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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38(2005)04-0035-05
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河南安阳人，当代著名明清史专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他一生治学领域广泛，著述丰厚。受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鲁迅及浙东学派诸大师的影响，谢国桢十分重视文献的搜辑、整理和研究，在文献学领域卓有建树。本文尝试从目录学、版本学以及文献学思想三个方面对谢国桢的文献学成就做一初步总结，以见谢氏学术之精蕴。
一、目录学成就
谢国桢有《增订晚明史籍考》、《江浙访书记》、《明清笔记谈丛》等目录学著作，还有许多散见的书目题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他对目录学的认识及在编纂目录学方面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就。
(一)对目录学的认识。谢国桢认为，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精心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条分缕析其部类和编目，这就是目录之学”。[1] 他考究目录学发展演变的源流说：“目录学就是‘九流七略’之学，肇源于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和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到了宋代郑樵撰《通志》二十略，实集其大成。”[2] 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也不断发展，书籍的数量、门类和内容日益繁多，目录的分类也更加细化，“于是就有包括全部普通学科的目录学，也就有分门别类某一种学科的专门目录学”。[2] 更重要的是，谢国桢在考察目录学的形成与发展时，很注意揭示目录之学的学术意义，认为将历代书目整理起来，“可以看见我国人才蔚出，学术发展的历史”，[3] 通过研究目录学，可以“窥见学术之盛衰，文化之升降”，[4] 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5] 所以，谢国桢认为目录学“也可以叫做‘史学史’”。[3] 在他看来，目录学绝非单纯地罗列书目，它实际上就是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学术演化的盛衰升降。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前人多有言及。清代学者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6] 陈垣则把目录学比喻成账本，他说：“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研究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7] 他们都把目录学看作治学的门径。谢国桢赞同前人之说，认为目录学著录书籍的种类、内容，可以看作是用来寻流溯源的工具书，利用目录查找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了解、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程度，避免重复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继续前人的研究，使治学具有前瞻性。谢国桢还认为，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图书分类也应不断改进，以便准确反映学术发展的实际。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把许多野史杂记归入子部小说家一直有不同看法，赵万里在编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时，在分类上略有调整，把旧分类法中子部杂家类的部分文献归入史部杂史类，对此，谢国桢非常赞同，认为符合学术发展的实际，“体例较为明确，可以备用”。[1]
(二)目录学专著的编纂。谢国桢说：“余嗜读明代乙丙两部之书，恒欲纂辑丛残，揭其精华，蔚为一编，以飨读者。”[9] 他的目录学专著主要是《增订晚明史籍考》，这是一部史部专科目录。此外还有《明清笔记谈丛》、《江浙访书记》等。今主要以《增订晚明史籍考》为例略述谢国桢对明清笔记的著录。
谢国桢致力于纂辑晚明史籍，究其原因，约有两点：一是基于对目录学作为问学门径的重要性的认识，已如前述。二是基于对史料的认识。谢国桢认为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但《明史》、《清史稿》等正史资料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多有隐晦未尽之处，以致许多史事不明，要解决这些问题，明清野史资料不可忽视。但清代对于明代的野史笔记多加贬抑，认为这些记载放纵浮夸，多疏漏舛误。所以，虽然有清一代号称目录学发达，但由于明代野史笔记等资料遭到鄙薄，较少有人著录，使得它们的价值湮没不彰。这是一向重视野史笔记资料的谢国桢所不能满意的，他说自己“搜辑史实，研究问题，想从人所不甚注意的野史笔记当中寻找滋补的材料。”[10] 认为“明代史乘，为书至繁，著述之盛，包括之广，超越前代。”[8] 他认为研究明清史而有明清野史笔记资料，“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石画，有同等重要性”。[8] 尤其是记载明末清初史事的野史，有许多作品质量颇高，对于研究明末清初史有极重要的意义，不可长期使之湮没无闻。基于此，谢国桢不遗余力，编纂晚明史籍目录，以期保存易代之际之文献，以资历史研究之用。
