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城市地域形态演变中的基本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地域论文,形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在多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中的居住、商务和工业等要素的分布形态以及城市地域整体形态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可归结为多种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来自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等诸方面。诸因素的作用相互交织，非常复杂，这也使得人们在认识和描述有关过程时遇到很大困难。笔者通过对有关因素的作用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将复杂的交互作用归结为四对相互对立统一的矛盾：向心力与离心力、内涵与外延发展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和城市客观发展规律与人的调控行为的矛盾，从而对城市地域形态发展机制有了进一步认识。
本文所指的城市地域，包括城市连片建成区和与之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并趋于一体化的外围地区，是现代城市的工作、居住、商业、办公事务、医疗、娱乐等功能所分散和直接影响的范围。这种功能性城市地域在西方被称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最重要的城市地域概念。我国许多城市行政管辖的市域范围与其正在形成的功能地域基本重合，近年来为新设市的城市划定的行政范围不但包括连片建成区，也包括外围与市中心有密切联系的较大地域。行政区划的这种变化与城市“区域化”客观趋势的要求是相符的。功能地域是城乡融合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系统中比较完整的地域单元。在功能地域的框架内认识城市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有助于把困扰人们的对城市与区域抽象关系的研究具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摆脱“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性。
文中形态一词有较宽泛的含义，它包括城市地域整体和各要素的几何形状，也包括有关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各特征的空间关系。
1 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矛盾
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形成的合力。对于一项城市活动，影响其位置及迁移方向的作用力都可归结为向心力和离心力。早期的美国地理学家科尔毕(C.C.Colby)于1933年最先提出了向心力与离心力学说，成为人们深入理解城市各功能要素地域运动的理论工具。
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同时存在、作用于同一城市活动、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向心力是集聚力，是使城市活动向市中心或其他特殊区位集中的力量。向心力由多种因素的作用构成，主要包括：①基于集聚经济效果而产生的吸引力；②某些特殊场所的吸引力，如市中心或其他特定区位的知名度、繁华气氛和现代景观的吸引；③特定区位的通达性；④同类事物间的吸引力，特别是相近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种族的人在特定地段相聚而居的倾向。
离心力是使城市活动远离市中心、趋于分散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一方面来自中心地区的排斥力，如高地价高税金、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用地紧张、生活不便等，造成规模不经济；另一方面来自外围地区的吸引力，如土地开阔、地价低廉、税率低、交通经改善变得方便、自然环境优良等。
对于属于不同功能类型的城市活动，向心力和离心力是不同的。例如办公事务（金融、法律、审计、咨询、广告部门和大公司总部等）主要依赖信息条件，运输量很小，资金和土地收益率高，付租能力强，所以其向心集聚力较大而离心力较小，具有较强的向心性。而制造业多因需要占用较多土地、付租能力弱，离心倾向较强。
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力量对比及变化制约着城市地域的发展，这对矛盾是城市地域形态演化中的主要矛盾。西方城市地域形态的演变历程充分表现了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作用：前工业化时期，城市中政治统治、军事防卫和居住是主要功能，在当时的步行和马车代步的低效交通方式和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下，这些功能的向心力很强而离心力很弱，使城市的地域范围局限于城墙之内，城市的整体形态也很紧凑；工业化初期，工业生产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因为工业生产集中于中心城市可以方便地实现相互联系、共同利用基础设施，同时具有交通便利、接近市场和劳动力等优势，集聚经济效益明显，所以工业生产活动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促使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引发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地价飞涨等种种城市病，这时向心力减弱，离心力增加；从工业化中期开始，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中产阶级的逐渐形成使居住活动的向心力减弱而离心力增强，单层厂房流水线装配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工业生产占用更多的土地，从而工业生产也具有了更多的离心倾向，城市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城市功能地域（大都市区）形成；进入后工业社会，城市的郊区化继续发展，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矛盾运动逐渐进入新的状态，城市功能活动在分散的大背景下出现相对集中，以克服过于分散造成的不经济，这时城市中心区经“复兴”改造，吸引力有所增加，扩散至远郊地带的城市活动围绕某些特定区位呈局部向心集聚发展，城市形成多核心体系。
