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力术江考——明代曲先卫地望及相关地名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名论文,明代论文,毕力论文,术江考论文,曲先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明代中期曲先卫的地望问题
明代青海“塞外四卫”地望归属历来为治青海史者所关注，岑仲勉先生定四卫地在嘉峪关外古西域之地，曲先、阿端、罕东和安定四部地依次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库车、于阗、克里雅和哈喇沙尔；①定四卫地在青海者，有桑田六郎、谭其骧、邓锐龄、吴均等人。高自厚先生整合几家观点，提出四卫东迁之说，即四卫从元末伊始从新疆塔里木盆地陆续迁入青海海西地区，并不断向青海湖周围地区移动，此说调和了四卫地在西域说和四卫地在青海说的分歧。②持四卫地在青海说中各家对四卫明代中期地望确切地点也不尽一致，分歧较大者主要为曲先一卫地望所在。桑田六郎认为曲先在安定以西，故应在新疆境内库车一地；③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曲先卫地标注在柴达木以西尕斯库勒湖周围；④邓锐龄四卫分布图中曲先卫地在安定卫驻地昔儿丁，依阿尔金山一带，较《中国历史地图集》更北；⑤吴均定曲先卫地在柴达木茫崖镇楚克阿拉干河，较《中国历史地图集》更南。⑥几家所言，跨度辽远，南北不一，多数研究者接受曲先卫所在大概在柴达木以西尕斯库勒湖周围的观点。
遍览史籍，解决明代中期曲先卫所在方位当从两个关键点入手，首先是曲先卫卫治药王滩究竟在何处，对此各家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是大略指出在柴达木以西尕斯库勒湖地区。受其影响其他研究者也继承了这种判断，桑田、邓锐龄、吴均等人皆谓药王滩地望不详。同时，与史料相关的昆仑山、雅令阔、西番江、毕力术江黄羊川等这些重要地名，在相关研究中都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其次是毕力术江地望归属。史料中多处出现曲先卫迁至药王滩后在毕力术江劫杀明使以及明朝派军讨剿曲先一事，其中暗含了曲先卫所在方位的关键信息。关于毕力术江，岑仲勉先生认为是明代“必里卫”之讹音，桑田、邓锐龄、吴均等先生认为应为今通天河上游玉树地区曲玛莱县色吾河渡口，为藏语“治曲”(牦牛河‘bri chu)之译音，亦为明宣德九年(1434)所置毕力术江卫。岑仲勉的“必里卫”说，已有学者考证不能成立，⑦认为从《明实录》中对两卫方位的记述和若干史实，都足以证明必里卫与毕力术江卫应属明代两个不同卫制实体，故必里卫之“必里”非毕力术江之“毕力”。毕力术江即通天河的看法颇为流行，为大多数学者采纳。但结合史料，“通天河”说疑点颇多，许多地方的考证有牵强之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对研究明代塞外四卫将造成较大混乱。
明代史料对曲先卫的记载稀少，清初数种地理著作对此也莫衷一是，造成了各家研究对该卫方位判断上的存在较大差距。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药王滩、毕力术江等与曲先相关之地名考订，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史料中对曲先卫地望的记载
《明史》载，曲先卫是明初在西宁边外较早建置的三个卫之一，这三卫是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洪武三十年(1397)置罕东卫，合称西宁塞外四卫。曲先设卫当在洪武七年至洪武九年之间，于永乐四年(1406)复置于药王滩，其地望不详。
清代文献所记曲先卫方位应该多为明初情形，如“在安定卫西，古西戎部落”、⑧“曲先在敦煌县西南，安定卫西”⑨等等。曲先卫移居药王滩之时，安定卫也迁徙至苦儿丁(也为昔尔丁、西同、色尔腾、色勒屯、赛尔腾等不同译音)，今考为甘肃阿克塞苏干湖。⑩
曲先卫两次截击入藏明使事件是判断曲先卫复置以后地望的重要依据。两次事件中曲先卫为主角，安定卫、罕东卫为配角，从中不难揣摩出曲先卫与其他卫之间的地理方位关系。
