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社会与数字劳动:网络水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吴鼎铭
【内容摘要】 网络水军是中国量化制度设计的“社会症候”,这是其在中国泛滥横行却难以治理的深层政治经济原因。基于此,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从艺术的量化与“提分”劳动、“传播力”的量化与“提量”劳动、信用的量化与“刷单”劳动三个层面深描网络水军的数字劳动过程,并由此分析这一过程如何影响中国的互联网生态。与其高谈阔论如何“警惕”与“治理”网络水军,不如回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反思如何改变将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管理思维。
【关键词】 网络水军;量化社会;数字劳动
网络水军,又名网络枪手,指那些受雇于商业化营销公司,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特定信息的网民,其目的是满足雇佣者的特定需求,建构舆论、制造荣誉或者恶意抹黑。网络水军的特点为:受雇于他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自身的碎片时间完成指定任务；以量取胜,试图在社交平台上形成“沉默的螺旋”；以商业利益为导向,而不以事实为依据。网络水军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以一家专注于水军生意的“天阳互动传播公司”为例,其业务包括“网站手机验证码注册、微信扫码关注、金融类用户注册、App下载量留存、软件安装量、团购刷单、手游等级、新用户注册、微信投票、网页投票等,论坛发顶贴、微博转评、微信阅读量点赞、点评打分、视频网站评论播放量。”①
一直以来,网络水军都是被媒体贯之以“败坏风气”的违法者②、“虚假信息的操纵者”③,是一群应该受到“警惕”“治理”和“打击”的对象,却鲜有学者深入分析网络水军在中国泛滥横行却难以治理的深层政治经济原因。经一年多的调研与分析,笔者发现,网络水军并非一群横空出世的“搅局者”,而是适应于当代中国量化社会的制度性产物,是互联网时代一种典型的数字劳工,并时常与政治力量形成“共谋”。他们的数字生产与劳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时代特征,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近十年关于网络水军的研究评析
笔者搜集了近十年(2008-2018年)以来关于网络水军的研究文献,从中剔除实用技术与大众科普性文章后,对其余文献进行了“计量可视化分析”与文献细读。分析发现,网络水军的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第一是经验性分析,侧重研究网络水军的类型、组织行为、传播机制以及网络水军操控下网络舆论的形成路径分析等；第二为行业性分析,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挖掘网络水军的运作方式、产业链条分析等等；第三为政策研究性分析,主要从规制与法理层面,讨论网络水军治理的难点与对策。
图 1网络水军研究文献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在此宏观性文献分类的基础上,笔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新媒体平台上,网络水军在互联网平台上所产生的传播效果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它们所引发的“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使网络舆论被“人为”操控,网络营造的“媒介环境”已经严重偏离了“客观环境”④,也有学者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认为“网络水军的社会议程设置能力弱、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领域有限”⑤。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说，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林雨水和其他两航起义人员都表示要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在随后的岁月里，林雨水先后在空军、海军航空兵、民航任飞行员和教员，一直珍藏着那张留有周恩来签名的法币，并于1979年将法币捐献给了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总体来说,现有关于网络水军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缺乏对网络水军出现的制度背景与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而是将它们先验地当作一种社会“毒瘤”般的破坏性力量,因而无法真正理解网络水军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其内部多元性与复杂性；第二是过度重视效果与传播表象分析,缺乏对网络水军的具体劳动过程做深层次的民族志研究,因而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基于此,本文从量化社会这一现实作为切入点,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深描网络水军的数字劳动过程,分析他们的数字劳动如何影响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并通过展现这些现实,提升我们对当代中国网络政治与经济运作的理解。
