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迷惑大赏
文/本刊记者冯彬
2月22日，上海浦东金桥阳光国际公寓小区作为金桥镇第一批垃圾分类小区，探索打造智能化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为了备战垃圾分类大考，“阿拉桑海宁”最近的生活丰富多彩。上海市自今年7月1日起执行把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分类投放。当全国各地都将目光集中在高考成绩单上，上海人民却一门心思扑在垃圾上无法自拔。
有媒体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上海对高考的关注度差点被挤出8强；而对“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关注，上海以84.5%的指数稳居榜首，第二名北京的指数，是2.1%。来自绿马甲阿姨的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已经成为最热表情包。
风里雨里，大爷大妈在垃圾桶旁等你
垃圾分类，让赵菲的生活方式健康了不少，尽管奶茶有传说中续命的能量，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喝完一股脑丢掉。杯底的珍珠要么吃光，要么撕开包装丢进湿垃圾，奶茶杯、塑料盖、吸管则属于干垃圾……算了还是不喝了。
上海有一种好喝的柠檬茶，里面有整颗柠檬，现在要手指伸进狭窄的瓶口，挖出来再扔，很多人转投其它饮料阵营了。
早在6月，赵菲所在的写字楼里已经将每个人的桌面小垃圾桶收走。每天饭后，人气最旺的地方已经从咖啡机附近转移到楼道里的四个垃圾桶周边，大家全然忘了上个月还在谈论公司发展的未来，此刻已经在分享扔错垃圾的苦楚，以及即将增长的体重。
而上海的有些小区也在摸索中寻找平衡点，赵菲告诉本刊记者，最近几天时间卡得没那么严了，即使上午11点下楼扔垃圾也可以，只是垃圾桶旁边会一直有大爷大妈值守。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逻辑上具有自洽性，在机理上具有耦合性，二者虽然具有概念和内容上的差异性，但在主题和价值上具有属同性，是形式上的差异性和本质上的同质性的对立统一体。因此，精准扶贫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助产婆”。通过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有助于乡村振兴的最终实现，达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目标。
4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首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亮相崇外街道新怡家园社区，居民体验智能投放垃圾换积分兑换礼品活动。
同样是厨余垃圾，如果你恰巧在一顿饭里吃到了大骨汤和茶叶蛋，随后把它们丢在一起，那对不起，拣出来重新扔吧。因为猪骨个头大，容易损坏粉碎机刀片，所以归类为不可回收的干垃圾，而蛋壳细碎个头小所以归类为湿垃圾。
有人调侃，垃圾分类将成为上海公司推行996的最大障碍。卢涛所住的小区，4月就已经将普通垃圾桶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3个垃圾投放点，这在上海被称为“撤桶并点”。与此同时，垃圾投放点限定了时间，仅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30到8∶30。
在严格分类和时间限制的结合下，有的人做出了独有的选择，用夜色当作自己隐形的外衣，在黑暗中将垃圾向窗外一抛，才能获得片刻内心的平静。赵菲的小区里，甚至有人动用了无人机空投垃圾，被抓到罚了款。
上海实施垃圾分类，激起了全国网友的讨论，其最广泛的关注点和最大的槽点，都在于“到底怎么区分干垃圾和湿垃圾”。
在某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科工作的李强告诉本刊记者，垃圾分类不可能依靠人的素质，特别是在不太大的城市，立法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云里雾里，最严法规让你怀疑人生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目前除上海以外，国内已有9个城市对垃圾分类立法，29个城市明确针对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标准：大部分城市会对个人处以最高200元罚款。对情节严重的个人，有些城市作出进一步规定：宁波会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深圳和厦门将处以1000元罚款。杭州、苏州、太原、西安等还规定垃圾分类将被纳入征信范围。
与上海稍有不同，其他城市制定的法规中，大部分采取“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原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胥树凡表示，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到底会有多大成效，现在还不好评估。中国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发达国家多是一家一户，这样好监管，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垃圾桶，做成什么样很清楚；国内的城市基本是高楼，一栋高楼上百户人家，监管者又不可能24小时盯着，一个垃圾桶里有乱扔的垃圾，不好判定是谁家扔的。所以，执法固然必要，但如果纯粹靠执法来达到一个预期效果，能否实现还不好说。
如今，面对垃圾桶旁的大爷大妈比面对领导更让人心生凉意。前几天，卢涛早上7点多就出门上班，清晨的大雨中，两个阿姨举着伞站在垃圾桶旁；晚上下了班，风里雨里，换了班的大妈仍坚守在那里，随时发出那句灵魂拷问。
而在德国，2015年《循环经济法案》正式生效后，明确将垃圾分类列为公民应尽之义务，拒绝履行者将处以30欧元至5000欧元不等的罚款。
教师要从正反两方面评价。一篇文章的一个闪光点，比如：与众不同的事例、不人云亦云的看法、恰当的用词等，都可以成为表扬的理由。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这种肯定式的评价能激励学生不断进行英语写作练习。在有了正面评价的基础上，再指出文章中的不足和改进的方法，学生就会欣然接受。
“我说你啊，是天生和玉器八字不合。你的王字比起玉字少了一点，接触起玉器来自然少了个心眼。不如跟着我做古钱生意吧。”
