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时代的社会画像--以乔瓦尼·183·博蒂尼为例_巴黎论文

“美好年代”的社会肖像画——以乔瓦尼#183;博蒂尼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肖像画论文,为例论文,美好论文,年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好年代”[Belle

poque]是法国社会史上一段特定的时期，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至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这一时期，法国逐渐走出普法战争中战败的阴影，政治上相对和平，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领域的新突破和思想意识层面的新开拓更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繁荣和日趋现代化，文化艺术领域亦是呈现出一幅精彩多姿的景观。巴黎作为欧洲19世纪文化潮流的中心，见证着这一时期法国画坛风起云涌、活跃多元的图景。

       世纪之交的巴黎曾活跃着一群以“社会肖像画”[Society Portrait]闻名的画家，他们在吸收印象派光与色法则的同时也融合欧洲传统人物画的技巧，以灵巧锐气的笔法捕捉“美好年代”乐观活泼的精神气质和上流社会的昌盛优雅，他们笔下的“时髦肖像”为当时的名流新贵、收藏家和画商大力追捧，令他们成为名誉和财富的双赢者。虽然这一群肖像画家并未被明确划分入某一特定流派，其各自也拥有独特的绘画风格，但他们作品中蕴含的审美趣味和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共性，他们在艺术市场中的成功不仅推动了“美好年代”社会肖像画的发展、肖像画展览的兴盛，也满足了自身生存所需。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弈之间，他们不仅积极探索艺术技巧上的新语汇，也通过这一系列策略和手段在市场的世俗性和艺术精神本身的神圣性之间取得一定平衡，使绘画作品既成为其叩击上流社会大门、收获名利的媒介，也是其施展个人才华、实现艺术理想的途径。

       乔瓦尼·博蒂尼[Giovanni Boldini]便是“美好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社会肖像”画家。这位意籍画家在巴黎度过了大半职业生涯并迎来了事业的巅峰，其迅疾笔触中洋溢的动感和精美生动的人物造型中蕴含的巴黎风味体现了他融合先锋派技法与传统学院派风格的独特画风。此外，他对艺术市场敏锐的洞察力和机敏的自我推销策略令其跻身于19世纪晚期法国最出色的肖像画家行列。

       一 “美好年代”的巴黎：消费与欲望

       1842年12月31日，乔瓦尼·博蒂尼出生于意大利的费拉拉[Ferrara]，其家庭中共有13个孩子，他排行第8。少年时期的博蒂尼受到身为画家和画像修复师的父亲安东尼·博蒂尼[Antonio Boldini]的启蒙和影响，并时常出入于当地名画家的工作室观摩与学习，为当地的贵族名流绘制了一系列肖像画。1862年，在继承了叔伯的部分财产后，博蒂尼离开家乡前往佛罗伦萨，随后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学习。在佛罗伦萨求学时期，博蒂尼流连于米开朗琪罗咖啡馆[Caffè Michelangelo]，结识了当地被称之为“马基亚伊奥利画派”[Macchiaioli]①的画家群体，并通过他们的引荐与旅居托斯卡纳的英国画商和赞助人建立联系。这一时期博蒂尼创作了大量风景画和肖像画，其中肖像画主要以贵族阶层的家庭成员和马基亚伊奥利画派的画家为描绘对象。1871年，博蒂尼在伦敦逗留数月后移居巴黎，其早期画风仍在较大程度上受到马基亚伊奥利画派和印象派的影响，以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小有名气。其中风俗画尺幅通常较小，有两种基本题材：其一是着装人物画。大多以举止优雅的男女为描绘对象，人物身着18世纪流行样式的服饰，周围环境也充满复古情调；其二是描绘巴黎现代生活。同印象派画家德加、劳特累克、马奈和雷诺阿一样，博蒂尼时常出入于蒙马特的咖啡馆和剧院等公共场合，既是“美好年代”巴黎生活的体验者，也是记录者。七十年代后期，博蒂尼开始热衷于室内肖像画，画风上综合了早期风俗画和肖像画的特点，人物姿态随意而生动，为其后来的社会肖像画做了铺垫。博蒂尼个人风格上的成熟始于19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并在此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1889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Paris]是其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肖像画令他成为评论界的焦点，并被誉为“本时代最有能力的画家之一”和“具有高价值的肖像画家”。②此后博蒂尼便专注于社会肖像画创作，后期肖像画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画作的数量。与早期肖像画相比，后期画作尺幅更大，线条更为大胆流畅，画风呈现出超越真实对象的华美与张力，对古典风格与和现代图绘语言的熟练糅合令其成为世纪之交最炙手可热的肖像画家之一，其画室亦成为了社会名流时常造访的场所。