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的编纂中既融会前人目录学的成果，也力图根据自己的具体实践探索更加符合实际操作的方法，欲“于搜辑史类之中稍具编纂之法，期为目录学组织之研究”。[11]
首先，在时间划分上，《增订晚明史籍考》上迄明万历年间，下迄清初平定三藩，而以甲申为断限分为两个重要时期，每一时期又以事实分类，如甲申前分“万历至崇祯”、“党社”、“农民起义”、“甲乙之际”等卷；甲申后则分“南明三朝”、“鲁监国”、“郑氏始末”、“抗清义师”、“清初三藩”等卷。对于无法明确归入这两个时期的著作，则以书籍体裁为类，分传记、文集题跋、杂记、明季史料丛刻及书目、宫词诗话小说传奇等加以辑录。谢国桢这样安排，有他一定的道理：(1)尽可能多的网罗书籍。野史笔记为私家撰述，体例各随所好，甚至不注重体例，很难按照一般的分类法来辑录。谢国桢于是按其所记载内容来条分类别，以达到广搜诸书的目的。(2)突出了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也体现了谢国桢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看法。他研究南明史，就十分重视分析党社运动、农民起义、南明三朝、郑氏始末、抗清义师等事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他的《南明史略》就基本按此顺序来写的。
其次，《增订晚明史籍考》每部书的著录之法，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之例，于每种书下遍辑史传、各书序跋、诸家之说，并附自己的按语。这种“辑录体”体例发轫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其特点是广泛辑录有关资料以揭示和评论图书的内容，使人们在没有一一阅读原书的情况下就能对各书的大概内容有所了解，对研究工作大有助益。不仅如此，谢国桢还对所录书籍的最新研究状况有所介绍。如著录谈迁《国榷》，就指出中华书局已出版张宗祥校本，吴晗的《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谈迁和国榷》等论文也可资研究参考。通过这样的做法，实现其“供读者探讨之一助”的编纂目的。
第三，《增订晚明史籍考》仿照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以目录之书兼载各本的做法，著录了所见书籍的版本情况。如《皇明四朝成仁录》条下录有叶恭绰《序》，是因为叶恭绰有意整理《皇明四朝成仁录》，所以对此书的版本陈述得很详细。谢国桢在按语中又将日本静嘉堂文库皕宋楼旧藏本、南京国学图书馆本、广东丛书叶氏辑本、南京图书馆藏钱塘丁氏本略加对照，点评各本异同。谢国桢还留意阐述书籍流传的脉络，如他在著录温睿临《南疆逸史》的按语中指出该书“历禁讳之朝，辗转流传，原卷渐阙，故温氏佚史考称其本四十卷，乃仅存二十卷。吴郡李瑶，乃据二十卷本另为补辑，改名《南疆绎史勘本》，……《勘本》流传既广，人亦罕知原本矣。至民国初年，国光书局始有四十卷排印本出现，乃就安徽某君四十四卷藏钞本而编为四十卷者，今海盐朱氏藏有道光朱善旂二十卷本，近复得四十四卷旧钞本。近长乐郑氏藏有傅节子旧藏五十六卷足本，闻后归南京图书馆，非独历朔从昔，称号依旧，而文字之间，亦与排印本微有不同，庶可复温氏旧观。”[12]
《增订晚明史籍考》是在《晚明史籍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晚明史籍考》撰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正是中国内外交困、战乱动荡的时期。谢国桢为写此书奔走南北，备尝离乱之苦，感触颇深。他自称本书的编纂是要“搜辑史事，以淬励民族气节；摭拾旧闻，以存一代之文献”。[12]《晚明史籍考》搜辑有关明末清初史事之书约一千多种，其中有不少冷书、僻书，断简残编。谢国桢将它们做一系统的整理，对保存这些文献是极其有意义的。书中辑录的序录题跋也颇有深意，如《碧血录》是编汇天启年间死于魏阉的六君子的遗书，谢国桢辑录了《碧血录》所附的《题辞》、《燕客传》诸篇以及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关于《碧血录》的介绍、傅以礼《碧血录跋》等，以述书之篇次内容并成书始末，六君子视死如归和燕客任侠义气、不畏艰险保存六君子遗书的精神，也通过这些序跋得以为读者所知。谢国桢试图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为民族而坚强不屈，勇于战斗的精神，寓有“淬励民族气节”之意。这部书，正如朱希祖所说“岂得以目录之学少之哉！亦岂得以目录之学限之哉！”[12]
《增订晚明史籍考》选题独具匠心，收书众多，受到学者好评。朱希祖称这部书“既自开辟门径，亦以灌溉朋侪”。[12] 姚名达说：“断代考录而有良好成绩者，允推吾友谢国桢君之《晚明史籍考》。”[13] 柳亚子则称之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12] 当然，它的编纂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书体例，卷一至卷十六以时间分段，以历史事件类目，卷十七以后却又以书籍体裁类目，致使体例前后不一，这不能不说是此书编纂的一个缺憾。