洪熙元年(1424)曲先截杀明朝派往乌斯藏的使者，明军派兵讨伐，《明史》卷330《西域二》载：“二十二年，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斯藏，次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挥李英偕康寿等讨之。”与《明实录》对勘，其云乔来喜等人遇劫地点就发生在安定、曲先境内，“永乐末，朝廷遣中官乔来喜、邓诚等使西域，道经安定、曲先之地，番寇五千余人邀劫之……来喜、诚皆被害”。(11)
这次截击明使事件是一次安定卫人和曲先卫人联合抢劫行动，明廷敕令严查此事：
其谕蒙古等卫敕曰：“比朝廷遣内官乔来喜等，同乌斯藏等处贡使，贲敕及綵币等物，往乌斯藏、尼八刺等处公干，至必立出江(毕力术江)黄羊川，遇安定、曲先、赤金、密落等处五千余人截路，杀伤使臣，劫夺綵币，马骡牛等物，罪不可容，即欲调兵剿捕，恐伤及良善。尔等需挨查前项，贼徒是何等族分部落之人，或擒拿解来，或明白指实具奏，庶罪有所归。”(12)
可见，事发之后明廷首先怀疑到的即安定、曲先、赤金、密落这几部分人，下令挨查真凶。按，安定驻牧昔儿丁，赤金蒙古卫在嘉峪关以西赤金峡附近，密落族属罕东卫，则曲先应与这三卫相距不远。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曲先卫居住地不像《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远至尕斯库勒湖地区，更不可能如吴均先生所言(吴均在其文章中漏引赤斤一卫)，在较南方向的茫崖楚克阿拉干河。明廷这次征讨战果是擒获了安定卫头目党锁南，“斩首四百八十余级，生擒七百余人，获驼马牛羊十四万有奇”，(13)曲先卫部众闻风逃窜。曲先卫在这次征讨中基本保存了实力未受重创，宣德二年，该卫四万两千帐悉数归附，应返回旧地药王滩游牧。
宣德五年，来自西域的贡使和派出的使节都向明廷反映，曲先卫都指挥散即思聚众在途经道路再次抢劫，明廷大怒，派兵进剿。此次进讨，明朝作了精心安排以防曲先再次逃脱，他们提前联络了安定卫人和罕东卫人，“昭又奏，安定卫指挥桑哥等诉蒙调同罕东卫兵讨曲先”。(14)与第一次讨剿相较，第二次明军征讨曲先联合了安定、罕东兵力，意在拿下曲先以解进藏门户之虞。这次征讨战果成效巨大，曲先遭受重创。
通过以上两次截击事件的分析可见，曲先应进藏通衢上(不然其部不会接二连三抢劫过往旅队)，且与安定、赤斤、罕东相距不远，而毕力术江则在安定、曲先境内，两者应在青海湖北岸进藏路线上。同时，明代史料中之“毕力术江卫”即在毕力术江地区，不应有两个“毕力术江”，因此搞清楚了毕力术江地望所在，也就确定了“毕力术江卫”的真正所在地。通览近来考据毕力术江者，有桑田六郎(15)、邓锐龄(16)、吴均等人，都主通天河说，但有多处论述显牵强，试论如下。
三、毕力术江考证辨误
吴均在几家主毕力术江在通天河说中，考证最为深入，其文《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和《明代在玉树地区建置初考》(17)对毕力术江地望、曲先卫地望以及曲先境内若干部落、地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1)明代史料中所谓“毕力术江”即长江，乃藏语‘bri chu之音译；(2)曲先卫卫治药王滩大约在柴达木茫崖楚克阿拉干河一带；(3)罕东卫密落族驻地约洛之地在河源东给错那湖周围，即托素河也谓约格柔河(yog ros)；(4)相关史料所谓昆仑山为河源以南巴颜喀拉山某处；(4)史料中的雅令阔、西番江、毕力术江黄羊川皆在长江上游通天河地区。以上观点中，毕力术江在通天河为大部分学者认同，吴均先生详证了与之有关的史料细节，可谓持此观点之集大成者。我们认真推敲了吴先生的文章，认为其论述许多地方矛盾重重，无法与史料相合，也无法与事实相合，其不足之处是主要依靠古今地名的对音关系，忽视了若干史料要点，造成了对音近似但与史料相悖的结果。现对吴文中数处观点提出质疑。
图示(一)
罕东卫密落族所在的方位是吴文主要证据之一。明军第一次讨剿曲先卫造成了密落族的惊溃。吴文推断密落族应地近河源地区，而其驻地约洛之地按对音关系是托素河也即约格柔河(yog ros)。首先密落族是否在河源地区存在疑问，《明实录》中第一次曲先劫杀明使以后明朝敕令安定、曲先、赤斤、密落四部之人逐个挨查，如密落族在河源，距安定、赤斤卫境太远，与史料不符。与密落族同样惊溃的还有安定卫阿延拜子剌所率部众：
