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3－0100－22
在国际政治中，信任是国家之间交往与合作的稳定剂，是国际社会走向理想秩序的一把钥匙。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将“信任”作为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六大先决条款之一；① 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也将“信”视为大同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② 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建立信任措施”、“增进信任”和“建立互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③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信誉极低，人们几乎找不到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国家，国家之间的信任更是少得可怜。那么为什么国家需要追求信任呢？一方面，作为自变量，信任对国家和国家间关系有什么重要影响呢？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有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了信任的产生、维持和丧失呢？
当代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建立在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基础之上，怀疑和猜忌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一种怀疑主义理论。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是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和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留下了大量的“信”论，其中就包含丰富的国家信用与信誉以及国家间信任的思想。诚然，先秦时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是零碎的和松散的，大都属于一种规范性阐述，需要对其进行一系列完善和修复，才能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本文希望通过梳理中国传统外交文化中关于“信”的思想，并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试图归纳出国家间信任的理论模型。
一 国家间的信任及相关概念
在古汉语中，“信”一般单独使用，有时也和“诚信”、“忠信”等连在一起，其抽象的含义主要是指“言语真实，不说谎；引申为诚实不欺，守信用；又为相信，信任。”④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信任指的是“相信而敢于托付”；⑤ 而信用则是指“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信任”。⑥ 在先秦典籍中，大多数概念表述都是使用单一的“信”，有时使用“诚信”或“忠信”的概念。就其内涵而言，先秦思想中的“信”主要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信用”和“信任”，有时也意指“信誉”。一般来说，信用多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信任则主要归属于主观性的心理和社会范畴，而信誉则表现为客观状态和客观评价。信用、信任和信誉是一组相互建构的概念。信用衍生信任，同时也是形成信誉的基础，“行不信者名必秏。”⑦ 但是，信任并不必然依赖于信用或信誉存在为先决条件。信用和信任就像硬币一样，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指涉对象不同，信用是针对主体而言，而信任则是针对客体或者是他者而言。信用的主体就是信任的客体。“信用是名词，表达静态的属性，即可信任的；信任多为动词，出发点是主体，即判断对方有信用与否。”⑧ 根据信用的主体或者说信任的客体来划分，信用和信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人际信任与非人际信任、人的信用与制度信用或政策信用。
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并不能直接取代学术语言中的概念。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相关理论已经对信任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郑也夫梳理了西方理论界的信任概念之后，对信任做出一个长长的定义：“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和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信任是交换与交流的媒介。媒介可以有种种形式：介绍人、信物、誓言、抵押，也可以不依据这些形式，但其本质是信任感。”⑨ 郑也夫的研究帮助我们厘清了西方理论界的信任概念，然后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对其进行了综合。这一概念与日常汉语中的信任概念在情感方向上相同，即对未来有着积极的、有益的和强式乐观主义的预期。
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首先将心理学中的信任概念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学的专业期刊《冲突解决》上撰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囚徒困境模型基础上的信任概念，他认为：“信任就是指一个人期待某件事发生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与其预期相反时会带来负面影响，并且超过了与预期一致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⑩ 多伊奇的信任概念是相当狭隘的界定，主要是为他所设计的囚徒困境模型服务，而且仅限于“某人某事的信任”。然而，这一概念却对后来国际关系学中的信任研究带来了方向性的影响，即信任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冒险、赌博和概率评估的弱式乐观主义预期。尹继武就接受了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对信任的定义，他们认为，“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1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信”论并不完全等同于当代的“信任理论”。从解释范围上看，中国传统的“信”论更加宽广，它包含了信任、信用、信誉和诚信等思想；从内涵上看，当代“信任理论”也隐含着以诚信、信用和信誉为基础的含义。因此，本文为了方便起见，将其统一称之为信任思想或理论。
在国际关系中，与信任相关的概念还有国家信用、国家信誉和互信等概念。国家信用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国家作为债务人或债权人，以还本付息、约期归还为条件，让渡资金支配权和使用权，对社会资金进行的再分配。(12) 国家信用评级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常识。但是，国家信用还不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常用概念。国家信誉指的是对国家信用的良好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声誉。互信就是指相互信任，中国政府认为：“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13) 在中国学术界，互信多指“政治互信”、“安全互信”或“军事互信”等。
二、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研究及其不足
国际关系领域的信任研究远远落后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成熟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但是，在国际关系的宏观理论中，大都涉及国家间的信任问题。
传统现实主义否认国际关系中的信用。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明确表示政治现实主义的六个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世道德原则不能以理论上的一般形式适用于国家行为。”(14) 摩根索认为，国家之间的尔虞我诈不仅是外交活动中的常态，“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异常现象甚至超过了嘘声恫吓、狂呼怒吼、讨价还价和坑蒙拐骗”。(15)
新现实主义将理论大厦建立在国际政治“零信任假设”的基础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坦言：“根据新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生活的两个彼此相联的现实，这就是：在一种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16) 华尔兹还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怀疑和担忧限制了国际合作，“在不安全状态下，至少由于对彼此未来意图和行动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家间合作”。(17)