成都就是其中之一，7月5日，《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公布，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征求修改意见建议。事实上，成都的垃圾分类也早已起步，对此青羊区金沙街道的严敏深有感触。
陕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为抓手，以建设国际一流文化旅游中心为目标，坚持党政统揽、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示范引导，不断提高旅游业现代化、集约化、品质化和国际化水平，全域旅游已经成为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和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动能。
为进一步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管护，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多次下发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土地确权划界工作的通知和意见。自2012年起，辽宁省水利厅加快了省直管水库确权划界工作进度。辽宁省某水库管理单位实施水库确权划界后，开垦滩地被淹时，村民不再要求赔偿。下面针对辽宁省省直水库土地利用现状，对如何推进水库确权划界工作及土地科学管理进行探析。
一年前，综合考虑人口密度、素质以及小区建设水平等因素，金沙街道在几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最初居民也不太欢迎，分类垃圾箱的体积较大，占用了绿地面积，甚至有的居民说，垃圾箱的遮雨棚影响了风水。
2020年底前，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上海实施垃圾分类一周后，各地人民一边刷着段子，一边看到垃圾分类法规纷纷出台。
让李强羡慕嫉妒的是厦门，他随团去考察后发现，那里免费给居民发放垃圾袋，街道办有专职人员做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还有编制。当地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更是让大部分城市望尘莫及。去年9月，厦门市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担任组长，小组成员涉及近20个部门。
这里那里，我们准备好了吗？
李强的所在的地方也在46个城市之中，随着垃圾分类工作提上日程，调研、考察、会议也开始剧增。“好像只有我们一个单位在抓，其他单位都不着急。”李强告诉本刊记者，这项工作需要协调很多单位，最终实施又在街道办，如果没有统筹安排，你让街道去协调公案、教育、工商等等部门，这显然不现实。
尽管这种改进提高了配电网络的计算速度，但是由于粒子群算法在寻优得到当前最优时，其他粒子快速向其聚集，容易在局部极值中跳不出来出现早熟现象，因此要进一步研究改进算法应用在配网重构中。
从规劝到主动，如今每天都有居民提着不同的袋子来扔垃圾，清运车也会分开来运走，每天送去填埋焚烧的垃圾明显减少了。记者看到，可回收垃圾有扫码装置，每户居民的手机都有一个APP，投放之前扫码，垃圾箱门才能打开，扫码还可以积分换小礼品。严敏说，之后上级将加大投入，垃圾分类会由点到面铺开。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前端、中端、末端一起抓，构建完整闭环的体系。”李强透露，有的地方先把重点放在前端，分类垃圾箱摆在那，处理能力却跟不上。
在当地，厨余垃圾本来有一部分可以送到养殖和饲料企业处理，但去年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这些企业不收了，只能送去做肥料。以前，一家大规模饭店靠卖厨余垃圾，一年可以买一辆宝马，如今可能还要倒贴钱。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如果现场工人没有按照作业流程来进行接线，或者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接线，都有可能对电力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在电力系统事故统计中，有39%的事故原因是由于操作失误引起的。
“全市每天只能处理500吨厨余垃圾，可我们一个区就能产生300吨。”李强说，更让人焦虑的是有害垃圾的处理，它可以细分成很多种类，处理技术达不到要求，就只能堆在那等着。沙发、床垫等大件处理能力更弱，相比之下，厦门已经建成了4座大件垃圾处理厂。
严敏认为，即使政府愿意投入，建垃圾处理厂还是难以推动，因为没人愿意厂房建在自己家附近。但他对垃圾分类推广的前景仍然非常乐观，有次严敏负责组织参观垃圾填埋场，宣传垃圾分类，半天的时间名额就报满了，基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活动过后，小朋友们获得了“垃圾分类小小宣传员”证书。
“其实到现场看看，你就会成为垃圾分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严敏说，除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外，大部分城市所采用的垃圾处理方式都是填埋和焚烧。但现实情况是，住建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三分之二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而中国人民大学在2017年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显示，根据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再结合垃圾焚烧厂公布的二噁英数据以及风向预测全市各落地点浓度计算，北京市二噁英可能致癌人数之和为241人/年。假设经过妥善分类，每年致癌人数将从241人降低至182人。
据统计，垃圾分类可以使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减少约三分之二，同时使得焚烧和填埋得以更好的无害化处理，提升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更实际的解决办法，还有提高排污标准。能源专家陶光远介绍，国外对二噁英的控制是不遗余力的，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一般至少将二噁英排放浓度控制在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并且还在往百分之一的方向努力，日本的排放量一般都不到其国家标准的百分之一。中国却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