图 2网络水军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二、量化的政治:中国政治绩效制度下的社会生态
量化社会,指使用数字来描述与衡量社会各领域的现状与发展状况。在中国,上至政府报告中的GDP、人均收入、幸福指数、法治指数,下至媒体产业中的入户率、收视率、点击率等等,都被用以直观呈现某种政策或行动的实施成效。同时,这些随处可见的数字还“是一种政府治理和施政的工具”⑥。学者荣敬本将中国地方政府管理的模式总结为“压力型体制”,即“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超越,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各级政治组织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⑦为了使这种任务分解和下派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各级政府组织必须以“军令状”的形式对这些任务进行“政治承包”与层层“发包”,并根据最终完成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奖惩。在此过程中,各项任务会被强制量化分解,即使“许多职责很难用量化指标进行刻画,比如民政局的职责包括救灾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事务、区划地名、农保、综合等方面,到了乡镇一级,民政工作责任目标书就由一系列需要完成的量化指标构成,包括匹配救灾款的数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退役军人安置率、储备粮、筹集的社会保障金、年内解决住房难的户数、村级集体公墓的火化率等等”。⑧
虚拟共享实训平台的搭建 虚拟共享实训平台的搭建是本改革实施的关键，本改革将基于移动互联网及虚拟样机技术搭建变速箱拆装实训的虚拟共享实训平台。平台中主要包含变速箱三维实体模型及拆装演示动画、变速箱传动路线及换挡过程的动态示意动画、拆装工具三维模型及相关演示动画、实物拆装讲解视频、虚拟考核内容等。
水军“注水”带来的结果很明显,豆瓣网关于《欧洲攻略》这部电影的评价里,出现了许多极度反差的评价,比如“真的不错的良心剧,看的人随着剧情起起伏伏,特别喜欢！”；“大烂片,梁朝伟也太饥不择食了。skr吴亦凡和大导演大明星合作了个遍,怎么还是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而这部电影的最终分数也因此每天在3分到6分之间不断波动。
在此压力下,如何按照管理部门和商业公司的量化考核要求,提升各项指标中的统计数字、如何针对网民凭借数字评价影视产品的习惯,提升影视产品的评分,成为了各个相关部门亟需应对的关键任务。也正是在此现实背景下,网络水军应势出现。对于那些尽力提升产品商业价值或者无法完成政治指标的机构或个人来说,“水军”成为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并由此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影响广泛的现象级群体。
三、量化社会与作为数字劳工的“网络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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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军招募与资源交换
供试菌株由课题组PGPR资源库提供(表1)，菌株具备固氮、溶磷、分泌IAA特性及生长快、竞争强、菌落形态明显等特点。
裴主事赔笑。峋四爷这才有空将目光投向店内正中，紫檀小案上的一座红里泛金的香炉，淡淡问：“烧的是什么香？古董香？倒也不俗。”这才是厉害的玩家，如果一进门，看见那红里泛金的香炉就两眼发光，盯住不放，岂不是把软肋亮给店家看——这宝贝，我要定了，管它什么价，老子吃定。买主主动伸出脖子待宰，店家的刀子岂能不快，下手岂能不狠？
(二)量化社会与网络水军的“游击式”数字劳动
1.艺术的量化与“提分”劳动
“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这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摆脱了社会和政治对资本活动的干涉。”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化使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得以形成组织,并实现网民的休闲时间到劳动时间的转化。当下,水军招募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招聘网站发布一次性任务,招募“一次性”水军。比如“猪八戒”网发布了一个任务,标题为《百度、搜搜、天涯问答,一稿两元,多问多得》,任务要求为:“必须是一问一答(也可以是多答),最佳答案形式为一个有效稿件,1个问答一稿,每稿2元。提问和回答必须自然得体,必须是大家都可能想问或想知道的问题。自问自答必须更换IP和账号(可防止问题被删除)。答案回答的时间间隔必须超过3个小时以上,提问回答后必须用原提问账号选中自己答的为‘最佳答案’”⑩；第二种是以“临时工”方式加入任务群,随时抢接“游击式”任务,比如“天阳互动传播公司”的招聘广告写道:“每个回帖0.5元,每篇原创文章5～10元,工资按日支付。要求:上网熟练,平均每天工作投入1～3小时,熟悉论坛操作。能消除负面影响收费更高。上网时间不限制,有网银、支付宝、银行卡。”
