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冷战外交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森豪威尔论文,探析论文,冷战论文,外交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对苏联和与之友好的国家实行遏制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属美国反对和制裁的对象，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实行了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在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极力进行冷战。上述诸因素是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常数，然而，由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同，决策者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各个因素在每一位总统任内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变数，艾森豪威尔时期大肆反共、反华，多次制造针对中国的所谓“战争边缘”危机。与其前后任的反华政策相比，他的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浓厚，热中于进行核讹诈和以武力相威胁，即对心理战较为侧重。本文将主要从心理战、决策者个人的作用等方面对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对华政策作一探讨。
（一）
杜鲁门政府由于“失去”中国已经使国内反共浪潮甚嚣尘上。艾森豪威尔上台之时正值美国在进鲜与中国第一次真刀真枪的较量中面临失败之际，他虽继承了前任的反共遗产，但不能不考虑公众的厌战情绪和国内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反共、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和维持、改善国内的经济形势成为艾森豪威尔任内的重要目标。其任内美国的军费开支、军队人数减少了许多。事实上，朝鲜战争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下定决心在不使美国步兵在亚洲再度作战的范围内保卫美国的利益”。〔1〕因此，其政府虽在亚洲极力夸大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以它们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为唯一标准，把对中国的冷战升温到“热”战的边缘，但始终避免与中国直接发生耗资巨大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如何才能在亚洲既遏制住所谓的中共威胁，又使美国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呢？大打“心理战”被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视为最有效的策略，核讹诈、武力威胁等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段。
艾森豪威尔政府着重心理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非常看重心理战。
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开始加入意识形态斗争，而运用心理战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事，1942年6月才建立负责宣传的机构。1949年，美国开始有人提出，对付中国最重要的是“心理武器”。1950年8月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旨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心理战”的国家心理战略局。同年，美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经费为1.21亿美元，约占其对外宣传经费的四分之一。一年后，杜鲁门下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心理战问题署（1953年改为协同作战署）。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更重视心理战，被美史学家称为“第一个把心理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常规性重要工具的总统”。〔2〕他自恃美国的核优势，更加信奉1945年以后在美国军事思想中已变得至关重要的威慑战略，1953年10月初批准的162／2号文件更明确地决定把核武器作为威摄手段。〔3〕在他看来，安全与外交“实为同一问题”。〔4〕杜勒斯更是自恃美国的军事实力，提出了“大规模报复”和“战争边缘”战略，对中国和世界人民进行核讹诈。他们自以为美国“解放”东欧的宣传产生了重大效果，因而大力支持针对中国的广播宣传，也考虑过用贸易作诱饵。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和情报官员多次建议捏造和散布谣言以制造中苏不和。〔5〕为挑拨中苏关系，杜勒斯还在1955年4月向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美苏同时向蒋介石和中共施加压力。〔6〕
第二，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和威胁。
杜勒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中国国内问题颇多，政局不稳，重新征服中国不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共产主义将在中国崩溃”。〔7〕他和艾森豪威尔都过分看重了美国的实力，对手中的原子弹的威慑力深信不疑，对于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美国且无核武器的中国，他们甚至狂妄地认为，只要“事先发出警告即可制止未来的侵略者”，如果美国当初表明决心要捍卫南朝鲜的话，朝鲜战争本可不发生。〔8〕鉴于上述理由，在朝鲜停战谈判和50年代几次台湾海峡危机及印度支那危机时：他们都认为美国决不能再示弱，必须对中共显示力量和决心。其手段只能是挥舞原子弹、炫耀海空实力进行战争恫吓。
