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公开性：意义、缺陷与启迪——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为个案的深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公开性论文,启迪论文,个案论文,缺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1页。)而增强国家政治生活的清晰度、透明度、保障 公众的知情权，则是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或“重要内容”。(注：在新的 历史时期，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 ，除了要不断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外，还应该在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科学化、政治高效化、政治 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七个方面不懈努力，以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参见 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15—1 6页；《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第25—26页；王建军：《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页。 )有鉴于此，认真研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政治公开性，总结其利弊得失，对于我 国正在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及现实借鉴意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评价，却存在着一种全盘否定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 周新城教授在其所著的《对世纪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一书中 写道：“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公 开性，是‘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发泄，专门揭露并大肆渲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 阴暗面和消极现象”。(注：周新城：《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 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李铁映先生亦持有类似看法 。2002年2月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春节座谈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如是 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搞‘公开性’，……所谓‘公开性’无非是让外部的 敌人、内部别有用心的人和一些糊涂虫，把自己历史中的一些曲折统统翻腾出来，痛快 地骂上一顿，从而把整个历史涂抹成一片黑暗。”(注：李铁映先生自己也承认：他所 讲的看法，“可能有偏颇，或者过分强调了某一个方面。”参见李铁映：《在当代中国 研究所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2002年2月4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第4—5页；第8页。)笔者认为：周、李二先生的评论均失之偏颇，不利于我们全面、准 确地了解戈氏的“公开性”，并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因此，无论是从学术研究 的层面，还是从为我国现实政治服务的角度看，前苏联的政治公开性都是一个很值得深 究，并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论题。
一
在俄文中，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一词古已有之，字典上注明的释义是“公诸于众”、“让公众都知道”。(注：(美)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隋丽君、施鲁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众所周知，公开性原则并非戈尔巴乔夫的发明。早在1902年列宁发表的《怎么办》一书中，他就已提出：“完全的公开性”和一切经过选举是“广泛民主原则”包含的“两个必要条件”，说“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页。)此后，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但是，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着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列宁的早逝，公开性原则未能得到广泛实行，也未有什么新发展。在斯大林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高度保密制影响到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政机关得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它使得普通党员群众“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注：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第6页。)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公开性”作为政治术语才又被重新提出。1977年，苏联宪法中正式把“扩大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固定了下来。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主政时，虽也曾多次谈及这一问题，但均缺乏切实的保证措施。(注：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1页、第676页。)当然，对公开性最为重视、说得也最多的还是戈尔巴乔夫。(注：齐向等编著：《苏联解体内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的同时，极力倡导实行政治“公开性”和“民主化”。戈氏认为，苏联以往几次改革不 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为打破长期以来苏 联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必须改变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决策 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对公众“秘而不宣”或“什么都保密”的做法。(注：当年苏联高层 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外贸、军事等等重要信息、资料，一切都“讳莫 如深”。不仅对于老百姓，就连苏联有关专家甚至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许多问 题的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参见[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精选本)，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0页；[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 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375页；[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年版，第403页、第408页、第457页。)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他把公开性和民主化 看做是推进改革的必要条件。(注：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 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第708页、第713页、第712页、第708页。) 不过，戈氏对公开性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升华的过程。