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零信任假设”。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表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是：“国家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尤其是没有一个国家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使用其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18) 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彼此畏惧。它们彼此以怀疑相待，它们担心战争可能就在眼前。它们预防战争，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一丁点儿信任的余地。”(19)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间的信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新自由主义关于“从可信度中获得名声价值和向其他国家提供优质信息而获得收益的观点向传统现实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认为，信任是国际机制得以运行的必要保障，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而国家信用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长期收益和权力。“通过隐瞒偏好和‘让人猜测’会获得暂时的好处。但是，这些政策会伤害国家在此后获得有利协议的能力。不可预测的特点不仅使盟友疑虑不安，而且会降低国家所做出的信用承诺的效力。”(20)
建构主义号称“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理应对国家间的信任给予重点关注，但建构主义者没有对国家间信任问题展开系统的专门的论述，只是将其信任思想隐藏在理论的夹缝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社会结构是观念分配，共有观念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的次结构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21) 温特进一步指出：“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这三种角色谁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国家则处在将其认同和利益内化进这一角色的相应压力之下。”(22) 其中，在朋友角色占主导地位的康德文化中，信任应该包含在其中。芭芭拉·米兹泰尔（Barbara Misztal）表示，在凝聚的秩序中，信任是基于熟悉、友谊、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而形成的。(23)
此外，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考察了信任在外交斡旋中的作用以及信任对国际合作和军控的影响。(24) 阿伦·霍夫曼（Aaron Hoffman）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进行了专门的梳理，提出了测量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三种基本途径，即谨慎允诺的政策及其决策数据、疏忽暗示和规则暗示。(25) 阿兰·克拉斯（Allan S.Krass）也讨论了军控和裁军中的国家信任问题；(26) 保罗·布鲁尔（Paul R.Brewer）等人研究了世界政治规范理论中的信任；(27) 伯恩哈特·李普曼（Bernhardt Lieberman）等人利用博弈论模型，研究了囚徒困境中的信任因素，分析了信任对国际合作的影响；(28) 罗伯特·斯温思（Robert L.Swinth）等人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的来源和确立。(29)
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梳理。朱立群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义”关于信任与合作的观点；(30) 尹继武借鉴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信任理论，并将其应用到联盟研究中；(31) 李淑云根据信任理论的机制模型，论述了东北亚的区域安全问题；(32) 杨扬系统地梳理了社会学中的信任理论。(33) 第二类是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欧盟在发展进程中提出了“建立信任措施”的概念和共识，随后又被东盟所采用。中国政府对“建立信任措施”的观念表示认同。中国学者开始对“建立信任措施”展开了研究。(34) 第三类是关于“战略互信”的研究。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后，在外交活动中也频繁强调发展互信，尤其中美关系中的互信问题，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呼应。于是，中国学者兴起了一股“互信”研究的小高潮，(35) 尤其是对中美之间的互信关系给予了集中关注。(36)
对比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信任研究以及后文中梳理的中国先秦思想家的信任思想，我们发现国际关系领域的信任研究主要存在三大不足：
第一，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间的信任方面，对国家的信用和信誉没有进行区分并展开研究。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典籍中，“信”同时包含了信任、信用和信誉的思想，其中关于国家信用和信誉的思想占主要地位。
第二，现有的研究大多没有严格定义信任变量关系，即区分信任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两种研究路径。从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把信任作为自变量，即信任是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国家间合作。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对信任、信用和信誉作为因变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关信任、信用和信誉是如何产生、维持和发展的理论更为丰富。
第三，现有的研究一般将信任作为独立于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变量权力和利益之外的第三因素，将信任作为一种道德范畴、认知范畴或情感范畴的变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离不开权力和利益的崇拜，即将权力和利益作为解释国际现象和国家行为的硬核。信任变量离开了权力和利益因素，就不可能单独解释国家行为或者说解释力不够。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思想明确将信任与权力、利益联系起来，分析了信任与权力、利益之间的关系，将信任纳入到国家权力的核心要素之中，从而增强了信任变量的解释力。
三 先秦国家间信任思想：一个修复的理论模型
先秦时期，中国存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吗？尽管中国传统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仍旧面临着诸多质疑，尤其是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研究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中国传统思想（绝大多数是针对个人或国内政治）能否被解读为国际政治或外交思想。的确，先秦时期的中国体系与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国际政治概念体系和专门的国际政治思想。但是，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些个人、国内和国家层次的思想延伸到国际层次中。首先，先秦时期的“天下”概念指的就是当时人们所指的世界范围，或者说就是先秦时期现实与观念中的世界。因此，天下思想实际上就是国际思想。其次，先秦思想大多数遵循“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四个层次的区分，而且都宣称自己思想“一以贯之”。这就是说，先秦思想在个人、家庭、国家和国际层次是普遍适用的。最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后人不仅在国内政治中遵循先秦思想家提出的基本原则，而且明确将其运用到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例如，“言必信，行必果”，(37) 原本所指对象是个人，但是在当代中国外交活动中，中国政府反复引用这一原则并将其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思想。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大多是经验总结和结论，缺少西方式的逻辑推演和论证过程）能否称之为理论值得怀疑。的确，先秦时期由于书写和传播的限制，所有的思想都是高度抽象和高度简约的。如果按照西方或者说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准来看，先秦思想大多还不能直接称之为理论。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先秦思想中包含着诸多真知灼见的理论假设，正所谓“微言大义”。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从先秦思想中推导出理论假设，然后对其进行科学的验证，通过一系列的整理和修复工作，才能将其发展为理论或者说从中发展出新的理论。
