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民论文,农民工论文,风险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大规模的青年农民工返乡是由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城市社会对其排斥加剧的结果。从推拉理论①来看，返乡青年农民工是城市社会“新陈代谢”后推向农村社会的产物，之所以被推到农村社会是由于他们的弱势地位。但是，一方面，被推者由于有着“农民身份”而缺乏农业基本知识和务农经历等农村社会记忆、长期的城市生活而形成的“半城市人”的优越性及对城市生活耳濡目染而更加渴望进入城市社会而不认同农村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他们不会轻易地融入农村社会。而另一方面，农村其他人对青年农民工从外出是“有出息”、“能干人”到如今归来是“没能力”、“吃闲饭”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使其对返乡青年农民工产生巨大的排斥，同时也强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使返乡青年农民工难以重新建立起个体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找到心理的归属。于是，返乡青年农民工被城市社会排斥而自身又对农村社会有着极大的主动排斥性，这就使其陷入了双重排斥的境地，无所归属与落脚之处，成了“悬空之物”，他们会走向何处，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便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社会排斥及其类型
社会排斥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排斥观念最先流行于欧洲，“社会排斥”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法国，由法国学者拉诺尔最先使用。1974年，拉诺尔用社会排斥的概念指认那些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又被贴上了“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到后来的80—90年代，社会排斥概念从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断裂发展到认为社会排斥是某些群体部分地或全部出局，享受不到人类权利及“社会垄断群体形成的结果之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利，不愿意别人分享之”。社会排斥概念还聚焦于社会分配和社会关系议题，即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和不足的社会参与，缺乏社会整合和社会权利等。
所谓社会排斥，原意是指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各种歧视或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现在社会排斥一词的含义已经被泛化。沃克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从决定个人整合于社会的系统被排斥出来的现象，这些系统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方面。唐钧通过作家毕淑敏介绍的一个游戏来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排斥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社会排斥是游戏规则造成的，而游戏规则的制定是社会政策研究的结果。石彤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李斌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纵观上述这些社会排斥理论，我们不难解读出其共性都包含着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社会对下层人民和弱小群体的一种歧视，即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各种社会资源及机会获得等方面的排斥，其参照体系是社会弱势群体本身。
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排斥理论却让我们耳目一新，他认为不同地位的人都有可能被排斥，社会地位高的人和社会地位低的人可能位于社会排斥的不同向度上，也即他提出的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社会底层的排斥，另一种是社会上层的自愿排斥。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排斥的两种类型，从其特征上看，我们也不妨将其称为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与社会下层的被动排斥。
二、主动与被动：返乡青年农民工所受排斥的机制分析
我国青年农民工群体从学校毕业或辍学后就直接随“民工潮”加入到了城市打工者的行列，因此，在其成为劳动力前基本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所以缺乏务农的经历与基本知识；并且，他们并不认同农村的生活，反而更向往城市的生活，对农村的土地没有太多的眷恋之情，每年回家乡也仅仅只是一种借春节之际看望长辈的“礼节性”仪式。同时，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对城市社会生活耳濡目染并逐步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这更加深了其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排斥感。虽然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等特殊制度的纵向的深远影响导致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仍然处于社会底层，但在那些没有出来，仍生活在家乡的人眼里，他们则是家乡中“有出息”、“见过世面”的人，因此青年农民工在农民与市民分层的连续谱中处于中间过度层。因此，其自身虽然受到了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但自身又作为农村中“有出息”的人产生了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并期望能脱离农村社会而成为“城里人”。如果没有外界不利环境的影响，青年农民工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地在城市中“沉淀”下来，转化为市民。但当前容纳其打工的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要么开工不足，要么破产倒闭，他们作为当前中国既没有体制束缚又没有体制保障的特殊“工人”，最先受到冲击，导致其失业。因此，失业青年农民工处于农民—市民连续谱中的过度层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加剧及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未减的双重排斥，在主动排斥中失去了“根”，而失业又使其失去了城市的生存资本，致使失业青年农民工在这样一种境地中失去了生活来源与心理归属而陷入了一种“游离”的状态。同时，再加上城市青年农民工主要以社会初级关系为交往圈，群体心理结构封闭，认同感较高。如果这种“游离”状态不加以重视，极有可能出现大量的社会游民，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
(一)来自城市社会的被动排斥