安定部内与罕东密罗(落)族皆惊溃。遂遣西宁卫指挥使陈通、指挥同知祁贤等往抚安之。罕东卫密罗(落)族和尚端岳监藏等两千四百余帐、男女一万七千三百余人悉还旧约洛之地，而安定诸番亦皆还卫。(18)
如果明军行军路线是经青海湖南部，在河源东给错那湖地区造成密落族的惊溃，那么为何造成了远在柴达木北缘驻牧的安定卫部分部落惊吓逃窜？在这里解释不通。
吴文用相当篇幅讨论了永乐二十二年李英率军追击曲先散即思的行军路线，《明史》卷330《西域二》载：“英等帅西宁诸卫军及隆奔国师贾失儿监藏等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贼，贼远遁。英等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遇安定贼，击败之，斩首四百八十余级，生擒四百七十余人，获驼马牛十四万有奇。曲先闻风远窜，追之不及而还。”吴均先生认为是河源附近驻牧的罕东卫密落族为明军提供了曲先卫逃跑路线的情报，又谓“‘西宁塞外西北’不当入藏大道……其与明军的军事行动要求，大相径庭”，(19)为其明军行军路线为海南路线的观点寻求支撑。上文已证密落族不在河源附近，应在更靠北毗邻安定、赤斤诸卫的地区，因此吴文认为的曲先逃跑方向是通天河方向存在前提上的判断错误；青海湖北岸历来是入藏通衢，所谓的西宁塞外西北不当入藏大道，不能作为解释明军远赴通天河讨剿曲先的理由。因此，明军经海南路线前往通天河讨剿曲先的推论不能成立，曲先卫逃亡通天河就更无籍可凭。
明代对黄河河源以南山川河流均以藏语记音，黄羊川、西番江明显是某处河流的汉语名称，应为汉地所熟知，吴均先生将之全部定为长江上游并无进一步求证，明显显得牵强。故我们无法认同吴均先生考证的昆仑山、西番江、黄羊川等地在长江上游之说。
四、毕力术江考
明代进藏道路因循元例，分北线青藏道和南线川藏道。北线青藏道可从西宁、河州和洮州出发，又分海南道和海北道。海南道从青海湖以南穿越共和盆地经河源、玉树前往卫藏，这条路线是自唐代以来就使用的官马大道；海北道一般称为进藏“海北大道”，也称“青藏商道”，是元明清以来从西宁前往拉萨的一条商道，1934年黎丹所率西藏巡礼团即从此线前往拉萨。其路线经湟源沿青海湖北岸西行至青海湖西岸，再渡布哈河和翻越关角山口进入柴达木盆地，然后经都兰夏日哈到达香日德，再向西沿布尔罕布达山到达宗家旗，从诺木洪河河谷翻越布尔罕布达山渡舒尔干河，就踏上了前往拉萨的要隘当拉山口的旅程。(20)根据前文史料梳理，明使入藏选择西宁海北道才最有可能造成曲先、安定、罕东诸卫卷入劫杀明使的事件。《读史方舆纪要》言：“毕力术江。在卫(曲先卫)西。……志云：江与安定、曲先等卫接界，或讹为必出江。”以及“必出江。在安定卫东……”(21)认为毕力术江和“必出江”系指同一江，因讹传变音，所言方位在曲先卫西、安定卫东。安定以东进藏通道只有青海湖西岸，所以毕力术江在青海湖西岸寻找似无疑问。
明代使节从青海湖北岸进藏，中途经过众多河流，按青海民族语言地名命名规律，笔者认为毕力术江就是布哈河。布哈河为青海湖周围最大河流，是从青海湖北岸进藏必经之地。据1845年法国神父古伯察的进藏记录，他们为了渡这条河几乎花了一整夜。(22)明代进藏旅队要渡过这段河网地带，行进速度必定减缓下来，这个时候就是劫匪出击抢夺的最佳时机。故而我们判断，安定、曲先二卫之人就是选择在布哈河上对明使进行了劫杀。下面选用两条史料试证之。
《明史》卷330《西域二》载，宣德九年明廷派中官宋成出使乌斯藏，令土官赵安率1500人的军队护送至毕力术江，嗣后，“寻与侍郎徐唏出塞讨阿台、朵儿只伯，败之”。查侍郎徐唏者，为镇守甘肃凉州卫守将兵部左侍郎。很明显这是一次完整的军事部署，即赵安从洮州护送宋成到毕力术江后，挥师出塞，在嘉峪关与徐唏会师讨伐阿台、朵儿只伯。阿台、朵儿只伯为东蒙古阿鲁台一部，1434年被瓦剌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击溃逃亡宁夏、甘肃边外，1435年被明军击败逃往今阿拉善右旗雅布莱山。赵安参加的这次军事任务即讨伐阿台、朵儿只伯之行。如果赵安的护送任务是在通天河上游，那么负责这1500人的粮秣后勤保障，也得大队人马负责，不然从西宁到长江上游再北上西域转战2000公里，沿途高山反应加上劳军远征，等到塞外估计能作战的也就所剩无几了。同时，阿台等人在塞外伺机犯边，军情紧急，赵安部主要军事任务为出塞作战，其长途跋涉往通天河护送明使亦与军事常识不符。吴均、邓锐龄先生等人撰文中没有对这后半句引起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明实录》载，宣德九年年措族属下扎儿加族也因截击明使获罪，明军以密落族为向导，由土官祁贤率百骑行月余追击扎儿加，战术上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侦察而不是追歼。原史料如下：
