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6：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态势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时间轴上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最具实绩的时段大抵可以最早追溯到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学者们奠定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包括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术语，其后几十年间，研究者们主要是以此为尺度评判和研究发展着的报告文学现象。时至80年代，报告文学以“异军突起”的迅猛，抵达其“黄金时代”，在文坛对此大加喝采的时候，有一点却叫人不太满足，这就是报告文学理论向纵深的推进似乎并不那么有力，就好像是巨人的跛行，80年代后期直至1990年以来，一些时有出新的文论鹤立于大量的有些老套的平淡文本之中，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报告文学研究抹上了一缕亮色，带来了新的转机。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说法不一，甚至颇有微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基本看法。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它的一端则联结着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中这些理论的未来，甚至可以说，它还将对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生存前景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及时地对近七年来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做一次认真的梳理就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了。
（一）
晚近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报告文学含义、特性、功能和写作技巧等项内容的综合研究；二是对现、当代报告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三是对现、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四是对国外报告文学的评述与介绍。
在对报告文学的含义、特性、功能和写作技巧等所作的综合研究中，最具有开拓意义的是从新的维度审视报告文学特性的文论，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这一时期理论成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谢泳于1989年发表的《传播学与报告文学》一文似可视为这种新维度的较早期的探索之作。它力图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报告文学的个性，认为报告文学并不是文学，而是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思想的材料，是有着民间色彩的新闻。此文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报告文学的新思路，即将讨论这一文体的特性从文学范畴引渡到暂且陌生的传播学领域，其先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此文所做的最大努力也只仅仅局限于目光的引领，它还未来得及以系统的传播学理论来剖析报告文学这一个案。于谢泳之后，王干也循着传播学的思路，着重谈到了包含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的阅读值问题，这可以说是一次更小范围内的体察，作者独辟蹊径地认为，纪实文学“纪实效应的产生除了社会文化心理的脉通这样的外在因素之外，还因为纪实文学有着独特的自成一统的阅读值，我想着重从认识性、文化性、娱乐性这样三个层面上去进行阐述。”王干认为，认识性是第一阅读效应，文化性是一种比较高的阅读值，而娱乐性使纪实文学成为“文化快餐”。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纪实文学的阅读负值，即媚俗、虚构等足以使这一文体“走向衰竭丧失阅读值的病灶”。
与借用传播学理论相仿，过去较为少见的以美学观点讨论报告文学特性的文论在这一时期也崭露头角。其中吴炫的《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从艺术哲学高度颇有新意地阐明了非虚构文学产生的原因，并在与虚构文学的比较中，对非虚构文学这种特定的审美方式作了概括——“非虚构文学的确在执守着自己‘非虚构’的职能：忠实地再现人的活动，人的事件，人的生活状态。她也并不着意于追求虚构文学中那种生动的细节，细腻的人物心态刻画等诸种微观性对人物的把握。恰恰相反，她是一种远距离地或远景性地观照进入她视野中并且被她所选择的表现对象。这样她的表现对象当然就更多的以轮廓和状态的形式出现。所谓‘事件大于人物’，实际上就是这种特定的审美方式所致。这正是非虚构文学的优越性所在。”“非虚构文学在此方面（指虚构文学的艺术真实的多意性——笔者注）当然是粗糙的。但是这种粗糙却与生活本身的质感保持着一种同步。因此她无须把这种粗糙精致化。所谓‘非虚构性’，其全部意义正在这里。”这些尽管是很个人化的见解，也无疑会提升我们对包含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文学的更富于哲理性的认识。另外王炳社在其文论中也谈到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最根本的美学特征是“真实美”，其次为形象美、意境美和结构美。这里所谈也许是将过去人们所认同的或不认同的报告文学特性用美学名词加以套用或置换，但其切入的视角倒值得我们注意。