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经过与因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由论文,大公报论文,试论论文,范长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范长江是1930年代《大公报》记者，他自从1935年5月担任《大公报》旅行记者以后，从成都出发，先后进入四川北部、甘肃南部、河西、陇东及陕西、内蒙一带采访，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讯作品，尤其是他跟随红军前进的路线，采写了大量与红军长征有关的新闻报道，引起了国共两党的共同关注。这些作品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风行全国，洛阳纸贵，尤其是前者一年多时间连续再版达9版之多，发行数万册，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设法进入西安，采访了杨虎城、周恩来等关键人物，并秘密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方面的领导人士，后来又深入东战场采访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及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范长江的才华，深受胡宗南、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欣赏，也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重视，同时被《大公报》当局“目为第三代”加以重点培养。总之，范长江是三十年代中国新闻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以其过人的才华和大量优秀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然而，1938年8月上旬，红遍全国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突然离开报馆，赴长沙、桂林、香港等地，与胡愈之、夏衍等人创办“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去了。由于《大公报》没有刊登启事，外界不仅对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馆的原因无从知晓，而且对于他离开的确切时间也混淆不清。“文革”期间，范长江在不同的“交待”材料里，对其离开《大公报》的经过，进行了回忆和澄清。但是，随着一些新的材料的不断披露，新闻界就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肇因，进行了新的探讨，并在新闻界引起广泛的争议。有感于不同的说法，范长江之子范东升曾在搜狐博客发表系列文章，对某些观点进行了反驳。笔者结合各方面的材料，也就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经过及原因，作一探讨，并求教于方家。 一、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经过：主动还是被动？ （一）主动说：公开宣布脱离大公报或者与大公报决裂后离开 关于范长江“公开宣布脱离大公报”的说法，最早见之于范长江于1967年6月3日写的一份交待材料《我的青年时代的历史情况的交待》[1]，他是这样叙述的： 1938年秋……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主张，……他们（指大公报负责人）已一再表示希望我作他们的接班人，这时，首先培养我写社论。我第一次就写了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张季鸾审稿时发现我这篇社论稿大怒，认为大公报不能发表这种社论，必须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我是大公报的人，必须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我反驳了他，主张应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我并把这篇社论转送到邹韬奋同志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了。大公报更为不满。不久，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找我商谈武汉撤退后的战场采访问题，要我带一部电台随蒋介石的大本营行动，对重庆、香港两个大公报发稿，大公报在战地的记者由我统一指挥，并给我专用汽车一辆，但有一个条件，即必须放弃我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应完全以蒋介石的主张为主张。我坚决拒绝了他的意见，并立即宣布脱离大公报。 影响更大、传播范围更广的，则是范长江在1969年1月19日写的一份全面的交待材料《我的历史的主要情况》[2]，叙述的基本情况，与上述材料大致相似，在谈到与胡政之谈话之后，自己显得大义凛然、坚定不移：“我当时立即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能改变我的政治态度，我也不能在《大公报》工作。我立刻站起来走了，把《大公报》的记者证等当时退给经理部。从此，我就离开《大公报》。”“……在这个政治立场上，不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我只能毅然离开《大公报》！”