先秦思想多从人际关系推演到国家间关系，从强调人际交往中的“信”延伸到国家交往中的“信”。管子认为，“信”贯穿于个人、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而且是逐步递进的关系，“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38) 在管子看来，“信”并没有严格的国内和国际之分，国内政策的信用同样会影响到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用。“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39) 因此，我们将遵循“自然延伸”的原则，将先秦典籍中关于“信”的思想集中在国际层次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般来说，先秦思想被划分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和纵横家等流派。但是，这种分类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和外交思想的研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诸子百家”的分类或西方“三大主义”式的分类方法，而是需要打破“诸子百家”的界限，根据其理论观点重新进行分类和整理。
（一）作为自变量的“信”和国际关系理论
将信用、信任和信誉作为自变量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中国传统国际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先秦思想中“信”论的主要内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并不多见。通过初步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六个理论观点：
1.信用和信誉是影响一国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
孔子明确提出，“信”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孔子表示，在国家治理中，发展综合国力的三大基本措施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40) “足食”指的是经济实力，在农业社会中，粮食是国家经济实力的绝对主导因素；“足兵”指的是军事实力，先秦时期，军队的数量是决定军事实力最主要的因素；“民信”在这里既是指政府、国君和国家的信用和信誉，或者说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国君的信任，同时也包括国民诚信的基本素质，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的信用力。在综合国力的三大要素中，孔子是根据由低到高、由轻到重的原则进行排列的，信用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孔子进一步解释了信用力作为国家实力首要因素的原因：其一，“民无信不立”。(41) 其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42) 国家信用是民众爱国和为国做贡献的重要推动力，“君子信而后劳其民”。(43) 如此一来，“信则民任焉”。(44)
2.信用和信誉是决定一国相对权力的关键因素
孔子将国家信用和信誉视为影响一国绝对权力的首要因素，而荀子、墨子、管子、孟子和韩非子等人则大都将“信”看做决定一国相对权力的关键变量。
管子认为，“信”决定了大国相对权力的层次。管子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权力划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个层次。国家领导人的信用素养是王权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45) 管子对国君的个人信用进行了界定：“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46) 他指出国家政策的信用则是强权的决定因素，“信赏审罚，爵材禄能则强”。(47) 荀子也认为，国家的制度信用或者说政策可信度是影响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48)
荀子将“信”视为霸权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荀子将大国权力划分为王权和霸权两个层次，“信”是霸权层次的唯一决定性变量。“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49) 荀子采用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研究程序的方法论证了“信立而霸”的观点。第一步，荀子提出了“信立而霸”的基本假设。第二步，荀子对“信”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概念界定，即“信”包括了个人信用和政策信用两种类型，个人信用主要是国家领导人包括君主和大臣的信用，“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50) 政策信用则包括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信用，“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第三步，荀子通过逻辑演绎论证了“信立而霸”的假设。首先，“信”增强了一国的军事实力，“如是，则兵劲城固”。其次，“信”增加了一国对外的威慑力，“敌国畏之”。最后，“信”提升了一国“国际影响力”，“威动天下”。可见，“信”通过影响一国的军事实力、威慑力和国际影响力来决定大国权力的层次，即霸权。第四步，荀子还通过历史案例对其假设进行了论证，“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最后，荀子重复了其基本假设，得出了最终结论：“是所谓信立而霸也。”(51)
韩非子认为“信”是获得霸权的重要原因。在韩非子看来，“信”主要是指“不欺其民也”。然而，韩非子区分了战略和战术上对“信”的不同要求。韩非子表示，在战略上，个人信用和政策信用是影响国家权力的关键因素，“繁礼君子不厌忠信”；但是，在战术上则不必遵循诚信原则，“战阵之间不厌诈伪”。(52) 韩非子表示，“信”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国家实力：第一，信用是激发民众的战斗力，“赏罚敬信，民虽寡，强”。(53) 相反，“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这正是秦国“霸王之名不成”的重要原因。第二，信誉是国家威望或者说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54)
孟子认为“信”是影响王权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55) 孟子、荀子和孔子都论述了“信”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但是，三者对“信”影响国家权力的路径有着不同的看法。孔子和孟子强调民众信用的重要性，而荀子则重视国家领导人主要是君主和大臣等关键人物信用的作用。“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56) 孔子和孟子认为“信”通过民众而衍生出实力，而荀子则认为民众是通过“信”才能衍生出实力，“故自四五万而往者疆胜，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57)
墨子认为“信”是决定王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58) 墨子和荀子一样，特别重视通过逻辑演绎和历史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综合来看，先秦国家间信任思想对“信”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论述，大致如图1。
图1 先秦思想中“信”与权力关系的示意图
3.信用和信誉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先秦思想家从正反两面论证了守信和失信对国家安危形势的关系。守信能够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相反，失信则会危及国家安全。
管子表示，失信是国家危亡的重要原因。“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59) 管子甚至预言，国家失信，五年后就会有破亡的危险。“赏罚不信，五年而破。”(60)
韩非子认为，守信是安定国家的重要手段。安定国家的策略有七种，其中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61) 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信用还具有转危为安的作用。“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62)
