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其对论文,民族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的到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意义重大的。在1999 年12 月31日跨越20世纪的最后时刻，处于全世界不同时区的人们都在以盛大的集会和极大的热情等待着这一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一刻。对新千年的希冀和憧憬通过政府首脑、知名人士、平民百姓乃至少年儿童之口，或对世界、或对国家、或对民族、或对事业、或对生活、或对家庭、或对个人寄语纷纷。无论如何，这些用千百种语言表达的寄语都是美好和坦诚的，都表达了对人类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追求。在这同一时刻，全世界总计耗资3000亿美元的事关全球安危的另一件大事也使数千万人紧张地工作着。全球的信息传通、交通运输、金融股市、军事情报、工矿企业、电力供水、科学技术、管理运作等一系列计算机管理系统，甚至家用电脑，都在等待着验证人类共同努力克服Y2K的成效。 实践证明，全球性的“千年虫”问题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得到了解决，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虽然“千年虫”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得到了克服，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更多和更为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决不可能像解决Y2K问题那样简单、快捷。
自从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等研究报告及其所涉及的全球性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以来，人类社会的变化似乎在以加速度运行。东西矛盾的缓和使人们的和平理念迅速增强，南北矛盾的加剧使人们的发展愿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时代到来而出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着全球化现象与日俱增。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的瓦解使人们从战后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核威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交通、通讯技术等传通方式的发展与变革快速地缩短着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距离，“远程参与”、“世界变小”和“地球村”之类的话语流行一时。世事促使人们的全球视野不断扩大。然而，当世人开始用新的眼界来面对整个人类社会时，却发现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正在成为新的困扰，并直接影响着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势。生态失衡、物种消亡、人口爆炸、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国际犯罪、恐怖活动、难民浪潮、核扩散、金融风暴等问题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可谓“厄尔尼诺先生”尚未离去，“拉尼娜小姐”已姗姗而来。在这一系列世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中，民族问题随着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及其所引起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成为20世纪末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国际事件。在世纪之交，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突显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无疑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事务。
一、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态势
20世纪的百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就民族问题而言，先后出现于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的三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自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占领，而且瓦解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性霸权争夺局面，使民族国家模式成为世界国家格局的基本单元。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民族问题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从20世纪的百年民族过程来看，世纪之交世界范围民族问题的消长表现为如下态势：
（一）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基本得到消解但余波尚存
1.由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造成的19世纪末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而开始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成为20世纪国际层面民族问题最广泛且最典型的冲突。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少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统治的亚、非、拉各国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数次高潮。例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40年代，亚洲、欧洲地区有14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50年代， 亚洲、 非洲等地有11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60年代，非洲等地有45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70年代，非洲、大洋洲等地有25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80年代，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地有9个前殖民地国家独立。（注：根据王春良、翟云瑞主编：《当代民族独立运动通览》附录统计，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第732—765页。）其余波一直延续到90年代。1994年贝劳宣布独立，联合国的委任托管宣告结束；1999年底澳门回归中国，彻底结束了亚洲的殖民主义统治历史；虽然由于印度尼西亚在葡萄牙撤出后对东帝汶的侵略和占领，使这个前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迟滞了24年，但毕竟东帝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实现了独立。在20世纪结束之际，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总体上已经结束。当然，现存的少数前殖民主义帝国所属的“海外省”或“海外领地”仍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法国的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的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仍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
2.西方殖民主义所引发的全球性的民族矛盾虽然高潮已经过去，但是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领土分割和边界划分所造成的诸多争端仍在继续。如英国同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英国和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问题的争端，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关于欧加登地区的领土纠纷，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仍在为领土而战，至于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等地区的这类问题仍是影响21世纪国际形势和地区安全的因素。这些问题都包含了种族、民族、部族和宗教的背景。例如，中东问题实质上是领土问题，但是其中包含着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非洲的领土和边界问题中也存在大量的部族冲突背景。这些地区的问题由于大国插手而变得十分复杂。90年代以来，中东问题随着巴以和谈取得进展，总体上趋于缓和；叙以和谈的重新启动也代表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但是非洲问题的高潮尚未到来。在这类问题中，1947年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撤出南亚次大陆时遗留下来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可谓集民族、宗教和领土问题于一体的冲突“热点”，短期内难以消解。
