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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9)02-0093-07
一、近代银行业：上海经济的“大力神”
中国近代银行业19世纪末发轫于上海，经过时光老人近二十年的雕琢，到民国初年已由先始的蹒跚学步壮大成为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大力神”，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民国初年，上海商业银行蓬勃发展。在中国银行业的肇始期(1897-1911年)，商业银行力量微小，在金融界无地位。这一时期的银行业，实际上是以官办银行、官商合办银行不断创立并占据主导地位为特色的。不妨以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重要银行为例，具体说明这种情况。从银行资本构成方面看，该三行虽都吸收有商股，但官股占优势比例一般接近半数或半数以上。中国通商、户部银行开办股本是官、商各半，交通银行所吸收的商股则高达商六官四的程度；从经营方式看，中国通商银行号称“商办”，其余两行均为官商合办。三行的业务虽都与“商”相关但本质上是着眼于“官”、为“官”效力的。从管理大权方面看，名为“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实际是“官”掌大权实权，如“用人”项，不仅总行的9位总董，就是各行所设的分董人选也都由盛宣怀一人说了算，乃至于该行上海总行和早期香港、九江、天津、镇江、汕头、北京、汉口等地分行的分董全部是清一色的“官僚”。①剖析中国通商银行，不难看到：商办银行官掌实权，表里不一，给人“实狗肉挂羊头”之感。“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尚且如此，官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内“官权”之重、“官长意志”之尊便可想而知了。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批“官”掌实权的银行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银行企业，其性质较为复杂，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如银行的股份公司性质，某种程度上的近代化管理制度和方法等)，又是清朝封建政府的财政工具，这种“畸形”表明该时期的官办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是中国被迫现代化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交配出来的“混血儿”。该时期，相对于中国通商、户部、交通等“官”气十足的银行和20多家名曰银钱局(号)实则为官办地方银行的众多机构，②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业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它们是信成银行(1906年设立，总行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设立，总行先设在杭州，1915年迁到上海)、四明银行(1908年设立，总行在上海)。
民初之后，商业银行开始大发展，总数由3家左右迅速地发展到了1925年底的130家，实收资本额突破9300万元。③商业银行的家数和实收资本额已在全部华资银行家数(1925年底，158家)和实收资本额(1925年底，16914万元)中占绝大比例。④该时期，迅猛发展中的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共性：①银行开办资本中少有或完全没有清王朝中央或各级政府投入的官股；银行主要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实业家、商人、钱庄股东老板等；②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是商业和钱庄业的积累，也有产业资本的转移；③经营机制与管理体制明显优于官办、官商合办银行，有“持久无弊”⑤的长处。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此类银行经营有成效，发展显著。如商办浙江兴业银行，1915年吸收存款为438万元，1926年时存款额已增加到3312万元，实力大增。⑥⑤这些银行相对于旧式机构有明显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在政治态度上，有许多商业银行家同情或襄助辛亥革命，如，沪上革命军“辛亥光复前后到九月十三四日所发军饷”，大半由信成银行和四明银行所输。⑦沈缦云、虞洽卿、朱葆三等银行家及投资者都曾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商业银行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天然密切联系，在银行经营上、理念上注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放款，推动民族经济发展。
第二，银行业的联合促使了银行实力的“核裂变”。“联合”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行业间的联合，形成如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等组织；另一种是某些有影响的商业银行基于某些业务的联合，形式如“北四行”、“南三行”。先谈行业间的联合，在上海，这种联合的载体是上海银行业公会，其酝酿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5年，上海信成银行周廷弼、沈缦云就曾出面邀约银行界的头面人物商议筹办银行公会之事。随着上海银行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及银行业金融势力的增大，1915年，宋汉章、张嘉璈、叶景葵、陈光甫、李铭、钱永铭等人发起旨在银行同业间加强联系和改善经营的聚餐会形式，即每天中午各银行领导人齐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聚餐的形式讨论当天下午的经济形势及金融行情。当时并无固定的组织机构，更无明确的章程及规则，但银行业的联合实质上已经出现。1917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银行在上海香港路4号成立银行公会，之后，陆续又有聚兴诚、四明、中华商业储蓄、广东、金城与5家银行加入。1918年7月8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订定上海银行公会章程、选举董事会。1925年时，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有成员银行22家。⑧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上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这一重要金融组织的出现具有积极作用，它加强了银行间的联系、密切了信息交流、协同了彼此步调。1920年9月，上海银行公会组织订定了上海银行营业规程16条，对银行业的金融活动、业务经营等重要方面进行原则指导与规范。银行公会的成立强化了上海银行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如1918年11月，上海银行公会倡设“总额暂定为30万两”的公共准备金，⑨成立了银行界的联合准备委员会。这项准备金“纯系现银，不起利息，专为维持市面之用。”