这种弹性雇佣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盘活了网民的认知盈余与碎片化时间,并将其转化为资本增值的重要动力；同时,这一过程也实现了网民的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知识创意等数字资源的资本交换。由此,网民被吸纳和转化成为互联网产业里的数字劳工。
艺术的量化,是指用数字的大小来衡量一个艺术作品质量的高低。这是互联网平台惯用的一种商业策略,既能简化艺术鉴赏过程的复杂性,满足普通大众的精神需求,又能迎合互联网时代受众碎片化与浅薄化阅听习惯,因此,艺术的量化被当作一种“天然的秩序”,成为当代互联网社会的符号景观。比如“豆瓣网”“猫眼”为代表的网络平台设置了评分功能,以量化的形式对电视、书籍、电影等文化产品进行评价,逐步改变了网民对这些产品的判断标准。以豆瓣电影为例,“豆瓣网”对某一电影的评分“由看过该部影片的豆瓣成员参与评价,最后将总评分数作为分子,参与评分的总人数作为分母取得平均值作为平均得分,也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该部影片的评分”
。这种量化评分机制推入市场后十分成功,不仅成为了大部分网民是否购票的重要参考,而且成为了电影院决定排片量的重要因素。
但也正是这种量化体系,使网络水军成为诸多领域与行业进行自我宣传的“刚需品”。以互联网企业为例,为了能在海量的网店中被网民感知与信任,它们必须雇佣大量水军进行“刷单”,以求在短时间内获取交易积分,提升自身的信用等级。在2016年央视播出的“3·15晚会”中,央视记者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加入了一个名为“盛世网赚创业平台”的刷单群,鉴证了网络水军“刷单”的过程,包括:身份认证、提交入会费以及两个小时的业务培训。三个环节之后,记者便可以开始在群里“抢单”。一位业内工作人员透露:
近日，来自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的“菲常学园”葡萄酒品鉴课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五地陆续开启，报名踊跃。在课堂中，学员可以在导师吕杨（全球唯一华人侍酒师大师）、凌子（业内权威课程开发顾问）、小皮（荣获6大国际专业资质认证）、唐丽燕（ASC全国培训总监）的引领之下了解不同葡萄酒产区的风土风貌，品鉴多达9款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臻选酒款，轻松入门葡萄酒世界。
为了深入体验网络水军的“刷分”的数字劳动过程,研究者尝试加入“水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2018年8月21日,研究者在QQ上以“豆瓣水军”为关键词进行QQ群搜索,出现了107个相关水军群账号。在申请加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群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大部分则不需要。水军的任务地点除了“豆瓣网”这一平台,还包含“知乎”“小红书”“淘宝”等网站。研究者一共加入了五个群组,进群之后便可随机收到群主公布的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豆瓣:打分加短评,1.5元一个自己写内容,(注册一年以上的账号,交给我注册时间和评论截图),多号多接,刚开始分的电影”,又如:“欧洲攻略:4星或者5星短评(4星为主)注册时间一年以上注册时间+评论截图”。按指示,研究者上网简单查阅了一下相关信息,在指定平台发表了23字的评论,截图给群组后,对方立刻申请好友,并发来了1.5元的“红包”。
“找我干吗？”看见我，张绍凡一脸警惕，还面露不屑，眼中闪着不可捉摸的神情，让我好生气。但我只能忍着，毕竟我在求她，我希望她能不计前嫌，重新把我当成朋友。被孤立的滋味不好受，没人说话太无聊太无趣了。
进入互联网时代,对于管理者、商业公司或者是网络用户而言,虚拟空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因此他们越发依赖于可见的、量化的指标来做出判断与决策,比如各级政府宣传部门往往依靠新闻信息的点击率、转发数与评论数,来衡量某个媒体组织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又如广告商依靠某个手机客户端的下载数、某个网站的流量来决定它们的商业价值；再如网民往往通过某个明星微博的“粉丝”数量来判断他们的受欢迎程度、通过豆瓣评分来决定一个影视作品的好坏等等,似乎数字已成为了虚拟空间里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
在一个艺术作品被量化的社会里,网络水军成为了艺术作品自我保护与商业兑现的必备工具。在此过程中,数字简化甚至取代艺术的审美过程,引发了互联网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背后的混乱。
2.“传播力”的量化与“提量”劳动
“传播力”是近几年被反复提起的政治话语。习近平主席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十九大报告等多个场合提出新闻工作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提高媒体信息的“传播力”被纳入各级媒体领导的晋升与绩效考核指标之中,并通过层层“发包”,将任务压力传导到每个记者身上。