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过一个愿望，即希望研究者们运用叙述学原理来深入报告文学的“内部”作一些探讨，目的想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更清晰地总结出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为完满解释其文体属性与特征作一个有说服力的铺垫。现在看来，已有学者在这样做了。欧阳明在他的一篇不太长的论文中力求以叙述学观点来演绎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他在与其它叙述文学的比较中，确认报告文学的叙述为真叙述，文学的叙述为伪叙述，“绝大多数报告文学的叙述人就是作者，即作者与叙述人同一。”其叙述视角与其它文学相比也大相径庭，“全知视角占尽优势，次知视角一枝独秀，戏剧视角尚属空白”。“报告文学其‘本’位在新闻，其‘节’展至文学。”拙作《报告文学中的非叙事性话语》则试图从叙述学角度对传统的报告文学的“政论性”、“评述性”作一个更细致、更易操作的条分缕析，在此文中我认为，报告文学通常存在着叙事性话语和非叙事性话语等两种最重要的话语形式，后者比“政论性”涵义要广泛一些，在相当程度上为报告文学有别于其它叙事文本投注进富于特征性内容，它可细分出发抒、揭示、解析与衔接等诸种功能。
木弓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一文中，打破了报告文学文论自言自语的旧状，将其与小说进行比较。作者从“写作者”、“主题思想”、“叙事”等三方面以虽然是简短但颇具新意的话语阐释了二者的异同，由此凸现出报告文学的独特个性。另外，我在另一文论中也试探着将报告文学视作一种“大众文化”形式来研究。
除却以上对报告文学的特性作新视角观察的文论以外。有关报告文学内形式及其含义、作用、想象特征、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综合考察等方面也时见不俗之作。
丁晓原在其《报告文学典型论》中，深入地、富有新意地阐释出报告文学典型这一陈旧话题的新个性。在他看来，典型性是报告文学的“徽章”，报告文学的典型属于原型（纪实性）典型，它包括人物及社会典型。它“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作者确定了原型所有的共性之后，就要专注于其个性，其独特之处。因而报告文学的二度选择，更重要的工作是个性的选择。”对报告文学典型问题作这样较为系统的、有个性的叙述，实为过去文论中少见。朱子南的《概论中国报告文学观念的萌生与形成》则对中国报告文学观念的萌生、形成及发展作了持之有据、材料翔实、逻辑严密的阐述，洋洋近两万言，显示出扎实之气派。其它如易海明在《现时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智囊团效应”》中对报告文学功用的研究、丁晓原在《论现代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若干特征》和《论胡风的报告文学观》，唐鸿棣在《略论“左联”对报告文学的介绍和理论研讨》等文中对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不同侧面的考察，任文贵在《对报告文学与想象的思索》中对报告文学想象特征的把握，李炳银在《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演变》，胡欣在《报告文学文体界定及其归属》等文中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追问，均表现严谨，富于启迪意义。
作为报告文学的综合研究之一种，一些学者对台湾报导文学理论的关注也值得一提。其中古远清的《台湾对报导文学理论的研讨综述》和张德明的《报告文学的理论探索》等文，均着力于台湾理论界对报导文学（即大陆称之为“报告文学”）名称、特性、功能、源流、反映现实的光明面与黑暗面等问题的介绍与评述，这无疑为我们洞悉大陆以外的报告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对台湾报导文学的创作及理论的研究，仍基本上处于资讯介绍阶段，还未能进入实质性的全面深入之把握，这一点颇似30年代诸多学者作家对国外报告文学理论奉行的“拿来主义”时的情景。
勿庸置疑，在对报告文学的含义、特性、功能和写作技巧等所作的综合研究中，已经显示出其趋新态势，应该说，它昭示着本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正在登上一个新的多少都有些令人鼓舞的层面，其意义在于，报告文学批评由单一的视角转向多视角，而那些在原有话题上再踏进一步的文论，则又进而向我们证实，报告文学的个性化批评也在渐次生成（这里的“个性化”主要是指在批评的观念、方法乃至术语上逐渐褪尽“小说式”、“散文式”批评模式，而迈向自成一体的境界）。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90年以来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中所显露的新维度与不俗的深入剖析之象，是其富于后劲与活力的表现。当然，也许这不只是一种新迹象的滥觞，因为若用更加严格的眼光来逼视，它尚有不足——文论数量不多，多数只是提供思考的路径与空间，缺乏系统与深入，某些论题与结论还可考虑得更成熟一些。不过，其筚路蓝缕之功，无疑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科学的个性化的报告文学批评奠定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基础。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对报告文学作综合研究的诸多文论中，有关其真实性的问题，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而这一问题在30年代以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似乎是批评话语的中心。晚近文论的兴趣似已转移到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报告性等问题的上面。另外，90年代初的一些文论受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在主要是运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的方法观照报告文学创造现象时，凸现出比较强的政治意识。