初，扎儿加杀伤朝使，劫夺勅书、赐币等物……先遣祁贤以轻骑百余观寇所止，然后进兵。贤以密罗(落)族指挥怕泥为向导，行月余，渡毕力术江，抵普禄之地，闻寇潜处深山，遣人诏谕之，扎儿加遂前告曰：本与安定有恶，欲复其仇，不意误犯朝使，故逃罪至此……(23)
史料中没有提到扎儿加截击明使是在毕力术江，应是在明使途经某处，事发后扎儿加逃亡“普禄之地”。许多学者以为祁贤追击时间达“月余”，按路程长短正好就是从西宁近边到长江上游路程，此说纯属望文生义。扎儿加受招抚后其托词是误将明使当成仇敌安定二卫的人，如果他们托言在通天河袭击安定卫的人，那这个托词太苍白无力了！由此说明罕东扎儿加族应与安定卫紧邻。扎儿加族属于年措族，其地望不详。从追击扎儿加族的祁贤等人的行走路线，以及扎儿加族与密落族和安定卫的毗邻关系推断，此处年措族很有可能也在青海湖周围。因此扎儿加族的逃跑方向是逾青海湖以南山脉投奔其亲族，“普禄”之地应处在这个方向但地望不详。明军在海北寻得密落族人为向导，绕青海湖西岸渡布哈河，深入青海湖南部群山中抵达“普禄”之地，最终找见扎儿加族人，这段行程估计十分漫长，加上途中侦查所耗费的时间也得一月有余，因此祁贤“行月余”和毕力术江在布哈河的观点并不矛盾。
布哈河流域地处柴达木盆地、祁连山西端高山地区和青海湖盆地的交界地带，属于青藏山地草原亚区和蒙新草原亚区的过渡类型，既可放牧适应高海拔地区生活的牦牛，也可放牧在沙漠戈壁地区习惯生活的骆驼。反之，长江上游通天河色吾河渡口平均海拔大概为4200米以上，属于青海畜牧业区划一级、二级区和高寒草甸草场类—沼泽化草甸亚类地区，只适宜放养牦牛、藏羊和马。(24)明军战果中有“获驼马牛十四万有奇”，应符合布哈河地区的畜养环境。
从明朝数次对四卫用兵可以看出，明廷对四卫用心不仅与其盘踞在进藏道路中有关，而且也迎合了明朝利用四卫隔绝蒙番的羁縻政策。几次用兵都涉及毕力术江，反映了毕力术江就在安定、罕东、曲先三卫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明朝控制这一地区可为其南通卫藏，北拒蒙古的战略目标打下基础。
毕力术江即布哈河符合我们对史料中各卫地理关系的推断。无论是从明军所获驼马牛羊等战果，还是涉及当事部落的方位，毕力术江均指向青海湖西岸与柴达木交界之处，这里三卫部落犬牙交错，相互间常有争斗，地处进藏要道，常有劫掠过往旅队之事。
布哈河之“布哈”，蒙文转写为“buqa”，现意为公牛，《钦定西域同文志》说是蒙语“野牛”之意。(25)晚近的藏文文献已经不再使用此河的原有藏语名，如《安多政教史》中藏文记为“bo'u ha”，显然是蒙语的记音。青海地区的蒙古语地名多来自藏语，如曲什安河，蒙语为可可乌苏，都有青蓝色的河之意；察汗乌苏河，藏语称曲噶尔，均译为白色之河。和硕特蒙古人进入青海后，多将原有藏语名称改为蒙语。从青海蒙语地名的立名规律出发，布哈河的藏语名称也应源于“牛”。综合蒙语“buqa”(公牛)和《钦定西域同文志》关于“野牛”的解释，这个词的藏语名似应为藏语野公牦牛“‘brong”。(26)做此推断还有一个理由，布哈河的上源之流中有一条阳康河，藏语为g.yag khengs chu，直译为野牦牛遍地之河。‘brong现一般发音为“仲”，按照这个词字母结构，在一些藏语方言中与“’bri”(母牦牛)一样，声母复辅音仍然可以较清晰地读出来，读若“毕隆”。如果与毕力术江的“毕力”对音，第二个音节的元音“i”和“ong”还有一定的差距。实际上，类似藏语词汇的汉字译音也有这种现象，如金沙江藏语为“glang chu”或“lang chu”，(27)唐代曾译为“犁牛河”，元明后也称为“丽江”，藏语的鼻音均译为单元音“i”，清代又译为“朗楚”。可见，将“‘brong”与“毕力”对音是可以成立的。