3.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普遍存在土著民族问题。如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加拿大的因纽特人问题，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问题，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问题。此外，还有诸如北欧国家的萨米人问题等。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而且有的问题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如加拿大为因纽特人划定自治区和北欧国家萨米人地方议会的成立等），但是出现少数热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例如墨西哥1994年元旦爆发的印第安“萨帕塔”解放军同政府军的武装冲突至今尚未完结，澳大利亚土著人权利问题的斗争仍在继续。
（二）帝国霸权的地缘政治争夺所引起的民族问题消长参半
1.中东欧地区在经历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发生的领土分割、民族迁徙和国家裂变之后，国际性的民族问题有所消解。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之间有关境外匈牙利人问题和领土问题，捷克与德国的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关于保加利亚国内的土耳其人问题，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之间的希腊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问题，保加利亚、希腊和马其顿之间的马其顿族及其国家问题，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俄罗斯人、加告兹人的独立建国问题，波罗的海三国和独联体一些国家中的俄罗斯人问题等，这些矛盾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缓和，可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地区力求加入北约的国家，也试图通过缓和国内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和改善国家关系来创造符合北约条件的环境。但是，北约成员国内部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加入北约而解决，希腊、土耳其两个北约国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民族冲突和国际争端仍是这方面的突出问题。由此也可以预见这一地区的那些急于加入北约的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民族问题、领土争端仍有再起波澜的可能。
2.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对抗、社会制度分野所造成的民族和国家分裂问题有所消弥，南、北越17度线的消除，东、西德柏林墙的倒塌，南、北也门的统一，38度线分割下的朝鲜半岛和谈进程，海峡两岸“一国两制”的统一大势，这些已经消除和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谈及中国的统一大业时所指出的：这首先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当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旧保持着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心态，朝鲜半岛和中国的统一问题依然受到它们的干扰和影响。这也是李登辉从“七块论”到“两国论”乃至鼓吹国际社会重新认知台湾地位等分裂主义行径的国际背景。冷战对抗造成的民族和国家分裂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民族问题，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解决这类民族问题的唯一道路。
3.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在高度集权的模式下发生了异变，苏联盲目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所导致的对内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向传统的沙俄帝国回归，以致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改革下，造成了国家的政治演变和联盟解体。苏联自身的变化，促发了被其纳入“苏式社会主义模式”桎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剧变，这些国家在承担“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共同后果中也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南斯拉夫虽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离经叛道”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为了构建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本主义”的教条出发，走上了一条完全脱离本国国情的、更加激进的“自治”道路，以持续不断的“分权化”来实现国内各民族的“绝对平等”，从而姑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在东欧剧变的大气候中造成了民族分裂、联邦解体和旷日持久的内战。苏联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南斯拉夫姑息地方民族主义虽然表现为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两个极端，但是结果是殊途同归。因为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平等原则相悖的。（注：详见拙著：《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从南斯拉夫的历史解读科索沃的现实》中的有关章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中分离，使冷战后的世界国家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原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四国裂变为24个国家，世界上的国家净增了20个。
4.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裂变所引发的民族冲突和内战在西方霸权主义干涉下增加了新的危机。前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内战，不仅造成了波黑国家“穆—克联邦”加塞族国家的变异体制，而且在克罗地亚境内遗留了克拉伊纳塞尔维亚族的问题，在波黑留下了布尔奇科的归属问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武力干涉，变得更加复杂和前途未卜。西方霸权主义通过武力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结果不仅没有为巴尔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任何成功的模式，反而在这个地区埋下了新的祸根，并对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宗教极端分离主义势力借助西方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炮舰政策”来制造事端、扩大势态提供了先例。
5.俄罗斯和原苏联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在苏联解体期间出现的民族冲突、分离主义及领土争端问题仍在继续。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均未解决，而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沙俄帝国征服高加索地区的历史背景，又有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错误积弊，但是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伊朗、土耳其等国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争夺是造成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除受麦金德的传统地缘政治理念驱使外，西方霸权主义企图通过推动北约东扩控制欧亚大陆另一“巴尔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夺新的战略资源（油气）地，降低它们对中东、波斯湾石油资源的依赖性。而伊朗、土耳其等国对这一地区的染指和渗透，则是为了推动重新“绿化”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扩张和泛突厥主义理念。这些争夺都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势力提供了国际化扩散的契机，使阿富汗等国的极端暴力武装分子和雇佣兵以“圣战”名义在亚德里亚海、黑海到高加索这一民族、宗教冲突频繁的地带异常活跃，成为跨国界犯罪的重要因素。