⑩银行公会的成立密切了银行与各界的信息交流，它所编辑出版的《银行周报》成为国内银行界最重要的金融信息研究媒体和业务理论研究阵地，在当时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力。银行公会成立后设立了“名词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直接为推动银行理论、会计理论的研究以及实务的推展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再谈商业银行基于某种业务的联合形式。在商业银行迅速发展的势头中，一些商业银行之间通过代理业务、联合放款、联合清算、互相开户、相互投资、人事渗透等不断加强彼此联系，造成了有影响、有垄断力的银行“联合体”，如“南三行”、“北四行”等。所谓“南三行”，泛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联合；所谓“北四行”是指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联合的银行集团。以“北四行”为例，其彼此联合的主要形式有“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联合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四行企业部”等。“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成立于1921年，其在京、津、沪等地都设有办事处；事务所的最初启动资本由中南银行出资100万元、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各出资50万元合成(大陆银行次年加入该营业所)。(11)1922年9月，四行曾联合放款给交通银行，助其渡过难关。这种小银行对大银行放款之举显示了银行联合起来的力量。“四行联合准备库”设立于1922年，它的成立扩大了中南银行银行券的发行总额，1927年时，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券的额度高达1700万元之多，占全国发钞总额的比例达1/10，最高发行额曾达7000万元之多。(12)“四行联合准备库”在中国近代货币发行史上有重要地位，它的工作一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实行后才告结束。“四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由四家银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存款，以四行联合所创造的信誉大量吸收存款。1934年所收储蓄总额高达9233万元。(13)
第三，银行业在上海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上海银行业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资金。仅商办的浙江兴业银行，其定、活期存款总额1921-1927年经常在全国银行界中位列首位，商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数额，1930年高达8978万元。这些银行地位重要，资力雄厚，它们的一收一放都将极大影响上海的经济生活。在20世纪之初，上海总商会是上海各业商人及资本家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某种程度上，上海总商会是上海商界的经济利益保护者和政治利益代言人，是上海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银行业在上海总商会中占据众多席位，(14)间接或直接影响与掌握着上海总商会、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织。银行业公会是上海总商会最重要的分会，在上海总商会内起着关键性作用。
上海银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大发展、上海银行业联合起来的趋势和优势，使上海银行业形成巨大实力。银行业在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作用，使它似一“大力神”在中国近代上海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上海银行业推动市场经济
第一，资本是市场经济的要素，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血液，没有或缺乏资本，市场经济将难于发展，如同人体没有血液一样。上海银行业的不断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源源地提供了资本。这“资本”不仅是银行自有资本，更主要的是以储蓄业务的方式，将社会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造成银行能加以运用、贷放的资本。这就将死资金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资本，拓展了市场经济发展必须的资本市场。近代上海，银行业发轫之初时，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占据垄断地位，它们并不开办储蓄业务。“储蓄业务”的开办大抵是在商办银行陆续成立后而被加以提倡的。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银行业的储蓄业务扩展时期。民国初年的1914年时，吸收储蓄总额约为94万元，而经过十几年后到1928年底时，上海银行业的储蓄总额已经达到11300余万元，(15)两者相较，增长竟为120倍。
伴随着银行“储蓄”业务的发展，“储蓄会”这样一种新颖的金融机构应时运而发生。北京政府时期，除去法国在华商人开设的万国储蓄会外，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储蓄会有2家。一家即是前文所提及的四行储蓄会，另一家是中法储蓄会。四行储蓄会为了大量而持久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为四行所用，对存户的利益实行“保底增殖”的原则，即对存户的储蓄存款实行保本付息，储蓄存款经营获利的部分“规定提一成为公积金，余下部分分为10成分配，其中的6成为(储蓄)会员红利。”(16)中法储蓄会原本为中、法两国商人合办，1925年中法储蓄会演变为完全由中国商人开办的储蓄会。(17)在上海银行业及各“储蓄会”的运作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大银行的存款大量增加”，(18)从而为上海市场经济准备和输送了相应的资金和资本。
第二，上海银行业的业务渐趋完善化的进程是服务于上海市场经济的过程。首先，上海银行业在业务发展中越来越重视社会信息调查。1932年6月，上海的重要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发起创立“中国征信所”。该所的业务是接受会员银行的委托，负责调查工商企业和个人的财产信用，并传布有关市场经济信息。这家“征信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征信所，实际上也是最早的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信息咨询机构，它的出现对于开拓和完善市场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其次，上海银行业成立“票据交换所”(19)结束了上海市场上金融和商业票据清算过程中那种由外国在沪银行、本国银行、钱庄业三者间各占一块、画地为牢的割据的混乱局面。1932年前，上海银行业无票据清算中心，同业间收付款项的票据交换及结算，通常是委托外滩银行(20)和钱庄代为汇划处理。而且必须先行存款于委托的外滩银行和钱庄。这在客观上造成上海银行业资金的分散，而且仰仗于人，手续繁杂，严重局限了上海银行业的业务开展及金融辐射范围。