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宏观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视角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14-07-08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4)05-0001-07 观察20多年来俄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性：俄美两国领导人每5～6年就郑重地宣布一次“冷战”已经结束，俄美关系怎么怎么……然而不过几年，双方就陷入新一轮的军事政治危机之中；接下来，两国代表又重新开始有关军备控制及伙伴关系的谈判，其后新一轮的“接近—冷淡”再次开始，并由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争斗—妥协—再争斗—再妥协”成为“冷战”后20多年来俄美关系发展的显著特征。 对于俄美关系始终不能理顺的发展态势，可以做出两点结论：其一，与当年的苏美关系相比，今天俄美关系的冲突性并未改变，“俄美关系的全部议事日程包括积极的议事日程，仍然构建在过去对抗的范式之上”[1]。其二，俄美关系互动中的冲突与其说是冷战遗留的产物，不如说是由双边关系中的系统性矛盾所造成。由此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即：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俄美关系的冲突性？能否预判甚至修正双方关系“潮起潮落”和“飘忽不定”周期性紧张的中期前景？ 俄美关系的周期性演变 俄美关系发展的上述规律性并非偶然，可以说，自冷战肇始以来，苏(俄)美关系的物质基础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如同当年的苏美关系一样，今天的俄美关系依然建立在相互核遏制及确保相互摧毁的逻辑之上。“冷暖”的周期性、规律性交替是二战后苏美关系的固有特征：莫斯科与华盛顿都试图进行战略对话，但由于成效不大而不得不草草收场，于是双方便游走于军事政治对抗的边缘并在一段时间过后试图重启对话。冷战后的俄美关系继承了这一逻辑，从“冷战”结束之初俄美关系的短暂“蜜月期”到此后双方围绕北约东扩的长期争斗，从“9·11”后俄美短暂的合作反恐到围绕“颜色革命”问题的“拉锯战”，从俄美关系历时大约两年左右的“重启”到双方围绕“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及至当前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的新一轮“博弈”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冷战后俄美第一次接近大致是在1991～1993年。当时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政府采取全盘“西化”政策，在政治、经济、外交及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倒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看齐。就对美政策而言，这一时期俄罗斯想要达到的目标主要有四个：(1)获取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联邦边界的承认；(2)说服前苏联各共和国(主要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放弃核武器并把其运往俄罗斯销毁；(3)获取美国对叶利钦当局与最高苏维埃斗争的支持；[2](4)获取美国新“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帮助俄克服经济困难和实现“激进”转轨。 1993年2月初叶利钦访美并与老布什发表《关于两国新关系的戴维营声明》，双方一致同意“彼此不再视为潜在的敌人”，而“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友谊和伙伴关系”。但美国支持叶利钦的条件是，俄必须深度削减其军事实力首先是核武器的数量，这遭到叶利钦的拒绝，于是俄美关系开始积累冲突的因子。此后虽然美国在1993年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的斗争以及1996年叶利钦与久加诺夫争夺总统宝座的“对决”中都站在了叶利钦一边，但西方对俄经济援助的“口惠实不至”，1994年北约东扩进程启动以及美国屡屡损害俄国家利益的行为，却令俄罗斯深感失望，于是才引出了俄从所谓“一边倒”向“双头鹰”东西方平衡外交的调整和转换。 这一时期，搅动俄“神经”的主要是北约东扩问题。在美国主导下，作为华约对立面的北约在前者解散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开启了东扩进程，在这一行动的背后，莫斯科洞察到了美国“革命性”改造世界管理体系的企图，即通过北约东扩和赋予北约新职能降低联合国的作用；同时俄也感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军事威胁，于是不得不再次把核武器当作保障自身安全和免受美国军事威胁的一把“利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美关系也“渐行渐远”，而以1999年3月北约绕过联合国轰炸南联盟为标志，俄美关系陷入苏联解体以来的低谷。 俄美第二次接近大致是在2001～2003年。以“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普京向小布什打电话慰问为起点，俄美关系重新“热络”起来。普京表示将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允许美军飞越俄领土，并促使中亚国家配合反恐行动，对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提供军事帮助，甚至同意美国在中亚设立军事基地等；而小布什则相应高调宣布俄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后，普京克服重重阻力，不仅说服杜马批准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Ⅱ》，而且不顾军方反对，与华盛顿签署了一项新的武器控制协议《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对于美国执意退出《反导条约》一事，俄罗斯也是反应平和。