（三）国内层面民族问题的缓和与冲突并存而“国际化”的趋向明显
1.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的南非实现了种族和解；困扰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下明显缓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与瓦隆人之间表现为语言争端而实质是经济利益上的民族冲突，已在国家联邦化的分权体制下得到缓解；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问题在地方议会形式和自主权利扩大的条件下趋于平稳；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势力受挫，虽有卷土重来之势，但难以形成热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问题在瓦希德主政的格局下已经表现出有望解决的良好开端，国家正在从法律中剔除排华的歧视性条文。
2.斯里兰卡泰米尔独立运动与斯政府军的武装冲突难以消停并高潮迭起，但是斯政府的和平谈判主张已为解决这一问题敞开了大门；菲律宾棉兰老岛穆斯林分离主义武装同政府的对抗仍在继续，拉莫斯时期达成的民族自治区方案尚难启动，埃斯特拉达政府通过对棉兰老岛的经济开发来消除当地民族、宗教冲突以实现和平的计划表现出治本的特点；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独立运动的军事冲突随着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被捕和该党表示放弃武装对抗而得到缓解，但是中东的库尔德人成立“库尔德斯坦”国家的民族独立要求，仍将是土耳其、伊拉克国内民族问题和这一地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土耳其国内的亚美尼亚人的独立运动和武装斗争无法形成规模，但在短期内也不易消解，而且易受到亚美尼亚国家形势变化的影响；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随着“埃塔”（ETA ）宣布废除停火协议而可能再度激化；非洲大湖地区的部族冲突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的维和控制下得到缓和，但是西方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大陆的部族仇怨和领土争端，在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和经济困难的影响下再起高潮的可能性犹存，1999年末刚果、尼日利亚、苏丹等国的冲突再起即是信号。
3.印度的教族冲突问题尚未平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的矛盾仍有引起重大冲突的可能；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黎巴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并未消除；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问题更为普遍，阿富汗内战中的冲突各派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教派政治冲突，阿富汗问题由于大国的插手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盛行而难以得到解决；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的亚齐，穆斯林极端势力的独立运动对该国的领土完整构成突出的威胁，而且会促使印尼其他地区存在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地方分离运动高涨，其中关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尼国家关系的西伊里安问题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4.随着前殖民地移民和难民浪潮对原宗主国的冲击，西欧地区的种族排外主义甚嚣尘上，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势力已成为社会种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前议员汉森鼓吹的种族主义，一度引发了对亚裔移民群体的排斥思潮，她下野后组建的“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仍在继续种族排外宣传活动，在澳大利亚全民公决否定共和制和力求跻身“亚洲”大国之列的影响下，这种种族主义思潮仍会有一定市场；美国的种族问题由来已久，在传统的白人与黑人问题基础上，拉美裔的问题、亚裔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亚裔华人问题在“李文和事件”上形成“热点”，美国的种族问题呈上升之势。
5.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图谋构建“单极霸权”世界秩序的“新干涉主义”推动下，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将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尤其在科索沃问题之后，车臣问题的高潮再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科索沃模式”的响应。而类似的问题在“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会有增无减。同时，某些泛民族主义和泛宗教主义的极端势力，不仅在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来扩大事态从而造成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化”方面表现突出，而且已经成为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可资利用的工具。
综上所述，20世纪百年间，人类社会的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历史上的帝国征服、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是在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过程中加剧的。这些矛盾的主要部分，虽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而得到消解，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和霸权主义两极体制的争夺使这种消解遗留了诸多后患。这些后患增加了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难度。同时，原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由于脱离本国国情，超前判断自身的社会主义进程所导致的、对包括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简化，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使这些国家的民族问题在历史积怨和现实不满相交织的复杂态势下形成了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从总体来看，由于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帝国纷争、西方殖民主义世界性的扩张、两极体制的全球性霸权争夺对世界各民族发展进程的压迫和扭曲以及对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抑制，通过20世纪三次以反抗帝国霸权统治为基本走向的民族主义浪潮，其能量已经得到释放。但是，这种释放的负面效应犹存。这使得帝国霸权统治遗留的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民族问题，在孕育新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随着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二、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带给我们的新启示
纵观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留给世人的启示是重要而深刻的。在过去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和国际性特点已经显现。
（一）民族问题的普遍性
人类社会是一个种族纷呈、民族林立的大千世界。民族共同体是人类群体形式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的演化进程目前达到的最高阶段。由于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人文特征和社会处境，所以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必然地产生语言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自然原因造成的矛盾。同时，在人类群体形式进入民族过程之际，也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导致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无法调解而形成国家机器的过程。以人与人不平等为实质的阶级社会，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观念和阶级压迫实践放大到了民族与民族之间，从而导致产生民族问题的自然原因的观念化和社会化，并成为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社会原因。
