理渊源上说，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做出如此选择，固然有历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中国知识人传统的熏陶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所有文化形态之中，文学是富于激情的青年人最容易钟情和接近的一种表达心灵感受、宣泄内心苦闷的途径与媒介。同经济、政治等相比，文学艺术所内含的精神和心灵性质，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当然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增强其实力的功效。然而，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当其自身处于艰难困苦的历史境地时，其受到的心灵刺激越强烈、越沉重，其倾心于文学艺术借以表露和宣泄苦闷的趋势就越明显。因为人的精神尊严、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先声和心理准备。这种心理的要求，也是一个民族与时代文学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它不必如世俗实务或技术那样，可以通过课业学习的办法来成就，但其自然的觉醒和发展，却是无法抑制的。这便是不少屈辱的国家竟会是文艺之星光辉璀灿的道理之所在，也是诸多留日中国作家们，舍弃了那些借以谋生，甚至足以光宗耀祖的学业途径，认同“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观念，并创作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的精神动力。有的日本学者在谈到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状况时认为，他们中“以研究文学、哲学等为目的来日本的人极为稀少。不过，在本来富有文学素质的中国留学生里，因受到日本文学的繁荣的刺激而舍弃了原有的学科项目，转向了文学创作的，则意外地多”（注：实藤惠秀：《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41页，萤雪书院，1940。）。回顾中国留日学生选择文学为业的实际情况，说中国留日学生是因为“受日本文学繁荣的刺激”而走上文学之路，这看法并不准确。毋宁说，倒是日中两国近在咫尺的地缘文化关系，即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社会变革快慢的强烈反差，以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由尊崇向轻蔑的态度变化等等，对中国留日学生们的文学志向，起了最为重要也是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当然不能说，中国留日学生们在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过程中，一点也未受到当时日本文学的某些启示与推动。比如，创造社成员就与日本“私小说”有过共鸣，后来周作人、陶晶孙等人，也特意向中国介绍和传播过日本的现代文学作品。但总的来看，日本现代文学流派对中国作家们的影响，毕竟并不那么直接与明显。大多的中国留日学生，主要还只是把日本文坛作为他们接触西方，尤其是接触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桥梁来看待的。于是，这就形成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选择了文学道路，但并不怎么热衷于日本现代文学这样一种令人注目的现象。这也是他们与那些选定了文学专业才到欧美读书，主要以学术的眼光对待文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巨大差异。这两大作家群体之间，后来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彼此产生了诸多矛盾和笔墨官司，这实际上与他们在学生时代各自所处国度的不同文化环境和背景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所谓的地缘文化关系的问题。
所谓地缘文化关系（relation of reional culture）， 是指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由于地域的远近而彼此结成的文化联系。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仅维系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形态，也都占有一定的文化地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相邻的和不同的文化地域之间的影响、交流等等，会使彼此的地缘文化关系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如同中国古代在各小国之间的地缘政治里，就出于利害或利益的考虑，有了所谓“远交近攻”，以及俗语所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等等策略一样，现在人们也逐渐重视起国家或民族间的地域文化关系了。像日本原首相大平正芳在谈到中日两国的关系时，便说过：地理上的邻居没法选择。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长期的交往，恩恩怨怨也不少。（注：钟少华编《早年留日者谈日本》，2页、12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同样，在涉及中国和日本文学的关系时，也应注意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着眼。这是因为：与其他国家地缘关系的邻近或者迂远，有时会对一国文化形态的演化与变迁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如上所说，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地缘之近如“一衣带水”，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落后普遍蔑视，这种态度曾使众多留日的中国学生，受到民族和个人屈辱感的刺激，不少人因而放弃了原来学的课业，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这些事例以前也被人提及过，但是由于没有特别注意从地缘文化关系的视角入手将他们同远走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加以对照，因此，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理解，始终比较浮浅。以往的研究者们，大都是注意从历史的、纵向的方面，如中国人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似的影响效果，来看待与解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学交往。鉴于这种惯用的视角虽有益但却有限，现在很有必要提倡一下再从横向的、空间的，即地缘文化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回顾这一历史现象。这样，将会使人们在认识与说明中日两国之间源远流长、既丰富又复杂的文化联系时，结论更合情合理些，也更令人信服些。
标签：鲁迅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