不过，范长江也表示：“我脱离《大公报》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是当场决定的，没有和什么人事先商量。离开《大公报》后干什么？我也没什么计划。” 此前在1967年10月15日的一张大字报《关于“反共老手”问题——答若干同志问》，1968年12月14日写的一篇交待材料《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中，也提到与上述相同的说法。[3]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一是因政治问题与大公报当局闹翻，二是自己主动离开。 由于这些材料和文章在《文教资料简报》与《范长江新闻文集》等书刊公开发表，因此，范长江关于“公开宣布离开”或者主动离开《大公报》的说法影响深远，在《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范长江与青记》、《大公报历史人物》、电影文学剧本《范长江》等书稿里多次出现，也被于友、穆欣、蓝鸿文等学者及众多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广泛引用，几乎成为一种定论，也成为国内研究者和读者对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经过的基本认识。 但是，在目前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里，既未发现范长江在什么媒体、什么场合“公开宣布”的任何证据、证言，也没有与范长江相熟悉的同时代人在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即使对范长江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人民大学蓝鸿文教授，对范长江知之很深的于友先生，为范长江先后撰写传记的方蒙和徐向明先生，也没有说明范长江关于如何“公开宣布离开大公报”。相反，从国内外不断发现的材料证明，范长江当年并非主动“公开宣布离开大公报”，也不是与《大公报》毅然决裂后主动离开，而是被《大公报》辞退后被动离开。下节将重点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二）被动说：被大公报辞退 持这一说法的是原《大公报》票友记者、1949年迁居台湾的陈纪滢先生。他当年客串《大公报》副刊编辑，见证了范长江被辞的全过程。因此，从1957年至1988年，他在《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我的邮员与记者生活》等五部专著里，至少有七次提到范长江被大公报辞退的经过。其中1979年4月12日完稿，先后收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和《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两本专著的《记范长江》一文，对被辞的经过进行了详细叙述，给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现删节摘要如下： 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长江绕道陇海路回到武汉。他接受了英雄式的欢迎宴会。……席间少不了称赞他与道辛苦。这也本是一种礼貌与常情，他却表现得骄盈万状，喜形于色。……不久，编辑部就有传言，说长江对（王）芸生提出抗议来了：“不应该删改他的稿件，更不应该扣留他的通信。”……这桩事，闹了几天，也就罢了。不料，又传出长江发出上夜班的要求。……他熬了两夜下来（每天自下午九时起到次晨二时半止）大呼“吃不消”，呵欠连着打、鼻涕也流下来了！第三天，他就向芸生告饶，说道：“我不能再出卖健康了！”…… 消息立刻传到季鸾先生的耳中。季鸾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素有深厚修养，从来对人对事，不形诸于色。这次，我则见他盛怒不息，一进入那间小编辑部，就自言自语地说：“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季鸾先生一有事，爱两手插在背后，倒背着手儿在室内来回踱步。我一听，是针对长江前夜的那句话而来。我们埋首看稿子、编报，谁也不敢啧一声，仿佛只有低沉的空气在荡漾。不一会儿，曹谷冰兄来了，季鸾先生便对谷冰说：“给长江结算一下他的帐目，让他立刻离开报馆！”当天晚上，我把工作结束后，怀着极不平定的情绪回到我汉景街邮局宿舍，竟致久久不能成寐，我慨叹长江与报馆方面双方的损失已铸成了。 这是陈纪滢记述最为详细的一段，说明辞退范长江的决策人是张季鸾，执行人是曹谷冰。以下一段后续文字，因为涉及几位当事人，也与范长江以后的人生遭遇相关，因此摘要如下： 第二天早上八时，我照常到我小局长办公桌前去执行日常职务（陈纪滢是邮局职工，为汉口一个邮政支局局长，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是兼职），没料将近九时许，从门外走进来了三位客人，为首的是长江，紧跟着是徐盈、子冈夫妇。……长江首先发言：“陈公，……您听说了吧？报馆要我离开！”“唔，昨晚我就听说。”我坦然告知。“这都是芸生搞的鬼！他嫉妒我！”又说：“陈公，你评判评判谁是谁非？我给《大公报》卖了这么大、这么多年的力气，说走，就叫我走，没有那么容易！”他满怀激怒、愤愤不平的样子。……“陈公，现在你、我和徐盈夫妇是《大公报》的要角，它缺了咱们四个会立刻垮台！今天他们赶我走，明天也可能赶你们走，与其让他们赶，不如咱们先撤退，给它一个措手不及！”我一听，暗暗好笑，原来他是拉我以“罢工”来支援他。…… 在另一部著作里《胡政之与大公报》以及回忆徐盈和彭子冈夫妇的专文里，陈纪滢也记述了大致相同的情形。1980年代初，彭子冈在病床上看到陈纪滢的回忆文章以后十分感慨，由她口述、儿子徐城北记述的一篇文章里说道：“陈（纪滢）文所忆旧事大体不差，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一丝温情……”[4]那天晚上的夜班编辑孔昭恺的回忆，可与陈纪滢的回忆互相印证： 他（指范长江）经常晚上到报馆，一来就到总编室和张先生谈话，很少到夜班编辑室，只来过一次。