二、版本学成就
掌握版本知识是研究古籍的前提条件，不重视古籍版本的选择与鉴定，不懂得区分各种版本，往往会在学术研究中造成常识性错误，贻笑大方。谢国桢从事文献研究多年，对版本之学的地位有独特的看法，对版本鉴定的方法有熟练的运用。
(一)对版本学的认识。谢国桢认为“版本之学即为古籍留真之谱”。[3] 我们知道，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或因自然淘汰而销声匿迹，或因兵火而化为灰烬，或因毁禁而隐没不彰，或因保存不善而化为虫鱼，要给后人留下原书的面貌，就要明了书籍的页数、行款、尺度大小、刻书人姓名、装订形式等，古代没有摄影技术，只好依靠影抄或模刻。近现代以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许多古籍可以影印出版，但是囿于各种原因，它们并不能被完全复原，这些硕果仅存的典籍可供研究的价值很高，一般人又不易见到，所以考录版本更显必要。《江浙访书记》是谢国桢调查江浙各图书馆所藏珍本善本的成果，为了使读者了解古籍现存状况，本着“古籍留真”的想法，他对书影描绘得很详细。如他介绍南京图书馆藏南宋大字本《诗集传》：“是书为南宋刻大字本，每半页七行，行十五字，注同。白口，上有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白麻纸印，纸白版新，大字悦目，为海宁吴骞旧藏，后有吴骞拜经楼识。”[2] 谢国桢将行数、字数、版式、纸张、字体、刻工、印章等版本内容悉数介绍，让人虽未睹其书而心中有数，可以说是发挥了版本学“留真”之功能。
谢国桢还认为版本之学是校雠的先导，有裨于治史。早在刘向校理群书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广罗异本，比勘异同。宋人刻书，也重视用多种本子进行校勘。谢国桢总结前人之说，认为利用版本学知识搜寻一书的祖本，然后加以校雠，则“一字之别，即有重于兼金；毫厘之差有谬于千里者。”[3] 如果能多聚异本，对校勘考证更有益处。因为材料的数量、种类越多，涉及问题的方面也越广，才能保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才能使结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版本学知识可以为校勘及史事考证寻找可以信赖的资料。他举张元济利用不同版本校出《南齐书》本纪中“舌言”当为“口中出血”，《辽史》中“钓鱼”当为“钩鱼”为例，认为“获此孤证，幸存典章”，“此版本之学有裨益于治史不可不明者也”。[3]
谢国桢反对将版本学看作是“书皮之学”。他认为记录书籍的行款、每页每行的字数以及刊刻书籍的逸事，看似“一桩细事”，其实这一工作将书籍的刊刻年代、流传情况都勾勒了出来，即便得出的结论有错误，也能使人知道导致错误的原由，对于后人读书或校勘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同一书籍，由于刊刻时期不同，内容往往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征引著录的时候，必须根据版本特点加以注明，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他十分推重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以及近代学者赵万里、王重民等所做的工作，认为黄批、顾校、鲍钞的书籍和他们所著的题识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考订了书籍版刻的年代，评定真伪和当时获得此书的情况，揭示了书籍的源流，给后人读书或校刻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既能刻书，又能识书，又能抉择审慎，“搜集鉴别，研赜校雠，深诣孤造”，[9] 有独到之处，“其衣被学人，曷可胜量”。[15]
谢国桢还把版本目录学提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认为版本目录学能“如实地反映史实，整理资料，部署编排，如将兵式的整理得井井有条，丝毫不乱”，[16] 只有具备版本目录学知识，征集资料时才会心中有数，不致错失珍贵资料。否则，“虽遇奇珍美箭，犹如废材也，而易于交臂失之”。[4] 他研究版本，“不骛于藏家之喜好(奢谈版本，而驰骋于皮相之论，外观之美者)”，[2] 不主张就版本论版本，认为“书籍本来贵乎有用，专重版本那就有些轻重倒置了”，[17] 如他收藏《银谱》、《上控(案)》、《顶驳(案)》等书，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多么珍贵的名椠佳刻，而是因为它们记载的内容可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制度、典章制度、社会风俗等提供有用的资料。
(二)版本的考订及方法。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它需要有丰富的识别经验和渊博的古今知识。谢国桢早年为写作《晚明史籍考》，奔走南北，晚年再次访书江浙，几乎遍窥公私藏书；又喜爱流连书肆，沙里淘金；更与傅增湘、张元济、陈垣、赵万里、王重民、郑振铎、顾廷龙等史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往来交流；再加上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历史学功底，凡此种种，使他在鉴定版本方面具有深厚功力。