1933年1月10日正式成立上海银行业票据交换所，自此，上海各银行相互间票据的收付，全部由交换所集中清算，不必再依赖钱庄汇划和外国银行结算了，上海银行业的资金清算、票据往来由此开出新局面。复次，上海银行业开办的票据贴现业务及渐次形成的票据贴现市场为社会融资、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从上海的情况看，票据贴现市场包括有银行票据贴现业务和钱庄票据贴现业务。虽说在一段时期里，以钱庄的票据贴现业务为主，但银行的票据贴现业务发展亦是较快的。贴现业务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商业贸易，在上海市场上由于多种票据贴现流通，“如钱庄的庄票、银行的本票、企业的期票等，特别是钱庄所出的庄票，一向为沟通华洋贸易的工具。20年代末、30年代初，每年在市面流通的数额，约在20亿两以上。”(21)最后，上海银行业机构设置的异地化、网络化大大拓展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容量和能量。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共有58家银行在内地开设629个分支行(机构)，其中中国银行在各地的分支行达157处，交通银行的各地分支行达100处，而大银行家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将80多个分支行遍布于长江和京沪、津浦、平汉、粤汉、陇海各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银行机构的广为敷设，密切了上海与各地横向与纵向经济与金融联系，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型的信息传送网络和资金聚散系统。经由这一系统和网络，上海各种市场经济信息迅速传递到广大内地；而各地的资金则源源地流聚于上海。这些信息和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第三，上海银行业在近代中国工业建设、企业成长中起到重大作用。工业企业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工业企业的发展必然推进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是由生产资料市场、日用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多种类型的金融市场所构成的市场体系。工业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与上述所有的子市场有密切的联动关系。毫无疑义，在中国近代支持了工业企业，就是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有远见的上海银行家将对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提供贷放款的资金支持，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认识到：“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22)考察20世纪前半期的旧中国，能够发现，不论是在经济环境较为宽松的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南京政府的垄断控制时期，上海银行业都比较重视对工业企业尤其是涉及民生的民族工业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对于一些工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考察民国初年。南通大生系统是由张謇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以大生纱厂为核心主体的企业集团和经济模式。创办之初，大生纱厂遭遇资金困难，张謇为此“一筹莫展”。(23)当时，樊时勋任总理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为张謇筹资25万两，(24)在最关键时刻给予张謇以资金扶持。张謇常以感激之情回顾这件往事，他将南通经济模式的出现归功于银行的支持、归功于樊氏，说“樊君主持银行(浙兴申行)时，南通实业稍稍振起矣。”(25)以资金扶持大生系统的不止浙江兴业银行一家，1924年12月3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中南、中国、中一等多家银行组成银行团与“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先后共贷予“大生”资金100万元之多。(26)“三新”系统(申新、茂新、福新)是荣氏创办的纺织、面粉企业集团，它长久地受到上海银行业的支持。以“福新”面粉为例。其由银行借入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1913年占56.5％；1916年占85.7％；1920年占47.9；1923年占64.8％。(27)银行业对“福新”的贷款在其借入资本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银行对近代工矿企业的放款比重也呈逐年加大之势，如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比重由1919年的15％上升到1923年31.94％。
再考察抗战前南京政府控制时期。1931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联合成立“四行企业部”，开展对工矿企业的抵押放款。而上海的13家银行(上海商业、金城、中南、盐业、大陆、新华、中国通商、浙兴银行、浙江第一、中国垦业、四明、中国实业、国华)1930年对工业企业的放款总额共有5093万元；1933年，对工业企业的放款额达到10010万元；1936年底则达到14182万元，银行业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年增速度是相当快的。大体上，本时期这些银行对工业企业的放款占当时全部对外放款数额的21.68％。(28)银行与工业企业的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家工业企业不需要银行贷款的支持，向银行借款对它们来讲实在是到了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29)1932年—1939年王宗培对100家公司(其中73家属于制造工业，上海企业占63家)的资本构成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在这些企业的资本构成中，银行钱庄的放款占到26.06％(纺织工业比例更高达36.66％)。(30)调查结果证实，银行对近代工矿业的放款，支持了工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处于畸形环境之中，日本侵华战争的掠夺与破坏、战后脱缰野马式的物价飞涨、内战阴影的笼罩，使国统区工业企业尤其是关乎民生的民族资本企业处境困窘、步履维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银行业仍然坚持对工业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著名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为挽救自己的企业，到处奔走寻找资金。他曾抱着一线希望拿着本企业的股票去求助宋子文，宋子文不屑一顾地说：“你的这些股票还有什么用，连草纸都不如了。”(31)南京统治者的态度打击了刘氏的希望，在这困难的时候是浙江兴业银行给予其资金支持，助其渡过难关。