在关注新文论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晚近出现的专注于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诸如朱子南、李炳银、丁晓原等等，他们与80年代报告文学专业作家的突起有着相似的意义——后者在将报告文学由亚流文学提升至新时期文坛的一面旗帜的运作中功不可没，而前者则为多视角和个性化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气候的初步形成，扮演着呼风唤雨的重要角色。
（二）
作为1990—1996年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另一重要侧面，有关现、当代报告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也显示出生机，其最富标志性的成果当属一批专著的问世。就笔者视域所及，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是其中较为厚重之作。这部报告文学研究史上少见的洋洋近百万言的著述囊括了从近代至1988年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它对纯作家作品论的“史”的做法作了扬弃，昭示出其新意所在，按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既是‘史’，就不能从作家论这一角度来处理材料，因而本书对报告文学每一时期的存在与发展状貌是以作品所反映的事件与问题为框架来分切的；但又兼顾到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较多贡献或其作品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对他们作了专门的考察与评述。既是‘史’，还应该包括创作观念与理论以及创作现象这两部分，因而每章的起首都列述当时社会的概要状貌，力图把报告文学萌生、形成、成长、发展、兴盛、曲折发展与变型、衰败、繁荣放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中来理解。”在这样的意识导引下，一个气势宏大、作派严谨、多层次多视角观照的体式即展现于人们的面前。其立足于对大量尽可能保持原貌的史料梳理钩沉基础之上的个性化观点也理应受到关注，诸如对报告文学萌生基础的认识，对决定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美学特质的开掘，对报告文学新闻价值的分析，对其历史分期及其源流的理解等等。
与对朱子南的著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出版时间稍稍靠前的张春宁所著《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也有其独特的意义。这部仅有35万字文字朴实，叙述简练且富于个性化的“史稿”，被冯牧称为“一部不仅具有可贵的现实价值，而且还起着承前启后和补阙拾遗作用的学术著作”，这确是有其道理，因为在此之前，似无贯穿近代至本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史论著述的出现，即使是1987年出版的那部赵遐秋所著《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也只是涉及到1919—1949年的报告文学现象而已。冯牧在为张著作的“序”中，痛感评论界对报告文学的冷漠态度，而由衷称赞作者的努力，在他看来，“由于掌握了相当完整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几十年来报告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是那些多年以来被忽视甚至被淡忘了的作品和作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汇集、梳理、钩沉、比较和剖析工作，因此在论述各个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和概貌时，大都能够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断，使人对于我国报告文学的总体状况，包括它的发展趋势和盛衰荣枯，得到一个鲜明完整的印象。应当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于朱、张二著之外，章罗生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李干的《超越与流变中的思索》作为对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论著也各有特点。前者致力于对这一期报告文学作品的集中介绍与宏观展示，后者则有些拼盘意味，即它在论述新时期报告文学之外，还旁涉了报告文学本体论、审美论等内容，令人不解的是，此作中有多处大段重复其它著述与文章中内容的败笔，这使得它的论述的严肃性及存在价值将大打折扣。
此外，尚有张立国的《报告文学经纬》、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等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论著。张著着力于现、当代报告文学的宏观审视，尹著的侧重点在国际报告文学，其中也有数篇文论触及到现、当代报告文学的论题。