在现实操作层面,定义与衡量媒体的“四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不管是对于媒体的上级管理部门(主要是各级宣传部、网信办),还是媒体组织的管理者来说都是如此。一些学者曾尝试对它们进行分解阐释,比如学者刘建明认为传播力是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学者强月新认为传播力是指“传播者对信息进行编码,并以最佳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以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学者喻国明认为影响力是“由‘吸引注意’+‘引起目的的变化’两大基本部分构成的”
。可以看出,学界的解释虽然有助于细化我们对“四力”的理解,但仍然十分抽象,不易转化成可感知、可操作、可对比的具象信息。在此背景下,一些可见的、量化的元素被提取而出,成为“传播力”的替代性甚至决定性指标,纳入各级媒体、各个记者的绩效考核体系中。以新媒体平台为例,微信“朋友圈”的“粉丝”量、点击量、转发数、点赞数成为了各级媒体“向上交代”与“向下施压”的关键指标。对此,笔者采访了福建一家报纸的新媒体平台编辑。在访谈中,她说到:
我的薪酬由每月所挣的分值来决定,分值由值班基础分和编稿分两部分组成。每一天都会推3组新闻,3组新闻的头条点击率如果加起来超过三万,就能够拿到基础的值班分60分。超过5万是拿到80分,依此类推。如果你原创的东西不多,那只能依靠“点击量”,比如某条新闻基本上以记者的原稿为主,那么记者会拿大概60到70分,我们只拿一个简单的“编稿分”,大概就是30到40分。如果点击量低于1万,那工分就折半；如果这篇稿子大部分是你原创的话,那你就是拿百分之60到百分之70的编稿分。为了提高点击量,我们会选择在晚间精编发布。只有精编了,才能够会引发网民的转发。还有,标题决定了大家会不会点进去看你的内容,你的内容将决定了读者愿不愿意转发到朋友圈。所以每篇稿件,我基本上是控制在图片30张左右,文字800字到1000字左右。
在生存压力与薪酬制度的逼迫与诱导下,“阅读量”成为当代新闻机构网络传播平台的核心追求。提升“阅读量”,对于新闻编辑而言可以提升每月收入；对于新闻组织而言可以提升媒体的商业价值,同时完成上级宣传部门下达的政治任务,“阅读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种现实需求的激发下,网络水军成为媒体记者完成绩效考核的重要力量。一位来自电视台新媒体中心的记者向研究者坦白:“这种纯粹提高点击量的价格很便宜,一般提升一万只需十几元,工作基本要求达不到的时候,通过水军公司发布一下任务,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指定的点击量。”在此,“网络水军”展现出在中国现实环境下的多个面孔,他们不再简单是一些媒体笔下的“威胁网络和社会安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或者“败坏风气”的违法者
,而是契合了量化社会的政治经济需求,并与基层体制内宣传力量形成共谋。
3.信用的量化与“刷单”劳动
信用,指因诚实、公平、履行诺言而获得的信任度综合印象,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过去,对他人信用度的判断往往依赖于长期反复的交往,是一种主观且难以量化的判断。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在虚拟空间的交往与交易虽日益频繁,但却隔着屏幕,无法确定彼此的信用。因此,一种量化的信用评价体系开始在政治与商业领域被普遍采用。
以福建省推行的“茉莉分”为例,为了进一步对市民的信用提供直观的评价,福建省政府牵头“归集信用信息数据2.12亿条,运用大数据计算刻画出的市民个人信用肖像。这些数据中包括个人的金融、司法、行政等信用信息,系统正是根据这些庞大体量的信用数据完成对个人的信用评分”
。而在商业领域,淘宝网店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网民选择商家的关键因素。其信用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红心、蓝钻与皇冠,“卖家每得到一个好评,就能够积累1分,中评不得分,差评扣1分。250分以内的积分用红心来表示,251分到1万分用蓝色钻石来表示,1万零1分至50万分评价积分用蓝色皇冠表示,50万分以上的信用等级用金色皇冠表示”
。
信用的量化设计,简化了信用获得的互动考验过程,迅速缩短了个人信用“肖像”的确定时间与商品交易的决策时间。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分析道:“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品和商标……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复杂的动机。”
信用的量化与商品化,使极为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具备了“橱窗”“商标”的作用,它裹挟着一种集体观念与意义,成为网民确认自我、衡量他人的重要准绳。
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分”成为了各大电影营销团队不得不追求的核心目标。一名从事电影营销的工作人员感叹自己无法回避电影宣传对于网络水军的依赖:“这两年,就我所知道的,几乎每一部国产电影都会通过专业公司在时光网和豆瓣网上‘刷分’。很无奈,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几乎是必须的。毕竟这是片方和观众能得到的、唯一可以用数字量化的一个观影感受。而口碑在片方看来会影响上座率,因此尽可能控制口碑带来的影响就成了片方的‘重要任务’。”