       19世纪末期的巴黎画坛本身已是百花齐放的盛况，作为外籍画家的博蒂尼并未被湮没于各种思潮与流派的博弈中，他有备而来、目标明确，在不断尝试中摸索出一套成功策略。从风俗画到风景画，并最终以“社会肖像画家”的身份在画坛大放异彩。积极的自我推销、对艺术市场敏锐的洞察和对时尚的准确把握无疑是促成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明智的自我定位策略则是他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博蒂尼到达巴黎的时期恰好是“美好年代”的开端，此时法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变化。过去以世袭制为基础的贵族统治被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所取代，他们在掌握经济大权后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开始模仿昔日贵族的日常生活方式，并期望塑造上流社会的新风尚。因此在绘画领域，画家、绘画对象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曾经作为贵族阶层专属品的肖像画开始受到新贵和暴发户们的青睐，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肖像画”[Society Portrait]作为符合新贵们审美趣味的画种在艺术市场中极为流行，此类肖像画不仅要求描绘对象具有贵族般的优雅气质，又要具有现代时尚气息、跟得上流行的趋势，既要在传统上有一定的创新，又要经得住照相术的发明给肖像画带来的挑战。此时的顾主和肖像画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依存关系：一方面，顾主渴求借助华美生动且符合其审美趣味的肖像画彰显其社会地位、提升其公众形象；另一方面，画家需要通过顾主和市场与大众建立联系将自身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良好的社交关系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是其进入上流社会的纽带。

       再者，艺术品是文化和经济的产物，既具有艺术价值也具有商业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大众具备了消费艺术品的财力基础，这为19世纪的艺术赞助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传统的官方赞助形式，公众赞助亦为艺术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使得更多画作能够走出画室进入市场，缩短了艺术与公众间的距离。尤其在“美好年代”，公众取代原来的皇室、世袭贵族成为艺术赞助的中流砥柱。这些新型赞助人不仅包括大资产阶级，还有商人阶级以及专业人士，他们迅速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欧洲和美国艺术市场的实际操控者，对于他们而言，艺术收藏并非单纯的智力活动，更是一种金融投资。此外，画商、收藏家和出版商等职业的出现也为艺术市场的稳定性、多样性和规模性奠定了基础。对于市场、赞助人和画家之间的关系，泰勒·考恩[Tyler Cowen]有如下总结：“内部力量(包括艺术家对创作活动的热爱、对金钱和名誉的需求，以及构成新风格、实现审美追求、解决前人作品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欲望)和外部力量(包括可供使用的艺术材料和艺术方式、赞助条件、销售网络以及获得收入的机会)的互相作用，对艺术生产形成影响。”③因此，市场、赞助人与画家三者之间也是一种共存互动的关系：艺术市场和赞助人的趣味影响画家创作的主题、风格等元素；艺术家则借助赞助人的支持和稳定的市场平台满足自身生存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审美追求与艺术理想；而画家对市场的投入和赞助人的资金介入也推动了艺术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增添市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某一时期流行的艺术形式并非仅是艺术自律作用下的发展与创新，而是依赖于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张力。除了出色的肖像画家，博蒂尼还时常被定义为成功的“商业画家”[Commercial Painter]。他关注流行趋势，揣摩大众趣味，并且深谙市场规律，在艺术与商业间周旋，他在全盛时期决意以肖像画家身份立足画坛的自我定位，以及其创作的数量可观的社会肖像画作品充分体现出他的机敏和野心。

      

       图1 《科琳·坎贝尔女士肖像》

       二 博蒂尼的“社会肖像画”：成就与争议

       梳理博蒂尼在“美好年代”期间创作的肖像画，大致有自画像、为社会名流和演艺明星所绘的社会肖像画，以及为好友所作的肖像画几类，这些画作不仅代表其画风成熟期的技巧和水平，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在编织社交网络和与顾主建立业务关系上的成功和选择描绘对象时的策略。无论是富裕家庭中的时尚名媛、充满艺术气质的文雅绅士，还是性感美艳的戏剧明星，博蒂尼甚少为了记录生活的真实或者为捕捉社会一隅去刻画那些不知名的对象，他的描绘对象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名气”。这种名气并非源自其显赫的家世或者特殊的社会贡献，而是指他们是“时髦”的。他们活动于社会的不同领域，并且往往徘徊于上流社会的精致文雅和世俗社会的物欲与享乐中，是“时尚风格的领导者”和“现代生活”的明星。他们被大众谈论和争议，有时甚至带有“恶名”。诚然，选择本身就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为表现对象，创作出极富感官愉悦性的画面效果，这常常为博蒂尼的画作招来斥责之声，将其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有时还引起画家与顾主间的争论，但这也不失为一种另辟蹊径的自我推销策略，不仅令描绘对象名气大增，也为画家制造话题以积累名气、吸引更多顾客。