然而，俄美这种表面密切的关系并没有解决其间的根本分歧，双方很快就觉察到，除了阿富汗之外，双方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利益分歧，而且这些分歧从来就没有正式地妥善解决过，从而注定了俄美关系的再次接近依然难以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以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针对美国的抨击性言论为标志，俄美关系再次陷入谷底。 俄美第三次接近大致是在2009～2011年，即所谓的关系“重启”时期。构成此次关系“重启”的客观原因包括：(1)军备控制制度坍塌的危险；(2)降低俄美军事冲突威胁的必要性；(3)奥巴马总统试图弄清楚，在什么条件下莫斯科愿意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3]在关系“重启”的前一年半中，“重启”政策还是比较顺利的。两国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协定》也正式生效，双方扩大了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俄甚至为北约货物的过境运输还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建立了交通后勤中心；美国则暂停了北约向后苏联空间的扩展，改变了在波兰与捷克部署第三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等等。 不过时至2010年中期，“重启”政策随即出现问题。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序言确定了反导系统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相互关系，双方恰恰在对此序言的释义问题上出现分歧。在2010年11月北约峰会上，俄与北约一致同意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方案的框架内寻求妥协，但2011年1月北约理事会却单方面宣布，北约将抛开俄罗斯独自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而2012年5月北约芝加哥峰会前夕俄美就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谈判的失败则意味着，所谓的寻求妥协已经没有了下文。 2011年直至目前，俄美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导致这些矛盾的原因在于：(1)俄拒绝就削减欧洲战术核武器问题展开谈判；(2)俄对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表示不满；(3)莫斯科与华盛顿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向左；(4)类似于“马格尼茨基事件”的人道主义问题重新激化和政治化；而2014年以来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的“意外变局”更是让俄美关系发生逆转，双方已经游走于新“冷战”的边缘。 俄美关系的高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源于双方的系统性矛盾。俄美关系的这种持续冲突的性质，其影响因素一般可以从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作出解读。 俄美关系全球层面的影响因素 在全球层面，俄美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战略稳定问题 保持战略稳定依然是俄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在美国看来，冷战的结束并非十全十美：苏联没有像二战后德日那样“拆除”其军事力量，减少俄军事实力尤其是核实力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任务；但俄罗斯并不打算深度削减自己的战略力量，俄罗斯精英依然把军事力量首先是核力量视为不受美军事威胁的保障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领导人将战略稳定批驳为一种所谓“资产阶级理论”，克里姆林宫担心的是，美国是想通过削减重型分离式制导洲际弹道导弹谋求单方面的战略优势。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同意与美国展开战略对话。1989年9月22～23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怀俄明州会晤时制定了军备控制谈判的原则，以此为基础，1991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莫斯科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2002年，鉴于形势的变化，俄美两国就战略稳定问题重开谈判，并于该年5月24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重启”俄美关系为契机，俄美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问题再次展开谈判，并最终于2010年4月8日在布拉格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取代美苏1991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2002年《莫斯科条约》。从总体上看，“布拉格协议”的条款是非常脆弱的。