银行业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贡献有多大？考察的时间剖面最好定在1936年。因为1936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选择1936年还可剔除抗日战争及之后的国内战争等影响国民经济的非常因素。吴承明曾估计，1936年，中国国内资本总额约为57亿元，其中外资约为35亿元，内资约为22亿元。(32)要明了中国的银行业1936年在中国工业化中的贡献，就要判明中国国内的22亿内资资本中，中国的银行业注入了多少？王宗培在1936年前后收集了中国100家企业的材料，选择其中78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加以分析。结果显示：这些企业的资本总额当中，自有资本约占64％，向金融机构借款及吸收客户存款(抗战前，许多企业及公司行号接受客户存款，以补资金不足)的比例约为36％。而在36％的向金融机构及客户存款中，企业向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占41.4％，其余58.6％是吸收的客户存款。如果将王宗培所调查的工业企业的资本构成情况粗略近似为当时全国工业资本的情况，则1936年，全国工业化中22亿元的内资中，有14.9％的资本是来自于银行、钱庄的借款以及企业自行吸收的客户存款。
第四，上海银行家的奋斗精神及其所熔铸的银行家精神推动了上海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包容和体现着拼搏精神、创新精神。如果说自然经济下对生产者的要求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勤恳恳、循规蹈矩，那末，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所需要的却不再是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市场经济真正需要的是像张謇、荣氏兄弟、张嘉璈、陈光甫等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奋斗”与“创新”。他们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乃至错误，但他们具有战略意识、富有进取开拓精神，他们敢于竞争善于竞争，他们尊重人才奖掖和使用人才。民国初年，主要是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上海的银行家队伍开始形成。他们是金融资产阶级孕育的精英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民族资产阶级较封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受过到较高的专门教育，其中去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有许多人是学者型的银行家；他们有较强的奋斗精神、学习精神、探索意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其总经理是留美归国的陈光甫，他一身多任，既是总经理，又是普通行员；他常亲自上街拉存款，跑工厂做放款，联络各界，进行调查和宣传，每至晚间，他还亲自为年青行员们开班授课。他常告诫自己和属下的人生信条是：“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33)正是这一人生信条，引领陈光甫走向事业的成功，为上海银行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著名银行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54岁时还努力学习法语。(34)其中所体现出的追求、进取精神难道不令人景仰吗？他们所树立的榜样力量是任何“说教”所无法替代的。这些银行家大多有战略眼光，有经营谋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无锡公益工商中学等校设立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经济效益并不高，但银行家们着眼的是，今日之学生乃未来社会栋梁之材，他们寄希望设于学校的办事处能成为“上海商业银行之顾客养成所”。(35)该行早在1923年8月就成立了旅行部，1927年后，该行“旅行部”演变成了“中国旅行社”。可以不夸张地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其总经理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旅行业的开山鼻祖。“中国旅行社”是中国银行家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奉献。在有些人看来，银行与旅行风马牛不相及，难得扯在一块。加之“旅行部”历年亏蚀，对于其何去何从，该行管理层中有人坚持认为，银行兼营旅行部本已不务正业，既然不能盈利，不如关闭为佳。陈光甫独具市场经济头脑，他说：“上海银行之盈余，可以操筹而数计，旅行部则不然。”旅行部以自己多方面的周到服务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赢来了无法数计的声誉即顾客的“好感”，这就是最大的盈余，“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36)在他的坚持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得以继续开办，并不断发展，终至扩大为“中国旅行社”。银行家们具有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观。如，银行家周作民十分注意吸收、储备、使用一些常人视为“闲人”、“食客”的有专业知识、精通外语的人才。给他们礼遇，发给高薪，这些人平日无固定工作如“闲人”，一旦银行有事或与外国人交涉，他们就会被派上大用场，“闲人”成了“忙人”。由此看来，银行家的经营眼光、发展韬略、战略思路、用人观念等无一不影响和促进着近代上海的市场经济。
三、几点认识与评价
综合上文，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印象：
第一，中国近代银行业发轫于上海并主要集中于上海。抗日战争前中国近代银行业成长过程大抵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近代银行业诞生期，时限是1897-1911年；第二个阶段是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期，时限是1912-1926年；第三个阶段是近代银行业逐渐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金融体系，时限是1927-1937年。三个阶段，各有十分明显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以官办及官商合办银行为主导时期，此类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银行，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商业银行在此时尚处于幼稚期。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超越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进入发展快车道的时期。该期，上海银行业发展所处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是空前绝后的，上海银行抓住了这段“宽松”期，发展了自己，推动了上海经济。第三个阶段是中国银行业渐为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时期，银行业的相对自由发展期截止。因为所处阶段的不同，上海银行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第二第三阶段，银行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性明显于第一阶段。