据说他向张先生要求编报，……他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来了。一天晚上，总编室里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这是编辑部从来没有的事情。夜班几个人惊呆了，也听不清争吵什么，转天中午遇见（曹）谷冰先生，他说张先生通知他，即日辞退范长江。范已离馆。没想到昨夜的争吵发展到这个地步。到底为了什么？对我一直是个谜。[5] 此外，海外华人黄仁宇和曹聚仁的回忆文章，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互相印证，为后人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更大的探索空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在抗战期间加入范长江领导的“青记”，并在“青记”办事处与范长江一道工作过，他们称兄道弟，关系融洽。二十多年后，黄仁宇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回忆了与范长江在“青记”共事的一段时光，也披露了范长江被辞情景： 在汉口，这个乐天的人再度付出牺牲的代价……一星期后，更坏的消息发生在范长江身上，他被《大公报》开除，既无警告，也无解释。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一定令他震惊不已。“我被《大公报》解雇、扫地出门、开除了！”他大声宣扬。因此，才不过数天的光景，学会的两位高阶成员失去了战地选派员的工作（指孟秋江和邱溪映相继根据范长江的要求辞职，以声援范长江）……[6] 另外，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曹聚仁、胡愈之、夏衍、石西民等大量新闻界知名人士，也从不同的侧面，透露出范长江系被迫离开，而非主动离开，更不是什么“公开宣布离开”。由于范长江的回忆文章写于“文革”期间，政治环境的影响，加之时间久远，其回忆的准确性、真实性值得商榷。不过，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无意中透露出一点信息：“由于我在《大公报》所受教训，深知在资本家老板手下工作，没有好下场，他用得着你时，美言巧语，到利害冲突时，翻脸无情。”[7]综上所述，可以确定范长江系被《大公报》辞退无疑。当然，这无损于范长江的人格魅力及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与光辉形象。至于被辞的原因，将在下节予以探讨。 二、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几种原因及其分析 对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或者说被《大公报》辞退的原因，目前在学术界总体上有以下几种说法：1.“政治态度分歧”说；2.“人事关系紧张”说；3.“品德有亏”说。现就三种说法的来源进行梳理如下。 （一）“政治态度分歧”说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范长江的回忆文章。在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范长江在“文革”期间的交待材料里，不止一次提到因《抗战中的党派问题》的社论稿，与张季鸾发生冲突。但是，范长江在1941年于香港撰写的《祖国十年》里，在回忆所写的这篇文章时，仅说张季鸾“大不喟然”，并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对张季鸾有多大刺激，双方也没有严重的政治见解冲突。那时，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仅仅三年时间，而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站在了不同的阵营，又是在香港，说话的环境也与大陆不可同日而语，所描述的情景应该更加真实。然而，范长江因《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稿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冲突的说法，却被大多数学者认同并在多种文章里引用。比如，学者于友在其专著《解读范长江》一书中，五次引用这一说法。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觉得有点牵强。因为，《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写于1938年1月，发表于《抗战三日刊》（该刊1938年7月7日就与《全民周刊》合并组成了《全民抗战》），而蒋介石的“三个一”纲领是1938年秋天提出的，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则是1938年8月中下旬；显然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何况他的说法产生于“文革”期间，可信度不高，尤其是时间上就不吻合，事件因果关系无法确立。由于范长江在“文革”开始后被当作《大公报》资产阶级记者加以批判，他本人极力表明的所谓“政治态度分歧”说，也许是为了摆脱与旧《大公报》的关系而作的一种辩解。 （二）“人事关系紧张”说 这一说法出自《大公报》名记者徐铸成。徐铸成说，他曾于1939年就范长江离开报馆一事求教于张季鸾： ……有一天和季鸾先生对坐谈天。我问：“长江怎么离开报馆了？”他喟然长叹一声说：“我叫他学写社评，他不满有些稿子给人删改，后来他和某人已积不相容，根据报馆章程，只能忍痛让他走了。”