虽然新条约序言包含有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相互依赖的条款，但俄美双方对该条款的内容却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在美方看来，序言内容只不过是未来武器削减谈判的一个参数，而俄方则认为，美国有义务对其部署的反导系统的数量加以限制，而“如果美国的战略反导系统从数量及质量上对俄战略核力量的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俄罗斯有权退出条约。”[4]此外，新条约也未对高精尖常规武器作出限制，而这些武器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向造价昂贵的第五代武器转型方面，美国不仅超过了俄罗斯，而且独步整个世界，这些武器下一步将对战略平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新条约也未禁止战略运载工具携带常规弹头。随着核武器的削减，军备竞赛的重心将转向常规武器领域，并由此导致出现新的威胁。 实际上，俄美仅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保持着相对的军事平衡，在新条约并未涉及的其他方面，美国连同其北约盟友仍然继续保持甚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优势。可以说，美国在海洋上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而俄远洋舰队的实力实际上已经大打折扣。未来几十年中，俄罗斯只有真正能够重建自己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与美国在所有领域的对等地位，因为，经济实力既是发展武装力量的基础，也是增强外交影响力的根基所在。 2.核不扩散问题 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仍然是俄美关系的一个冲突性领域。尽管俄美都宣称要巩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实际上双方已经在不扩散体系“边缘”国家的政策领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 美国防扩散战略的要旨是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禁止“危险”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防止这些武器落入恐怖组织手中。美国的反扩散政策包括五点行动方案：(1)“赎买”潜在危险国家的核计划；(2)监督“问题”国家的核设施；(3)部分承认“违例”国家的核地位以换取其遵守相关国际协定；(4)武力威胁和打击“危险体制”国家的核目标与准核目标；(5)加强对封闭式核燃料提炼的国际监控。[5] 过去十几年来，美国政府创造了落实其反扩散战略的几个先例：(1)在消除“潜在危险体制”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幌子下，发动推翻伊拉克政权的军事行动；(2)要求伊朗终止铀浓缩计划；(3)要求朝鲜消除核设施并将其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4)要求巴基斯坦允许美国派代表去管理该国的核能力；(5)部分承认印度的核地位以换取新德里同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自己的民用核设施。 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反扩散政策持谨慎态度。令俄方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美国一方面允许英国与德国对“问题”国家实行独立的商业政策，另一方面却不允许俄罗斯这样做；俄同时还怀疑，在口口声声必须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背后，美国的目的其实是要把竞争者挤出核市场之外。俄美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立场冲突的协调与解决仍然遥遥无期。 3.国际法体系改革问题 过去20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对现有国际法体系进行改革，该体系是二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中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世界秩序的基础依然是该体系下设定的各种制度和机制。美国要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就需要对现有的世界秩序结构进行改革。为此，美国作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动作：(1)要求在国际层次讨论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行动的低效率问题；(2)创造了未经安理会批准主导其他一些组织或机制采取行动的一系列先例；(3)无视国际法有关限制，俨然以新世界秩序的领导者行事；(4)激励和组织对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案件进行司法审判；(5)篡改20世纪一系列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准则，不按照这些准则行事。[6] 美国的上述一系列做法已经触及俄罗斯的利益。首先，美国试图降低联合国安理会作为负责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机制的作用；其次，在国际上玩弄斯大林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等议题；再次，把腐败问题政治化等等。 总之，国际法体系改革问题堪称俄美关系最具冲突性的领域之一。 4.能源安全问题 能源安全问题是俄美关系中的一个潜在冲突领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美国提出了所谓的“能源安全”理念，主要是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确保能源的获取，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能源利益以及发展替代性能源首先是原子能等。 