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他就曾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 “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注 ：《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 的报告》(1984年12月10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 页。)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戈氏进一步强调了公开性原则，认为：“扩大公 开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 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同时强调：“我们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 作用的制度。”“为了消除不负责任的现象，应当把直言不讳、开诚布公地评价一切当 作一条规矩。”(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政治报告》，引自《戈尔巴乔 夫有关公开性的论述》，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5期，第25—26页 。)同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陶里亚蒂市劳动者时说：“缺乏广泛的公开性，缺乏批 评以及有效的监督，就不可能及时地揭露消极现象，不可能尖锐地提出急待解决的问题 ，不可能同所有妨碍我们前进，给一切新事物和进步事物挡道的东西进行坚决的斗争。 ”(注：《戈尔巴乔夫会见陶里亚蒂市劳动者时的讲话》(1986年4月8日)，安徽大学《 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5期，第26页。)苏联共产党不仅“需要用公开性来保障 代表大会任务的完成”，而且要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让人民真正参与管理国家的所 有事务。”(注：《改革刻不容缓，它涉及所有人和所有方面——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第72页。)当然， “公开性不是一次性的措施，而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是一个经常不断的过程。”( 注：《改革刻不容缓，它涉及所有人和所有方面——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 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 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第72页。)1987年1月，戈尔巴 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又说：“苏联共产党坚决主张让人民知道一切。……因为这是人 民的国家。人民应该知道一切，自行判断一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这里没有又 开始发霉的阴暗角落，没有我们现在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所有现象重新滋长的场所。” (注：《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的闭幕词》(1987年1月28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 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189页。) 为此，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出版且轰动国际社会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郑 重发出呼吁：“让公开性大放光明!”(注：[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一时间，“公开性”和“改革”两个词 ，成了戈氏政策与作风的标志词。(注：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 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第708页、第713页、第712页、第708 页。)
二
显而易见，从字面上看，上述戈氏的“公开性”理论堪称“完美无瑕”，既“符合列 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注：《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戈尔 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又“ 深得人心”。(注：许新、陈联壁、潘德礼、姜毅：《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 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第228页。)不过，戈尔巴 乔夫没有将“公开性”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上，他更注重的是将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苏 共27大以后，戈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 施，大大加快了公开性进程。这些举措主要有：
1.出台了保证公开性的法规。首先，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通过了《苏 联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该法规定了应当提交全民讨论的国家生活重要问题 的基本方面、原则以及基本程序。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又作出了 《关于公开性的决议》。该决议强调：“坚定不移地扩大公开性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 民主性质，显示它面向人民，把个人同社会、国家、集体的一切事业沟通起来的必要条 件，是在全民监督所有社会机构，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活动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不遭 扭曲的有效保证。”(注：高科：《公开性与苏联社会民主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 料中心《外国政治、国际关系》，1989年第8期，第105—106页、第106—107页、第106 页。)这两项规定的出台，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法律保障。
2.公开重大党务政务活动。如召开全国党代会、中央政治局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团会 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视察工作、跟群众谈话、与外国政要会晤、答记者问等等， 新闻媒体都要作公开报道。(注：(德)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尔：《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第225页、第226页。)以部长会议 开会为例，通过媒体报道：人民群众“看到了政府是怎样工作的，听到了在讨论重大问 题时的尖锐争论，了解到在做出直接关系人民利益和国家生活的决议时是怎样斟酌再三 的。”(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 8年版，第296页、第399页。)同时，根据苏共中央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地方各级 苏维埃也坚持做到：不仅把召开苏维埃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提前通知代表，而且经 常向选民和居民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注：周院生、许来武：《苏联公开性原则：评 介与启示》，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第24页、第24页。)
3.公开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政治决策是政治体制通过一定渠道和机制以最大限度地 吸收和容纳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意愿和意志，最后达成最大成效的综 合这样一个过程。政治决策不应是封闭式的、脱离大众不能触摸的，而应是开放的、参 与式的、与大众合为一体的。(注：周院生、许来武：《苏联公开性原则：评介与启示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第24页、第24页。)因此，1986年苏 共27大召开之前，就把大会要审议的重要文件，包括苏共纲领新修订草案、国家经济、 社会基本方针草案都提交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讨论。1988年，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 召开之前两个月，中央向全国公布了会议提纲，并组织人民进行讨论。(注：陈仕龙： 《苏联公开性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国际关系》19 89年第8期，第104页、第104页、第104页。)这都是决策过程公开化的具体表征。
4.及时通报重特大灾难事故情况。以往，苏联党政机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难或 恶性事故，通常都采取遮掩、搪塞或避而不谈的做法。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报刊 上发布一则简短或含糊其词的官方消息。苏共27大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一改过去报喜不 报忧的做法，对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沉没事 故进行了及时报道，政府并就此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记者介绍人员伤亡情况 。对被视为军事秘密的核潜艇起火事故，官方也改变了过去的回避态度。1986年底，哈 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塔斯社也立即予以报道。(注：高科：《公 开性与苏联社会民主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国际关系》，1989 年第8期，第105—106页、第106—107页、第106页。)