       博蒂尼在全盛时期有几件极具代表性的肖像画作，可用以说明其在选择描绘对象时采用的策略。第一件于1897年绘制的《科琳·坎贝尔女士肖像》[Lady Colin Campbell](图1)。坎贝尔女士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感女神”，也是伦敦上流社会时尚的代言人，她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与生俱来的文艺天赋，与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④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⑤等人相交甚密，而她那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离婚事件不仅令国内外震惊，也将她推向伦理道德的风口浪尖。⑥博蒂尼的此幅肖像画作于她的离婚事件发生之后，他以异常生动的笔法刻画出女主人公独特的性别魅力和激情四射的天性。画作中，坎贝尔女士身着富有质感的黑色礼裙，卷发蓬松而浓密，头部轻轻倚靠着白皙的手臂，她双眼直视前方，摄人心魄的自信和美丽仿佛将观者带入到她那充满诱惑和热情的世界中。此画完成时女主人公已40岁，但博蒂尼仍旧赋予她少女般的活力和漫不经心。坎贝尔夫人本人极其喜爱这幅肖像画，并最终将其遗赠给英国国家肖像馆。1912年，此画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一经展出后，立刻引起了伦敦艺术圈的热议，因为这是当时的国家美术馆首次展出一位在世画家的作品。⑦

      

       图2 《孟德斯鸠肖像》

       另两件同样创作于1897年的作品是博蒂尼笔下十分精彩的男性肖像画——《孟德斯鸠肖像》[Count Robert de Montesquiou](图2)和《惠斯勒肖像》[James McNeill Whistler](图3)。孟德斯鸠是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唯美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诗人，他被视为波德莱尔笔下花花公子[Dandy]的新化身，是当时巴黎社会肖像画中被频繁描绘的主人公。博蒂尼和孟德斯鸠结识于1890年，1897年通过两人共同朋友维尔-皮卡尔夫人[Madame Veil-Picard]的牵线搭桥，博蒂尼为其绘制了此幅肖像画。在此画中，孟德斯鸠身着雅致的灰色西服，手持一根路易十五样式的手杖以显示其高贵身份。博蒂尼采用16、17世纪肖像画中人物惯用的姿势，让模特侧身站立，但同时人物造型又极具现代感，当时的评论家普遍将此画视为博蒂尼对孟德斯鸠狂热唯美主义的微妙讽刺。另一幅男性肖像画的主人公是美国画家惠斯勒，他是博蒂尼的好友和最尊敬的同行之一。为了表达对好友的敬意，博蒂尼特意研究了惠斯勒绘画中对黑色调的使用并运用到此画中。此幅采用不对称式构图，将人物置于对角线一侧。画中的惠斯勒斜倚在座椅上，椅背微微倾斜，他身着黑色礼服，上衣口袋中配以红色勋章做装饰，左手覆盖在黑色大礼帽之下，右手则拿着单片镜置于右眼前方。在惠斯勒凌乱的头发、向上卷曲的眉毛和灵敏的手指的烘托下，画家重点刻画了模特生动而锐利的眼神。此画虽不为惠斯勒本人所接受，却于1897年冬天在美国博蒂尼个展中获得巨大成功，并迅速成为惠斯勒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甚至被誉为“唯一能配得上惠斯勒的肖像画”和“现代艺术的杰作之一”，⑧这不仅是博蒂尼为了自我推销、打入美国肖像画市场所作的策略性绘画，也是他向这位既欣赏又暗自视为竞争对手的画家朋友致敬。