2005年，俄罗斯提出，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应当有所变化，需要更多地考虑能源出口国的利益。在2006年7月“八国集团”彼得堡峰会上，俄罗斯成功地将能源安全新理念写进了峰会文件中，确保能源从开采、运输到分配等各个环节的安全。 进入新世纪以来，能源逐渐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特别是对前苏联某些国家的外交武器，针对俄时常挥舞的“能源大棒”，华盛顿也是作出了各种抵制方案：从与俄罗斯的能源冲突中站在乌克兰一边，到激励土库曼斯坦建立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体系等。 俄美关系发展的地区影响因素 在地区层面，俄美的不少冲突与分歧依然根深蒂固，在这一层面，俄美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更大。 俄美两国的最大矛盾依然是在欧洲。北约是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政治组织，它既是美国在欧洲保持军事存在的载体，也是美国向其欧洲盟友提供安全保证的工具。 俄罗斯对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公开的、民主的全欧性集体安全与合作体系，这种体系能够确保从温哥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统一。为此，2008年6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提出了制定欧洲安全条约的倡议，以确立欧洲大西洋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不能依靠牺牲别的国家和组织的安全来巩固自己安全的法律义务。[7]这里俄罗斯的主要考虑是通过一系列协议来对华盛顿施加某些限制，比如降低美国使用武力的自由、建立俄与北约就欧洲安全问题共同进行讨论的机制等；而华盛顿则认为，莫斯科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些协议破坏美国对西欧各国的承诺并最终削弱北约的整个机制。在此问题上，俄美双方的立场至今找不到“交集场”。更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一个时期，俄美在欧洲的紧张关系鉴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加剧。 首先，法国在萨科齐时代已经放弃了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戴高乐主义。2009年法国重返北约，2010年法英签署同盟宣言，2011年利比亚战争以及法英发表叙利亚问题联合声明，所有这些都表明，巴黎正在甘愿充当美国及英国的一个“小伙伴”角色。在法国抛弃戴高乐主义以后，俄罗斯失去了法国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中介，法国传统上一直在俄美关系中扮演这种角色。 其次，欧盟力量配置已经发生变化。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欧盟的主角已经从法德组合变成了法英组合，这一点与其说同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方案相关，不如说与华盛顿关系更大。欧洲新的力量配置加大了俄美关系冲突的可能性。这些冲突性因素包括：(1)美国试图参与调解后苏联空间的军事政治冲突；(2)北约继续实行责任区扩大政策，同时也没有放弃向后苏联空间扩展的计划；(3)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4)俄罗斯与北约缺乏就削减战术核武器问题进行对话的机制；(5)没有《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替代性条约；(6)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依然存在由历史遗产引发潜在冲突的可能等等。 同时，“冷战”结束后，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还出现了一个“不稳定弧”——这个有争议空间从摩尔曼斯克一直延伸到具有潜在民族冲突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此外，在高加索、科索沃、德涅斯特河沿岸等地方也仍存诸多悬而未决的冲突。如果在美国、欧洲各国以及俄罗斯之间能够达成相应的互信及合作，则可以推动这些冲突的解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望的将来能够出现这种前景。 在中亚，俄美关系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相互交叉的基础上构建的。一方面，俄支持北约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另一方面，莫斯科又担心，华盛顿会和前苏联中亚各国建立另外一个独立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机制。对于集安组织的角色定位及其在中亚安全中的作用，俄美的看法完全相左。“俄罗斯的一些战略家历来是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看作是欧亚的北约”，[8]在保持中亚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俄罗斯希望北约能同包括俄罗斯及集安组织在内的其他“选手”进行平等的合作，以共同构建中亚共同的安全空间；但美国主导的北约却“不承认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存在这一事实，更不用说与它进行协作了……北约追求的是在欧洲以及欧亚地区的垄断地位”[9]。美国人宣称，“在后苏联空间，俄领导下建立的集团或组织是非法的、不稳定的‘纸老虎’，加入其中的成员国几乎都是迫于强制。美国坚信，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最终必然走向解体，并反对在北约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建立联系”。