当今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民族的背景，每一个民族都有国家的归属（除极少数浪迹天涯的吉普赛人、漂泊于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等往往未被其所在国纳入国民人口统计外）。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每个民族都需要或者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国家。民族国家早期的那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神话，尽管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极端主义势力执著于这种虚无的追求。但是，作为现实的民族国家主要体现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公民整合以及那些诸如国徽、国旗、国歌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上面，而不是从民族学意义上所偏狭理解的所谓社会“同质化”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国家格局不仅以多民族国家为主流而且也决定了数以千计的民族分别归属于数以百计的国家的基本现实。即便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蒙古等）或曾自我宣称的“单一民族国家”（如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其中也都比例不同地包含着一些世居的少数民族或外来移民群体。
民族与国家的这种组合，使以多民族国家为主流的世界国家格局，普遍存在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即使退一万步讲，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也许可以消除国内民族问题，但是却无法改变国际之间的民族问题，这个世界仍将是充满民族问题的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也就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今世界，民族平等美好理念的实践程度仍然是有限的，这也是民族问题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问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各个民族的人文特征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人文特征所造成的民族差别及其产生的民族问题，由于阶级统治而扩大到民族与民族的整个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民族过程与社会进程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民族发展必然推动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也必然带动民族发展。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阶级社会的制约造成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却比比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统治全球各个殖民地的历史中发展了自身的资本主义，但却扭曲和压抑了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他们带给殖民地国家的是血腥和奴役、掠夺和剥削；他们留给殖民地民族的是贫困和灾难、矛盾和仇怨。就是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它们虽然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遥遥领先的成就，但是土著民族和一些移民群体的发展却仍旧处于不平等的状态，社会性的种族歧视、民族排斥并未消除。所以民族问题绝非像一般的阶段性社会问题或单一专项的社会问题那样容易解决。同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联系在一起，民族感情与宗教信仰的结合以及对各个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不仅使民族问题产生之源变得更加广泛，而且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更加复杂，因此民族问题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的复杂性。
（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世长存。它是人类群体形式发展演变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如同阶级、政党、国家等一样，有其形成、发展、融合、消亡的自身规律可循。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无论先进与落后，都已进入民族过程的发展阶段，其区别在于，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民族发展快一些，有的民族发展慢一些，就世界所有的民族而言，他们之间两端的差距以千年计也不过分。民族过程的四个阶段并没有清晰或严格的界限，它们是相互交叉渗透的，也就是说民族在形成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消亡。事实上，氏族社会的终结过程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形成氏族、发展为部落、融合为部落联盟、消亡为民族。即便进入民族过程之后，也就是自国家产生以来，这一过程也在继续，历史上众多的古代民族融合、消亡于其他民族之中的现象比比皆是，否则我们今天的世界上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民族。正如人类的语言在不断减少一样，从远古历史的数十万种变成今天通常认为的6000余种。当然，随着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之间、族际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开放性日益增强，民族的发展也加快了速度。但是，由于民族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及其所由产生的民族矛盾，民族发展也越来越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解决民族问题也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事务。历史证明那种通过武力征服、种族屠杀、驱赶围困、歧视压迫、强迫同化、怀柔羁糜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现实也揭示如苏联等国超前判断社会发展阶段而简化民族过程的盲目实践，结果也是失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民族的和社会的发展来消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当然，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无所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科学、是否正确，是民族问题消长的决定因素，也是顺应民族过程的客观规律加快民族发展的决定因素。民族只有在充分的发展中才能自觉地融合，民族只有在自觉融合的过程中才能自然地消亡。一些语言学家预测，再过100年，人类的语言可能只剩下600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再过100 年世界上的民族也大量地减少，因为语言毕竟只是界定民族的因素之一。所以，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是难以像解决其他社会问题那样确定或计划时间表的。例如在人口问题上，中国通过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国策，可以根据工作的进程和成效测算出在2030年全国人口达到16亿时实现零增长，等等。但是，解决民族问题却不可能确定这样的时间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人类社会首先是阶级消亡，其次是国家消亡，然后才是民族消亡。
（四）民族问题的国际性