在实践中，谢国桢能够运用多种方法鉴别版本。首先，通过字体判定版本。古代刻书，因时代、地域、书手功力以及书法家书法风格的不同而造成字体的差别，所以这是判定版本的重要方法之一。谢国桢曾系统论述明清时代所写刻书籍的字体演变，指出明初的书籍还沿着宋末元初仿赵孟頫精楷写刻的字体；但从洪武到正德以前，有渐变为方整的软体字的倾向；康熙初年，公私诸家所刻的书籍多用方体字(当时也叫宋体字)，也有精楷写刻的；乾嘉以来，出现了仿宋刻、元刻的复古潮流；咸、同以后，又逐渐改变为规规矩矩的方体字镂刻的版本。[14] 他认为如能掌握这些特征，便基本能从字体判断明清时代的版本了。
其次，通过序跋判定版本。古书正文前后常刻序、跋，序、跋多述书中内容、编著意图、刊刻经过等，末尾一般都缀有写作者姓名和撰写日期，是判定刻板时间和书籍真伪的重要依据。谢国桢著录《皇帝明经灸经》三卷，以其“序末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小活济堂刊’十二字印记”，认为“显系元代大都所刻的书。”[2] 又苏州图书馆藏《朝野纪闻》，前有清顺治十八年某氏序，内容却记至康熙时平定三藩，谢国桢据此判定此本为后人伪托。[2]
第三，以避讳字判定版本。谢国桢跋自己所藏的《铁网珊瑚》，以“‘玄’字、‘弘’字皆不避讳，钞写工整，字体细长，犹存明末清初遗风”[2] 判定其为明末旧钞本。
第四，谢国桢还注意通过藏书印章追踪书籍的流传情况。我国历代著名的藏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藏书印，谢国桢在著录版本的时候，注重由此判断图书的流传情况。如他由苏州图书馆藏《杜陵诗史》所钤印记考证此书曾经明代华夏、朱大韶，清代季振宜、徐乾学、宋荦诸家收藏过，并进一步说“后又流至日本，有‘拙翁文府’楷书木戳，似为黎庶昌出使日本时，为其僚属所觅得，由海外归来者。由至德周缉之(学熙)赠与其内弟贵池刘世珩，因之此书之楠木匣上刻有‘石题藏、周缉之姐丈赠于京邸’”。[2] 俨然是关于古籍流传的小史，使人受益颇多。谢国桢还认为如果书籍钤有名家的藏书印，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价值做了保证。如他考证自己所藏明崇祯八年刻本《帝京景物略》，钤有杭州藏书家吴焯瓶花斋藏书印，认为“是书确经过名家收藏，堪称善本”。[2]
三、文献学思想
谢国桢一生致力于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发掘，在实际工作当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献学思想，尽管他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但他将理论寓于实践当中，经过细心梳理，仍能窥其崖略。
(一)强调文献研究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于谢国桢的文献学研究中。谢国桢说，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学问，看似雕虫小技，微不足道，做起来却不容易，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耐心细致的作风，从踏踏实实的事情做起，既要做到去伪存真，不失原来的面貌，又须指出书中的特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谢国桢在研究过程中时刻遵循这一原则。他认为编纂目录学著作如不能正确介绍书的内容，写出的东西就会贻误读者，所以他一生孜孜访书，为了写一篇跋语，不知道要阅读多少相关的书籍。他编纂《晚明史籍考》，“凡通都大邑，官私藏书，靡不借览，旁及日本、朝鲜”，[12] 即便如此，对古籍存佚状况的著录仍极为审慎，或因存疑而未加著录，或以“未见诸书”为目加以统筹，他说：“至知其目而未见其书者，徒以未经目验，安知其不在天壤间？未可遽名为佚，故均列于未见诸书中。”[12] 这种审慎态度，正体现了一个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
著录、评价图书，谢国桢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晚年所著《江浙访书记》，还时有补正早年所作《晚明史籍考》的条目。如《东江疏揭塘报节钞》，谢国桢在写作《晚明史籍考》的初期曾得赵万里提示，知道这部书，以未见到原书而未著录，后来在浙江图书馆见到此书的明崇祯间刻本，加以介绍，指出其可为研究明清史作一参考。谢国桢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书的价值，才真正有利于学术研究。如明田艺衡所撰《留青日札》，四库馆臣认为“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18] 只将之收入子部杂家类存目。谢国桢不盲从其评价，他在研究后实事求是地指出，这部书确实存在“记述芜杂，为例不纯”的缺点，但书中记录明代社会风俗、艺林掌故，“不为俗囿，时有创见”，[9] 于学术研究有可资借鉴处。