《左传》认为，失信是导致国家危亡的主要因素。“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63) 对于小国来说，“信”对其安危的影响尤其明显，“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64) 即便是大国，也同样需要重视信用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在晋国获得霸权之初，对国家信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晋文公认为：“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65) 然而，在晋国霸权建立之后，晋国立即将权力和利益置于国家信用之上。可见，信用在大国崛起之初至关重要，但对霸权护持则无关紧要。
4.信用和信任有助于国家间合作与同盟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信任是有助于国家间的合作与友好，有助于同盟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先秦思想家认为，“信”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与西方理论不同，先秦思想强调的“信”不仅指信任，还包括了信用，尤其是一国主要领导者的个人信用会极大地影响国家间合作与友好。管子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66) 相反，一旦国家失信，联盟则难以形成。“许万乘之强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67)
先秦时期的大部分思想家都认为，“结之以信”是人际和国际交往的普遍准则。“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68) 对于人际交往来说，主要是指言语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69) 而对于国家间交往来说，信用则主要表现在对于条约和制度等文本的遵守和执行。信任和同盟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同盟是国家间合作与友好的外在表现，而信任则是实质。“忠信者，交之庆也。”(70) 如果缺乏国家间信任，同盟就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苟信不继，盟无益也。”(71)
先秦思想家还特别指出，信用对于邻国关系尤为重要。“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72) 在这里，地理距离成为信用和国家关系的干扰变量。“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73)
信用影响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与友好关系，进而对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作用。荀子表示，“信”是维系国际秩序稳定和国际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从历史上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74)
5.信用和信誉是影响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
先秦思想家认为，信用和信誉是影响战略结果的关键因素，信誉和守信有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孔子表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75) 鬼谷子也表示，在国际社会中，“信”是决定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其摩者……有以信……信者明也”。(76) 从历史经验上看，“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77)
根据《左传》的记载，在晋文公攻占原地的过程中，信用被儒家思想记录为影响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晋国和周王国的约定，周王国将原地赏赐给晋国。然而，原地民众坚持自己作为王国领地的地位，不愿意成为诸侯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选择了使用武力来阻挡晋国控制原地。晋文公与大臣及其士兵约定十天的战争期限。然而，十天战争之后，晋国仍未占领原地。但是，原地已经是精疲力竭，正在酝酿投降。晋文公坚决履行战前约定的日期退兵，并没有选择投机战略而占领唾手可得的原地。晋文公表示：“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晋文公的信用为晋国赢得了巨大的信誉和威慑力，原地随后投降，而卫国也因此主动向晋国表示臣服。孔子认为，信用在这次战争和外交事务中超过了军事实力的作用，“攻原得卫者，信也”。(78)
6.信任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
尽管先秦思想家大多肯定了信用和信誉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信任则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他们相信，信任对于国家来说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
首先，信任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和地位。韩非子表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79) 在国际社会中，对他者的信任就有可能使得本国的决策受到对方的影响而失去了独立性和主动权。
其次，对大国的信任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全。荀子表示：“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80) 苏代提出：“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苏秦认为，莱、莒、陈、蔡等小国的灭亡都与过分信任大国有着直接的关系，“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81)
再次，信任并不能必然带来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相反，国家间同盟和协议恰恰是由于缺乏人际信任才不得不通过文本的形式记录下来，将信任寄托在文本之间。“行义约信，天下不亲。”(82)
最后，信任有可能使国家丧失警惕和防范，从而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看来，吴国错误地信任了越国投降的诚意，智氏轻信了智氏、韩氏和魏氏的三家同盟，最终导致了吴国和智氏政权的灭亡。“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韩、魏，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胜有日矣，韩、魏反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上。”(83)
此外，道家对信用、信任和信誉也表现出极不信任的思想。老子表示，轻许诺言，其信用度较低，“夫轻诺必寡信”。(84) 另一方面，华丽动听的语言，其信用度也会很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85) 所以，老子从个人自信出发，对世界普遍采取信任的态度，“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86) 庄子明确提出信用、信任和信誉都是违反天性的表现，其结果会祸及自身，“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87) 庄子采取了与老子完全相反的态度，即对信用普遍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信矣而不期”。(88)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信任的负面影响展现出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味迷信于信用和信誉，更没有将信用和信誉视为一种类似于宗教性质的信仰。
综合来看，先秦思想家重点考察了“信”作为自变量对国家权力和国际间关系的影响。信用和信誉的作用以积极方面为主，而信任则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后果。笔者对此大致总结如图2。
图2 “信”作为自变量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作为道德层次的“信”与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理论
规范理论指的是研究国际关系中伦理道德及其意义和解释等诸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间关系的道德本质。(89)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绝大部分属于规范理论。“信”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五常之一，先秦时期关于“信”的规范理论就显得异常丰富。