2 内涵与外延发展方式的矛盾
内涵发展指的是在有限的用地范围内密集开发，使增加的城市功能活动由未经扩大或仅有少量扩大的土地加以承载；而外延发展指的则是城市建设用地以与城市功能活动增长速度相当或更快的速度增长，新增的城市功能活动由新增的建设用地承担。
促进城市内涵发展的因素有：①因土地资源短缺而制订的严格控制建设征用耕地的政策；②资金缺乏，无力开发新区；③旧有建成区基础设施可资利用。促使城市外延发展的因素有：①旧区地价高；②资金短缺无力在旧区进行改造开发；③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
以中国城市为例研究内涵与外延发展方式的矛盾，可以发现这对矛盾运动对城市地域形态的影响：①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利用中总的原则是“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同时更是由于资金短缺、新的居住用地的开发迟缓，致使生活区内人口高度密集，居住建筑面积密度大，也使整个城市内涵发展有余而外延发展不足，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人均用地水平多在60-90m[2]／人之间，其中上海为28.9m[2]／人，与国外同规模城市比较用地水平很低，例如内伦敦用地水平为113.8%m[2]／人，外伦敦为285.4%m[2]／人，分别是上海的4倍和10倍；②对工业生产而言，资金和土地同为生产要素，由于资金缺乏，不能大幅度提高单位土地投资额度，以实现对土地要素的替代，结果往往还是以土地换资金，工业用地外延发展趋向较明显，使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有较高的比重，多在30%左右，而在国外，即使是芝加哥、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城市工业用地也只占6%-7%；③建成区外围地区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乱占土地的现象尤为严重，资金缺乏促使乡村工业利用大量分散的廉价土地，而乡村政府也因地方利益驱使争相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发展工业，这是我国城市郊区的乡村工业以特殊的分散型外延发展方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居民的偏好也可影响到城市的内涵或外延发展。例如美国人把拥有郊区独户住宅作为梦想——即所谓的“美国梦”，而公寓作为住宅对于美国家庭来讲仅仅是临时的，一旦经济能力许可，郊区独户住宅则成为必然选择。这种偏好也促使美国城市大片住宅向郊区延伸，形成松散的城市形态。而在我国城市居民观念中，市中心的住宅往往成为其身份的象征，接近市中心仍然是目前居民选择住宅时的偏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住宅向郊区的发展，刺激了旧区内的密集开发，是我国城市形态相对紧凑的原因之一。
3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城市化的矛盾
“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指的是城市经历了集聚发展阶段后，各种城市功能向郊区农村地域扩散，使郊区走向城市化；“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指的是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通过产业、人口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向城市性地域的转变过程。两种城市化过程的结果都能促成城市的“区域化”，促使城乡融合的城市功能地域的形成，但两种过程的形成条件和对城市形态的阶段性影响大不相同。
“自上而下”城市化发生的条件是大城市人口膨胀、市区地价高昂、环境恶化、汽车的广泛使用、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通讯技术的发展等。在这些条件下，在城市的居住、工业或商业事务等功能纷纷由市区向外扩散。作为西方国家的特定城市化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所经历的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这时住宅的郊区化是先导，其他各项城市功能紧随其后。
我国大城市周围地区城市化发展得益于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十分有限。城市向心集聚力量较强而向外扩散力量较弱，许多城市在外围地区划定了形形色色的开发区，吸引了少量工业项目并开发了一些住宅，但城市居住功能的扩散较之工业扩散程度更弱，职工通勤方向与西方城市恰好相反这一事实就是明证。
相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在我国则很普遍。乡村工业化带动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加拿大的马顿(Andrew Marton)在长江三角洲南部调查了这一过程，发现：农村拥有密集而持续增长的人口；农民具有从事非农行业以弥补收入不足的传统；城市为农民提供了季节性就业机会和重要的农产品市场，而农村则越来越多地为城市提供投资机会，通常是开办需要技术和管理的分厂，其中昆山（县级市）的非农业企业有1/3左右同城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商业和技术往来；这里有发达的公路、铁路、运河和电讯等基础设施。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然而他们不能像西方国家早期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农村人口一样大量涌入城市，于是在特定的管理体制下开始了“离土不离乡”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各乡、镇和村纷纷建立自己的工业企业，农村地区进行着以工业化为动力的城市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动力又主要来自农村内部