       以演艺界明星为描绘对象的代表性作品是《丽娜·卡瓦里艾莉肖像》[Lina Cavalieri](图4)。卡瓦里艾莉是20世纪初期闻名世界的意大利歌剧女高音。纤长的脖颈、姣好的面容和优雅的举止令她拥有独特的魅力，一度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的名气不仅来自于其动人的美丽和精湛的舞台表演，也源于她的四段婚姻经历和各种风流韵事，这不断为她招致流言蜚语，在享有赞美的同时也背负“蛇蝎美人”[femme fatale]的恶名。博蒂尼于1901年绘制此幅肖像画，画中人物衣裙素雅简洁，姿态优雅而庄重，目光温柔纯净，女明星身上散发出的贵族气质令人几乎忘却她那些缠身的花边新闻。她胸前佩戴的长串珍珠项链是画面的点睛之笔，打破了黑暗低沉的色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生活的戏剧性和激情。有趣的是，对于20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来说，珍珠是玛格丽特王后[Queen Marghetira]⑨王室威严的象征，博蒂尼的描绘或许是其融合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极佳例证，时尚与优雅已不再贵族阶级的特权，现代女性同样具有这样的美好气质。

      

       图3 《惠斯勒肖像》

      

       图4 《丽娜·卡瓦里艾莉肖像》

       以上几幅肖像画均为博蒂尼事业巅峰期的作品，同时期其他社会肖像画也多以新贵阶级或者文艺界的时髦人物为模特，画家不仅生动描绘出对象的外貌特征，更致力于通过对模特姿态、神情的刻画敏锐地捕捉其心理状态。当然博蒂尼的肖像画不仅在描绘的对象上体现出了时尚性，与此相适应的是在他在绘画语言与图式上也对传统肖像画风格作了“修正”，以增强视觉的张力来吸引观众。古典主义绘画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将历史、宗教、神话题材视为高级的，而静物、肖像题材则被看成是低级的。即便是肖像画也强调理性而轻视情感，强调素描与严谨的外表，贬低色彩与笔触的表现，追求构图的均衡与完整，努力使作品产生一种单纯与静穆之美。与古典肖像画的理想化、静穆感和均衡化相比，博蒂尼的笔触细腻而又潇洒，对前景人物的细致描绘和对动势的精准把握同对背景环境的简化处理形成对比，给画面营造出虚实相生的迷幻效果。动势唤醒了静穆，感性挤压着理性，率意挣脱了细腻，这种在传统基础上“革新”和“时髦化”的新风格肖像更为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和当代大众的审美趣味，它们记录下“美好年代”的时尚和优雅，令博蒂尼成为时代风尚的见证人，而他对描绘对象的有意识选择增加了这些画作受到公众和评论界讨论与争议的潜在可能性，这无疑从侧面促成了他的成就。

      

       图5 《埃拉苏里斯小姐》

       三 展览的策略：跨界与拓展

       展览是连接作品与大众的最直接途径，对于“美好年代”的肖像画家们来说，合理的参展策略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从19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类国际性展览在欧美重要城市轮番举办，肖像画家们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和获奖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穿梭于先锋派和官方团体之间，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亦吸收新技法和风格，这样的融合令他们创作的肖像画既不失传统的社会功能，又蕴含现代审美趣味。这一时期的一个现象是“社会肖像画家”们喜爱以名人为模特作画，并通过随之而来的公开展览为其作品吸引尽量多的观众和评论，以保证其事业发展。反过来，随着以名人肖像画为主的展览激增，也激发了公众对“社会肖像画”的浓厚兴趣。

       这一时期成功的“社会肖像画家”们往往采取三种展览策略，其一是丰富展览类型以扩大观众群。肖像画家们不仅参加官方机构组织发起的展览，也在私人画廊、博览会中展出作品。像巴黎沙龙和英国皇家学院展等官方展览形式仍旧受到肖像画家们的青睐，他们期望在展览中获得官方认可和接受到更多重要订单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他们不仅通过观众的反应对市场进行检测，也尝试着通过展览将他们在肖像画创作上所做的创新试验呈现于观众面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作品引起大众关注，肖像画家们往往采取的一项策略是将人物形象作“非理想化”处理，甚至赋予他们在资产阶级看来并不得体的姿态，以故意吸引观者的眼球，即使这种做法充满了风险。其中著名的例子是美国肖像画家萨金特在1884年的沙龙展中展出他的《某夫人肖像》[Portrait of Madame X]，画中主人公撩人的姿态、滑落的肩带、凸显的乳沟和微微泛粉的皮肤带有的性暗示颠覆了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和批评，女主人公的母亲强烈要求将此画撤离公众视线，这也是后来导致萨金特带着愤懑和困惑离开巴黎，到伦敦重整旗鼓的重要原因。与萨金特的做法相似，为了引起更多潜在观众群体的注意，或者说是一次“故意的挑衅”，博蒂尼于1892年的马尔斯沙龙[Salon du Champ de Mars]中展出名为《埃拉苏里斯小姐》[Portrait of Giovinetta Err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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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的肖像画，画中的小主人公流出与年龄不符的娇媚和世故的姿势，令人分不清她是博蒂尼眼中的少女，还是现实中的名媛，尤其是女孩锐利而成熟的目光、长袜顶端那一部分裸露的大腿肌肤，必定会引起观众的注意和评论。诸如此类的带有挑衅意味的展出策略不禁令人联想到早前库尔贝和马奈人物画中的反传统精神，这亦曾被左拉看作是画家们为获得名声所选择的捷径。⑩博蒂尼的《埃拉苏里斯小姐》展出后自然也受到评论界的争议和抨击，但此时“某夫人”的丑闻已逐渐被淡忘，“风流之辈”也不再被沙龙所拒绝，因而博蒂尼表现出比萨金特更多的自信和淡定，他试图突破法国的边界，将此画送往慕尼黑、芝加哥和威尼斯，并在当时举办的国际性展览中以其创新性的肖像风格成功吸引了大众和评论界的目光。