在儒家思想看来，仁、义、礼、智、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五种美德，它不仅是个人素养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是世界国家的基本特性。孔子将信用看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反复教育弟子和告诫世人“谨而信”和“主忠信”。(90) 孔子表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1) 孟子将信用和信誉视为人的最高美德之一，即上天赐予的爵位，“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92) 荀子则将信用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基本标准，“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93) 信用和信誉既是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同时也是国家的基本道德准则，“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94) 《左传》认为“信”是吉祥至善的象征，“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95)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中，“信”和义、礼、仁等其他道德要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荀子认为，信是仁的本质表现，“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同理，信还被视为礼的本质和实现的途径。《左传》表示：“礼以行义，信以守礼。”(96) 《礼记》则认为：“忠信，礼之本也。”(97) 孔子认为，信和义在本质上相近，“信近于义，言可复也。”(98) 所以说，守信在本质上就是实践上的义，“主忠信，徙义，崇德也”。(99) 《左传》表示，信是实现义的载体和基本途径，“信载义而行之为利”。(100)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道德的信和义也是如此，“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101)
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将“信”视为义、仁和礼的载体和实现手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信的地位和重要性略低于仁和义。当信与义的原则发生冲突时，信就成为首先抛弃的对象。荀子表示，信应该屈从于义，“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102) 孟子甚至明确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03)
总之，在中国传统国家道德的规范理论中，信用被视为国家的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之一。但是，国家的信用和信任都是有限度的，一旦损害了仁和义的本质，守信的原则就让位于维护仁义的更高道德标准。在中外思想史上，将信用和信任视为道德规范的思想比比皆是。但是，“信”成为数千年文化核心内容的思想并不多见。
（三）作为因变量的“信”和国际关系理论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学者关注到了国际关系中信任生成的问题。但是，相比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对信任生成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思想也对信任生成的机理和路径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1.利益建构信任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利益是信任的题中之义。这也就是说，信任表现为对利益的某种积极预期，或者说希望对方采取符合自身利益行为的预期。拉塞尔·哈丁（Russell Hurdin）“将信任看做一种暗含的利益的表达，就某一事件而言，说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这一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这些理由以我的利益为基础。换言之，说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有理由期望你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在相关事情上作为我的代理人行事。你的利益暗含着我的利益”。(104)
墨子不仅注意到了利益建构信任的现象，而且进一步指出并非利益本身导致信任，而是利益的程度或者说多少才是信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墨子表示，利益预期并不必然带来信任，其中利益的多少或者大小是决定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果利益很少，不足以对他者构成巨大的吸引力，那么信任就不会产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105)
2.沟通与透明度建构信任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外交往来是国家间信任的重要来源，“会所，信之始也”。(106) 沟通理论在现代外交中已得到了普遍认同。国家之间通过互访来增进了解，增加信任。
沟通只是手段，有效的沟通意味着双方透明度的增加。国家关系理论认为，透明度和国家间的信任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透明度的增加有助于增加信任，而信任反过来又是增加透明度的基本条件。(107) 但是，透明度的限度在哪里呢？
社会学理论认为，信任产生于知和无知之间。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表示：“信赖作为假设是对一个人的知与不知之间的状态。彻底知晓的人就不需要去信赖（他人），根本不知晓的人，从理智上讲，根本不可能信赖（他人）。知与不知必须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相混合，才能做出具体的、建立在信赖之上的、实际的决策，这因时代的不同、利益领域的不同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108)
3.信用建构信任
中国先秦思想家注意到了信用、信誉和信任之间的内部关系，他们大多将信用和信誉视为建构信任的源泉。
第一，信用和信任之间存在相互建构，也就是说，信用是信任的基础，而信任则是信用的结果。荀子表示：“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109) 但是，荀子同时也指出，信用并不能必然导致信任的产生。“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而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110)
第二，信任和信誉是信用的积累及其结果。信任和信誉不是一次信用就能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长期和多次的良好信用记录累积起来的。韩非子表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111)
第三，信用存在示范作用，即一个人的信用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信用。先秦思想家尤其重视国君的个人信用，国君的信用形象会在民众中产生示范效应。孔子表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12) 荀子也表示：“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113) 同理，一个国家的信用有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信用。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的言而无信就影响了郑国的信用战略。郑国表示：“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114)
第四，信用的传播效应是信任生成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信用通过一定的中介后更容易产生信任。这也就是说，如果X赢得了Y的信任，而Y赢得了Z的信任，那么X就很容易通过Y的中介作用而赢得Z的信任。如此类推，X就可以通过更多的中介而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任，最终赢得普遍的国际信任。春秋时期，齐桓公在柯地会盟中受曹刿的威逼而不得不同意归还其所侵占的鲁国的领土。盟会过后，齐桓公决定不执行这个盟约。然而，管子极力规劝齐桓公履行诺言。管子表示：“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115) 管子认为，齐桓公通过兑现对鲁国的承诺而赢得鲁国的信任，此事在中国体系内传播开来后，齐国就可以赢得所有体系内国家的信任。“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君犹得也。”(116)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文化和组织机制也是信任产生的重要源泉。但是，中国先秦思想对此鲜有论及。社会学理论对此有着深入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一般认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信任的源头。同类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容易产生信任，相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信任则难以产生。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很容易获得同类国家的信任，但被对方视为威胁。基欧汉认为，政治制度并不是影响国家信任的主要因素，关键在于政府决策模式及其透明度。“像美国这样的政府，官僚机构间公开进行斗争，立法机构经常否决行政部门的请求，这就有可能使国家赢得不可信赖的名声，而其领导人也可能被外界视为无力去执行国际协议。”但是，“那些向外部封锁决策过程的政府限制了它们真实偏好或未来可能行动的信息传播，与那些组织不够严密的对手相比，这些国家将更难提供其意图的优质证据，因而更难获得互利协议”。(117)
