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尔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尔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自称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一种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括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但他的观点却受到了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为此，科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中，不仅对这些批判作了答辩，而且还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反批判，并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与内涵作了系统的论述。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对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得失作简略的评介。
一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和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解释有关。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是当时第二国际理论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哲学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成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式的实证科学；其二是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自己的哲学内容，导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如康德、马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这两种倾向，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提出了批评意见。科尔施强调，割裂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为一种经验的、实证科学，必然会忽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价值向度，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必然结局是贬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原则区别。科尔施认为，上述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关联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不懂得哲学对现实、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是黑格尔时代全部科学和哲学的生存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它也必然包含着自己的哲学；其次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故意斩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因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哲学；最后则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要“废除全部哲学”这一论断的真正内涵。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讲的“全部哲学”是指全部资产阶级哲学，而并非是哲学本身。科尔施由此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包括经济批判、哲学批判和意识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这种总体性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科尔施认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探讨“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如何关联于哲学的”（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
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以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在于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的观点，遭到了第二、三国际理论家的批评，他的观点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异端邪说，他本人被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异端，而在理论上对他的批评则认为他夸大了精神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精神因素的现实基础，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科尔施不仅不接受上述批评，而且对第二国际和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反批判，进而系统地阐发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科尔施强调，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联在19世纪下半叶带来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使“社会主义的‘科学’成了‘实证的’，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哲学”（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考茨基；另一个后果则是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向黑格尔回归，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科尔施指出，考茨基最初虽然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本质，但是他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则完全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联系。因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不过是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中吸取了互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它们的一般意思因而被改变了；它们的特定内容往往被删节和篡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而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的“经济主义”由于把物质的现实性仅仅等同于经济事实，把经济之外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完全看作是虚假的，其结果是“只有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其中直接产生的社会斗争的形式（所谓‘直接的行动’），才被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相反一切其他的、同经济—社会行动仅有间接联系的斗争形式，其中特别是政治斗争，被当代工人公然地背离他们革命的阶级目的来看待”（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9-20、111-112、114-115页。）。科尔施认为，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正是在这种理论的规定下，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断裂，甚至二者之间发生直接的抵触。
科尔施进一步批评了主要以苏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他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冲突的原因在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俄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国共产党内展开“布尔什维化”运动，并把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由此反对和排斥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所有其他的哲学派别。科尔施认为，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所作的解释为依据，其基本特点就是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把意识当作是某种现存的东西，在一开始就把它看作是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而存在，在科尔施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由于科尔施认为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列宁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他就集中批评了列宁的哲学。
首先，科尔施指出，列宁生前并没有把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建立在基本的理论公式的基础上，他只是用唯物主义哲学来批判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以使党的工作不受损害。因此，列宁哲学著作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反对和驳斥了现代西方唯心主义的哲学论点，其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在实践中反对和粉碎这些当代哲学倾向时所具有的那种极端严厉性。他把这些哲学倾向看作从党的工作的角度看来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换句话讲，科尔施认为列宁是从政治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待哲学的，因此“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个理论问题。……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他们”（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
其次，列宁像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一样，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保留黑格尔的哲学，但他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转变仅仅看作是用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取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取代意味着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作了唯物主义的颠倒，科尔施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指出，列宁的上述看法是成问题的，因为这种所谓“颠倒说”仅仅只涉及到了术语的变化，即用“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了“精神”的绝对存在，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不仅如此，列宁还从被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所超越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回到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的立场上。因此，“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
再次，由于列宁及其后继者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因此他们所讲的辩证法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一种脱离主体的客体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进而把认识看作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反映，并把认识看成是不断趋向绝对真理的协调进化过程，使马克思的认识论变成了一种狭隘的知识论，其结果必然破坏存在和意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一种二元论哲学。
最后，列宁使唯物主义哲学无法促进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发展之间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裂隙。因此，如果说恩格斯是要求哲学同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列宁则坚持拥护谁也没有权利严格地去质疑唯物主义的主张，从而使“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过去、现在或将来评价个别科学发现的至高无上的评判权威。……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
从科尔施以上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看，他实际上主要反对的是两种倾向，其一是像考茨基那样，用经济主义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经验的实证科学，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在关联；其二是他反对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近代意义的知识论形态的哲学，认为这样既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也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价值向度。那么，应当如何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呢？科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
二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首位的。……看起来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以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上，他们远非忽视了这一问题，他们实际上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他们的哲学批判”（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58-59、61、65、77、78-79、81、86、45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哲学，而且还和资产阶级实证科学存在着原则的区别，明确这种区别，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的前提。