不管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商业领域,量化社会中的绩效考核制度直接刺激了“网络水军”的出现,并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悖论的制度性产物:他们一方面迎合了一个量化社会里各领域的量化指标需求,充分激活和吸纳网民的碎片化时间进行有偿的数字劳动；但另一方面,“网络水军”又在互联网上掀起一个又一个新媒介事件,成为媒体笔下那些虚假舆情和网络泡沫的制造者,引发了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与介入。那么,如此庞大数量的“网络水军”通过何种方式集结在一起？他们又以何种方式进行数字劳动？接下来,本研究将通过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深描网络水军的数字劳动过程,分析他们的数字劳动如何影响中国的互联网生态。
“淘宝账户的级别越高,代表这个淘宝用户,他买的东西越多,他的信誉度越高。那么他再去给那些淘宝商家刷单的时候,他的可信度就高,那么一般真实的顾客如果进去,看到这种信誉级别很高的号的话,他就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买家,不是刷手,所以增加了它的可信度。因此卖家和平台都是非常欢迎,这种级别高的账号去刷单,因此他们的佣金也会相对高很多。”
依靠互联网技术与微薄的酬劳,互联网企业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迅速集结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水军。在参与式体验过程中,“记者迅速完成了‘刷单’,获得了4元的酬劳。在没有任何真实商品的买卖和物流的情况下,记者开的店铺凭空多出了五单销量和五条好评”
。
“据统计,淘宝兼职刷客从业人员高达二十余万人,因为淘宝刷客需要不同的IP、ID,造就了从业人数需要来自全国各地。操作简单、要求不高,大多数是学生以及家庭妇女,也有部分的白领等,一般月收入可达1000—5000元不等。因为其中利润的丰富性和时间的弹性空间大,吸引了很多人从事网络刷客这项工作。”
在这过程中,网民的碎片时间、信誉级别被转换成明码标价、可以交易的数字资本,换句话说,信用不再是一种基于交往而形成的主观评价,而是异化为一种可以轻易获取的商品。
我国航空材料标准化历经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努力，始终坚持积极采用、理性参考国际先进标准，充分结合我国国内生产实际，以及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的原则，使标准在保持一定先进性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价值，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完整的航空材料标准体系。[11]这些构成标准体系的数据、标准、材料等在我国军用航空材料的设计、研发、制造、生产及采购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反思
从量化社会这一现实切入“网络水军”的政治经济分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维度。研究认为,网络水军是量化制度设计的“社会症候”,这是为何网络水军在中国泛滥横行却难以治理的深层政治经济原因,因此,与其高谈阔论如何“警惕”与“治理”网络水军,不如回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反思如何改变将数字做为衡量标准的社会管理思维。比如在新闻组织的信息传播力评价上,应改变以点击量、转发量等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现状,而是从写作水平、受众反馈、创新性价值、政策性价值等多维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再如在淘宝平台上,应改变以积分作为提升信用度唯一标准的管理方式,由商业网站负责对商品的广告与实际情况做综合监测与评价,并由此确认网络商家的信用度。只有对当下的量化型社会管理做出改变,才能防止网络水军对互联网这一公共性平台的蚕食,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注释:
①天阳互动传播公司:http://www.tyhdcb.com/fwxm/,2018年5月14日。
② 杨缘:《“网络水军”败坏风气》,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837?archive,2018年8月8日。
③ 方师师:《人民日报:警惕“网络水军”的操纵》,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403/c40606-29903735.html,2018年4月3日。
④ 赵洪潭、吴月娥:《“网络水军”操控下舆论的形成路径及引导策略》,《新闻界》,2012年第11期。
⑤ 李彪、郑满宁:《微博时代网络水军在网络舆情传播中的影响效力研究》,《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小麦梭条斑花叶病毒病是一种病毒性土传染病害，依靠水流、土壤、病根残体以及枝叶接触传播。被侵染后，小麦新生叶片在返青后会出现绿色斑点以及扭曲现象，随着叶片生长条纹逐渐扩展，形成梭型条斑，黄化叶，植株矮化，根系的发育不良、结穗均受到影响，结穗后也无法形成籽粒，影响产量。