5.公开曝光一些社会问题与弊端。在苏共27大和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等 苏联领导人对过去20年内党内存在的“不良现象及其主观原因”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会 议决议用相当的篇幅来揭露、批评苏联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弊端。(注：高 科：《公开性与苏联社会民主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国际关系 》，1989年第8期，第105—106页、第106—107页、第106页。)比如黑市交易、贩毒吸 毒、妇女卖淫、干部搞特殊化、压制批评、贪污受贿问题等等。苏共领导人不仅能够揭 露这一系列的消极腐败现象，而且能够公开承认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注：陈仕龙： 《苏联公开性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国际关系》19 89年第8期，第104页、第104页、第104页。)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6.重视群众对领导公开监督。人民监督是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形 式之一。戈氏在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党内没有也不应当有不受监督、不许 批评的组织，没有也不应当有对党不负责任的领导人。”为此，苏共非常重视群众对领 导进行监督，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监督形式。首先，各级被选出和被任命的干部应经常公 开向群众汇报工作，群众对汇报内容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次， 加强苏维埃例会、常设委员会和代表工作的民主原则；再次，整顿上级对下级的各种检 查和视察活动，克服监督中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注：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 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1页、第676页。)
7.增加干部任免工作透明度。首先，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努力做到三条：一是公开选 拔干部的政治、业务和道德标准；二是进一步发扬民主，使干部的任用从委任制向直接 选举制、聘任制过渡；三是由群众公开对干部进行评议。(注：(德)克里斯蒂安·施密 特——豪尔：《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第2 25页、第226页。)其次，注意克服对犯错误干部处理的神秘化做法，代之以公开曝光和 舆论谴责。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被解职后，苏 共中央纪委监察部门不仅作出了对他的处分决定，而且公布了他贪污腐化等等罪行。( 注：高科：《公开性与苏联社会民主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国 际关系》，1989年第8期，第105—106页、第106—107页、第106页。)从而一改过去对 干部被免职或调动工作岗位，闭口不谈真正原因的做法。
8.公开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共 领导人十分注重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注：许新、陈联壁、潘德礼、姜毅：《超级 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第228页。)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补充研究有关30— 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1988年2月5日该委员会宣布：为1938年以所 谓托洛茨基反社会主义右倾集团罪名而遭到迫害的布哈林等20人恢复名誉。1988年8月4 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1932至1937年间发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莫斯 科中心”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落茨基反苏平行中心 ”案等大要案平反。同时，为在这一批案件中被错杀、错判的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党籍。 (注：陈仕龙：《苏联公开性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 、国际关系》1989年第8期，第104页、第104页、第104页。)
9.新闻媒体公开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为激发广大听众、观众的改革热情及参与意识， 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常常就经济问题、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组织群众进行公开讨论 。《苏维埃文化报》等报刊还开辟了“直言”专栏，让人民群众各抒己见。有时，报刊 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公民在媒体上直接对话，吸引了许多读者。正因为媒体贴近生活、 贴近大众，所以呈现出了活跃局面，1986年秋季报刊征订时，许多报刊销量大增，《消 息报》增加4万份，《共产党人》杂志增加了7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100万份 ，《共青团真理报》则增加300余万份。(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 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 —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 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截至1987年1月底止，仅中央 报刊的新读者就增加了1400万人。
10.政府公开废除了若干禁令。其一，一些因抨击时弊而被长期禁锢的文艺作品如小说 、诗歌、电影、戏剧被陆续解禁了。(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 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 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 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文艺节目只要一不反党、二不 宣扬色情，各种流派均可登台表演。其是非优劣，由人民鉴别；其二，以往被列入“秘 密”、“绝密的数以万计的图书、历史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注：(俄)米·谢·戈 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其三，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同时，欢迎流亡国外的一些知名人士返回祖国。(注：陈仕龙：《苏联公开性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政治、国际关系》1989年第8期，第104页、第104页、第104页。)
三
以上措施表明：戈尔巴乔夫在实行公开性方面，的确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意义是 难以估量的。”(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 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 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 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举其大要如次：
1.政治公开性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是指社会公共权力机关有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合法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社会信息的法 定义务；另一方面，它又指公众有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合法地了解各类社会信息的法定权 利。(注：叶必丰：《美国的行政公开化》，《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5期，第57页；闵 政：《知情权的认定与保护——外国新闻界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 2003年第5期，第55页；王建军：《保护公众的知情权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6页。)据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指出：“在民主社会里，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 公众应当知晓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为直白地说：“这里隐含着一个假 定，那就是政府行为必须透明公开。”(注：(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与公共 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第263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9—272页。)然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红墙里面的一切，对苏联公民，对普通老百 姓来说，始终是个谜。政府下达的命令和指示全出自圈子很狭窄的实权人物之手，没有 任何的社会‘照看’。”(43)如上已述，长期以来，党政机关所掌握的信息大都处于不 公开状态，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将大量一般事项作为国家秘密保护，客观 上增加了社会成本，妨碍了政府信息资源为社会所利用，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实行公开性以后，党和政府在许多方面开始满足公众对社会真实情况的诉求。