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制度成因与相关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我国经济论文,相关政策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1999）11-0052-07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过剩成因的全面系统剖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 （1）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2 ）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3 ）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 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供给（生产）上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4页.）。并且，根据他的分析，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了资本突然扩张力的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第273页.）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8页.）总之，如果撇开制度分析，单从经济角度来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商品流通领域供求矛盾的直接表现，而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又不过是生产和实现（消费）矛盾的表现形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去探寻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除此之外，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给经济危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生产领域的制度看，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展，提供了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工厂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为生产能力的扩展、资本突然扩展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有激励效应的微观制度结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从影响消费或需求的制度来看，这里既有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关系共同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制度，也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其中，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进而其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内。概之，交换、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而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运动又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以及由之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相比，马克思对生产过剩危机成因的解说，具有几点明显的差别特征：（1）在方法论上， 马克思是从经济现实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2 ）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分析，特别强调生产过程的内部矛盾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决定作用，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忽视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因素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影响。（3 ）马克思生产过剩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制度的内部缺陷是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引起的不稳定影响，只是经济制度内部缺陷的表现。（4 ）由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学说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他认为，生产过剩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不存在产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条件，所以也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不会着重研究反危机的政策的措施。
二、运用马克思生产过剩理论的基本方法，探索我国经济过剩的制度成因
在我国新旧体制相转轨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包括经济波动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发生，其背后都有着非常的成因；其二，旧体制的残留、新体制的不完善、新旧体制之间的磨擦与碰撞以及制度变迁中出现的“锁定”（Lock-in ）轨迹的不良影响，均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体制因素还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探索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一方面不能采用单向思维，而应从多角度进行多维分析，这是“两点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可忽视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这是“重点论”的要求。这两方面表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目前生产过剩的原因，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经过二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本上处于基础性地位。据测算， 讫至1995年，中国工商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程度、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技术市场化程度分别已高达46.4%、73%、84.5%、60%、70.8%，（注：陈宗胜等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已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体制。既然是市场经济，则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必然要引起经济在扩张与收缩交替中运行，这是引起我国经济过剩的共性因素所在。问题是，市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它不仅是商品买卖双方相互以决定价格所利用的一种机制，（注：陈宗胜等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而且还是一套制度，是有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 （注：萨缪尔森.经济学[M].1992年英文版第14版，第37页.）笔者认为，市场是一个制度的集合，从里到外包含了交易制度、政治法律权威制度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制度这三大层次。（注：霍奇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8页.）因此，市场对产生经济过剩的影响，不仅有来自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内在作用，而且有来自市场所包含的制度规则的人为作用。后者是一个社会产生经济过剩的特殊成因。
