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实证分析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中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1-0059-06
一、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分析方法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仅仅从总量投入角度考察经济增长，从而把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忽略了，比如哈罗德、多马都将资本积累视作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一缺陷被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钱纳里和乔根森等注意到。他们认为，随着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变，存在劳动力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长期趋势，而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在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过程中，由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别，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会导致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资源总配置效应。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如马塞尔、赛尔奎因、凯利和威廉森等人先后从资源总配置效应角度来考察部门生产率增长与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赛尔奎因还在对多国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多国模型。他认为，一个经济整体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等于各产业相应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而是多一个余额，这就是资源总配置效应。它的数理基础是：经济总产出增长率等于各产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而计算各部门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数则以各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为权重。由于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其产出权重相联系，以此计算的加权平均数往往与总的生产率增长率不同，二者差额主要是由资源再配置的效应决定的。当资源即资本或劳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时，各部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会有所变动，而总体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幅度更大，这时资源总配置一般会有较高的效应。如果资源向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流动，资源总配置的效应一般会降低甚至会是负数。用公式来表示：
如果以部门的产出比重作为计算部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数的权重，就可以测量出生产率不同的部门之间的要素投入变化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二、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基本指标
1.资本投入指标
度量资本投入的最基本数据是资本存量指标。对于资本存量的度量，西方经济学通常用永续盘存法。我国资本存量的定义主要有三种：一是固定资产原值加上流动资金；二是固定资产原值或固定资产净值；三是固定资产净值加上流动资金。这里采用第三种观点，将资本存量定义为固定资本净值和全部流动资本之和。
由于我国没有直接的固定资本净值和流动资本的统计资料，因而只能采用估算的办法。对资本存量的估算分三个步骤。首先，估算出1952年的资本总量。以艾斯卡瓦对中国1952年的资本总量估计额500亿元和帕金斯对中国1953年资本总量估计额2145亿元为依据，把1952年的资本总量确定为1500亿元②。其次，估算各年的新增资本额。以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调整各年的资本形成总额，得到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新增资本额。最后，计算各年的资本总量。以1952年的资本总量为基础，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当年的新增资本额，求得各年的资本总量(具体数据略)。
同时，由于缺乏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的资本形成额的数据，因而对于三次产业的资本额也只能采用估算办法。对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估算可分四个步骤。首先，估算出1952年的各次产业的资本总量。前面估计1952年资本存量总额为1500亿元，与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相比，资本系数为2.21③。根据1952年各次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状况，估计当时第一产业的资本系数为1.5，第二产业的资本系数为3，相应求得1952年第一、二产业的资本额分别为514.35亿元和425.40亿元，这样第三产业的资本额就为560.25亿元。其次，计算历年各次产业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并以此代表历年各次产业在新增资本总额中的比重。再次，用上述比重乘以历年全社会新增的资本总额，即可得到历年各次产业的新增资本额。最后，以1952年的各次产业的资本额为基础，用上年的资本额加当年的新增资本额，求得历年各次产业的资本额(具体数据略)。
2.劳动投入指标
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劳动投入必须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强度和时间一般与收入水平相联系，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和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劳动收入不能正确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因此，这里采用全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
3.产出增长指标
目前，我国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形成。因此，这里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产出增长指标。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将会高估产出增长水平，因而这里以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产出增长指标。
4.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西方经济学家通常用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在我国，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而难以全面计算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分别假定中国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为40％比60％和60％比40％，以两个方案来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郭克莎则认为，从较长时期来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不断变动的，因而将改革前、后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分别设置60％比40％和40％比60％不同的权重。这里参照郭克莎的办法，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要素产出弹性分别设定不同系数：改革前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设定为0.55∶0.45，改革后设定为0.45∶0.55，建国以来整个时期则设定为0.5∶0.5。
三、中国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公式(6)、(7)、(8)分别求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总配置效应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和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见表1、表2、表3)。
1.资源总配置效应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资源总配置效应很差，具有明显的负效应。1952-2003年，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达-0.11％，占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5.82％，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达1.43％。这表明建国以来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从而导致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资源严重过剩和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资源严重不足，资源再配置不仅没有改善经济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改革前的1952-1978年，资源总配置效应极为低下，负效应高达0.71％，竟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4倍多，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高达11.54％。这表明改革前资源配置不是比较优势的原则，而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向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工业部门，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和经济效益损失。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的资源总配置效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2003年，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上升为0.06％，占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为1.57％，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0.64％。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源总体配置相对有效，三次产业的增长关系已趋于协调。