在对现、当代报告文学史作宏观研究的单篇文论中，以新时期、特别是1990年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为讨论对象的数量最多。它们或充分肯定晚近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绩，或尖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批评家们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反思意识。李炳银于1992年发表的《生活与文学凝聚的大山》，可以说是他的用力之作，也是90年代文论中有力度的佳构之一。这篇2万字的长文以1990～1991年左右出现的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为评述对象，高屋建瓴地对晚近报告文学创作的诸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理性反思。作者在批评了那种将报告文学视为宣传工具、广告文学、赞成报告文学小说化等“功利化”倾向之后，以大量作品为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报告文学应从多角度设法逼近代表生活本质的真实，不为行政命令或个人意志所左右；对社会问题的透视，不单纯是创作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及文学对社会生活适应的结果；阐述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要消除纯艺术美的拘束，要有乐于接受一种新的美学形态的胸襟。这些立论于事实基础上的阐释，较为有力地说明了“近两年多来，报告文学创作虽然失却了前些年那种如潮似海，惊雷震天的现象。但它偶尔在文坛欣起波浪，依旧使人感到它强劲的生命活力”的深刻内因。作为一名敏锐的批评家，李炳银还在他的另一篇主谈1995年报告文学态势的专论中特别指出了这一年出现的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态——史志性报告文学，“它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对报告文学题材的约束……它在一种看似游离现实生活的状态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着一种交叉分析和认识；在用一种曲婉的方式对现实生活进行着也许是中肯的诊视和救治。”这种思考对促进报告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或许将有所裨益。
此外，郑伯农在其文论中对1990～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以“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启迪性大，感染力强”的简练评价，丁晓原于90年代初对报告文学所做的后来确已被多数事实证明了的预测——问题报告文学文学热将消退、主旋律报告文学成为主潮、题材进一步拓展、表现形式多元并存，以及德卫对“在探索与调整中寻求发展”的90年前后报告文学内容的首肯等等，都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勾画了一幅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全景式的乐观图画。
于关注晚近报告文学态势的同时，对1949年以后及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宏观思考，也仍然是一些学者注意的焦点。朱子南在他的《当代报告文学四十年》一文中，以较强的时间感从政治事件演进的角度，对1949年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做了十分精练的描述，它的侧重点在展示主要作品内容和重要理论研究成果，揭示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其中对新时期报告文学中渗透着的探索意识、参与意识、时代意识、忧患意识和平民意识的概括与阐释富有新意。而他的另一文《新时期报告文学观念谈片》，则聚焦于1978年以后报告文学前所未有的观念变革，即多维地显示社会、札记式结构、杂文式语言，社会实践式的创作、模糊的价值判断、忧患意识等。张炯的《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走向》，尹均生、徐新民的《展现神州大变革的历史性画卷》，陈远征的《时代的画卷改革的足音》等三篇文论则是在概述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态势的同时，表达着各自的理解与评价。张文在肯定新时期报告文学“成绩卓著”之时，着力阐述其发展中应记取的教训，指出报告文学应体现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尹文则从“现实主义的回归”、“全景式宏观报告文学的恢复与发展”、“历史观照与文化反思的深入”等三方面对70～90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作出概括的评述，而陈文用六个字——“新生、展示、发展”作为自己对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理解。有意味的是，李运抟从写作的变革这一视角，谈到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将对未来这一文体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重要特征——“历史的报告与文化的呈现”，他认为“‘历史的报告’重在对事物的互为联系的整体情形作全面鸟瞰，而‘文化的呈现’是对事物联系的内在根源作文化性质的揭橥”。拙作《思维模式的转换与文化现象的重构》与李文所谈也有某些对应之处。另一位青年学者魏天真在其文论中则别出心裁地谈到中国报告文学的“悲剧情结”，她将新时期中一些典范的报告文学作为个案，指出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的两难处境及其文本的悲剧意味共同拧结成它的“悲剧情结”。此独特之论，可说是发许多人欲发而未发的，杨美进《论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章罗生《关于报告文学的回顾与思考》、王必胜《新近报告文学的审美变化》、雷达《报告性·理性·文学性》等文也同样给人以不同层次的启悟。
批判与反思，是批评家双刃剑中之一刃，在肯定新时期及90年代报告文学实绩的同时，我们还不时能听见一些批评声音。诸如林为进指出近两年报告文学因渴望丰收，急于繁荣所造成的粗糙与浮躁，以及作品缺少思想深度与力度，堆砌材料，拉长篇幅、文学色彩弱；白烨认为的报告文学启迪力不强、文学性欠缺；亦清谈到纪实文学创作的三个误区；牛青坡抱怨的近年来报告文学质量、魅力、面孔的下降、减弱、由瑰丽至可憎的恶性循环的现实；尹路对“有偿报告文学”的质问等，这些逆耳之忠言，不能不促使作家、批评家在报告文学渐进发展的今日多一些清醒、多一份反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的报告文学文本在整体平实发展的背后仍隐含着语言、现象、主旨等层面的诸种危机，如何正视与克服这种危机，是摆在批评家与作家面前的一项值得深刻反思与回答的严肃命题。