从此，人 们可以及时地从官方渠道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书刊和外国电台广播中获取消息了。( 注：(美)N·格罗斯：《公开性的实践与其局限性》，《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 第7期，第57页。)这样，就纠正了有史以来处处保密的错误做法，扭转了信息封锁、闭 塞、滞后状况，维护了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2.政治公开性推动了苏联民主化进程。政治民主化要求政府维护公众参与国家决策以 及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然而在一个极权政治社会，人民的声音很难发出 ，更不用说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决策了。“言论自由对于民主社会的有效运作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如果没有信息获得权利，它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法体现其核心价值和功能。 ”(注：(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与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263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 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9—272页。)公众有效参与民主过程的能力必然因此下 降。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的严格新闻检查、压制不同意见之后，苏联人民终于能够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恐惧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注：(俄)尼·雷日科夫： 《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第399页。)这 一变化，“有利于使每个人表现自己的公民立场，积极参加讨论和解决切身重要的社会 问题”。(注：《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 87年6月25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戈尔巴乔夫认为：“正是公开性把人们从普遍的 沉睡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帮助大家克服了漠不关心和对一切都消极的态度，感受到变革 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自己与改革的切身关系。”参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 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加 速公开性进程。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民主的时候，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向全社 会公开的。社会参与每一决定的讨论、评价和制定，这就保证了这些决定具有良好的基 础，更加符合人民的需要。”(注：(苏)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苏联改革内幕》，常 玉田、李荣章等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无疑，这对于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改变其与政治疏远现象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 意义上说，“公开性也就成了吸引人们参与政治和使他们参与建设新生活的手段。”( 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 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第2页、第77页、第76页、第76页。)
3.政治公开性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借助于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甚至摧 垮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296页、第307 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有其逻辑性、严谨性 及普遍性，但它有个致命的弱点，即日益严重的教条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 是以过时的或者片面的和不总是客观的事实为基础的。它的根本缺点是：理论基础的发 展过于滞后，越来越落后于迅速变化着的实际，脱离人类生活新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当代实践与客观需要；(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296页 、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其次，公开性使人们了解到大量 “有关革命本身和其后几十年中的许多重要事实，了解到很多被‘封存起来的’或被伪 造的事实。”(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 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第2页、第77页、第76页、第76页。)同时， 还使人们了解了许多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就是公开性的力量所在，尽管它并没有带来多 少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评价这些事实与观点的浅显易懂的理论。“毕竟正是公开性解放 了千百万人们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不再唯‘上面’的意志 是从。”(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 、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换言之，“每个人想什么，要做什么，无须看别人眼 色，顾忌上层的权威、考虑职位等级制度的规则。”(注：(俄)阿·切尔尼亚耶夫：《 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是公开性带来的主要收获。”(注：(俄)尼·雷日科夫 ：《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 、第312页，第312页、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
4.政治公开性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利器。众所周知，官僚主义是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一 种不正之风。(注：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4年版，第310页、第310—312页。)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扯皮拖拉、效率 低下是苏共官僚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它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干部只看上级脸色行事， 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这种风气的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党群、干 群关系，降低了苏共威信，削弱了其战斗力。(注：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 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第310—312页。)然而，推行 公开性对官僚主义是一个致命打击。比如，面对着摄像机镜头和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 从最高领导人到中下层干部，“都更深切地感到对社会、对人民所担负的责任。”再比 如，有时，政府首脑在会上当众委托某位副主席或者部长去解决一个人们关注的问题， 如疏导港口或某一段铁路的阻塞，限期向部长会议汇报，并将通过电视在社会舆论面前 报告处理结果。受命者不仅对政府委托之事负责，而且要对全国人民有个交待，可以想 象，他们的工作效率不知能提交多少倍?!(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 ，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 、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在此背景下，那些害 怕处于社会公开监督之下的官员清楚地知道：过去，“在上级那里还可以推托”的许多 事情，如今“对人民就得老老实实。”(注：《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87年6月25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 6月—1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第361页、第361页、第 361页。)就得认真干实事、出实绩。他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于是，“送到莫 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反馈机制 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看，谁干了什 么以及“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注：(俄)米·谢·戈尔巴 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 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据此， 戈尔巴乔夫确信：“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 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注：(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5.