藏区以“野牦牛”(‘brong)命名的地名非常多，是常用名。如西藏自治区的仲巴县(‘brong pa)，意为野牛之地；安多县境内有沟名崩巴隆(‘brong pa lung)，意为野牛沟；(28)青海省祁连县的仲龙拉(‘brong lung la)，意为野牛沟山；(29)甘肃省卓尼县阿子塘乡的卓日(‘brong ri)，意为野牛山。(30)不一而足。
综上，截击明使的发生地以及明军的进剿路线都应在海北地区。布哈河就是这次事件的中多次提到的“毕力术江”，而非长江上游通天河。
五、曲先卫境内若干地名考
药王滩 按前文分析，明代中前期海北为罕东卫地界，西翼为曲先地界，安定又在曲先西南。从现代地图观之，青海湖西岸与安定卫之间为一大片地域，其间有充足的空间容纳曲先部众在此生息繁衍。但何处是曲先卫治“药王滩”呢？
查今海西州天峻县境内苏里乡岗格尔肖合力山西北方向，有山藏语名曼塘日更(sman thang ri rgan)，直译为“药滩老山”，山下有水，藏语名苏里曼塘曲(bse ri sman thang chu)，为疏勒河源头支流之一，有药水之意。该地地处疏勒南山、托勒南山和岗格尔肖合力三山之间，海拔4300米，地表特征为宽广的沼泽草原，是一片开阔滩地，植物种类较多，因盛产草药故名药滩。(31)明代曼塘地区西接安定卫，东邻罕东卫，北靠沙州、赤斤、肃州等卫，地在疏勒河、布哈河和大通河三河水源地区，距发生劫杀明使地点东南方向的布哈河下游直线距离约200多公里。布哈河河谷分布大片优良牧场，曲先卫部众应该经常顺河谷而下放牧至青海湖西岸，才有机会劫杀明使。
昆仑山 明代史料中有两座昆仑山，一座是《大明一统志》中所言“朵甘卫东北”的阿尼玛卿山，(32)一座是《西宁卫志》所言“西宁卫治西北”之山。(33)洪熙元年，李英追剿曲先的行动即先抵青海湖西岸，逾“昆仑山”抵“雅令阔”，然后兵指曲先卫驻地药王滩，根据前文已经讨论的曲先卫截击明使地点以及明军追击路线，明军追击曲先史料中提到的“昆仑山”方位只能是“西宁卫治西北”之山，即祁连山脉西端山群。《读史方舆纪要》言昆仑山在曲先卫之东，“昆仑山，在卫(曲先卫)东北，或云肃州卫境有昆仑山，绵延至此”，(34)查今天曼塘日更山以东即岗格尔肖合力山(gangs dkar phyogs las rnam rgyal)，是为环青海湖十三座名山之一，也是最受生活在海西地区藏族人崇敬的神山。因此，笔者认为李英追击曲先之“昆仑山”是指布哈河西北方向的山脉群，这些山脉群在中国古代舆地史料中被认为是昆仑山地望之一。
雅令阔 “英等逾昆仑山数百里抵雅令阔”一语，应该是指李英溯布哈河而上，向西北追击曲先部人，然后进入以岗格尔肖合力为中心的山脉群抵达一个称为“雅令阔”的地方。从布哈河下游往上游几十公里正是天峻县阳康乡一带，查阳康一名，源自藏语“g.yag khengs”(35)一词，直译为野牦牛遍布之意，当地流传其意为“冻死野牦牛”的地方。(36)
《嘉庆一统志》言：“布喀河，在青海西，出青海西北三百余里阿母尼额枯山南，名喀喇西纳河，南流一百余里，与殷格池水会……”(37)今考喀喇西纳河(38)为布哈河正源希格曲(shwa dkar chu)，(39)对照现代地图，殷格池水按“其水东南流一百余里，会于喀喇西纳河”，即阳康河(g.yag khengs chu)，其源出岗格尔肖合力山西南错隆喀湖(mtsho long kha)，(40)为布哈河上源六条支流之一，在阳康乡附近汇入希格曲。雅令阔应为明代阳康一词藏语谐音，清代称之为殷格池，现代名之错隆喀湖。该湖地近药王滩南几十公里，李英等人其实已经追至曲先卫卫治附近，在这里与部分参与抢劫明使的安定卫人展开了激战，曲先卫人闻风而遁，这再次证实了永乐二十二年明军追击曲先的主要军事目的是直捣其巢穴。从地理方位观之，源出错隆喀湖的阳康河河谷，是从药王滩抵达布哈河河谷的主要通道，明代曲先卫人经常沿这条通道南下布哈河河谷。布哈河河谷两岸分布着今天整个天峻县境内最优良的牧场，曲先卫人常沿河而下向东游牧或在布哈河进藏要道劫掠往来旅客，因此曲先劫杀明使完全是一次巧遇而不像吴均先生所说的是蓄意的劫杀。
毕力术江黄羊川 毕力术江黄羊川是曲先卫劫杀明使地点，即明代进藏使节渡布哈河之渡口，从字面分析盖指布哈河上游某一支流。明使选择的路线应该是沿布哈河北岸溯流而上，中途要涉过几条布哈河主要支流，从东往西依次为宰尔莫合曲(cur man chu)、竣河(cong chu)、夏日哈曲(shar dge chu)三条河。(41)查夏日哈曲又谓西尔哈曲，清代谓什尔噶郭勒，蒙语意为多黄羊之河谷。(42)因此夏日哈曲即蒙语什尔噶郭勒的藏语记音。青海蒙语地名大多产生自明代后期蒙古人进入青海以后，此河名称原来是否为藏语“dgo lung”(黄羊谷)或“dgo chu”(黄羊河)，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按青海地名蒙藏双语互译现象，此河原名可能是以黄羊为原义的藏语名字，后来被明末进入青海的蒙古人改为蒙语，今天峻县江河乡所在地还被称为拉果尼哈(la sgo gnyan rwa)，意为黄羊角山口。(43)