与有关研究新时期及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态势的诸多文论相比，对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了。就笔者所见，黄钢、唐鸿棣和李斌的文论是其中较有分量之作。黄钢在《纵论中国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一文中，以其富于个性的有强烈情感和多少有些欧化的叙述，对解放区报告文学，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渊源、人物形象、代表作家（如刘白羽、华山等）作了详尽的评判，其推崇的态度、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文艺观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而李斌则一改抗战救亡的传统说法，从“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高扬”和“反封建意识、民主意识的高扬”两个方面，论述了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涵，这似乎让我们又洞见了以救亡为总主题的抗战报告文学的另一侧面。而唐鸿棣对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左联”时期报告文学的全面介绍，则侧重于题材的选取、创作的严肃性、明朗的价值取向及独特的审美选择等方面，也给人以出新的感觉。
从以上可以看出，1990年以降，对现、当代报告文学史进行宏观研究的最大收获是，一批代表着系统性研究成果的专著及一批阐释深入，不时有出新思维之举的文论的出现。它们似乎在预示着报告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呈多元状展开的态势。此外，正面肯定与尖锐批评之两极观点多存在于评述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现象中，这旨在表明，晚近报告文学的发展是希望与危机共生，繁荣与隐忧并存的，那些不满于现状的批评家，多数是渴望报告文学重振雄风，再现其在80年代的锋芒。当然就笔者接触的这类宏观研究文论，有一些还显出结构、用语、思维粗糙、话语陈旧等不足。
（三）
当我们把叙述的视角移至晚近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又一内涵——现、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创作批评及其作品评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趋于平实的总体态势。当然，这“平实”在作家研究与作品批评这两方面的表现不尽相同，另外，总体较平，也并非指两类研究中没有比较精采的个案。
就作家创作的批评而言，其文论的锋芒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即30年代前后和新时期以来直至90年代。
对30年代前后报告文学创作的阐释，局限在当时的著名作家身上。诸如赵遐秋的《浅议萧乾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丁晓原的《夏衍对报告文学的评介、倡导和研究》、杨如鹏的《论黄钢、雷加解放前的报告文学》、张宝华的《夏衍报告文学漫议》、侯军的《浅论孙犁的报告文学创作》、尹鸿禄评论骆宾基报告文学的《采取他山之石谱写时代报告》、梁丹的《周恩来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及其贡献》、朱子南的《周恩来与报告文学》、王耀辉的《司马文森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等。其中相当部分的文论视角与话语形式都比较传统，局限于思想与艺术特色的老套的创作分析法，凝聚着浓烈的权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我们不否认此种方法的功用，只是希望能有多角度与多种方式的审视，这样，也许可更加逼近作家们不同的创作个性。不过，侯军一文所论以小说家、散文家著称于世的孙犁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倒显示出些许新奇性，作者认为“孙犁是从新闻工作步入文坛的……忽视孙犁与新闻工作的这种血缘关系，也就无法深入地体察、理解进而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的全貌……作为文学与新闻的‘混血儿’，报告文学在孙犁的全部创作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按作者的理解，这地位即显示了与人们所公认的孙犁之“阴柔婉约”不同的风格的另一面——阳刚之美，此论确有发人所未发的意味。张宝华在谈到夏衍的创作时，指出其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不在戏剧，而在报告文学，此论的独特又恰恰与夏衍本人的感觉不谋而合，由此可望见作者把握的准确性与富于创见的胆识。另两篇文论——张瑗的《斯诺与范长江报告文学比较研究》和李仕中的《基希的影响与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历史地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谈及世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也显出其一定的新意。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研究中，其平实的特征比较突出——作家面不宽，文论数量少且富于个性的不多。在这些文论里除了贾宏图、乔迈、刘亚洲等之外，居然再难以见到对其他80年代以来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批评文字。至于90年代崛起的新一代作家中，除卢跃刚、邓贤有为数不多的专论，一些本应给以关注的如黄传会、杨守松、张建伟、徐刚等人的“作家论”则几乎未能出现。这一方面也许是学者们的视力所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80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1990年后因各种原因或搁笔、或转向其它文体、或未能写出再次轰动的作品，而新近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又还未形成较多的、值得批评界关注的精品。学者们无米下炊、文论“平实”的窘状就再所难免了。