四 国家间信任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国际信任对国家的权力和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大国崛起的初期，国际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国崛起的成败。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外部世界尤其是欧美大国和周边邻国对中国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了忧心忡忡的心理，“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构建中美互信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因此，如何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用和信誉，赢得世界对中国的信任，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当务之急。
信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中国外交行为和对外战略有着深刻的影响。1972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时说到：“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随后，周恩来还特别写出“言必行，行必果”六个字送给田中角荣。(118) 毛泽东也表示：“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119) 然而，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的社会制度、政府的透明度和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都成为中国赢得西方世界信任的重要障碍。在理论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高伟定（Gordon Redding）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中国信用度低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对西方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严重地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尤其是西方政府对中国的决策认知。(120) 那么数千年来的信用文化为什么没有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赢得信任呢？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理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政策启示。
第一，要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建构国际信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中的风险远远高于等级结构下的国内社会，所以说，国际社会是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因此，国际社会中的信任建构要比国内社会更难。由于无政府状态下存在的高度怀疑和猜忌，信用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一次博弈就能赢得信任，而是多次博弈的结果，或者说信用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将国家信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对外战略，逐步提高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信誉。
第二，要加强中国对外决策的透明度。在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外交属于国家的高度机密，外交事务给人的印象是崇高而神秘的。“外事无小事。”外交决策一般高度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保密的决策机制加深了国际社会中的不信任感。加强对外决策的透明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程序，采取征求意见和听证会的两种形式，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外交决策的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定期发布《国家战略报告》，增加国家战略意图的透明度。
第三，要加强国内政治中的政府诚信。根据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理论，国内信用有助于加强国际信任。一般来说，政府对国内政策和民众的重视要高于对外事务。如果国内政治信用度低，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对内尚且如此，对外可想而知。然而，在中国的思维习惯中，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影响国家形象或者说“面子”的国际信用更重要。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守信有时并不能换来外部世界的理解和信任。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还特别强调，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个人信用有利于促进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中的信用。这种现象在邓小平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国际社会正是出于对邓小平个人品德和修养的信任才建立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
第四，要加强与周边邻国的互信关系。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指出，周边邻国的信任是一国赢得国际信任的基础和立足点。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信任理论也表示，信任的传播路径和自我建构也存在由近及远，积少成多的过程。加强与周边邻国的互信关系对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和地理大国，中国周边邻国众多但大部分是小国，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保持着对这些国家的领导权。例如，新中国成立不久，缅甸总理吴努在访华时就表示：“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121) 根据国际间信任理论，利益是建构信任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需要对周边小国让利。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帮助陷入危机中的东亚各国走出困境，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信用基础。此后，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中国对东盟各国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条件，有助于加强东盟对中国的信任。然而，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和领海主权争端中，让利是一种零和博弈，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更多的信任机制来凝聚共识。