夏日哈河在天峻县江河乡茶果尔村处与竣河会合后注入布哈河，如果明使渡夏日哈河，渡口极有可能在两河交汇处上游的不远处，即现在的江河乡附近。在江河乡渡竣河后，向西北方向再渡夏日哈河即明代黄羊川，折向西南在今天峻县政府所在地新源镇渡布哈河，抵关角山口，青藏公路、铁路在这里交汇，是从青海湖进出柴达木的主要通道，从此山口可经柴达木前往河源或逾布尔罕布达山前往西藏。可见明代几次截击明使事件与经青海湖北岸之道在入藏线路上并无矛盾冲突，正是在这条进藏大路上，曲先、安定、罕东扎儿加族才有数次截击明使的可能性。
西番江与约洛之地 西番江是曲先卫人遭遇外敌常避难之处。《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西番江在曲先卫西。曲先第二次劫杀明使以后，宣德七年，曲先卫指挥那那罕进京朝贡，奏请归还此前被安定卫人掠去的亲属，又谓“千户米剌若术等惊溃，今尚居西番江未回”。(44)如按《读史方舆纪要》所言，西番江在曲先以西，似乎与安定在曲先以西的事实不符，曲先卫人向西逃窜必定遭遇到安定卫人的截击。从地图观之，曲先卫地药王滩是一个闭合滩地，南北两边为雪峰高山无路可走，东南方向有山口可以穿行，当曲先卫人遭到来自西北方的攻击时只能往东南方向逃窜，逃跑线路应逾岗格尔肖合力山进入大通河河源地区。
图示(二)
西番江与上文黄羊川显系汉语名称，因此笔者认为曲先卫避难之地西番江就是大通河上游诸段河流尖巴尕尔当曲、唐莫日曲和莫日曲，明代对之统称为西番江，《读史方舆纪要》言其在曲先卫以西盖因不熟悉此地地理情况所致。
约洛之地是密落族人的驻牧地，显系海北一河一沟之称谓。查大通河清初及以前被称之为“居拉合”，《安多政教史》中认为应该记为“‘ju brlag”，后来讹传为“‘ju lag”，(45)可与“约洛”之音通转。明代中期密落族驻牧大通河中游到青海湖北岸地区，明军沿青海湖北岸行军途中必然遭遇密落族部众发生密落族惊溃事件，明军按罕东卫都指挥淖尔加提供的情报直奔雅令阔讨伐曲先，中途也造成了安定部众的惊溃。扎儿加族截击明使事件中，截击之地应发生在距密落族驻地不远，因此扎儿加族当在海北，由此也可证明年措族应在青海湖周围。
六、余论
清初梁份所修《秦边纪略》(46)中对四卫方位的记载，与明代中期四卫方位出入很大，有学者认为据不可信，按其所言地理方位，四卫已全部移驻青海湖北岸、东北岸和共和盆地，曲先卫大致方位则在大通县以北大通河谷。梁份调查年代为康熙二十一年(1683)，距固始汗进入青海时间不长，笔者认为《秦边纪略》实为记录了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前四卫部众在青海的最后残照。许多学者对梁份所言不能认同，原因在于梁份所言四卫方位与明代中期四卫在青海分布似乎无法一致。按普遍认为的明代中期阿端、曲先在柴达木以西或以南，安定在苏干湖一带，罕东在青海湖岸的分布格局，清初四卫悉数迁至环湖地区，曲先并没有随阿端居一处，而是蛙跳般跑到大通河河谷，笔者认为正是近来研究中对明代中期曲先地望的错判而造成了对梁份所言四卫方位的怀疑。
成化年间(1465-1487)曲先受西域吐鲁番侵扰，正德七年(1512)蒙古大酋亦卜剌窜据海西，曲先卫遂亡，至此曲先卫不再见于明代史端。值得注意的是，成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广舆图》中，安定、曲先位于肃州南青海湖西北，阿端在其西翼罕东在其东翼。(47)万历三十年(1602)意大利人耶稣会修士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该图广泛参考了明代汉文舆图志书，其中阿端、曲先和罕东三卫的基本位置关系明显参考了《广舆图》，(48)曲先位置为西靠阿端东邻罕东的青海湖西北方向，(49)两图与本文认为的曲先所在位置基本一致。