[10] 由于北约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互不承认，实际上致使这两个军事政治组织在该地区相互竞争，从而使该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化。华盛顿对中亚地区的政策考虑是：第一，在可望的将来，华盛顿将继续保持在中亚的存在；第二，在中亚存在军事基础设施可以让美国解决从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到限制俄罗斯的资源以至于“遏制”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军事政治任务；第三，中亚地区的现有机制不妨碍美国与中亚国家构建自己的一套关系体系。较之于前任，奥巴马政府在中亚的行动虽然比较谨慎，但其急欲充当抵消俄在中亚影响力的“关键平衡器”的图谋没有改变。 毫无疑问，即使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仍将保持其在阿富汗与中亚地区的存在，“如果美国想继续保持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必须保持其在阿富汗与中亚地区的存在；如果它离开这一地区，则将是其走向没落的开端”[11]。而对于莫斯科来说，美国在中亚军事基地的存在却是一个极其令人头疼的问题，“虽然俄精英阶层和媒体有关俄罗斯被军事基地包围的说法显得过于简单化，但该地区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正在弱化俄作为该地区安全保护者的角色——这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这里谈的是对于俄罗斯特别是对其政治威望的威胁问题”[12]。 3.亚太地区 2010年中期开始，美国高调宣布要“重返”亚太，虽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但与俄罗斯的利益碰撞亦在所难免。在亚太地区，俄美之间依然存在领土矛盾。俄罗斯没有批准有关划分巴伦支海有争议区域的1990年协定，美国没有承认鄂霍次克海是俄领土海洋的地位，巴伦支海峡的大陆架也没有划分，那里的分界线依据仍然是1867年的俄美协定。 在正式层面，华盛顿暂时还没有提出美国与俄远东地区直接接触的问题，但美国的专家却已经在讨论远东地区独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可能性问题；在俄远东地区独立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方面，美国的分析家们也已提出了类似的方案；此外，美国的精英阶层心中还时不时地泛起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远东共和国的“怀恋”，对于这一点，莫斯科是“心知肚明”；而对于美国力推在2020年前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问题，俄也是深感忧虑，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加速实现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会削弱联邦中央对远东地区活动的控制。 未来一个时期，就对俄政策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可能会：(1)建议俄远东地区独立参与太平洋地区的各种一体化组织；(2)尝试和俄远东地区开始谈判解决领土争议问题。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所作所为的最大危险在于，出现20世纪40年代的那种“英国版本”：美国与各地区建立独立自主的关系，而英国对这一进程的参与度则降到最低。[13] 4.后苏联空间 在前苏联境内，俄美关系的冲突性显而易见。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甚至将其收归“麾下”显然已经成为普京重新“归位”后的宏大政治抱负，所谓的“欧亚联盟”构想尤其是吸收克里米亚入俄即是明证。普京声称，未来的“欧亚联盟”将是“一个能够成为当代世界一极的强大的超国家集团”与“联接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有效纽带”。[14]目前，普京的“欧亚联盟”设想正在有条不紊地加以推进并已取得若干进展。而从美国方面来说，白宫自1993年底开始，不论其党派属性如何，都一直力图：(1)支持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多元化”；(2)开展与前苏联各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对话；(3)全力阻碍落实任何以俄为中心的一体化方案。 对于普京的“欧亚联盟”设想，美国已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都柏林举行的欧安组织会议上声称，俄罗斯正在“使后苏联空间‘重新苏联化’，只不过换了一种叫法而已”。“我们知道其目的何在，并且正在研究阻止或者延缓这一进程的有效途径”[15]。就目前引发世人高度关注的乌克兰危机而言，从表面上看，它体现的是乌克兰亲俄势力与亲欧势力之间的激烈争斗，而实质上却是俄美之间展开的一场重大地缘政治博弈。 此外，北极地区也是俄美具有冲突的区域。俄支持北极地区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区域划分体系，而美国则主张北冰洋的国际化，不赞成俄罗斯的区域划分；俄试图让美国承认水下罗蒙诺索夫与门捷列夫山脊乃是西伯利亚大陆骨脊的延伸，并以此巩固苏联时期的北极区域地位，华盛顿则依据2009年《美国的北极区域政策》的有关条文反对俄罗斯的这种主张；同时，俄美北极海域争端的复杂化因素还在于，有关北极重新划分的争议是在五个北极大国之间出现的，其中四个(美国、挪威、丹麦和加拿大)都是北约成员国。虽然美国与另外三国可能也存在领土矛盾，然而与美俄矛盾不同的是，这些矛盾并不具有军事政治的背景。 俄美关系的前景展望 综合考察俄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未来俄美关系的发展不外乎具有以下三种前景。 1.