我们知道，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育、发展的市场，不是一种“自然演进”市场，而是以行政政策催发的“人造市场”。这是一种体系不完全、功能不健全的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它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而且会存在一种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不完全市场的制度失灵引起的。（1 ）市场交易主体黏附的一些非经济因素会导致一些无效供给的产生。对于生产者来说，会出现政府干预下的权力定价，损伤市场等价变换原则，由此，致使生产者难以依据市场原则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这样，难免会出现政府干预下的过量无效供给；从消费者来说，由于产权不清、管理不善引发的公款报销式消费，产生了消费市场尤其是高消费服务市场上的各种扭曲的“黑市价格”与“灰市价格”，在此引诱下产生一种泡沫式的无效供给。（2）市场价格参数的人为扭曲，致使市场信号失真， 投资、建设盲目，无效供给增加。例如，1992年以后，在强大政治动员的作用下，造成空前虚假经济繁荣，市场价格体系被人为地扭曲拉升，尤其是尚未完全放开的石油、电力、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拉升比例更大。据统计，1992—1994年，全部工业品价格指数累积增长幅度为58.3%，其中，石油工业增长幅度最高，为193.7%，其次是电力工业为106.3%，煤炭工业为98.2%，冶金工业为92.3%，建材工业为70.7%（注：周小亮.论市场制度的三大层次及其耦合[J].学习与探索，1998（1）.）由于市场价格的人为拉升，致使企业可以通过虚幻的价格效应而获取暴利，由此必然要引起暴利产业之间的重复建设与盲目投资，从而产生与市场需求不相等的无效供给。（3 ）市场制度不健全引起市场运行秩序紊乱，监管乏力，由此产生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无效供给，并由此产生“消费险境”，制约有效需求增长。由于我国市场建设起步晚，时间短，经验少，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没有从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去思考市场建设，没有依据市场交易的产权规则、等价交换规则和自愿让渡规则的内在要求去建立、健全市场有序运作所必须的市场主体规则、市场进出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仲裁规则等，这样，使市场交易主体缺乏应有规则的约束和监管，由此在市场进出、交易和竞争过程，会发生各种紊乱、无序现象，各种低成本的伪劣商品可以鱼龙混杂地“自由”进入市场交易。其结果，一方面使伪劣商品生产者可以获取暴利，从而刺激了无效供给的增长；另一方面给消费者埋下了不少的真假难辨的“消费险境”，这样，必然要产生低层次的生产过剩与买方市场。 （4）市场体系的不完善，致使经济流量的循环与周转发生梗阻，导致企业库存增加，需求萎缩。经济流量的顺利循环与周转，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配套。总的来说，普通商品市场的发展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市场。而生产要素市场中，最为滞后的金融市场，据测算讫至1995年，金融市场化程度仅为9.1%，（注：胡鞍钢.我国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J].管理世界，1999（3）.）这与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很不相称、配套。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其一，在融资体制上为企业之间“三角债”问题产生，债务链条的延长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容易阻塞经济流量的顺利循环与周转，促发企业库存的增加；其二，在缩小间接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渠道的融资体制改革下，由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低下，必然要制约直接融资渠道的相应拓展，从而致使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流程发生梗阻，导致总需求萎缩。（注：周天勇.总需求萎缩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J].经济研究，1999（1）.）总之，我国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扩大了单纯市场机制所蕴含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是我国目前生产过程运行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
经济过剩，本质上是无效供给产生的，即是由超过市场需求的过剩供给和不合市场需求的不良供给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只存在贴近市场的无效供给不足问题，这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据胡培兆教授的分析，目前我国的有效供给不足突出四方面的表现，即价格过高形成的无效供给；重复建设形成的无效供给；产品简单再生产形成的无效供给；品质伪劣形成的无效供给。（注：胡培兆：论有效供给.经济学家[J].1999（3）.）正是这些无效供给的存在，制约了我国目前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的提高，从而造成、加重了存货增加、储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过剩闲置。可以说，大量无效供给的存在，是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首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因素形成我国目前的无效供给问题，从制度上分析，笔者认为：（1）从宏观上讲，由于我国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 走上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工业化、现代化为目标的“赶超型”发展之路。“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建国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影响以及以放权让利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驱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一种数量扩张型模式，尤其是在政治大动员（如1992—1994年之间）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这种数量扩张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选择，为各种无效供给项目的立项、筹资、投产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2）从中观上讲， 以放权让利为契机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大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强化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市场地区分割、封锁问题。“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形成的地方利益驱动，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政绩标准产生的政治大动员以及多年来条块分割投资体制形成的推动效应，使各级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条件，大量兴办各种低水平的“小而全”、“小而散”的企业，导致过度重复投资建设，“大干快上”式的数量型经济扩张和粗放型增长，并加剧了企业组织、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在地方保护主义条件下，又进一步产生市场竞争不充分，使建设项目不能做到扩大差别的优胜劣汰，其结果必然要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从而产生经济过剩。（3）从微观企业上讲，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在改革过程中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企业的经济独立性一直没有得到好地解决，企业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制度特征依然突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尚未完全落实，由此，在各级地方政府“婆婆”的干预下，兼之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国有银行与政府“一体化”的金融环境，致使企业容易产生一种数量型经济扩张机制，并且难以对投资后果负责，加上在企业经营上，缺乏市场环境变化的转变机制，这样企业难免出现盲目扩大生产，导致产品销售不畅，无效产品增加。