[8] 这里的“某人”指《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为了求证徐铸成的说法，著名学者、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考证，《大公报》并没有一条“当两人矛盾至不能相立时，牺牲职位较低的一位”这样的章程，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例；“关于徐铸成所说的范长江的去因，《大公报》老人的答复只能一笑”。[9]目前已知的几次辞退员工的情况，则与此一所谓的“章程”无关。在天津辞退李树芬是因其有帮会背景；在上海辞退徐铸成与肖乾等人是抗战突起、紧急疏散时的非常之举；在重庆辞退编辑郭根是因其擅自恢复被总编辑修改过的标题；有一名记者，是发现其有国民党籍、背景复杂而辞退；王芸生和曹谷冰于1949年后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里提到，“1944年桂林撤退时，有人假借搬运大公报桂林馆器材的车辆运私货，作生意，被发觉后，曾经开除经理部几个主任级职员的职务；编辑部也曾经开除过一个接受国民党地方官实物津贴的特派员的职务”，除此以外，还没有发现因工作方面有矛盾而辞退员工的行为。而且，徐铸成先生在回忆录《报人六十年》一书里追忆范长江时，也修正了自己的这一说法。 但是，《人民日报》记者周亚军和人民大学博士陈继静在一篇论文《试论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分离》一文中引用徐铸成的回忆和吴廷俊教授的观点之后认为： “人事关系问题”是导致范长江与《大公报》分离的根本原因，就范长江来讲，锋芒毕露的性格和对王芸生等人构成的威胁是致使人事关系紧张乃至冲突的主要动因。 据陈纪滢和徐盈回忆，范长江确实因删改稿件而与《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有过节，闹过不愉快。曹聚仁在《采访外记、采访二记》之《范长江与大公报》一节里也认为，“范长江当然少年气盛，他总觉得拖着《大公报》走向时代前面去的是他，而不是王芸生，更不是胡政之、张季鸾。因此，在范长江与王芸生的斗争的时期中，《大公报》当局是左袒王芸生的。”但是，这不是导致范长江被辞的根本原因。首先，范长江从1935年上半年被聘为旅行记者，大部分时间在四川、甘肃、陕西、内蒙、绥远、察哈尔等地采访，直到1937年2月为了赶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才乘飞机赶到上海《大公报》馆。不久，又赶赴东战场采访。直到1938年5月，才回到汉口，算是在编辑部安定了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他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青记”和进行演讲等社会活动方面，在编辑部与编辑同仁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少，当编辑也只有几天时间。至被辞退，范长江在报馆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区区三个月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与同事关系紧张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其次，范长江是《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延揽进入报社的，当时红遍全国，被视为三十年代新闻界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胡政之对范长江这位四川老乡欣赏有加，重点培养，“以第三代目之”。爱才如命的胡政之、张季鸾想把他培养成合格的报人，非常器重和宽容。即使有人主张限制范长江的活动范围，胡政之也没有采纳。由此可见，范长江当年深受《大公报》当局器重，他之所以突然被辞，绝对不像有些学者认为“人事关系紧张”这么简单，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原因。 （三）“品德有亏”说： 认为范长江“品德有亏”的说法，出自《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陈纪滢于1949年政权易手前随国民政府迁居台湾，对中共领导人及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抱有极大的偏见，对范长江的评价，也有失客观、公正，甚至不敬。从他的角度来看，范长江品德有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公共场合高声大嗓，缺乏修养；二、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招兵买马”行动、攻击刘汝明；三、疑似接受官员馈赠。 对于第一个方面，陈纪滢举例说，范长江看话剧时不含蓄、不矜持，爱狂笑，浑身乱颤，影响周边观众；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影响公共秩序： “编辑部自有范长江以后，每天晚上，他放言高论，大说大笑，使一向安静的环境骤然变成了噪音市场。其初大家还很容忍，他说他的，慢慢谁也不敢跟他交谈了，免得因与他说话，而扰乱大家。”[10] 范长江笑声爽朗、办事急躁，说话不顾周围环境和别人感受的性格，美籍华人黄仁宇、国际新闻社的总编辑黄药眠、《人民日报》同仁及范长江的儿子在回忆文章里均有所提及。范长江的性格，在亲友眼里，被看作豪爽、乐观、大度，但在性格不同的陈纪滢眼里，则认为是修养不足的表现。 第二点关于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行动，指在察哈尔省“招兵买马”的事情。