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虽然具体内容存在着差异，但是其共同点则是斩断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科学，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指导，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真正科学，“实践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其二，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科学的另一个原则区别。科尔施指出，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性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的基本原则。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事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它是把这种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无所顾忌地看作一切社会生活的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谈论历史的发展时，一般说他们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魔力范围”（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9-20、111-112、114-115页。）。这种历史性原则和非历史性原则的区别使得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总是拘泥于从进化的角度谈论社会发展，并且把社会革命看作是病态般地打断正常的社会发展，因而是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而马克思则把发展的原则贯穿于一切社会形态，从而打碎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完全承认历史变化的现实性。可以说，历史性和实践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它不仅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资产阶级哲学的超越。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哲学，而是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哲学。它不承认脱离历史和社会范围的精神领域与现象，并把它们都看作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以双重的对立，即一方面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另一方面同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而阐明的如下尖刻的反题是适用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9-20、111-112、114-115页。）。作为一种新型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社会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并不是处于人类历史和社会之外的自然要素，如气候、种族、人的肉体与精神力量等，而是纳入人类实践领域中的自然。因为物质自然界并不是直接地影响世界历史，而是在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中间接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因此，“作为全部历史和社会前提的、肉体的人和他周遭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客观的、在大的时期里不取决于人类活动而实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地理的与宇宙的发展，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点”（注：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9-20、111-112、114-115页。）。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科尔施既比较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同，同时也批评了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教条式理解。他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脱离人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因此他把历史过程排除在外，而仅仅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实际和感性，不能真正解决人类社会历史问题。而马克思则把人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从主观方面去看现存的和发展中的社会，理解为人的客观的感性的活动和实践。因此，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理解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科尔施由此批评教条主义者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质，或者将它抽象为一般的社会哲学、社会学，先验地运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或者用包括自然界与社会的全面的唯物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与经济科学，这实际上不过是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科尔施把“实践”以及“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脱离人的实践和历史，包罗万象地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可以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价值旨趣。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时，科尔施强调，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受到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费尔巴哈对恩格斯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而马克思则受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更大。在科尔施看来，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在于，他通过《基督教的本质》和《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反对神学的唯心主义并从而同时反对支撑它的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达到了唯物主义的突破。而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影响则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黑格尔第一次把社会和历史领域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同时在自身中有分类的研究领域，同自然界的领域对立起来，最终又使它们各自的特殊规律性服从于同一科学原则；其次，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揭示了在思辨概念联系下隐藏的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再次，黑格尔哲学体系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把“精神世界”或历史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并分别论述了它们都处在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它们都处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中，而发展的动因则在于其内部矛盾。科尔施指出，马克思就是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颠倒的基础上，改造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结构，这种改造首先是废除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精神发展到顶点的“国家观念”，并把社会意识形式降低为依从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进行了唯物主义批判，首先是从哲学上对宗教进行批判，然后从政治上对宗教和哲学进行了批判，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到了法与国家的现实基础，最终形成了有别于黑格尔建立在观念之间发展基础上的哲学模式，其核心是把物质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可以看出，科尔施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时，他更加强调的是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其实早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有所体现。在这篇文章中，科尔施主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确立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其目的是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解释。而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他虽然肯定费尔巴哈对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侧重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同一般唯物主义的区别，因此他更加注重的是黑格尔哲学中所阐发的被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束缚的“历史性”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应该说，这既是造成人们将他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造成他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形态上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
总的看，科尔施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无论在哲学原则、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的功能等诸方面，同列宁哲学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形态上都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从哲学原则看，科尔施强调的是“实践”和“历史”，并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主体实践论哲学；而列宁虽然也重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但主要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主导倾向看，是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从哲学的研究对象看，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把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他们还是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功能看，科尔施更加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其理论重点在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而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理论工具，但是其理论重点则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强调的是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那么，这种理论形态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看待上述理论形态的差异，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形成，我们可以从理论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理论渊源看，列宁最初是通过普列汉诺夫来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列汉诺夫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并且认为“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注：《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11页。）。实际上，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观点被列宁继承下来。列宁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运用”（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而这种“推广论”在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5-116页。）用这种“推广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得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点，而对于它们之间的断裂点，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点论述则较为薄弱，并由此形成一种知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注重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和本质。其次从社会历史条件看，应该说当时俄国正处于从前近代向近代形态的社会转换，而这种转换是以社会形态更替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要批判前近代的封建文化，确立近代的理性主义文化；从社会形态更替看，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以及对政治上层建筑问题研究。因此，列宁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他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决定的，是东方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科尔施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条件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科尔施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正处于从近代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反思理性、批判理性的哲学文化运动，西方出现了各种哲学的转向，其共同点就是要突破近代知识论哲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从而将价值问题突现出来了。而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问题看，主要在于如何冲破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因此，科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点，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他们更加注重的是文化批判和价值批判的问题，这必然由此形成另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把它们看作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特别是它们理论争论的目的并非是要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是力图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因此应该把这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也是必然的。从科尔施对列宁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看，应该说对于我们认识知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当然，他批评列宁哲学仅处于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用哲学来评判科学等，这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是我们所不赞同的。抛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做法，揭示它们之间不同的文化源流与文化选择，抽象出他们的理论问题，然后与它们平等地对话，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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