第二，在研究上海银行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时，对于上海银行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稳定金融、稳定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应加以肯定并将其作为研究上海银行业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一个视点。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金融紧迫、市场经济陷于呆滞。为了维持金融、挽救市面、稳定人心，上海银行业迅即于当年3月组织“银行业联合准备库”。规定凡要求加入“准备库”的银行必须按“准备库”要求按比例缴纳相应资产作为准备财产。所缴资产经过评定后，由准备库按七折发行公单以及抵押证各40％，其余20％作为公库证。发行的公单可代替现金在市场流通，亦可要求兑现；所发抵押证可视同银行间相互拆借款项的抵押品；公库证则可充当各银行发行兑换券和吸收储蓄存款的保证准备金。“银行业联合准备库”的成立及运作，在“一·二八”这一特殊时期，起到维持上海金融市场、稳定市面、稳定人心的作用。
第三，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资本主义产业发展的发物，而银行业的发展又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力神”。但“大力神”也常常表现出“负效”或“失效”。一种表现是因过度、盲目投资于政府公债，银行业发展不稳定，有时因承销公债所获厚利的刺激而猛烈发展，有时因政府债务信用降低的连带而银行大批倒闭，1912年到1927年，新设银行186家，同期倒闭的银行多达135家。(37)银行非正常的大批倒闭常常引发冲击市场经济的种种风潮。另一种表现是，因为缺乏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上海银行业竞争无序、投资盲目，运营紊乱。1921年，上海曾因信托、交易业的盲目和紊乱发生灾难性的“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重大的“风潮”。风潮发生之前，对于上海信、交业畸形发展所潜伏的危机，不少社会贤明已有所预感，北京政府对此也有察觉并力图采取措施，农商部在当年8月发表856号文，点名取缔20家交易所。(38)但由于北京政府毫无威信“政令不出都门”，这些措施竟成空文，不被重视，不被执行。透过史实，我们深切感到，银行业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充分发挥，有待于政府在其中发挥科学、效能的宏观监督与调控。而这种条件，在20世纪的民国初年是不存在的。
注释：
①《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②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测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③《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④郭庠林、张立英：《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⑤洪葭管：《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⑥《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第75页。
⑦洪葭管：《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⑧(美)小科布尔：《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⑨⑩《银行周报》，第3卷第9期，1919年5月25日；第3卷第8期，1919年3月18日。
(11)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2)(13)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第98页。
(14)(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页。
(15)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16)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7)郭庠林、张立英：《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大出版社，1999年，和159页。
(18)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页。
(19)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1933年1月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上海的银行业票据交换所与钱业票据交换所合并为统一的上海票据交换所。
(20)外滩银行是指上海的外资银行及少数参加外商银行圈结算的华商银行。
(21)郭庠林、张立英：《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22)《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23)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24)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会：《沿海城市旧银行史研究》(内部论文集)，1985年版，第119页。
(25)《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迁居新屋颂词》，《银行周报》，第2卷(1918年2月)。
(26)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会编：《沿海城市旧银行史研究》(内部印)，1985年，第121页。
(27)《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7——209页。
(28)(29)(30)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第344页、第344页。
(31)《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32)《经济学术资料》(上海)，1983年第5期，第58页
(33)《金融家的足迹》，西南财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34)《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3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36)《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52页。
(37)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38)《光明日报》，1993年9月13日第3版，陈争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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