2.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
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极为低下，具有极大的负效应。1952-2003年，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为-1.06％，对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73.10％，对总产出增长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也大体为-6.90％和-28.04％。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反映出建国以来我国资本配置严重不合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存量资本大量流向资本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之外，增量资本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也严重失衡。由于投资配置和生产力布局的严重失衡，使资本流入过多和过少的产业部门的资本生产率增长速度均大大降低，导致资本总配置出现严重的负效应。
改革前的1952-1978年，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高达1.41％，竟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近5倍，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高达-12.61％。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的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尽管仍为负数，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1979-2003年，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降为1.03％，占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降为12.10％，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4.91％。资本生产率总配置的负效应的降低使总的资本生产率由改革前2.85％的负增长变为改革以来0.12％的正增长。
3.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
与资本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相比，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相对较高。1952-2003年，总配置效应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5％，对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17.07％，对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大体为22.49％和5.53％。
改革前，1952-1978年，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年平均增长率为0.75％，对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为21.55％，对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大体为198.53％和5.49％。相对于改革前，1979-2003年，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年平均增长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达1.04％，原因是1978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被压抑很久的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被释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很快。1984年实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为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条件。社会劳动力的流动使劳动力流出的第一产业和流入的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得以提高，从而极大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和总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
四、中国资源总配置效应低下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三次产业的资源再配置状况来看，劳动再配置的总配置效应较高。这是因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向第二、三次产业转移。表3显示，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第二产业的四分之一，只为第三产业的五分之一，而1952-2003年期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了33.54％，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分别上升了15.61％、17.83％，因而带来了较高的劳动再配置效应。
我国资本再配置出现负效应，主要是由于资本配置处于失衡状态，它集中表现在部门之间产出效率、部门之间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协调。部门之间产出效率的差距反映了经济的非均衡。在资本配置中，如果部门之间资本平均产出率和边际产出率的差距很小或趋于缩小，就会减少经济的不均衡度从而带来总配置效应。如果部门之间资本平均产出率和边际产出率的差距很大或趋于扩大，则会增加经济的非均衡度从而降低总配置效应甚至带来负效应。
表4显示，我国三次产业资本的产出效率差异很大。1952-2003年，第一、二、三产业资本的平均产出率的年平均数分别0.6558、0.3255和0.1910，边际产出率的年平均数分别为0.8044、0.3211和0.1289。第一产业资本的平均产出率分别为第二、三产业的2.01倍和3.43倍；第一产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则分别为第二、三产业相应数字的2.51倍和6.24倍。三次产业的平均产出率和边际产出率的差距均很大，边际产出率的差距远远大于平均产出率的差距，这表明资本再配置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度降低，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失衡状态。
部门之间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反映了部门之间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部门之间资本投入速度差别决定的。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演进，初级产品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因而部门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减少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从而带来了总配置效应。如果初级产品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表明部门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和带来总配置负效应。
表5显示，我国第一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第二、三产业。1952-2003年，三次产业资本—劳动比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97％、5.46％和4.63％，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仅为第二、三产业的36％和43％。同期，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2％、6.07％和2.59％，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仅为第二、三产业的28％和66％。这表明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不断拉大，三次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失衡，资本配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经济的非均衡度，资源总配置出现负效应。
五、结论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总配置效应低下，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配置处于失衡状态，并且与劳动配置的关系也不协调。因此，优化资本配置，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便成为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要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机制，将增量资本配置优化和存量资本配置优化结合起来。
注释：
①该文得到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资助。
②艾斯卡瓦对中国1952年的资本总量估计额为500亿元，这一数字仅涉及五大物质生产部门中国营和非国营部分的固定资本。如果加上流动资本和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大致为1000亿元。美国经济家学帕金斯对中国1953年资本总量估计额为2175亿元，按照他的估计，1952年资本总量大致为2000亿元。这是由于使用不同的估算办法所带来的差异。本文将两者折中，将中国1952年资本总量估算为1500亿元。参见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附件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③中国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79.0亿元，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42.9亿元、141.8亿元和194.3亿元。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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