政治公开性还是苏联“同西方斗争的手段。”(注：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 ，第五分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标榜其政治民主、社会制度优越。其中，政治行为公开化就是它 们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相比之下，苏联这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大差距或问题。因此， 以往西方国家常常“把赌注押在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进程，把虚假的目标和有害的价 值观念加到苏联人头上”，使苏联人民“对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和诚意，对改革和改善苏 联事务的方针产生怀疑。”(注：《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在苏共中央 全会上的报告》(1987年6月25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 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61页。) 现在，苏联也在推行政治行为公开化措施，并“设想把公开性作为西方多党制的代用品 。”(注：戈尔巴乔夫曾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这样讲：“我们没有反对党。那么，我们怎 样才能管住自己呢?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通过‘公开性’。没有‘公 开性’，民主制是不存在的。”参见(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8页。转引自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 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这一做法，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业已 形成的宣传优势的一个强有力的回击，而且更是“对美国公开外交的挑衅，是对自由世 界的精神，它今天的生活和未来安全前景的威胁!”(注：《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 的任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87年6月25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 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第361页、 第361页、第361页。)难怪戈尔巴乔夫当年不无得意地认为：美国统治势力中的某些代 表人物，再“要想找到反对我党改革方针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是困难的。”(注：《关于 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87年6月25日)，《戈 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59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61页。)
四
任何政治改革措施都具有双重效应：即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存在历史的局限。苏联“ 公开性”亦然，其不足之处，同样彰明较著。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公开性存在着严重失范问题。没有限制的公开性，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 有害的。苏联的“公开性”恰恰就是违犯了这一禁忌。1988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同 新闻出版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界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 公开性。……有人问，公开性、批评、民主有无限度，我们坚定地回答：如果公开性、 批评、民主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它们是无限度的。”(注：《 戈尔巴乔夫同新闻出版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界负责人的讲话》(1988年1月8日)，见《戈 尔巴乔夫有关公开性的论述》，《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5期，第31页。)这番 讲话尽管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但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大，它使许多人误以为：日后“重 要的不是工作，不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争取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公开性使人 感到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包括以前不敢指责 的那些人。”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 方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充分的条件：“党放开手脚搞无 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公开性的一种“扭 曲”或“故意进行歪曲”。(注：(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彻底的公开 性”，即使在具有几百年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很多事情也是保密的。(注：陆南泉、 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第189页。)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错误，不在于其力主“公开性”和“民主化”，而在于 他对“公开性”、“民主化”的迷信。(注：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在于他对公开性、民主化认识过于片面、简 单，甚至将公开性当成冲破阻碍改革机制、解决苏联改革所有重大问题的万能工具。( 注：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707页、第708页、第713页、第712页、第708页。)
第二，新闻媒体的宣传存在“偏差”。(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 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 —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 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其一，媒体过多地揭露社会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使广大苏联人民丧失了民族自豪感。过去苏 联报刊重视正面教育，很少涉及社会阴暗面。而在“公开性”影响下，报刊、广播、电 视披露的酗酒、吸毒、卖淫等社会问题触目惊心，大大出乎苏联人民的意料。面对这一 切，他们一下难以接受，民族自豪感大受打击。(注：唐修哲：《舆论失控》，刘洪潮 等主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页。)其二 ，在公开性高潮时期，一些报刊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 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 )，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 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 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它们之间相互“粗暴的指责、攻讦、辱骂和 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 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注：(俄)米·谢·戈尔 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其 三，报刊版面和电视荧屏上充斥着的尽是专职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 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通群众又一次充当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 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容不下与自己持不同政见者。 这类情况，实属公开性之“下脚料”。(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 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 —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 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其四，由于受改革反对者和 利益集团等因素影响，新闻媒体的编辑们跟上级主管领导“顶牛”或“干脆就不听话” 之事时有发生，他们试图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于是，一些“大胆” 的文章频繁地见诸新闻媒体。它们“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这反映 政治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 行事的性质。”(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 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 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 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