(二)广阔的文献学视野。谢国桢认为，文献研究必须视野广阔，决不能拘于正史之范围。注重利用野史笔记是谢国桢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研究明清史，多以明清野史互相参正，分析问题。他重视明清野史的原因大约有三点：(1)野史笔记“可以扩充历史的内容，增补官修正史的不足”；[19] (2)野史可以透露出正史所不能透露的历史真相；(3)野史记载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研究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国际关系、中外交通提供大量的资料”。[19] 所以，他认为研究明清史，“必须拥有《实录》、档册、文件、契约、地方志书，尤其是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等类典册”。[19] 除了野史资料外，谢国桢还十分重视金石、考古、方志等资料对历史研究的作用。他认为，这些都是史部的旁支，“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可供研究史学的参考”。[1] 文字、图画刻于金石，较难更改，而且经久不坏，有的可用来补正史事，谢国桢说：“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不能明了的迹象，可以拿古器物和金石上的图像来证明。”[1] 他编纂《清开国史料考》就将“金石文字有关掌故者，附之于每类之后”。[11] 考古发现也不断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种类和范围，谢国桢认为要深入开展历史研究，就不能忽视新出土文物的整理成果。对于方志学，谢国桢说：“地方志书分门别类，内容丰富，为研究史学及历史地理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1] 由此可见，谢国桢重视从其它学科的成果中吸收可为史学所用的资料，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
(三)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谢国桢撰写了多部目录学著作，他说：“我写作的企图不仅是介绍和欣赏、鉴别我国古代珍秘、罕见的版本，而且希望阐述书籍中对于现在科学进展上有用的内容，抉择其中的优劣真伪，以便古为今用。”[4] 基于这个目的，首先，他致力于揭示文献资料中可供利用的古代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技术成就，呼吁加强对经济、科技等文献资料的开发利用，“爬梳整理，去粗取精，使它们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20] 如苏州图书馆藏的《横山志略》记述了苏州城西横山一带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情况，谢国桢陈述他之所以著录这部书的意图时说：“因为由这些村镇志中，可以考察出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工商业发展的情况，为研究我国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等实为重要的资料。”[2] 他还因此主张对村镇志和山志等做一番调查，编辑成书，为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料。其次，他还主张重视文献资料的文艺性、资料性。如他评介《尧山堂外记》，认为这部书“杂记历代文学源流，可作中国文学史读也，研究文学史者亦应取材于是书”。[9] 第三，谢国桢认为，不能把历史看成是死板的东西，研究历史要有历史眼光，研究文献要裨益“时务”。他认为顾炎武、全祖望等人是有历史眼光的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尤其注重“近代史”研究。谢国桢对清代考据末流囿于文字考订，流于繁琐无用极为不满，批评他们丧失了清初顾炎武研究古籍以经世致用的初衷，指出“纵然把六府三事，考证的明明白白，但于历史的动态，与现代时事的关系又有何补？”[3] 由此可见，谢国桢文献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古籍资料“化为有用之旨”，[9] 使它们在社会实践和学术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谢国桢深谙版本目录学，又认识到文献研究对于“时务”的重要性，因之不论收藏明清野史典籍还是汉魏金石碑版，他都以保存这些珍贵文献为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历史事实被遗忘了，遗产就得不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就被割断了，这真是令人悲叹的事情！”[21] 另一方面，他的确认识到这些书籍的珍贵，在著作中时时呼吁搜集和保存古籍，并竭力为保存这些珍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发掘文献极其重要，而整理古籍，是发掘文献的开始。”[21] 他还就保存明清以来野史稗乘、文集、方志等资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编成有系统的丛书或点校出版其中的名著；(2)存其精华，弃其糟粕，编成笔记稗乘资料汇编；(3)分成专类，编成各种资料钞存。虽然他认为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有政府的支持来完成，但仍以一己之力做了一些尝试。如他把野史中有关明代经济、农业以及农民战争的资料钞存，编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等。他还将自己的部分藏书影印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这部丛书中收录的珍本古籍如黄宗羲季弟黄宗会的《缩斋文集》，全祖望都没有见过；潘耒的《救砭狂语》为《遂初堂集》未收，在乾隆时已毁禁。这些都是极为罕秘之书，不仅反映了谢国桢藏书的敏锐眼光，而且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