综上，本文认为的明代曲先地理位置亦符合明代舆图记载和梁份所作调查，明代舆图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曲先卫地理位置，梁份所作调查反映的是明代末期曲先地理位置。不难看出，从明中期到明后期，曲先卫经历了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这条路线是从天峻县药王滩沿大通河上源而下，曲先部众陆陆续续迁至大通、互助一带，这也与明代中期曲先卫常将大通河上源作为避难地有着一定的关系。
(作者曾跟随兰州大学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在环湖和柴达木地区做田野考察，文章写作中，他又给予了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参见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1936年。
②参见高自厚：《明代的关西七卫及其东迁》，《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参见[日]桑田六郎著、钟进文译：《元朝撒里畏兀儿与安定卫》，钟进文编：《国外裕固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8页。
④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7册图59哈密等卫。
⑤参见邓锐龄：《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
⑥参见吴均：《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⑦参见徐健竹：《再论明代必里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5-207页。
⑧(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曲先卫条。
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79《安西州》。
⑩参见李正宇：《西同考——附论六龙地望》，《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
(11)(13)《明实录》卷7《宣宗实录》，洪熙元年八月戊辰条。
(12)《明实录》卷2《仁宗实录》，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庚子条。
(14)《明实录》卷75《宣宗实录》，宣德六年正月庚寅条。
(15)参见[日]桑田六郎著、钟进文译：《元朝撒里畏兀儿与安定卫》，钟进文编：《国外裕固族研究文集》，第102-108页。
(16)参见邓锐龄：《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
(17)分别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 988年第3期和《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18)《明实录》卷22《宣宗实录》，宣德元年十月戊辰条。
(19)吴均：《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20)参见吴均：《青海藏文研究社及杨质夫先生的〈入藏日记〉》，《吴均藏学文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595页。
(2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毕力术江条及必出江条。
(22)参见[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页。
(23)《明实录》卷111《宣宗实录》，宣德九年七月庚子条。
(24)参见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7·长江黄河澜沧江江源志》，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7页。