由于对朝鲜停战谈判进度缓慢极为恼火，艾森豪威尔先是在1953年2月2日声称，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美第7舰队不再用于隔离大陆，而后在2月11日和3月31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赞成使用战术核武器。虽明知会遭到盟国的反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是在4-6月间数次发出使用核武器以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威胁，甚至称，如中共还不按美国同意的条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不排除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9〕1954年7月，美军方一份报告称美中交战为时不远。8月，第一次海峡危机爆发后，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共要进攻台湾，须越过第7舰队。1955年1月24日，他要求国会授予他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总统特别权力。28日，参院以83：3票同意授予上述权力。军方更是摆出一付好战姿态。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太平洋舰队司令：在协助蒋军从沿海岛屿撤退时，“如出于自卫”，可袭击中国的机场。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认为，美中之间还会有难题，不如趁海峡危机给中共和苏联一点厉害尝尝，事先可发一个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卫”蒋军占据的岛屿的强硬警告。〔10〕美国报刊傲慢地称，美国此时在太平洋集结的火力比太平洋战争时还要强大。杜勒斯也在1955年初声言，美与中共在台湾海峡危机上爆发一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美如守住金门、马祖就必须使用核武器，他主张推迟与中共摊牌，以便为使用核武器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11〕
此间，美采取了一些威胁性行动。1954年危机中，美即在海峡部署了庞大的军事力量。1957年中，美在台湾首次部署可载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1958年8月中国开始炮击金门后，美领导人一面再度数次发出核威胁，同时在短短几日内沿中国大陆海面迅速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6艘航空母舰--载有96架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3艘重巡洋舰、40艘驱逐舰、一个潜水艇队和10艘其他船只）。9月，又把3门可发射核炮弹的大炮运上金门岛。整个50年代后半期，战争阴云时常笼罩在台湾海峡上空。
在1954年的印支危机中，美国使用的仍是类似的伎俩。早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杜勒斯就威胁中国不要介入印支事务。1954年，杜勒斯多次主张美军出动舰载飞机对被围困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实施空中支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开始后，他多次敦促军方和国会干预越南事务，甚至在奠边府危机的紧要关头提出借给法国外长皮杜尔两枚原子弹。〔12〕
第三，美国领导人不愿也不敢贸然把对中国的冷战变成热战。
艾森豪威尔任内对中国的战争威胁虽一幕接一幕，但最终都未发展成武装冲突，其原因并非美国有人说的那样，艾森豪威尔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均衡，是“缓和之父”。〔13〕实际上，美决策者并不敢与中国真正动武。他们明白，在亚洲与中国打地面战争占不到便宜，单靠海空军与中国交战又难以获胜，况且美国也无足够的舰船长期封锁漫长的中国海岸，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和美驻远东军司令赫尔等军方要人更是反对为保卫金门等岛屿而使用美军。〔14〕叫嚷最凶的杜勒斯也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骨子里不想为保卫几个小岛屿而与中国交战。1954年9月，他反对美匆忙对中国炮击金门作出反应，以免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15〕艾森豪威尔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54年9月12日的政府特别会议上，他反对军方提出的美参与台湾海峡岛屿的防务，并帮助蒋介石军队轰炸大陆的建议，称那样就会“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领导层十分恐慌，匆忙撤走原部署在附近的美国军舰。艾森豪威尔面对军方鹰派的压力，称该岛和大陈岛对台湾防务并不重要。1958年海峡危机时，面对人民解放军对蒋军补给船的猛烈炮击，美军舰虽为蒋军运输船护航打气，但为避免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进而“在中共领海内与其发生冲突”，奉令停在离卸货的海滩三海里以外的公海上。
在印支危机中，艾森豪威尔自称他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地区的“热”战。在1954年讨论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与更加顽固的杜勒斯意见有分歧，认为周恩来的态度是和解的，并施加压力，让中途回国的杜勒斯重返巴黎，与法国商讨出一项解决办法。他认为，如美拒绝参加会议，就太有点像“小孩子耍脾气”了，有损美国的形象。〔16〕即使1954年11月下旬中国宣布判处13名被俘的美国人徒刑，参议院要求不管联合国同意与否，派美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以迫使中国放人时，艾森豪威尔也不同意采取“这样粗暴的步骤”，认为“路途坎坷，要有忍耐的勇气”。在1954年一年里，艾森豪威尔先后五次拒绝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提出的干涉亚洲事务，甚至动用原子弹“教训”中国的建议。〔17〕他和杜勒斯不光没有满足蒋介石的许多要求，还规劝他要面对现实，“光复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大可能。从目前所能得到的美已解密的官方文件和其他档案材料、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国要对中共采取的常规军事行动只是停留在军方的建议和决策者的讨论阶段，并无具体的实施计划。至于使用战术核武器，则更主要体现在口头威胁上。为防事态失控，艾森豪威尔本人始终牢牢控制着在台湾海峡采取攻击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与此同时，美领导人想方设法扩大其威胁的声势，妄图“不战而屈之兵”。