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并非直接来自城市的功能扩散，但是也离不开与城市的广泛联系，往往距离市区越近，这一过程发展越好。虽然市区与外围地域尚有管理体制造成的难以跨越的鸿沟（如户口、居住迁移等），但在经济方面城乡之间已实现了空前的一体化。同时，乡村作为处于城市功能地域范围内的社区，作用也日益多样，村镇规模在逐渐扩大，它们与市区在功能上的结合也日趋复杂。
我国以“自下而上”城市化为主形成的包括郊区在内的功能性城市地域，其整体形态以空间上的高度分散为主要特征。
4 城市客观发展规律与人的调控行为的矛盾
城市将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发展，人的调控行为也有重要作用，前提是这种调控要与规律相符。但本文要探讨的不是这种哲学高度的一般关系，而是对这种关系的具体化。
规划设计经常为城市形态的远景描绘出蓝图。从表面上看，通过实施规划可以更直接地影响甚至决定未来形态。然而各国经验都表明，各项功能的相互关系、空间格局乃至整体形态通常并非由精心设计产生，有关过程的形成和发展是许多因素以一定方式作用的结果，因而对规划设计的影响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十分重视对有关过程的机理研究，设计某种理想状态通常都无从实现，只有通过对微观过程的深入分析，因势利导才能使调控有的放矢，产生预期的效果。
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人们在实施调控时，对微观过程的认识常常是不完全的，因而发展的结果也有很大不确定性。
西方办公园和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在对大都市区的空间形态演化调控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在我国，通过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规划，可以全面利用多种因素、引导有关微观过程，特别是由于不管那类性质的开发区都按城市进行规划建设、配置多种功能，使之成为能够独立的综合性新区，所以说开发区将在我国城市地域的形成和形态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城市功能空间扩散与重新集聚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变化的主要方式之一。
5 技术因素的影响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具有多种属性：城市是一种人口分布形式，也是一种社区、一种经济分布形式、一种人类生态系统、一种人造生活环境，因而城市的发展变化受制于社会经济规律、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下，技术因素在这些规律的作用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任何规律都是基于一定的技术条件的。从秦砖汉瓦、人力畜力到蒸汽机、汽车、钢筋混凝土再到新能源、新材料以及信息网络技术时代，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城市的功能、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城市地域形态的演化规律是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技术发展对于形态演化既有直接的支撑作用，也有间接影响。
交通方式的变化改变城市的空间扩展方向。历史上依靠水运的城市多沿河发展，当铁路出现后则转向沿铁路线发展。近几十年来，各国城市汽车交通迅速发展，这种灵活的运输方式在城市内外交通中逐渐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同时城市沿公路发展的速度也超过了沿铁路和沿河发展速度。随航空运输的发展，国内外许多城市趋向于在机场附近建设新的工业区，成为城市空间扩展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城市的形态。步行与马车时代，城市呈紧凑、高密度的形态，城市范围很小，城市居民几乎全都集中在城内，没有通勤交通；电车的出现使城市大规模公共交通成为可能，城市居民可以在较大的范围选择居住地，通勤上下班，城市郊区沿电车线路扩展，形成星状城市；私人小汽车逐渐被广泛接受用于城市交通，电车线路的轴间地带也逐步得到开发，城市范围扩大；快速道路系统和高速公路系统的建立使人们驾驶汽车能够方便的出行并有较高的行车速度，引发了二战后城市向更远的郊区扩展的浪潮，城市住宅、工业和商务活动最大限度地向外扩展，在郊区形成新的商务中心，形成新的外环道路，城市地域范围达到空前的规模。
通讯技术的发展又减少了人们对城市交通的依赖，使空间距离的障碍作用进一步减弱。人们通过电话可以跨越空间障碍，方便、及时地进行双向交流，相当程度取代了面对面的接触。因此城市居住、工业、商业和办公事务的区位选择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使城市形态有可能趋于更加松散。
技术进步还能通过改变城市经济结构和各功能要素的分布形态进而影响城市整体形态。
正在进行的新技术革命对城市的结构、功能和形态也将有深刻的影响。信息高速公路使空间距离变得更加不重要，机构之间聚集的必要性下降。个人和家庭所需的与雇佣机构的联系，金融、法律以及医疗方面的服务，社交和娱乐活动也可以相当程度上在家里通过多媒体实现。这些都有利于促使人们向更加远离市中心的郊区迁移。因而城市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城市形态更趋分散化。
总之，对城市地域形态演变机理的研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前面所述四对基本矛盾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运动的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发生有规律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城市地域范围呈扩大之势、城市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转变、高收入阶层居住地域及其发展方向对于城市地域整体形态的演进具有指示作用、主导产业的地域布局在相应的时期内左右城市的空间发展方向（注：修春亮。城市功能地域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深入研究有关机制和规律，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