城市青年农民工虽然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中国所特有的、制度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使其受到了来自城市社会制度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排斥。同时，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加剧，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是导致我国沿海一些对外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就是为寻找新的发展而选择产业结构调整。而城市青年农民工由于其特殊“身份”标签而没有体制的保障及自身素质的限制，必然在这种环境下最先受到冲击及城市社会对其的排斥。
1.以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建立的政策网络性排斥
社会排斥所带来的偏见和歧视往往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制度或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政策性排斥，就是指那些由政府颁布的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排除在政策覆盖之外而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权利实现的各种政策和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到1958年前，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国家集中精力进行156项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未加以限制，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城市企业招工的方式迁移到城市。随着农民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迅速膨胀，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只有7000万人，1957年就增加到994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9万人。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过快，农村的粮食生产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大量的农民进城，对粮食需求增加，导致城市居民粮食供应紧张。为了保证农村中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同时也为了把城市里享受低价格农产品的人数限制到最少，需要设立一些制度安排，以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禁止农民进城。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定在全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形成了阻碍农村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也标志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开始，尔后，逐步建立的统购统销制度、城市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就业分配制度等制度与户籍制度形成的制度网对农业人口进行了牢牢的限制，也是在这些制度的“庇护”下，城市居民享有诸多农民无法企及的“特权”。通过这些政策规定的颁布，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的农民被排除在政策覆盖之外，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权利的实现，受到了政策性的排斥。
李培林认为，“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以外，从而造成了流动民工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经过改革后，城乡户籍政策以及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已经开始松动并已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但是户籍制度的核心还未改变，不过是户籍管理的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因此本地户口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惯性的使然，使城市农民工仍然在诸多方面受着政策制度的限制，如城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都将其排斥在外。这些制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网络，加深社会对其的排斥程度。青年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的外来人口，在“户籍身份”上依旧是农民，因此他们在就业、住房、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就难以摆脱户籍的“藩篱”，有着不同的待遇，这种差别性待遇，不仅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社会认可的，正式制度安排。如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经济差距的拉大，原有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分裂式发展，既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只以城市人口为覆盖面。在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讨论中，有学者指出，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市民绝大多数有社会保障，而农民绝大多数没有社会保障，根据路径依赖的理论，农民工因户籍在农村，很多人认为他们自然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下，不应再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即使是在农民工未来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也应把他们放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因此，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政策制度网对城市青年农民工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排斥，这一点已经在社会各界得到了公认。
2.金融危机影响深入，对青年农民的排斥加剧
正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家底最薄弱、生命力最脆弱的群体——中小企业身上。”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并逐渐加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国沿海一带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外贸订单迅速减少，企业举步维艰，一些企业要么开工不足，要么破产倒闭。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更为直观的报告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2008年上半年浙江全省1200多家企业关门歇业。在温州，有8.1％的企业出现了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现象。有“中国纺织重镇”之称的绍兴县，2008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16.2％②。