1960年代，陈纪滢在台湾看望刘汝明时，就范长江在报上批评一事有过一番交流，引述如下： “至于招兵买马一事经过，据刘将军说是这样的：有一天，范长江在我所属各县贴出公告来，说是要组织民团，以备抗日。我叫人去问他，奉何人的命令去这么做？他说是奉汤恩伯将军的命令。我再电询汤将军，汤复电说没有。我叫他看电报，他出口不逊，于是我叫人告诉他，赶快离开察哈尔！因此他记仇在心，在报纸上攻击我。……这件事闹到报馆知道了，季鸾先生大为光火。”[11] 对于“招兵买马”一事，《人民日报》记者周亚军和人民大学博士陈继静在一篇论文《试论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分离》一文中分析，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关于刘汝明所说范长江在其辖区贴出公告，想要组织民团，以备抗日的事情，真实与否无处可考，但根据范长江当时激进的抗战主张来说，他做出这种行为是有可能的。” 他俩引用范长江后来所写的有关新闻记者是否参加实际的政治问题一文后认为：范长江是以“是否有利于民族、能贡献大众”作为是否参与实际政治的衡量标准的，他是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作为根本目标的。……他的行为不仅不是陈纪滢所说的“品德有亏”，而是爱国之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王润泽在《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这一专著里，对陈纪滢所说的“品德有亏”及组织民团抗日一事也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这里的‘品德’，当然不是指人品，而是《大公报》记者遵守报馆纪律、职业操守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这件事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范长江革命本性的使然，并不是陈纪滢所言‘品德有亏’问题，而是抗日立场问题。”在这里，我赞同周亚军和陈继静以及王润泽的观点与看法。刘汝明事件，充分表现了《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纸敢于发言的优良传统，也表现了范长江的爱国热情；但“招兵买马”的行为，无疑不在范长江的职责范围，也不是“衔社命”。这件事传到报馆，难免不引起报馆当局的警觉。美籍华人黄仁宇和海外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认为，范长江因写《可杀，刘汝明！！！》，为他被辞退打下了伏笔。[12]刘汝明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范长江当年到察哈尔省采访时还曾经向省政府借过钱，“那时我尚不知范是共产党，才肯借钱给他”，范长江的通讯发表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人不能原谅刘汝明不费一枪一弹、将阵地给敌人拱手相送的行径，刘汝明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说“不久证实范是共产党，就也不怪奇然。” 第三个方面，关于接受馈赠的问题，陈纪滢听说范长江在西部考察时接受过胡宗南的馈赠；[13]曹聚仁说，范长江接受过刘汝明的钱，不过未能如愿；他根据自身经历认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对记者送钱一事，是客观存在的。[14]但刘汝明后来接受陈纪滢访问时否认范长江“敲竹杠”，还说范长江在手头紧张时向地方政府借过钱，不过都还了。[15]黄仁宇也认为，“范长江从来不曾利用这种权力谋求私利”。[16]由此可见，关于接受馈赠的说法不值一驳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范长江爱国忧民、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至于在公共场所大笑、说话高声大嗓等，是范长江的个性，不能简单地说是范长江“品德有亏”。不过，1949年后，范长江身居《人民日报》社长高位，骂老编辑老记者“摆猪肉架子，狗肉架子”，搞“飞行集会”，最后与同事矛盾不能化解，与总编辑邓拓也关系紧张，短短两年时间就被迫调离《人民日报》；此外，许多亲友同事的回忆，证明范长江在性格方面有急躁、暴烈的缺点，在批评下属时不注意场合与措词，经常让同事非常难堪。但这仅仅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品质的范畴。因此，所谓“品德有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也不是范长江被辞退的主要因素。 三、范长江被辞退的原因分析 其实，探讨分析范长江被辞退的缘由，首先要从《大公报》的办报宗旨、范长江的思想动态及行动表现等几个方面入手。 《大公报》是一份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不能加入任何党派，不能兼任有薪俸的外职。而范长江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时刻关注时代的发展趋势，时刻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935年被《大公报》聘为旅行记者后，他赴西部考察抗战大后方的情况，同时对红军长征的经过，以及几次重大战役的经过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尤其他在报道红军长征时，没有按国民党的要求称红军为“共匪”，以至于在1935年冬天到西安采访时，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照”。