第三，评价历史问题存在虚无主义。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历史问题一直坚持两点论： 即既要看到苏联历史上的“成就”，又要看到其“错误”或“过失”。主张“应该按照 历史的本来面目看待历史。”(注：《信念是改革的支柱——在苏共中央会见舆论和宣 传界领导人时的讲话》(1987年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 —1987年6月)，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这无疑是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但公开性推行后，社会上出现了二十大之后新一轮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一 些人不仅揭露斯大林所犯罪行，而且也开始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最后发展到对 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而重评旧事，又“ 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注：(俄)米 ·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戈氏认为：“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 关过去的全部真相。”但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 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及其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和对世界发 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于父辈、祖辈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理应“做出应有的评价”。 (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 、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 385页、第367页。)而现实生活中不加区别地否定历史，其后果必然是使社会的注意力 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去。作为执政党，苏共当然要对一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 不损害苏共的形象，使苏共客观上处在“受审”或“被告”的位置上。(注：陆南泉、 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 第708页、第713页、第712页、第708页。)这种状况，让那些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 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 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注：(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 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从而，人为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 素。所以，这种“公开性”实际上成了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注：陆南泉 、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 页、第189页。)
总之，公开性失范、一些人对社会现实问题持否定看法以及对待历史问题采取虚无主 义立场，搞乱了人们思想，产生严重信仰危机，这就为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直至社会主 义制度崩溃和联盟国家解体埋下了伏笔。(注：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 《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第708页、第713页、第712页、 第708页。)
五
通过对苏联政治公开性意义与缺陷的实证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启迪。
1.推行政治公开性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这里有五条最有力的论据：首先，民主过程 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而保密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 的质与量，使公众参与陷入步履蹒跚的困境(注：(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与 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 季号，第263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9—272页。) ；其次，问题在于，公众已通过赋税等方式支付了政府信息收集所耗费的成本，那么谁 拥有这些信息呢?是成为政府官员的私家收藏，还是为公众所普遍享有?结论应该是明确 的：既然公众为政府官员收集的信息负担了成本，故信息理应属于公众所有。这和政府 的桌椅及建筑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为公众所有是类似的(注：(美)斯蒂格利茨：《自 由、知情权与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 》，2002年秋季号，第263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 9—272页。)；再次，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信息在政府有效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许多情况下，政府官员掌握的信息是即时性的最为重要的核心信息，如果政府官员将 这些信息秘而不宣并钳制人民言论自由，那么公众实际上就无计可施，也找不到有效的 替代进路(注：(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与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 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263页、第263页、第265 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9—272页。)；第四，社会的正常的民主发展， 已“不允许把处处保密，处处搞暗箱操作当作国家管理方法，它要求有透明度、公开性 、公民获得信息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宗教与其他观点与信念的自由、充分进行批 评的自由。”(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 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第2页、第77页、第76页、第76页。)最后，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通讯电子网络联系十分紧密的世界，信息传输十分快捷。公众的知 情欲也因此变得越发强烈。这就要求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必须尽快出台政务 信息公开条例或法律，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推进依法 行政和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注：《新闻周刊》第134期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的专访文章透露：我国首部《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 基本工作已完成。参见《政务公开改革政府管理方式》一文，刊《报刊文摘》，2003年 6月18日第1版，第1782期。)