艾森豪威尔在台湾海峡危机时虽获得了在他认为台湾本岛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美国军队的“绝对”权力，但他始终没有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上述威胁。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的行动，他只是公开宣称，如上述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占领这两个岛屿，美军不会介入；只有当其目的是攻占台湾和澎湖时，美军才会采取攻击性行动。这真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美国政府怎能知道解放军行动之目的！在被问及是否对中共使用核武器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时，艾森豪威尔很少给予明确回答。他自以为，在使用美军和核武器问题上，美领导人的态度越含糊，就会越让中国领导人去猜测，就越具威胁作用。因此，对于周恩来谴责美国会授予他特别权力的决议为“战争咨文”，他并无什么反应。美国报纸称其上述做法为“有意的含糊”。〔18〕美领导人还试图通过媒体在国际上夸大其威胁。1955年3月上旬，杜勒斯对缅甸、老挝、柬埔寨、南越、菲律宾、台湾进行穿梭访问，在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首脑们会晤时，他“极力表明美国决心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希望此信息能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改通常的“含糊”态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如与中共在亚洲爆发全面战争，美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希望这一回答在使中共信服我们的决心之坚强上有所作用”。〔19〕在1958年的危机中，艾森豪威尔为引起中国注意，指示国防部故意给媒体透露军事调动情况。〔20〕
其实，美国领导人对手中核武器的威力未必像其表现出的那么充满信心。杜鲁门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心理武器，充其量是一种战术武器。〔21〕就连杜勒斯在国务院的心腹们也怀疑他对核武器真的那么热心。〔22〕实际上，由于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大规模地区性危机并无什么有效的应付办法，进行恐吓对其来说必为首选之策。杜勒斯得意地把美政府在台湾海峡危机和印支危机中的做法标榜为“战争边缘政策”的典范，是实行心理战的结果。〔23〕
当然，美国当权者并非不想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只是深感力不从心而已。他们也不能不顾忌盟国的态度和世界舆论的反应。
（二）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能现实地看待东亚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对华实行冷战外交，搞心理战，除了上述原因外，当时美国政策制订者的个性及其思想作风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严重缺乏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使美国决策者在对华政策决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咨询参考，其结果便是领导人个人的作用过大，主观和偏见更有市场。
1949年美国在大陆的失败、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此后的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内反共浪潮甚器尘上。其最突出的后果是，一批被称为“国务院中最能干的外交官”的“中国通”成了替罪羊，遭到大规模清洗。他们或被解职，或被迫辞职，有的甚至到南美洲买一块牧场以图安宁。就连客观报道过中国内战的一些记者也不能幸免。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内反共声势之大竟使得1953-1954年申请在外交部门供职的人减少了一半。〔24〕由于国务院内缺乏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结果，亲蒋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起了支配性影响。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提供较为现实的政策建议。
和杜鲁门差不多，艾森豪威尔也没有多少外交经验，下属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杜鲁门所依靠的艾奇逊、马歇尔、哈里曼等人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看问题要客观实际一些，对中国事务有较多的了解，处理对华政策时没怎么走极端反共的路线。而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外交政策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的杜勒斯则不同，他是一个顽固偏执反共狂热分子，非常强调意识形态，极力反华反共。他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与过中国事务，30年代末又到过中国，但远远够不上中国问题专家，再加上浓重的反共心理，使他更不可能冷静地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即使对蒋介石集团的行政运作，他也是知之甚少，且不想多了解。〔25〕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坐稳争取了多年才好不容易得到的国务卿这把交椅。面对中国和亚洲新的形势，美决策者在处理许多问题时既无前例可考，又无专家可咨，更不会有新闻媒体提供大最客观的情报信息。因此，反共、孤立中国便成了决定美国对新中国和亚洲的政策的基调。由于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此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继续执行反华反共的政策。因此，杜勒斯奉行的意识形态外交就给艾森豪威尔以后的美国政府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无怪乎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把美日后陷于越战泥潭的最初责任归罪于国务院清洗中国问题专家及杜勒斯对亚洲事务的“外行”。〔26〕
在缺乏中国问题专家的情况下，美外交决策者的个性及对中国和亚洲所持的偏见对于其政策的制订无疑起到明显作用。且不必说杜勒斯。生长于堪萨斯保守的小城阿比林的艾森豪威尔也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行为方式惯于“似是而非”。〔27〕他从不承认缺乏外交经验，曾说，“在美国，只有一个人比福斯特·杜勒斯对外交政策懂得多，那就是我。”他最喜欢与获得成功的企业界巨头或政要交往，不怎么爱会见知识分子。〔28〕他尤其相信自己的直觉，且观点-旦形成极难改变。1935年始，他在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麾下任职4年，即得出菲律宾及东亚人“许诺得最多，做得最少”的结论。〔29〕