[17]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千方百计进入西安，通过关系见到了周恩来和杨虎城等关键人物，又秘密进入延安，采访了众多中共高层人员，尤其是1937年2月9日晚上与毛泽东在窑洞作“竟夜之谈”后，思想急剧左倾。1937年2月14日，他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述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透露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不过，从此以后，我发现我的信件都已经检查过了。”[18]接着，他在《大公报》的姊妹刊物《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毛泽东欣喜万分，3月29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19]1938年，范长江从东战场返回汉口，周恩来也亲笔致信予以慰问。这些与范长江来往的信件一旦真的经过了检查，那么，范长江的交往范围、人际关系、思想动态等，尽在国民党特务的掌握之中。 延安之行，范长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止一次，也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透露出对延安的欣赏与关注，也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1936年冬，发生了绥远抗战，他又为《大公报》赴前线采访……以后，他又去陕西采访西安事变的新闻。数个月后他来沪报告工作，曾对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同事暗下说，他曾偷偷去过延安访问，所见所闻，十分令人兴奋。”[20] 1938年春，《力报》记者严怪愚与范长江在徐州相逢，范长江对严说：“没有常识，便等于没有感觉！……说起来，我实在够不上一个记者。我们北大学历史的，而且自认对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一到“那边”（指延安），不管那一方面，我都成为一个白痴了。那些人，哎！那些人，多么丰富，多么伟大呵！他们熟悉过去，掌握现在，并且能精准地预测将来！中国的每一个旮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了如指掌。……如有机会，我劝你过去看看，学习学习……”[21] 事实上，范长江不仅在思想上左倾，在行动上也向中共党组织靠拢，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来往密切。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不断想办法争取他，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夏衍，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杜重远等人也设法与其进行广泛接触、争取。中共地下党员夏衍的回忆，最能说明范长江当时的政治态度： “……后来我和长江比较熟悉时，他曾跟我说，他是在1935年“何梅协定”后思想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靠近，靠近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时，他曾向董老和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但恩来同志对他说，你现在是《大公报》记者，《大公报》记者身份不要丢，你还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比较好。……”[22]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影响巨大的“青记（即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以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夏衍、陈同生等为主）于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外围组织（1938年3月成立汉口分会），发起人推举范长江担任常务理事，使名满天下的范长江俨然成为青年记者领袖。他先后介绍《新闻报》的记者陆诒及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邱溪映、孟可权（秋江）等进入《大公报》，不久又将陆诒推荐给《新华日报》。当“青记”的真实背景被各方面了解后，《大公报》负责人和国民党有关方面对他的身份产生严重怀疑。张季鸾、胡政之也不敢支持他了。《大公报》记者徐盈于“文革”期间的交待材料，就是最为客观的注脚： 1938年8月，政治沦陷前夕，《大公报》采访主任范长江被迫去职。……当时，青记总会也从武汉迁至重庆张家花园34号办公，……显然，青记分会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陪都活动，必然要经历一番剧烈的斗争。总会侧重于让我去试探一番，我去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那里，他说：“重庆不是汉口”，又指搞青记“会员复杂”，等于是全面关门。我去中央通讯社发展会员时，该社总编辑钱沧硕指着我骂：“为什么要把记者分成青年和老年，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当面下逐客令。甚至《大公报》内部也由曹谷冰找我谈话，最后点题说：“听说你搞青记学会，不能再让范长江的影响继续下去了。《大公报》就不要搞了吧。”意思是从内部封门。