       除去官方巡展，从187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肖像画家也开始在私人画廊中展出作品。当时著名的私人画廊有巴黎的乔治·柏提画廊[Galerie Georges Petit]、古比尔画廊[Gouplil Galleries]，伦敦的格罗夫纳画廊[Grosvenor Gallery]和新英国艺术俱乐部[New English Art Club]等，这些画廊为肖像画家们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将他们的作品推向更广阔的观众群体。例如安东尼奥[Antonio de La Gandar]在保罗·杜兰德-鲁埃尔画廊[Paul Durand-Ruel]举办了他的首次个展并开始作为肖像画家为上流社会创作；保罗·海卢[Paul Helleu]的作品不仅在沙龙展中亮相，也被邀请在粉画家画廊[Société des Pastellistes]中展出；博蒂尼也在柏提画廊中参加过“国际展览”。这些私人画廊与略显散乱的沙龙展厅相比，空间布局更为精致、管理更为细心，因此也吸引着大批观者，为肖像画家们争取到数量可观的订单。

       策略之二是拓展展览地域以提升在不同文化圈中的国际影响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伦敦和美国的主要城市是肖像画市场的中心。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战后的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此时欧洲一些艺术商和经纪人已进入美国艺术圈并建立了分支画廊和机构，如诺德勒画廊[Knoedler]、杜兰德-鲁埃画廊和布索和瓦拉东画廊[Boussod & Valadon]等，他们通过展览、艺术品交易等形式将“美好年代”的欧洲艺术带入美国市场，以吸引那些曾经游历过欧洲以及对欧洲抱有浓厚兴趣的美国观众。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于欧洲的社会肖像画迫不及待地希望登陆大洋彼岸，开拓美国市场。而画家们的亲自登陆更是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一时成为欧美新闻报道的主角。1897年，当博蒂尼准备前往纽约时，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撰文写道：“画家博蒂尼将于今晚动身前往美国，他将在纽约待上三个月并为来自上流社会的纽约女性绘制肖像画。博蒂尼将满载荣誉和财富而归!”(11)而在英国，社会肖像画在20世纪的开端迎来了黄金年代，此种类型的画作取代了维多利亚时期画家喜爱的历史和文学题材的绘画大量出现在官方展览中，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肖像画家而言，伦敦也是充满诱惑和机遇的城市。从19世纪六十年代到20世纪早期，尤其受市场、收藏家和展览主办方欢迎的是18世纪英国老大师们[Old Masters]的肖像画作品，这样的审美趣味对现代肖像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追求现代趣味时亦不割断传统的脉络，其笔下的新型社会肖像画既带有英式传统印迹，又闪现着现代精神的灵光，将古典的优雅巧妙蕴含于现代性的图绘语言中。

       其三是通过在巡展过程中不断收获奖项和销售中的提价来抬高画作的市场价值，增添名气。梳理博蒂尼的参展目录，可以看到博蒂尼在1889的万国博览会中取得成功后，便决心以肖像画家的身份在画坛大展拳脚。他的肖像画数量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绘画，他开始定期参加沙龙展，并在沙龙展后又继续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送往其他国际性展览以增添名气。在这些巡展过程中，其作品所累积获得的奖项和不断提高的价格也令其画作大幅增值。例如前文提及的《惠斯勒肖像》，此画于1897年在纽约展出，又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并荣获绘画类最高奖，之后又作为国际画家、雕塑家与版画家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culptors，Painters，and Gravers]的巡展作品于1903-1904年间在伦敦和美国几个重要城市展出。此画后来于1908年以12000法郎的价格被博蒂尼的画家好友海卢买下，随后，它又在“名人肖像画展览”[Portraits d'hommes et femmes célèbres]期间再次亮相巴黎，萨金特曾给出25000法郎的价格欲买回收藏，(12)最终此画以20000法郎的价格被纽约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Brooklyn Museum of Art]收藏。(13)