中小企业是我国吸纳农民工的主力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一批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中无奈破产倒闭时，农民工成了金融“风暴眼”，成为承受直接冲击的群体。截至到2008年底，仅深圳就有682家企业倒闭停业，导致5万人失业③。河南每天约6万农民工回流，湖北春节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已达70万人，湖南更是达到了280万之多④。而且，与城镇职工相比，这种迅猛的裁员潮对农民工的影响会更大，因为他们并不是官方传统定义中的“工人”，既没有体制的束缚，也没有体制的保障，企业裁员首先就是裁农民工。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占据着龙头的位置，所以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是我国适应世界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必然趋势。相应的沿海一带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会加快其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青年一代农民工虽然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大多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有89.4％的青年一代农民工都具有初中或以上文化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但在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转型过程中，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农民工成为金融危机下产业结构转型加快背景下首先遭到冲击的群体，而且这种失业状态相比企业直接破产导致的失业更具间接性的特征，也更有隐蔽性的色彩。因此，在原有制度赋予青年农民工特有的农民身份而缺少应有的制度保障及青年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中小企业的冲击，无疑加剧了城市社会对青年农民工的排斥。
(二)青年农民工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这里的主动排斥是因为青年农民工由于自身社会位置的上升以及亚文化(农村生活的漠然、城市生活习惯等)的影响的下，开始不认同农村社会而主动放弃或退出农村社会的排斥现象。
1.青年农民工所处时空结构变化，对乡村社会记忆淡薄
“时空结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基础性结构，它参与形成和建构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物质的和文化的，如马克思和布迪厄等人所研究过的)，以及形形色色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如社会学家通常所研究的)”。社会时空结构不仅仅是一个建构因素，也是一个解构因素。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行动特点及生活经历等，给他们留下不同时空下的社会记忆。人们总是凭借自己的社会记忆(或经验)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建构自己对周围的认识。没有社会记忆，人们在互动上就找不到一致性，就缺乏行动的规则，达成一致的认同或行动。
青年农民工一代主要是指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青年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农村家庭能够承包的土地日趋减少，一般而言，每家只需两到三个劳动力就完全可以承担全家所承包土地的种植，家庭劳动力开始剩余，这样青年一代农民工从中学毕业或辍学后，不需要像他们父辈那样继续从事农田的耕作，而是直接随着“民工潮”而进入城市。这就使其对农村社会的认识与了解仅限于在外出打工之前这一段时间，而在其外出打工之前基本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因此，青年农民工对于农村社会的基本农业生产活动的经历、知识及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等的记忆是比较匮乏的。据相关调查发现，90年代外出务工的人口仅有39.2％称自己务过农，有些人还把自己在上学期间帮助父母干农活当作自己的务农经历。因此，可以说青年一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所处时空结构的变迁，使其对农村社会记忆(务农的经历、知识等)淡薄，对农村社会认同度低，不愿主动融入农村社会。
2.返乡青年农民工主动排斥乡村社会的推力与拉力
由伯格提出的推拉理论认为人们做出迁移的决定，主要由于外力所致，而外在力量可以分为“推”与“拉”两方面。这里借助推拉理论来说明返乡青年农民工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断裂及农村社会对返乡青年农民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作为将返乡青年农民推出农村社会的一股推力，以及城市社会对返乡青年农民依然存在的巨大吸引力的双向作用说明返乡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存在的主动排斥倾向。
农村社会对返乡青年农民的推力增强其疏离感及主动排斥性。近些年来，部分农村传销盛行，这种熟人之间相互欺诈的方式严重动摇了农村社会原有的人际观念与文化体系。此外，市场经济的侵入、现代传媒的切割、农民的流动等等都构成了对村庄原有生活的挑战，破坏了农民的稳定感与对未来的长远预期。因此，乡村熟人社会、过去的亲情与乡情网络支持在社会日趋快速变革中发生了变化，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弱化，加上返乡青年农民长期在外务工缺少与农村社会的联系，沟通减少，此其一。其二，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返乡青年农民虽然回到家乡，但他们已经接受城市和市场的规则，无法用传统经验联结人际关系，也无法用现代规则联系乡里乡亲。所以，返乡青年农民与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就趋于弱化甚至断裂状态，这使返乡青年农民在农村社会中再也找不到以往那种亲切与归属感，因此，对农村社会形成了自然而然的疏离感而主动选择脱离农村社会。另外，之前外出青年农民工在生活在家乡的人眼里，是家乡人中“有出息”、“见过世面”的人，得到了家乡人极大的肯定。这种肯定强化了外出的动机，即使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也不选择回去，因为这样很没面子。而如今他们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当地农民却不清楚)失业而回到家乡，家乡人对他们不是热情的接待反而抱之冷嘲热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返乡青年农民在外面是“混”得不好，才回家吃“闲饭”，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返乡青年千方百计地寻找再次外出务工的机会。不管是家乡人对返乡青年农民肯定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都对其形成一种无形力量外推其于农村社会。不管是返乡青年农民与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弱化甚至断裂还是农村社会对返乡青年农民态度的转变都对返乡青年农民形成一股外推力，这股外推力导致返乡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的疏离感增强及主动排斥性增加而难以再次融入农村社会，个体处于游离状态。