当然，于平实之中，仍然还是有值得一说的篇什，它们或许会以不同的侧面给我们一些启示。倪乐雄写于1991年的一篇《战争与文学》就颇有些惊世骇俗，他从战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刘亚洲及其军事报告文学，作者认为“刘亚洲最原始的创作动力来自于意识深层的‘战争崇拜’意识，正是这种浓烈灼等人的‘战争崇拜意识构成了刘亚洲所描写的独特的世界、人物、事件；构成了只属于他的与众不同的风格，并且使他的作品激荡着意气盎然的尚武精神。”这带来了军事文学创作上的又一次新的突破，“在刘亚洲的作品里，道义的评价尺度，不是唯一的尺度，战争本身固有的评价尺度也是，甚至是更重要的评价尺度。”“刘亚洲军事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战争作美学意义上的思考，并对这一独特的创作现象给予理论的回应。”“总之，刘亚洲笔下的军事人物正是由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战争崇拜’原型唤醒的古代战争英雄，而不是体现着现代道义原则的人物。他的作品实际上是战争文化心理的产物。以文化视角为主，辅以美学的、心理学的研究，使倪文显出别具一格、非人云亦云的个性。李炳银在阐述贾宏图报告文学之所以以少胜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的原因时，也触及到该作家的创作个性，即“贾宏图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并遵循着报告文学的特性，很好地发挥并运用了报告文学现实性的机能。在较为阔大的背影范围上使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生活、与读者的心理情绪贯通起来了。”朱晶对乔迈的所谓“壮歌中的警策”也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其文本的内核。在为数不多的评价1990以来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文论中，冯立三立足于深入分析个案、大胆作出结论之举引人注目，他是这样总结青年作家卢跃刚的：“凡此，构成卢跃刚报告文学真实客观、言近旨远、纵横捭阖、形象生动等特点，在他的同辈作家当中显得卓尔不群、足以代表1989年后作了自我调整的报告文学所创造的新的成绩。”此外，支宇运用叙述学中“元叙述”等概念来框定近期走红的邓贤及其长篇巨制，于晚近作家创作论中可谓平中见奇。他以《历史还原·元叙述·文体混杂》为题，开辟出作家创作研究的新视野，也许这种先锋批评还有待深入与科学化，但它为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研究由传统、单一向现代、多元的转化所标示出的导向却是显而易见的。
与上述对作家创作的研究略有差异的是，1990年以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批评所涉及的作品面倒是比较宽泛，数量至少达40部以上，且多数为90年代里有代表性的长篇作品，诸如《无极之路》、《沂蒙九章》、《飞向太空港》、《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天地之心》、《神农架之野》、《淮河的警告》、《走出地球村》、《塔克拉玛十：生命的辉煌》、《世纪寓言》、《江口风流》、《昨天》、《她的中国心》、《中国知青梦》等。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侧重于对弘扬主旋律作品研究的研讨会也层出不穷，营造出一个热闹非凡的景象。但客观来看，多数批评流于一般性或略显浮躁的评述，缺乏真正深入、独到剖析的厚重品味，总体上仍不能不给人以平实之感。
而与作家论相似的是，作品评论中也仍然有能启人心智的用心用力之作，其犹如鹤立鸡群般对报告文学创作大势做出有意义的导引，这其中给笔者印象较深的是毕胜等人的文字。毕胜所论为盛极一时的《无极之路》，他在重点分析了该作品的内容及人物形象之后指出，在报告文学发展势头走向衰微的严峻时刻，《无极之路》中所树立的社会形象及典型精神，也许是发展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转机，它把特定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指向不经意地点示出来，这就是文学已从前段时期的大视角全方位的揭露、反思与批判进入到树立典型精神，“使报告文学成为现今特殊历史时期重新建立读者和社会精神联系的重要方面”的新阶段。这实质上是对问题报告文学消沉之后，报告文学发展态势的一个符合实际且又有说服力的阐释。孙郁在其一篇短文中谈到的有关《第二草国》这篇报告文学内蕴及形式的创新问题也颇能给人以启发。作者有感于当今一些报告文学仅仅停留在良好的悟性与奇特的选题上，而不能解决创作的深度问题时指出，《第二草国》带来理论色彩较浓的科学论辩性，“题材的排列处理，又是对传统报告文学写作方法的一种偏离，成功地创造一种新的报告文学体例”，“他们摈弃了以往的写作方式，大胆地将统计学、历史学和科学论证等形式，位移到作品之中。这种不拘泥于传统的表现手法，并不曾破坏本文的整体和谐。”由此可见，《第二草国》作为一篇内蕴新颖之作或许会对今日之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毛时安富于新意与深度地以《我的财富在澳洲》为个案，从主题类型、主题的处理、主题与悖论等方面，详述了这一作品与留学生文学的特点与意义，其主题学的切入视角无疑是晚近报告文学作品批评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评述角度，敏泽则以其大手笔的气概，在纵横驰骋的论述中给《沂蒙九章》中的英雄群像以突出的详尽的评述，显示出作者对这部90年代代表性力作的赞赏与倾情。
以上部分各具个性且从不同侧面阐释今日之报告文学创作大势的文论，给平淡之整体无疑是增添了一道富于活力与希望的亮丽的风景线。它给予人们的启示也许是双向的：批评在关注宏观动作的同时，似应向当下有影响的作家及作品创作的实际作更多有深度的投入；作家也当使出浑身解数，写出更多更好值得批评关注的精品，以解批评“无米下炊”之窘状。
（四）