(25)《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6《青海属水名》载：“布哈郭勒，蒙古语，谓野牛，滨河有之，故名。”
(26)近来出版的青海地名志中，也支持布哈河藏语应记为“‘brong chu”。参见才洛主编：《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27)参见《钦定西域同文志》卷22《西番水名一》。
(28)参见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编：《西藏地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38页。
(29)参见索南多杰编著：《历史的痕迹：祁连县地名文化释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30)参见《卓尼县地名普查资料卡》(内部资料)，卓尼县民政局编制，1985年。
(31)参见天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天峻县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32)“昆仑山，在朵甘卫东北，番名亦耳麻不剌山。”参见《大明一统志》卷89，昆仑山条。
(33)“昆仑山，在卫(西宁)治西北故临羌县境。”临羌县，西汉置，治所在今青海湟源东南。参见(明)刘敏宽、龙膺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3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昆仑山条。
(35)参见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测绘局编印：《青海省地名录》(内部资料)，1 979年，第221页。
(36)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西州志·卷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3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6《青海厄鲁特》。
(38)蒙语黑色山冈之意，参见《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 6《青海属水名》。
(39)参见《青海省地名录》，第201页。
(40)参见《青海省地名录》，第28页。
(41)参见《青海省地名录》，第233、98、208页。
(42)参见《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6《青海属水名》。
(43)参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西州志·卷一》，第96页。
(44)《明实录》卷94《宣宗实录》，宣德七年八月壬寅条。
(45)(清)智观巴·贡却乎旦巴饶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46)(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7)参见(明)罗洪先增纂：《广舆图》卷2《西域图》，王自强编：《明代舆图综录》第3册，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 年版，第1172页。
(48)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中国部分使用的资料包括《广舆图》、《大明一统志》、《扬子器跋舆地图》以及《古今形胜之图》等中国舆图文献。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49)参见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maps/map001/image/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