城市社会的拉力仍然强劲，为返乡农民主动排斥农村社会提供了动力。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一方面为了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想改变他们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尽管他们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受到了城市社会多方面的排斥，有诸多不满意，但留城意愿仍然比较强烈。根据美国学者Thomas Ashby Wills提出社会比较的维度既包括向上比较，还包括横向比较和向下比较，一个人的主观幸福可以通过向下比较而获得和提高，通过向下比较，个体可以获得自尊和自我提升。城市青年农民工处于农民—市民分层连续谱中的中间层，相对于城市社会上层而处于社会下层，并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各种排斥，但他们在那些没有出来，仍生活在家乡的人眼里，则是家乡中“有出息”、“见过世面”的人，相对于农村社会的人来说又“高人一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向下比较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尊和自我提升，这是许多城市青年农民工在遭受排斥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停留城市的心理防御机制，也是其主动排斥农村社会的心理动力。并且，据相关调查，在青年一代农民工中，有72.3％的人认为，即使在家乡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差不多，也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只有27.2％的人选择在家乡务农。年龄越轻，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不仅在城市工作能结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丰富社会关系，扩大生活圈子，有的并且还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且对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宽阔平整的道路、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网络、鳞次栉比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设施等充满向往。因此，城市社会对返乡青年农民的拉力相对于其所受排斥的推力而言仍然强劲，这就为返乡青年农民主动排斥农村社会提供了巨大动力。
三、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
返乡青年农民是作为城市社会“新陈代谢”后被推向农村社会的产物，之所以被推到农村社会是因为他们的弱势地位。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后，限制了我国城乡人口正常流动30年的城乡户籍政策以及城乡二元分割政策终于开始松动，大量农民得以进城务工经商。虽然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正在逐步建立，但是户籍制度的核心仍未改变，不过只是户籍管理的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因此本地户口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城市青年农民工虽然改变了职业，生活方式也在逐渐改变，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因此，在城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都受到了城市社会的排斥，缺乏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安全保障，而处于城市的边缘弱势地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加深，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加快，城市社会新陈代谢加速，城市社会排斥加剧，他们便被无奈地推向农村社会。但他们被推向农村社会之后，却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重新融入农村社会却主动排斥农村社会，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外。主要原因是他们生长的特殊时空环境影响，使他们没有多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村社会记忆淡薄，对农业活动缺乏感情和兴趣，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仅系于与亲人的情感；同时，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地消解着他们对家乡仅存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甚至对农村社会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批评的态度。王春光曾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会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这里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青年农民工。如今，返乡青年农民受到来自城市社会的被动排斥和自身对农村社会主动排斥的反向力作用，即向往城市生活而又被城市社会排斥，农村有“根”但又不愿意“着根”，主动排斥农村社会，而不断地流动游离于城乡之间，在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还未减轻之时，城市社会排斥加剧的影响仍在继续，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也将不断增加，有着极大的“游民化”风险。
游民又称为“流民”，按《辞海》的解释，古指无田可耕，流离失所的人，后泛指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与居无定所，长期无业和无纳入正式组织相联系。游民易变成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反社会的特性。他们有时甚至可以形成一套自我的文化甚至反文化，抗拒主流文化，容易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种游民既没有城市体制的管理，又缺少传统乡土规则的约束，从而出现管理真空，再加上又没有固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很容易步入歧途，成为娼妓、吸毒者、赌徒、乞丐、流氓、土匪或盗贼等，而且一旦结帮成伙之后，就容易形成犯罪势力。胡书芝等就城市农民工“游民化”的具体表现概括出了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做流氓、诈骗、打抢(欺骗、讹诈、打殴、抢劫)；第二，当乞丐，到处行讨(江湖卖艺之流，假装遭盗贼抢劫盘缠尽失、异乡找不到人、路费不足等诡托之辞；利用自身残疾或制造各种凄惨景象行讨的残疾类；还有死缠不放的硬乞强讨类)；第三，沦为娼妓；第四，窃贼；第五，巧舌如簧做术士(如算命先生、风水先等)等。在1994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暂住人口中违法犯罪人员56.9万，违法犯罪率高达12.8‰，约为全国平均违法犯罪率的4倍。上海、北京的外来民工刑事犯罪占总数的比例都在50％以上，广州甚至高达80％。此外，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贩毒吸毒、黑社会组织等，都与外来流动民工相关。北京警方公布，在违法犯罪案件中，不少是外来民工所为，为数众多的盲流抢劫偷盗、杀人越货，简直无所不为。特别是游民团伙犯罪相当严重，近30个外来人员聚居地，如新疆村、浙江村等，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吸毒贩毒的基地。据公安部门公布的材料，在深圳发生的抢劫、杀人、强奸、卖淫、贩毒等恶性刑事案件中，90％以上是来自农村的“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所为。据1999年2月对武汉市公安局第一收容教育所的调查，在从事卖淫的女子中有近80％的人来自农村流入城市的“三无”人员；1998年初，南京市妇联对24名收容教养的妓女进行调查，其中外来无业者占46％。这些事实都是城市农民工群体游民化的显性特征。以上这些城市民工的游民化表现及特征无疑都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以，防止返乡青年农民的游民化倾向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四、返乡青年农民工游民化风险的防范