重新走向“低度冲突” 如果俄美关系走向“低度冲突”，则意味着此前“重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被彻底断送，双方将重新开始“口诛笔伐”，并竞相对核实力进行现代化改造，两国地区层面的冲突重新升至高水平。导致这种关系模式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1)俄美还没有就反导问题达成协议；(2)2009～2011年就欧洲安全体系改革问题进行的谈判遭遇挫折；(3)俄美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加剧；(4)俄美缺乏战略互信等消极心理因素。 实际上，类似2007～2008年的情况已经出现。当时作为对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激烈言辞的回应，美国围绕格鲁吉亚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可控危机”；同样，2013年末以来，美国又一次“故伎重演”而在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新的“颜色革命”，并导致此前似乎已经“重启”的俄美关系急转直下。无论是从俄美双方“口水战”的激烈程度，还是从双方一系列的军事威慑行动来看，目前俄美两国的“低度冲突”已经成为现实。 此外，在战略领域，俄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很高。首先，俄罗斯与美国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已经走到了极限——每一方都将部署的核武器的数量降低了1550枚的水平。对于俄美每一方的战略力量来说，进一步的削减都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俄罗斯在美国快速增强反导实力并对自己形成威胁的情况下可能会退出1987年《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从而导致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关系体系——以中短程导弹为基础的欧洲对抗。 2.停滞不前 俄美“停滞不前”关系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作为俄美关系的基础，双方继续维持核遏制体系，其双边关系的日程也仅限于军备控制协商；(2)继续进行时断时续的反导问题谈判，但不会达成明显成果；(3)美国加大力度企图继续离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不成功的情况下，则拉拢印度并挑起其与中俄对抗；(4)在口头上继续宣称与俄拥有共同利益的同时，与后者在中亚地区展开间接竞争；(5)在欧洲展开激烈竞争。 此外，俄美关系停滞不前或者说缺乏稳定性的原因还在于其内容的狭隘与匮乏。两国外交官会晤讨论的议题几乎都离不开军备控制、反导等上个时代的遗留问题，面向未来的议程似乎难以进入俄美的互动范畴；俄美的经济与人文联系，也不像中美之间那么巩固和丰富，虽然中美之间也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鉴于双方高度的经济“依赖”，中美一般能够比较好地处理这些问题，“而在俄美关系中，甚至连相互接近的因素都不存在”[16]。 3.积极的关系模式 积极互动模式是俄美关系最难实现的一种前景。俄美关系中80%的成分与军备控制问题相关，如果不能就反导系统问题达成共识，俄就不可能同意去签署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同时，在战术核武器削减问题上，未来若干年内俄美也未必能够达成一致。 就美国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虽然奥巴马上台后修改了前任政府的东欧反导部署计划，但是华盛顿并没有宣布废除2008年与波兰及捷克签署的条约。理论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妨碍下届美国政府重新“激活”这一方案。此外，俄还要求美方提供其反导系统不针对俄战略核力量的书面保证，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今天，欧洲已经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有关各方没有军事领域的游戏规则。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让1986年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有关欧洲信任措施的《斯德哥尔摩协定》完全丧失了意义；同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2007年俄作出暂停履行这一条约的决定之后也已经分崩离析；此外，2010年俄罗斯.提出的有关欧洲安全条约的谈判倡议也被束之高阁，而至今仍然不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更是让世人难以再对俄美关系的“良性互动”抱有希望，至少在近期内是如此。 总之，就俄美关系发展的未来前景而言，上述三种选项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关键要看俄美两国领导人如何认识两国关系的性质并准备以何种姿态展开互动。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尽管目前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围绕乌克兰危机而展示“肌肉”的动作频频，甚至有“大动干戈”之势，但作为世界的两个核超级大国，俄美两国走向剧烈对抗甚至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至多是重温一下当年“冷战”对抗的“余温”而已。标签：华盛顿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俄罗斯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军事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莫斯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