[23] 曾经担任过《扫荡报》和《时事新报》记者的高天，三十年代与范长江相识相熟，于1938年10月加入了范长江等人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他的说法可与徐盈的回忆互相印证： 1939年初，我从桂林经重庆到中原战场和西北战区采访，是以两重身份去的。一是《时事新报》战地记者，一是国新社战地特派员。《时事新报》总编辑黄天鹏警告我，不要再和范长江来往，不要再搞青记的活动。我不予理会，……到了1939年冬，《时事新报》无理地中断了聘约。[24] 美籍华人黄仁宇当年在汉口“青记”分会，与范长江共事一段时间。他多年后把所有消息拼在一起，总结如下： 范（长江）全力推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更是违反报纸（指《大公报》）不结党的政策。范插手所有的事，告诉所有的记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于是重整整个新闻处理的产业。他一定要被铲除，而且愈快愈好。胡政之写给张季鸾一封信，就此定案。不过范仍拿到六个月的遣散费，算是财务充裕的《大公报》的慷慨之举。……回想起来，管理层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他已经被发现和共产党员来往密切，成为党员只是迟早的事。[25]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王润泽在其专著《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对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原因，也进行了客观中肯分析与评价，她认为，范长江的言行举止，与张季鸾的“国家中心”原则是冲突的：“种种迹象显示，张季鸾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政治上的偏激，何况当时他和蒋介石关系密切。而范长江在此时，政治立场已经发生变化，比较倾向共产党，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他日常的言行中有所表露，以他当时的声望，可能会对《大公报》其他人员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是张季鸾不愿看到的，是背离了他的以国家为中心、以蒋介石为正朔的观念的，因此借范长江一句牢骚‘出卖健康’而赶走了他。” 王芸生是辞退范长江的当事人，也是见证者，他最清楚当年辞退范长江的原因。他的儿子王芝琛在《一代报人王芸生》里有一段话值得玩味：“王芸生晚年还特别谈到，张季鸾和他自己对范长江有利于抗战的行动是积极支持的。该年秋，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不是什么‘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必然结果’，而是另有具体原由。”这个“具体原由”是什么？王芸生在书中没有说，在《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里虽然有专文论述，但也没有说透。 据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在《军统内幕》里的记述，胡宗南曾经将范长江列入推荐留美名单，被蒋介石大骂一顿，说这人是共产党都不清楚。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以后，蒋介石多次下令逮捕范长江。结合1935年在西安旅馆里被特务找上门来的遭遇，充分说明范长江很早就在国民党方面的监视中，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张季鸾，不会不掌握范长江的思想动态与生活范围。范的一些做法，也与《大公报》所秉承的“四不”方针严重背离。择机辞退，已经在所难免，也是《大公报》当局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不过，据胡政之的子女回忆，胡政之对范长江的离开，表示了极大的惋惜。[26]《大公报》记者徐铸成曾一度认为范长江系被王芸生逼走，但多年后在其回忆录和怀念范长江的文章里，也修正这一观点，认为范长江被迫离开《大公报》，主要因素不在人事关系方面：“当时，我心中也有些明白，主要原因是长江随着时代日益前进，他和《大公报》所走的步子，差距越来越大了。”[27] 综上所述，范长江被《大公报》辞退，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这个政治因素，不是因为发表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这篇文章，而是因为他自从访问延安后，思想急剧左倾，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忌惮，也违反了《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公报》的生存与发展。其实，从1935年在《大公报》发表有关红军长征的系列报道之后，范长江已经引起国民党相关机构的注意。在察哈尔境内“招兵买马”、“攻击”刘汝明、因删改稿件与王芸生不和、组织“青记”、赴延安采访、与中共领导人来往密切等等，是导致范长江被辞退的主要因素；在编辑部因值夜班问题发生争吵，“不愿出卖健康”的说法，只是一个诱因，是表象而已。陈纪滢说“后来同仁告诉我，张先生下此决心，已得到胡先生的支持。张胡二氏想解聘范长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这件事，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了。”[28]徐盈、子冈夫妇及海外华人黄仁宇和曹聚仁的回忆，就是最为客观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