第五，要积极参与和建设国家间信任的国际机制。国家间的信任理论认为，国际信任主要有三类：其一是对政府诚信品德的信任；其二是对国家能力的信任；其三是对国际条约和机制的信任。在无政府状态下，尤其是在现实主义思潮主导的西方世界，国家道德层次上的信任度很低。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信任已经严重依赖于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而且，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国家之间的双边矛盾和对立不会凸显出来，有利于缓和敌对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的框架中建构互信。在处理国际争端过程中，国际机制和多边外交有助于中国信用的传播；在调整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中，各种多边机制也有助于建立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互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中国传统国际政治与外交文化的研究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旧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在国际关系学界，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通过对中国古代“武经七书”的研究而得出了中国进攻性战略文化的结论。(122) 江忆恩在研究中国战略文化之初曾经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和学习。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论语》、《孟子》、《荀子》和《礼记》等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并未被纳入战略文化的内容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人自己对传统国际政治与外交文化的偏见才造成了江忆恩及其西方世界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偏见。
［收稿日期：2011－01－05］
［修回日期：2011－01－31］
注释：
①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页。
② 《礼记·礼运》，［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2页。
③ 《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第2版；《中俄元首莫斯科会晤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6月18日第4版；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2月15日第4版；《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21/content_11409745.htm；胡锦涛：《加强睦邻互信推动和平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8月16日，比什凯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8/16/content_6545749.htm。
④ 王力主编：《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19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520页。
⑦ 《墨子·修身》，吴毓江撰，孙啟治点校：《墨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页。
⑧ 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⑨ 郑也夫：《信任论》，第19页。
⑩ Morton Deutsch,“Trust and Suspic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No.4,1958,pp.265-266.
(11) 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57页。彼得·什托姆普卡对信任的定义可参见：［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著，程胜利译：《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页。
(12) 叶振鹏：《关于国家信用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载《财政研究》，1989年第1期，第7页。
(13) 《唐家璇在联大阐述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2002年9月13日），参见新华社网站，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9/14/content_561237.htm。
(14) 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12.
(15) 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577.
(16)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17)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05.
(18)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p.31.
(19)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2.
(20)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59.
(21)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49.
(22)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59.
(23) Barbara A.Misztal,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The Search for the Bases of Social Ord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64.
(24) 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Andrew H.Kydd,“When Can Mediators Build Tru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3,2006,pp.449-462; Andrew H.Kydd,“Which Side Are You on? Bias,Credibility,and Mediation,” A- 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7,No.4,2003,pp.597-611 ; Andrew H.Kydd,“Trust Building,Trust Breaking:The Dilemma of NATO Enlarg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801-828; Andrew H.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2,2000,pp.325-357; Andrew H.Kydd,“Arms Races and Arms Control:Modeling the Hawk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4,No.2,2000,pp.228-244.
(25) Aaron M.Hoffman,“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3,2002,pp.375-401.
(26) Allan S.Krass,“Verification and Trust in Arms Contro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2,No.4,1985,pp.285-288.
(27) Paul R.Brewer,et al.,“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1,2004,pp.93-109.
(28) Bernhardt Lieberman,“I-Trust:A Notion of Trust in Three-Person Gam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8,No.3,1964,pp.271-280; Zeev Maoz and Dan S.Felsenthal,“ Self-Binding Commitments,the Inducement of Trust,Social Choice,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1,No.2,1987,pp.177-200; Fiona McGillivray and Alastair Smith,“Trus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Agent-specific Punish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4,2000,pp.809-824.
(29) Robert L.Swinth,“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al.11,No.3,1967,pp.335-344; Deborah Welch Larson,“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Vol.18,No.3,1997,pp.701-734.