2.推行政治公开性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正如改革本身一样，苏联贯彻公开原则也 遇到过“很大困难”才为自己打开道路的。(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 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第2页、第77 页、第76页、第76页。)困难和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来自官场。戈尔巴乔夫承 认，公开性“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 口味。相反，少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注：(俄)米·谢·戈尔 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第377页、第380页、第372页、第379页、第371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72页、第384页、第384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67页。)各级官僚权势分子，一直把领导的、不受下面批评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是这种体制的神圣的东西，极力抵制公开性，在一些地方的报刊上公开地和不声不响地压制最初的公开性浪花。(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第2页、第77页、第76页、第76页。)究其根源，这些官僚“惟恐对其行为的公开批评会威胁到他们的名誉、地位和特权。”(注：(美)N·格罗斯：《公开性的实践与其局限性》，《国际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7期，第59页、第60页、第60页。)其二，来自群众。一方面，综合斯大林大清洗以及后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使人们对参与一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充满了疑虑，认为它将早晚会对个人经历和未来生活产生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而各地方领导对公开性批评的打击报复屡见不鲜，又加固了这种疑虑。(注：(美)N·格罗斯：《公开性的实践与其局限性》，《国际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7期，第59页、第60页、第60页。)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因不愿为公开性后果付出高昂代价而去参与批评。(注：(美)N·格罗斯： 《公开性的实践与其局限性》，《国际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7期，第59页、第60 页、第60页。)这表明：公开性没有完善的立法规制作保障，以应对来自上层压力，是 难以顺利推行的。另一方面，包括公开性在内的“激进”政治改革并未能给人民带来任 何经济实惠，还造成他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食品、消费品 供应更加紧张。(注：李华：《苏联解体与其经济状况“无直接联系”吗?》，《世界经 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潘德礼：《苏共先进性的丧失与苏联剧变》，《东欧中亚 研究》，2001年第6期，第5页。)人们觉得一切积极的变化都来得太慢，总认为当局不 愿意立即将人们的意向和愿望付诸实践。缺乏经济实力支撑的政治公开性难以变成激发 群众积极性的持久动力。人们产生了失望情绪和对改革的不信任。结果，苏共党内改革 反对派极力利用人民对市场供应状况的不满，来破坏国家和国家的社会制度。1985年至 199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承认：“这是历史给我们上的无情的一课”。( 注：(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 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315页。)
3.推行政治公开性必须把握一个合适维度。苏联的实践表明：党政机关封锁信息与过 度公开同样有害。求实说，政府掌握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应该公开的。这一论点是建立 在我们对信息不公开的危害有着深刻的感悟之上的：首先，信息保密培育了滋养特殊利 益集团的肥沃土壤；其次；增加了政府管理租金，加大了交易成本；第三，使民主过程 中的公众参与大打折扣；第四，使得媒体舆论无法形成对政府滥用职权的监督制衡机制 ；第五，信息保密还有更大的危害：为了保密，政府常常把决策人员限制在一个小圈子 范围内，那些本来可以提供深刻洞见的人却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样的决策质量因 此也就很难保证。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随着政府决策失误的增多，政府官员怕 承担责任，转而寻求自我保护，信息就更不敢公开，决策圈子变得更小，决策质量也就 每况愈下。(注：(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与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 中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263页、第263页、第26 5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9—272页。)显而易见，信息公开与否与政府 决策质量高下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当然，信息公开又应该有些例外：如个人或机构的隐 私信息、公开会给后续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的机密信息、维护国家安全的信息、有时公开 会带来生死攸关后果的信息等等。(注：(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与公共话语 ——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第 263页、第263页、第265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8页、第269—272页。)既要增加 社会透明度，又要避免公众知情权与上述保密权、隐私权等产生碰撞。这就要求政府机 关掌握一个公开性的合适维度，通过立法对公众知情权、公开性明确界定并加以保护。 苏联的问题在于：虽有公开性方面的法规、决议，但远不能说健全、完善。加之如上已 述，戈尔巴乔夫“无限度的”解读公开性，所以出现问题是必然的。
4.政治公开性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苏联改革和改革后时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 明的那样，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 开性的工具，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公开性就变成一把 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机体上僵死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 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它会变成一根大棒，对周围的一切，不论 好坏，不分先进落后，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 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 ，第312页、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就前一种情 况而言，公开性是社会生存必需的“氧气”。(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 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 12页、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离开了它，任何 的社会其他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就后一种情况而论，很清楚：公开性也可能成为“煤气 ”，不仅能够不声不响地迅速地毒化个人的理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毒化社会意识。 (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 、第312页、第312页。)前苏联的悲剧在于：破坏势力并没有花费太多力气就做到了把 新闻媒体，首先是电视和广播抓到手里，制造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可以肆意妄为的氛围 ，打着多元化、公开性、言论自由等幌子，用一连串肮脏的谎言、恬不知耻的欺骗和实 际上拙劣的蛊惑煽动来诋毁苏联党和国家。一些根本不能实现的誓言和许诺铺天盖地而 来，就是这一杯廉价的鸡尾酒便在极短的时间里欺骗和愚弄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包括相 当一部分原本不会轻信任何事情且对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注：(俄)尼·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296页、第307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12页、第 312页。)这一悖理现象耐人寻味。
总上所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政治公开性，从大的原则上说“是无可非议的”；当时 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注：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 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页、第708页、第713页、 第712页、第708页。)如果因为戈氏改革以失败告终，而把公开性理论当作垃圾抛弃掉 并全盘否定其内涵丰富的实践活动，显然“是不妥当的”。(注：江流、陈之骅主编： 《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王长江： 《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在这一问题上 ，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政务 公开制度推行得更好，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与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