晚近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最后一方面，即是对国外报告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与上述诸研究侧面相比，此领域的文论数量偏少，且大多蜗居在《外国文学研究》等极少量的期刊上，绝大部分研究内容以美国非虚构文学（含报告文学）为对象。方法则是宏观评述与个案介绍并举。程锡麟的《虚构与事实：战后美国小说的当代性与新现实主义》着力讨论的是二战以后美国小说中那些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结合的作品，其中以相当篇幅阐述了梅勒、卡波特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主题、题材的当代性、美学特征等，带有较强烈的宏观审视色彩。陆文岳的《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则对新新闻报道、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家、文体特点、历史渊源及直接成因予以详述，有较强的资料性。与陆文相仿，吴松江在《美国纪实文学评述》中对美国纪实文学的三大形式——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和非虚构小说之历史渊源、发展、高潮等历史阶段作了条分缕析式的评述，也简述了其形式的社会、历史原因。拙作《激变时期的中美非虚构文学》从“激变”、“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视角的切入，就中国与美国非虚构文学在时期的兴盛背景、作家集合体、文化内涵等作出判断。朱世达的《新新闻主义与小说艺术》以汤姆·沃尔夫的名作《名利场大火》为个案，对新新闻主义与小说艺术进行了比较研究。
可以说，1990年以来，对美国报告文学的关注是国外报告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面，诸篇文论所展示的美国报告文学的多侧面特点，对我国报告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然而，面对肯定不止于美国一个国度的世界性纪实文学的汹涌大潮，我们的视野的广度和探究的深度还远远未尽人意。数年前，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些呼吁或曰幻想，即深入展开报告文学的比较研究，诸如八九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形式的继承与发展，中、西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方式、术语之异同，中国和西方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方式、作品的叙事方式、阅读效应及社会反响等诸题的比较等等。时至今日，这里面的大多数问题或许仍然还是束之高阁，就不能说这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真切祈望着当代的批评家们，在自己的身体力行中，逐步做到将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与批评和世界的纪实文学创作与批评交相融合，由此而显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以上所述四个方面，权且可以看作是对1990—1996年间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的一个基本描述。在这个描述中，我们都能欣慰地看到，报告文学的综合研究及对现、当代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所取得的实绩，所暗示和代表着的对这一文体研究的活力、潜质与信心，即是现、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及对国外报告文学的评述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如人意的“平淡”，那也不妨碍其中一些，哪怕是一小部分突兀而出的精采文论所给予我们的同样的信心、潜质与活力。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对本世纪最后诸年的报告文学研究持一种实事求是且稍具乐观的态度。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即使不去与兴旺、系统、先锋的当代小说理论研究攀比，七年间报告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实绩从总体上说还似乎未能大步超越二三十年代对这一文体研究的水平。
现在，当我们屹立于世纪之末的巅峰，来俯视七年来报告文学研究的运作轨迹时，我们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是给予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更多的关爱的时候了。要使九十年代的有关报告文学的研究真正肩负起承前启后的“桥梁”之重任，就一定要实现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在批评观念、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共生，剔除随意性增强系统性，逐步扬弃以其它文体的批评话语来简单替代富有自身特色的批评模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化与个性化批评，从而确立报告文学创作共生共荣并有效地指导创作的发展，以此积极地参与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进程，努力成为其中的一面永不言败的旗帜。
新的纪元即将来临，回溯90年代报告文学理论的实绩，吸取百年理论的精华，共创21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批评的未来。我相信每一位致力于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学者都会对此拥用更多的思考和更深沉的期待。
1997年2～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