(30)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第1期，第16－20页。“三大主义”一般泛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
(31)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尹继武：《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35－78页；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信任形成研究——一项基本评估》，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2期，第105－113页；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57页。
(32) 李淑云：《信任机制：构建东北亚区域安全的保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32－38页。
(33) 杨扬：《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一种社会学解读——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载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编：《国际关系研究：探索与创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40－53页。
(34) 陈寒溪：《新安全观实践：中国的建立信任措施政策及其影响》，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31－36页；滕建群：《中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与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18页。
(35) 刘庆：《“战略互信”概念辨析》，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第40－45页；张锡镇：《中国同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2期，第26－29页；江旋：《东北亚国家建立政治互信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武星：《构建东北亚政治互信机制及中国的作用》，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井小磊：《互信建设：推进外空安全合作的关键》，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6) 蔡鹏鸿：《中美海上冲突与互信机制建设》，载《外交评论》，2000年第2期，第30－37页；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0－38页；杨凯：《中美军事交流与安全互信机制建设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4期，第60－65页；牛长振、徐刚：《战略互信与中美关系》，载《国际论坛》，2010年第3期，第13－18页；徐辉：《中美军事互信为何难以建立？》，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22－29页；牛新春：《中美战略互信：概念、问题及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第1－14页；时波：《论中美战略互信的构建》，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舒前毅：《21世纪中美建立互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7) 《墨子·兼爱下》，吴毓江撰，孙啟治点校：《墨子校注》（上），第178页。
(38) 《管子·中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5页。
(39) 《管子·大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360页。
(40) 《论语·颜渊》，［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1页。
(41) 《论语·颜渊》，［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491页。
(42) 《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6页。
(43) 《论语·子张》，［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741页。
(44) 《论语·尧曰》，［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765页。
(45) 《管子·中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385页。
(46) 《管子·中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385页。
(47) 《管子·幼官》，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139页。
(48) 《荀子·议兵》，［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1页。
(49) 《荀子·王霸》，［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202页。
(50) 《荀子·王霸》，［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209页。
(51) 《荀子·王霸》，［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205页。
(52) 《韩非子·难一》，［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7页。
(53) 《韩非子·饰邪》，［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124页。
(54) 《韩非子·诡使》，［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13页。
(55) 《孟子·梁惠王上》，［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6－67页。
(56) 《荀子·富国》，［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194页。
(57) 《荀子·强国》，［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298页。
(58) 《墨子·节用中》，吴毓江撰，孙啟治点校：《墨子校注》（上），第254页。
(59) 《管子·权修》，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48页。
(60) 《管子·枢言》，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271页。
(61) 《韩非子·安危》，［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198页。
(62) 《荀子·修身》，［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28页。
(63) 《左传·文公四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3－534页。
(64) 《左传·襄公八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7页。
(65)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5页。
(66) 《管子·枢言》，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246页。
(67) 《战国策·楚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彙考》（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0页。
(68) 《论语·卫灵公》，［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16页。
(69) 《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19页。
(70) 《管子·戒》，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0页。
(71) 《左传·桓公十二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一册），第134页。
(72) 《庄子·人间世》，［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7页。
(73) 《管子·霸形》，黎翔风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上），第454页。
(74) 《荀子·强国》，［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305页。
(75) 《论语·卫灵公》，［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629页。
(76) 《鬼谷子·摩篇》，［战国］鬼谷子著，方向东注评：《鬼谷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77) 《鬼谷子·决篇》，［战国］鬼谷子著，方向东注评：《鬼谷子》，第85页。
(78)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85－286页。
(79) 《韩非子·备内》，［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115页。
(80) 《荀子·富国》，［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199页。
(81) 《战国策·齐五·苏代说齐闵王》，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张福彙考》（上），第635－636页。
(82) 《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彙考》（上），第119页。
(83) 《战国策·秦四·顷襄王二十年》，诸祖耿撰：《战国策集注彙考》（上），第380页。
(84) 《老子·第六十三章》，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7页。
(85) 《老子·第八十一章》，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310页。
(86) 《老子·第四十九章》，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194页。
(87) 《庄子·盗跖》，［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07页。
(88) 《庄子·刻意》，［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39页。
(89) Chris 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New Normative Approaches,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 sheaf,1992,p.3.
(90) 《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18、354页。
(91) 《论语·为政》，［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67页。
(92) 《孟子·告子上》，［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96页。
(93) 《荀子·不苟》，［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51页。
(94) 《左传·文公元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515－516页。
(95) 《左传·襄公九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971页。
(96)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一册），第474页。
(97) 《礼记·礼器》，［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第625页。
(98) 《论语·学而》，［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第30页。
(99) 《论语·颜渊》，［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498页。
(100) 《左传·宣公十五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760页。
(101) 《左传·成公八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837页。
(102) 《荀子·不苟》，［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42页。
(103) 《孟子·离娄下》，［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第555页。
(104) ［美］罗素·哈丁：《我们要信任政府吗？》，载［美］马克·沃伦编，吴辉译：《民主与信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05) 《墨子·尚贤上》，吴毓江撰，孙啟治点校：《墨子校注》（上），第67页。
(106) 《左传·成公十一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855页。
(107) ［美］马伟宁：《中美军事关系中的透明度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58－62页；李义虎、赵为民：《中美军事透明度的新安全观思考——兼与马伟宁先生磋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1期，第50－56页；吴晓明、徐纬地：《军事透明与安全互信——兼与马伟宁先生等对话》，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49－56页；许嘉：《军事透明度与中美军事互信》，载《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2期，第15－18页。
(108) ［德］盖奥尔格·西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109) 《荀子·荣辱》，［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61页。
(110) 《荀子·非十二子》，［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102页。
(111)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265页。
(112) 《论语·子路》，［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下），第524页。
(113) 《荀子·君道》，［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第232页。
(114) 《左传·宣公十一年》，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711页。
(115)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7页。
(116) 《吕氏春秋·离俗览·贵信》，［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2页。
(117)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p.258-259.
(1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120) Francis Fukuyama,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 S.Gordon Redding,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0; ［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8页。
(122)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