       如“美好年代”本身的璀璨与短暂一般，博蒂尼亲历了现代“社会肖像画”的高潮和随着先锋派审美趣味到来而导致的此类型绘画的衰落。当他以精湛的笔法和时髦的品位专注于绘制人物时，世界已匆匆迈向了新的时代。诚然，不能说博蒂尼是“美好年代”最出色的肖像画家，但其艺术生涯确是对“美好年代”巴黎的都市文化和社会图景的集中反映，令他有资格在我们企图探索和了解的世纪之交的法国画坛充当见证人的角色。通过对其巴黎生存境遇与成功策略的审视与研究，不仅可令我们一睹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画坛的多元面貌，看到在“天才艺术家们”构建的艺术史背后，由更大层面的艺术家、赞助人与社会间的相互博弈与互动构成的更真实的时代艺术景观。更重要的是，揭示出艺术之变革并非仅是艺术自律作用下，艺术精神观念的内部延异，而是总会折射出社会风尚对艺术的浸润，艺术的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艺术史纷繁复杂的景观。

       注释：

       ①“马基亚伊奥利[Macchiaioli]画派”：意大利19世纪现实主义画派，主要由一群活动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画家组成，1850～60年间形成，1880年解体。他们受巴比松画派的影响，反对学院派传统程式，立足于外光，热衷对景写生。早期喜爱画明朗灿烂的阳光和富有生命力的生物，后期逐步趋向明度与造型的协调统一，许多作品富有浓厚的装饰意味。

       ②Louis Gonse,“L'art à l'Exposition”,in L'lllustration,15 June 1889,P.249:“Un des praticiens les plus habiles de notre temps,un portraitiste de haute valeur.”

       ③[美]泰勒·考恩著，严忠志译，《商业文化礼赞》，商务印书馆，2005，P.21：泰勒·考恩[Tyler Cowen]，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任詹姆斯·布坎南政治经济中心[James M.Buchanan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主任、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S Asian Cultural Academy]文化史学教授，主要从事商业和创造性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注重在全球化及跨国贸易的背景下对艺术政策进行考察。

       ④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英国-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是小说。长期旅居欧洲，对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的上层社会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其创作对20世纪崛起的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文学有巨大影响。

       ⑤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

       ⑥坎贝尔夫人的离婚案是当时英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离婚官司。她的丈夫以通奸罪，将一名公爵、一名外科医生和伦敦的消防队长告上法庭。

       ⑦见New York Times,1912a; New York Times,1912b; The Year's Art,1913,p.51,74.

       ⑧Camille Mauclair,Art et Decoration,1905,pp.151-52:“c'est le seul qui ait jamais été digne de ce grand homme.Les autres effigies de Boldini on été faites pour l'amour de la peinture,mais celle là l'a été pour l'amour de Whistler,et est simplement un des chef-d' oeuvre de l'art moderne.”

       ⑨玛格丽特王后[Queen Margherita of Savoy](1851～1926)：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Ⅰ][1878～1900在位]的王后，酷爱收集珠宝，尤其是珍珠饰品，被称为“珍珠王后”[Queen of Pearls]。

       ⑩

mile Zola to Valabrègue,January 8 1866,in Correspondance 〔1958-1871〕,Paris,1929,quoted in Messina 1999,pp.46-47.

       (11)Le Figaro,November 19 1897,p.1:“Le Peintre Boldini part ce soir pour l'Amérique.ll va passer trois mois à New York où il est appelé pour faire le portrait de plusieurs dames de la haute société new-yorkaise.Boldini nous reviendra au mois de Mars,chargé de lauriers...et de dollars!”

       (12)此事参见Charles Merril Mount,John Singer Sargent.A Biography,New York,1955,p.308.

       (13)此事参见Barbara Guidi,“Commercial portrait Artists:Notes on the fin-de siècle portrait painting market and the strategies of its key players”，载Tomàs Llorens,Boye Llorens,Portraits of the Belle Epoque,El Viso,2011.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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