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近年来需求紧缩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制度原因。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总需求，从“内需”角度看，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需求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目前消费需求紧缩主要表现为工农大众的有效需求紧缩，其制度原因基本上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而现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限制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农副产品流体体制的不流畅和信息、深加工等服务体系的不健全致使农民丰产不丰收，这一切减缓了广大农民收入的增长；工业资本深化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国企改革、转制过程中失业问题的加重，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落后于GDP 增长所产生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注：据统计，1986—1998年间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少2.6个百分点。又据最新出版的1999年《中国统计摘要》公布的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工资总额增长情况，从1978年以来，我国工资总额的增幅大部分年份都在10%以上，平均增幅15%，但从1997年以后，工资总额的增幅下降幅度较大，1997年增幅为3.6%，而1998 年全国工资总额令为0.2%，其中国有单位增幅为－4.2%，城镇集体单位的增幅为－16.9%。）所有这些制度性因素制约，必然要引起普通工农群众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货币性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6.6%， 仅为1996年增幅的1／2和1995年增幅的1／3，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农民人均收入增幅由1996年的9%降为1997年的4.6%，也仅为上一年的1／2。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问题，致使居民收入向高收入家庭相对集中，由此，（1 ）依据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的经济学原理，则要降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注：据抽样调整，1997年我国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人均消费倾向仅为71.36%和76.53%，比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倾向分别低24.64和19.47个百分点。）（2）要致使消费需求出现明显的断层。并且， 在市场疲软、需求不振下出台的住房、医疗、保险、教育等体制改革，又进一步降低居民即期消费倾向。综合这两方面制度的因素，则从物质收入基础到消费心理均要引起消费需求紧缩。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勤俭持家”的传统习惯，新消费热点受到诸多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如住宅业发展受到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信贷不发达、非生产费用过高、住房市场发育不足等因素的制约），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
就影响投资需求紧缩的制度因素来说，首先，由于我国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市场化的企业组织、运作形式和传统的投融资机制的相互耦合，会产生许多个深不可测的“投资陷阱”，（注：房汉廷.值得警醒的“投资陷阱”[J].改革，1998（4）.）由此必然要制约投资需求的增长。普通国有企业，由于传统的制度约束和机制阻梗，使企业投资项目批复手续繁杂，周期漫长而难以适应变化万千的市场，从而致使不少投资项目掉入“投资陷阱”；上市公司依理说是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国的上市公司，不少是以套取股金为目的而进行“项目包装”，即所谓的“包装上市”，其实这些包装的项目没有利润生长基础，因此，企业一旦真正投入，必然要掉入“投资陷阱”；大量的乡镇企业，由于自身素质差，并且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企化”问题，投资决策政府意愿增强，再加上经济紧缩，缺乏利润生成点的好项目，由此，乡镇企业掉入“投资陷阱”的概念也在增加。其次，在经济紧缩背景下，体制性因素对民间中小企业投资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比如，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点的形成，受到诸多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在金融风险依然较大的情况下，现在的金融体系难以为多种类型的企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并且，国有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不兼容”，限制了现有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大额风险贷款；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下放和民间投融资体制的诸多弊端的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缺少专门投资渠道，特别是高技术的中小企业发展没有相应风险投资机制的配套；政府启动经济政策给民营企业所带来的“挤出效应”；经济紧缩下对民营企业税收的加重，等等。最后，由于工商注册等方面的限制，行政约束过多过严，个人投资渠道狭窄，品种很少等体制因素的制约，也致使居民个人储蓄难以有效地转换为投资，从而限制了个人投资需求的增长。
除上述引起经济过剩的市场、供给、需求领域的制度因素之外，近年来，在经济紧缩背景下，加快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无疑，也有时间误差之过错，并且，政府在近两年中没有明确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多重政策目标同时推进，政策效应互相抵消，如在财政政策上，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政策效应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在居民消费政策上，政府在努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出台了国企、住房、医疗、政府机构、社会保障、教育等多项改革，所有这些，也是引起我国经济过剩运行，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减退，通货紧缩日趋严重的非常重要原因。
三、针对我国生产过剩的特殊成因，选择相互配套的综合治理政策
对于我国经济过剩治理的政策选择，从基本原则上说，笔者认为：（1）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 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政策以及其他学派在治理过剩问题上的有益思想；（2）必须从市场、供给、 需求等多角度进行综合制度治理，不能孤军深入，单项治理；（3 ）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和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些特殊运动规律，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积极探索能够集治理经济过剩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特殊治理政策；（4 ）必须把治理经济过剩和深化改革、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开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新局面；（5）必须在治理政策之间相互配套、相互理顺， 形成一股政策合力。