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接触少得可怜。1938年和1946年他曾先后两次短暂地到过中国大陆，另有3个月担任美军负责太平洋和远东事务的副参谋长的经历。仅凭上述对中国的皮毛了解，再加上本来就认为人种有优劣，他便对中国人作了如下断言：人口众多，不珍惜生命，狡猾，老谋深算，是“不祥、危险的黄祸”。就任总统后看法几乎没有改变。〔30〕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面子”，个个都是阴谋家，故对付他们，就要尽可能少地流露真实想法，不要轻信。“和东方人打交道的唯一方法，是以每天的实际经验为依据”。〔31〕因此，1958年中共炮击金门伊始，艾森豪威尔即调集庞大舰队示威，可当中国领导人出于对美斗争策略改为单日炮击后，他竟认为“滑稽可笑”。艾森豪威尔的许多属下对中国也多怀偏见，除杜勒斯外，从凯南到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对中国人没有好感。一些被重用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认为，中共行为的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和心理，与中共的战争“要坚韧不拔”。
由于顽固地坚持反共反华立场，对中国深怀偏见，不能清醒地估计事态发展的方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把中国几次作出的和解姿态一般都视为诡计而不予重视，多次错过了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的机会。
（三）
纵观艾森豪威尔8年任内美国的对华政策，虽几次危机看上去都几乎酿成“热”战，但最终还是停留在“冷”战的水平上，有着深刻的国内外原因。
不论其意识形态色彩多么浓重，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许多意识形态原则，仅仅是解释其物质利益的权宜手段，是为实现这些利益提供必不可少的“道德内容和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在世界上的经济统治地位。对东欧，美国几次试图插手均未得逞。在中国大陆维护和扩大其利益更不可能。因此，美国把争夺介于它和中苏之间的所谓力量真空视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一些军事理论家认为，朝鲜战争给美国的教训便是在中间地带未能遏制住共产主义。〔32〕这些中间地带多为美国盟国的前殖民地，反共就成了避夺盟友之利嫌疑的最理想口实。
对美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院外援华集团”，其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与蒋介石集团经济关系密切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他们对于失去大陆自不心甘。在这一集团的影响下，争夺中国周边地区，遏制中共的影响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
卷入印度支那会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1954年美陆军部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在越南进行一场战争的需求“比朝鲜战争还多”，每年需花35亿美元。〔33〕台湾海峡危机时，美调集大批军力以炫耀武力，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1957年下半年始，美出现了持续达8个月之久的经济衰退，结果政府被迫大砍军事计划，甚至在苏联率先发射卫星后，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顶住国内压力，拒绝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
盟国的态度也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欧洲对苏联的冷战中，英、法等都坚定地参加了以美为首的柏林空运等花费昂贵的重大行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美的经济开支。在亚洲则不然，即使在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中，非美国的军队也只占十分之一。其许多物资装备由美国提供。而无论是台湾海峡危机还是印支问题，英、法、加、日等均拒绝参加杜勒斯极力倡导的针对中国的所谓联合军事行动。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法、加等与美也是同床异梦。很明显，美国若在亚洲采取任何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必然要独自承担庞大开支。此外，面对西欧、加拿大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增多的局面，美企业界也不甘寂寞，50年代末汽车大王福特等提出与中国通商，博得广泛支持。
艾森豪威尔很担心国内经济失衡，认为通货膨胀不能超过2%。他主张美国要维持强大的国防，但认为首先要有有活力的经济作保障。如果增加国防开支可能危及有活力的经济的话，他就加以拒绝。他一上任就把国防预算从杜鲁门下台时的500亿美元减至400亿，而且在整个任期内一直保持在该水平上。〔34〕因此，他从未答应过军方提出的高额预算要求。就连言辞好战的杜勒斯在病重之际给总统的辞职信中，也“坚信需要避免可怕的战争灾难”。〔35〕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讹诈和军事威胁对于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奏效，只能加速中国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的步伐，坚定其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决心。美国反共反华导致了一大批“中国通”的丧失，反而使得日后美国由于需要不得不由国防部--而不是国务院出钱培养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艾森豪威尔之后的美国政府不但未能吸取教训，反而大规模干涉亚洲事务，致使在越南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政府也开始出现赤字。直到70年代，美国较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从过去多次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为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开始奉行较为现实的对华政策。
注释：
〔1〕华.惠·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415页。
