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党的建设论文,坐标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今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江泽民上述关于“三个代表”的论断，是我们党面向新世纪进行自身建设的大思路、大战略。它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提供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政党的政治功能就在于解决现代政治变迁过程中通常面临的三大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合法性危机是指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众的普遍支持，亦即政治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是指政治上的统一性发生严重的问题，地区间和群众间的冲突难以调和，民族团结出现严重困难，国家的一体化受到挑战；参与危机是指政治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吸纳和消化新生的社会力量，民众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满、抗议和骚乱。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它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党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信仰和合法性，使广大民众对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支持；党在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高度统一，达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政治权力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党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新政治体系的建设，使人民群众焕发出了高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主人翁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原因、壮大之动力、成功之所在。
历史在前进，只要社会政治随着出现变迁，上述问题就会不断地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出现，需要政党去回答和解决，其中“合法性”的问题尤为突出。所谓“合法性”，通常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国际经验表明，合法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的整合和政权的生存。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所贯穿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标准，可以说就体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在新的世纪，如果我们从“合法性”这样一个大的视野和理念上去审视党的建设，就要进一步研究党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做什么样的转变。一定意义上说，“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
首先，“三个代表”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界定党的性质提供了新的坐标，这是我们党构建新的发展阶段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肩负着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经受着不断变化着的新的环境和时代的考验，需要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谓“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为了推翻另一阶级的统治而建立的政党，它需要群众基础，但强调的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执政党”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面临着要扩大政治基础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社会合作与阶级协调，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吸纳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的能力。因此，确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的理念是探讨党的性质和构成的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就注意到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指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中主要是工农联盟，并指出现阶段的人民中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但他们不应该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以此扩大了党和国家政权阶级基础中最主要部分——工人阶级的范畴。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已越来越认识到自己面临着在总体上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任务；“三个代表”所阐述的正是这个核心问题。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要按照“三个代表”的思路在党的性质和构成上有所突破。在新的世纪，党要维护合法性和更好地整合社会利益，就要不断扩大自身的阶级基础，吸纳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的优秀分子，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分子的先进组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党员的要求应从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者转换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体现者，共产党员应当是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是有理想和道德的人。
只要党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党就能够通过发挥先进模范的作用成为社会的示范群体，团结广大民众，整合社会力量。一方面在精神领域，党要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起到精神凝聚的作用。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通过改造意识形态，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剔除目前已经过时的内容，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精神上凝聚人心，真正实现党的思想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应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努力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党不仅要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吸纳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涌现的新生力量，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而且党还要切实采取多种有效的途径为广大民众谋福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尤其应在提供社会福利、保护工人和普通群众利益、提供就业机会、提供社会公平方面起中坚作用，从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扩大群众基础。
其次，“三个代表”再次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讲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这是面向新世纪维护和加强合法性的根本途径。江泽民所提出的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依次指出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内涵。其中，说它指出了政治的基本内涵是因为，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关系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正如江泽民在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彻底的唯物论，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最核心的政治问题。
那么，党怎么样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这虽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既然党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命题是一个政治内涵的命题，那么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关键的和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目前不仅是要深刻认识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一命题，而且还要回答党怎样才能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一现实问题。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执政党还是革命党，都以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而非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为纲领，其区别在于：革命党是由一个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来界定和体认“人民利益”之所在并努力体现和追求这一“人民利益”的；而执政党则是通过民主机制的政治互动来聚合和协调社会各种利益而实现这一纲领的。所以执政党在“代表”人民利益时需要一个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民主的政治过程，而革命党则通常没有这样一个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全心全意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藉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方式和途径也就不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也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需要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过程。
党的十五大已明确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近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层民主建设正在逐步向制度化迈进。但也应当看到，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今后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切实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像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指出的：“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建设起一支统一、严整、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把这一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壮举豪迈地称为“伟大的工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环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需要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积极探索党建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因此，民主政治建设不但是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基本内涵和要求，而且也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深刻理解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断，应当从新世纪开启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来探讨党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赖以实现的制度化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辨明和处理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前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的制度化途径就在于发展党内民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党内民主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使党培养的干部在党内更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党内民主基础的扩大，树立起民主政治的榜样，有利于从制度上加强政治合法性，同时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途径，从而有效地解决合法性和参与的问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战略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