由于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下，城市社会对其排斥加剧，失去在城市的工作和收入来源，而自身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社会认同的逐渐缺失而主动排斥农村社会的双向反推力所致。因此，有效规避返乡青年农民工“游民化”风险还应从加强城镇化建设，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分流及引导其价值观重塑，重构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着手。
(一)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分流
规避返乡青年农民“游民化”风险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消灭返乡青年农民，这里的消灭不是指实体上的消除，而是指返乡青年农民能逐步地转化为市民。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制度的藩篱依然存在，大城市对返乡青年农民的容纳有限，所以加快小城镇建设是有效转移返乡青年农民劳动力，使其转化为市民的重要途径。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论述为我国城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体现了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我国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大，既不可能把绝大多数居民都迁移到大城市，也不可能让所有的居民都居住在小城市和小城镇。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既积极地发展大城市，又鼓励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特别是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加快小城镇建设更具重大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超高速的发展，但却呈现着“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的不良循环态势，特别是在今年全球危机对我国沿海一带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冲击，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这种不良循环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因此，拉动内需、有效转移分流返乡青年农民工刻不容缓。通过加强小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效实现返乡青年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就业；另一方面，加快小城镇建设，必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为返乡青年农民创造了就业环境和岗位，实现再就业；最重要的是城镇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接大城市，下连农村社会，为返乡青年农民找到了缓冲过渡带，不至于在被城市社会排斥后又主动排斥农村社会的双重排斥下成了“悬空之物”，“游民化”风险大大降低。
(二)引导返乡青年农民价值观重塑，重构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
虽然，加快小城镇建设对返乡青年农民的再就业及归属有着积极作用，但进行小城镇建设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时容纳这么多返乡青年农民，所以，一部分返乡青年农民还必须回到最后的栖息地——农村。但经过世事变迁，返乡青年农民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对农村社会的情感与认同被长期的城市生活逐渐消解，重新融入农村出现了困难，而农村社会是他们被城市排斥后的最后保障地，融入农村社会能重新找到他们生活的依托，对规避返乡青年农民“游民化”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重构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得首先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价值观对人生选择、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价值观不同，他们努力的方向、行为的态度、方式和结果也就不同。对于处于逆境中返乡青年农民而言，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他们如何克服这段艰难痛苦的时期，如何适应收入的剧减、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水平的下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加强返乡青年农民自己价值观念的培养，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帮返乡青年农民分析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正视自身目前的处境，指导他们处理由失业引起的焦虑、恐惧和不安，增加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当前的困难；第二，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辅导返乡青年农民与他人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客观地认识农村社会；第三，引导返乡青年农民防微杜渐，自塑“金身”，要“取义为荣、明耻避辱”，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任何时候都不要被“灰恶势力”、眼前的蝇头小利和阴暗的邪门歪道所迷惑，时常保持阳光心理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另外，重构返乡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不仅要从返乡青年农民方面入手，同时也要加强乡村社会教育与宣传，促使其正确认识返乡青年农民工问题及其积极影响，主动接纳，互相帮助，能有效地降低返乡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的疏离及主动排斥性，促使其更好、更快地重新认同并融入农村社会，重新找到依托与归属。
注释：
①伯格(D.J.Bogue)提出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认为人们作出迁移的决定，主要由于外力所致，而外在力量可以分为“推”与“拉”两方面。
②东方网.7万中小企业停工失业农民工骤增.http://news.aweb.com.cn/.2008-11-22.
③深圳市长.今年深圳工厂倒闭已导致5万人失业.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11-28.
④农博要闻.农民工返乡潮.http://news.aweb.com.cn/z/nongmingong/.200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