〔2〕冈特·毕晓夫。斯蒂芬·E·安布罗斯主编：《艾森豪威尔百年评价》（GunterBischof and Stephen E.Ambrose ed.,Eisenhower,A Centenary Assessment),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3〕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2-54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第2卷，华盛顿特区1983年版，第592-593页。
〔4〕杰夫·布罗德沃特：《艾森豪威尔与反共讨伐》（Jeff Broadwater,Eisenhowerand the Anti-Connunist Crusade),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5〕他们打算造摇说，苏联要求中国送一百万劳工到苏，让美国著名记者对毛泽东作一次专访，等等。参见张少书：《敌乎？友乎？》（C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97、257页。
〔6〕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受命变革》，三联1978年版，第542页。
〔7〕详见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Richard H.Immerman,ed.,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1955年2月10日、3月4日、14日杜勒斯分别同叶公超、蒋介石和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的谈话，《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5-1957》第2卷，第253-258、323、369页。
〔8〕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7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尔回忆录：缔造和平》，三联1977年版，第407页。
〔9〕《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2一1954》第15卷，第769-770页。
〔10〕冈特·毕晓夫、斯蒂芬·E·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百年评价》，第129页。
〔11〕1955年1月20、3月10日讨论备忘录，《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5-57》，第2卷，第69、345页。
〔12〕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215-216、230页。
〔13〕肯尼思·W·汤姆森主编：《艾森豪威尔总统》（Kenneth W.Thompson ed.,TheEisenhower presidency），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4〕1954年9月11日赫尔将军给雷德福的电报。《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2-54》，第14卷，第557页。
〔15〕参见苏格：《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酝酿过程》。载《美国研究》1990年第3期。
〔16〕见艾森豪威尔秘书哈格蒂1954年7月8日-11日的日记，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224页。
〔17〕这五次是：4月，奠边府法军形势危机时；5月，奠边府陷落前夕；6月下旬，法军开始离开越南时；9月，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时；11月，中国宣布要以间谍罪判处美飞行员徒刑时。
〔18〕《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5-57》，第11卷，第157页；《纽约时报》，1995年4月7日，转引自张少书；《敌乎？友乎》第124页。
〔19〕德怀特·义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受命变革》，第535-536页。
〔20〕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缔造和平》，第333页；张少书：《敌乎？友乎？》，第188页。
〔21〕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22〕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271页。
〔23〕冈特·毕晓夫、斯蒂芬·E·安布罗斯主编：《艾森豪威尔百年评价》，第203页；M·贝科威茨等：《美国财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5页。
〔24〕杰夫·布罗德沃特：《艾森豪威尔与反共讨伐》，第135页。
〔25〕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238页。
〔26〕参见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15、233页；杰夫·布罗德沃特：《艾森豪威尔与反共讨伐》，第127页；威·艾·哈里曼：《哈里曼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2页。
〔27〕杰夫·布德沃特：《艾森豪威尔与反共讨伐》，第17页。
〔28〕肯尼思·W·汤姆森主编：《艾森豪威尔总统》，第33、37页。
〔29〕罗伯特·H·费雷尔编：《艾森豪威尔日记》（Robert H.Ferrell,ed.,TheEisenhower Diaries），纽约1981年版，第11-12、23-26页。
〔30〕冈特·毕晓夫、斯蒂芬·E·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百年评价》，第198-199页。
〔31〕理查德·H·伊默曼编：《杜勒斯与冷战外交》，第270页；斯蒂芬·E·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总统传》（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纽约1984年版,第102页。
〔32〕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页.
〔33〕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David Halberstam，The Best and theBrightest），纽约1985年版，第106、177、732页。
〔34〕肯尼思·W·汤姆森主编：《艾森豪威尔总统》，第20、51页。
〔35〕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缔造和平》，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