依据上述原则，在市场领域，一方面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尤其应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构建与完善，这是实现储蓄、投资之间相互转化与其经济流量之间顺利畅通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生效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必须遵循市场建立的原则和调节的原则，加快市场有序运行与公平竞争所必须的基础性制度结构和调节性制度结构的建立与完善。根据我国市场不完全性特征，笔者认为，在市场制度建设上，应着重做好如下几点工作：（1 ）修正市场经济主体基本属性，通过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建设，尽量减少、消除经济主动的非经济属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主体秩序；（2 ）修正市场价格参数扭曲，健全完善市场机制，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竞争秩序； （3）健全市场约束规则，完善市场组织，规范市场交易行为；（4 ）加快经济立法，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法治秩序；（5 ）加快市场政治法律权威制度和良好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制度建设，构建一个完整的市场制度体系。在市场化改革与市场制度建设之间，必须：一要注意“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和“破立结合”，防止市场化改革中出现“制度时滞”、“制度短缺”；二要注意在市场培育与运行中“建管结合”与“扶管结合”，即应将市场培育、建设和扶持与对市场失灵问题的监督、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在生产供给政策选择上，从宏观上说，中央政府（1 ）应建立一套能够促进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同时，灵活运用财政、金融工具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并且建立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体系，以此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 ）运用知识产权法，避免、克服重复建设；（3）设立环境污染税等税种，限制、 减少造成外部不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削减落后过时的过剩生产能力和由此产生的无效市场供给，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4 ）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能够产生外部正效应与滋生经济新增长点并有广阔市场需求的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从而增加市场良性有效供给。从中观上说，一方面应通过制度创新，以经济开放协同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取代现有的自然行政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尽力消除庇护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条块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在各地同行业之间，应通过同行业公会、商会等民间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产品复制和低层次重复建设，运用公会、商会有关规章制度激励同行业企业之间相互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努力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并诱发市场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从微观企业上说，必须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努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独立性问题，并结合企业转制，确实改革企业投融资体制，提高企业技术、产品创新力和市场应变力，从而做到企业产品总量符合社会需求量，并且产品不断创新和开发，品质精美优良。
在投资需求管理政策上，国家应在继续实行适度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时，第一，应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时，防止扩张型经济模式的旧病复发，尽量减少、消除无效重复投资；第二，应规范统计，挤掉统计泡沫，精确测算制约货币、财政政策效应的投资对利率和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等市场参数，努力做到货币、财政政策使用时的有的放矢和灵活交替使用，避免需求管理中的“政策效应陷阱”；第三，在继续使用技术性金融工具放松银根的同时，更要重视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消除制度性紧缩效应，在治理整顿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时，要有“破”有“立”，积极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鼓励他们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有效办法。第四，在扩大投资、刺激内需的过程中，应提出并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要促进体现结构升级、能够带动结构调整的直接生产性行业的发展，既要有政府投资，又要有民间投资。
在消费政策选择上，存在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消除制约城市消费和投资热点形成的体制、政策因素，其次是拓宽农民的非农业化、城市化渠道。具体地讲，（1）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精简县、镇、乡村政府机构，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2 ）构建与市场化改革相吻合的收入分配体制，努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3）取消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 如城市增容费、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双向收费、对小轿车的不合理收费等；（4）鼓励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教育、 环境等方面的“软件”消费；（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增强消费者信心， 引导消费者预期；（6）提高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人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提高知识分子和科教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层应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社会分层调查基础上，运用政府转移支付工具，实行“扶贫消费”。
最后，由于市场化改革，虽然从长期来说，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从近期来说，也会增大人们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影响社会消费倾向和投资预期收益率的不确定性，为此，笔者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快慢缓急应注意和经济波动周期在时间上的“继起性”问题，即应在经济扩张时期，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而在经济紧缩、过剩时期，应相应地放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这对于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稳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199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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