⑥⑧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⑦ 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村里还有很多交错的河流等水域，有泉水，河水，井水等，在河流坡度较大且水流较丰富的地方，通过建造水利设施将水能转化成电能。村里的水不仅满足了傣族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满足了村里的农田灌溉，工业发电，节庆用水，热带作物生长等多方面的用水需求，为当地植物提供了天然的生长元素。
对于管理者来说,社会治理的量化操作至少可以带来三方面的益处:其一,以数字的方式进行任务指派,极大简化了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在任务实施过程中的现实内在复杂性,并可以带来一种理性、公平的表象；其二,用数字形式呈现任务实施的效果,可以在同一效能结构中进行效果的横向比照,从而形成互相刺激和竞争；其三,用数字来衡量任务完成情况,可以简化管理过程,提高管理效率。基于此,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被运用在各个领域,形成了各行各业极具中国特色的绩效考核制度。比如在工厂里,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延长劳动时间,资本家采用“计件工资”制度,用产品的完成数量来决定工人的报酬；在大学里,人事部门根据论文与课题的数量来决定教师的职称晋升,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往往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的幻象；在媒体产业里,数字化的收视率、收听率成为了决定节目影响力与商业价值的核心指标,节目的文化性、艺术性与审美性也不得不服务于这一指标；而在新闻生产组织里,工分制度的实施,使阅读量、发行量、点击量成为了记者争相追逐的核心目标,新闻专业主义已被抛之脑后。可见,量化社会在中国的形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策略,并产生了影响广泛的意识形态效应。
辛娜的催促声惊到了孩子。孩子睁眼就看到床上多了一个人，还抱着妈妈在打架，就吓得哭起来。王树林偃旗息鼓，逃也似地出了卧室。
⑨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⑩ 《百度、搜搜、天涯问答,一稿两元,多问多得》,猪八戒网,https://task.zbj.com/380397/###,2018年3月20日。
齐伟:《迷影偏好、观影取向与票房制衡——网络电影评分现状研究》,《当代电影》,2015年第11期。
孙佳音:《几乎每一部国产电影都“刷分”》,《新民晚报》,http://news.cnr.cn/bzjh/wbzd/201212/t20121225_511640091.shtml,2012年12月25日。
综上所述，混凝土裂缝的成因有材料选择、材料的配比、温度的变化、湿度的影响、施工环节的操作不当等，这些因素会对混凝土的质量造成影响，任何环节出现错误都会影响工程的进度，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甚至是影响工程的使用寿命，针对出现裂缝的因素采取相对应的控制措施，保障工程的质量。工程施工的前期要根据工程的需求设计好混凝土的结构，选择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材料，科学的计算出材料的配比，加强混凝土的养护，针对工程的需求可采用先进的混凝土材质。
首先对矿石样品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筛选铷、铌、钽以及其他含量较高的主要元素进行了化学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可知，矿石中达到矿产资源工业利用品位的仅有铷，铌钽仅达到边界品位，其他元素均不具有工业利用价值，所以本次工作主要针对铷的赋存状态进行研究。
强月新:《对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关系的思考》,《新闻战线》,2015年第3期。
郭刚:《网络水军不是罗宾汉》,http://news.ifeng.com/opinion/pingzhongping/detail_2010_11/08/3038374_0.shtml,2010年11月08日。
杨缘:《“网络水军”败坏风气》,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837?archive,2018年8月8日。
蒋雅琛:《你的个人信用“茉莉分”有多少？高分值可享信用免押金》,http://fz.fjsen.com/2018-04/16/content_20936979.htm,2018年4月16日。
《淘宝信用等级》,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98%E5%AE%9D%E4%BF%A1%E7%94%A8%E7%AD%89%E7%BA%A7/10003706。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付等译,南京大学出社2001年版,第4页。
央视财经:《刷出好信誉只要1000元,亲！我们还能愉快的网购吗？》,http://jingji.cctv.com/2016/03/15/ARTIuNqsb2vHtx1d98PHB
ihf160315.shtml,2016年3月15日。
杨柳青:《浅析淘宝网络刷单中的“水军”现象》,《新西部》,2015年第3期。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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