民族问题也存在于国际关系之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的帝国征服和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扩张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世界上有很多民族由于历史原因或现实原因，形成了同一民族分布于不同国家的现象，他们作为所在国的主体民族或少数民族首先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他们同所在国其他民族的关系是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种族）问题，属于所在国的内政事务，但是，由于跨界而居，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问题。例如，在东欧地区，由于历史上欧亚帝国的长期争夺和战后在列强左右下的国家重组，使许多民族成为脱离其民族母体、置身于其他国家之中的少数民族。那么当这些少数民族因所在国的政策而遭到歧视时，势必引起其民族母体国家的外交反应，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保加利亚过去对国内土耳其人的强迫同化政策，不仅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而且保、土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为此而处于紧张状态。苏联解体之后，2500万俄罗斯人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境遇受到俄罗斯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亦属必然，俄罗斯政府甚至声称不惜动用武力来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平等权利。此外，即便是自然移民形成的类似现象，也会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民族因素。如1998年印尼发生针对华人的大规模暴行后，中国政府予以关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进行抗议，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在当今世界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的超越族际界线、国际界线的扩散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当然，从现代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预的国际法准则来说，这类问题毫无疑问地属于多民族国家的内政。但是，如果出现了违反国际社会共同达成的有关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践踏人权的问题，国际社会加以谴责、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母体国家进行抗议，则不属于干涉内政。中国政府关注印尼华人的处境，敦促印尼政府处理这一违反人类文明准则的暴行、改变歧视华人的政策，不属于干涉印尼国家的内政。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印尼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印尼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无视中国政府的关注，无视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的抗议，其结果必然导致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政府进一步的外交行动。这里所强调的民族问题国际性就是针对这类问题和国际反应而言的。
同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点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国际化”属于干涉他国内政。例如，西方一些势力完全出于对中国的敌视，不能容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他们已经断言的“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形势下继续蒸蒸日上地发展。他们完全抛开国际法准则所规定的行为主体、无视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刊布的西藏人权白皮书等事实，别有用心地鼓动和听信流亡在外的达赖集团宣扬所谓中国政府在西藏“践踏人权”、“没有宗教自由”、“人口锐减”之类的谣言，制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图谋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分裂中国，这无疑是典型的干涉内政。再如，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势力宣布独立建国，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支持和承认，这当然是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因为这种支持和承认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的主权独立、危及了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同时，那种泛民族、泛宗教的极端势力也是推动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国际因素。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利用科索沃问题推行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政策，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则使这一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达到了顶峰。这种利用民族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国际化”已经成为危及新世纪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重要因素。
对于数以千计的民族分属于数以百计的国家这种世界国家格局来说，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引起与毗邻或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问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各国开放发展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一国之内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如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造成北欧苔原的污染并直接危及萨米人的驯鹿业，印尼森林大火造成新加坡等国的大气污染并危及人们的健康，英国的“疯牛病”和荷兰的奶粉含有“二恶英”造成欧洲等许多国家的食品污染并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对这类问题引起国际性反应当然不属于干涉内政之列。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交织的特点和相促发的作用，宗教国际性的特点对民族问题国际性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伊斯兰教方面尤为突出。波黑战争、科索沃冲突、车臣问题等一系列发生在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同其他民族矛盾的事务中，都会激起伊斯兰世界的反应，这不仅强化了民族问题国际性的特点，而且也成为造成民族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动因。所以，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点不容忽视，但是试图造成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则应坚决反对。
（五）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由于民族问题造成社会动乱、武装冲突、地区战争、国家裂变等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凡是民族矛盾尖锐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不仅事关国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事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在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国家关系日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一国的动荡往往会影响到周边国家、整个地区乃至全球形势的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泛起，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引发了世界各地许多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图谋构建“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推动下，把利用民族问题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工具，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对和平与发展全球大势的威胁。俄罗斯车臣的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之所以再次掀起暴力恐怖活动的高潮，显然是试图利用“科索沃模式”的余波来造成车臣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是对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世界，都是不能忽视的。
三、对新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发展趋向的讨论
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带给人们的伤痛和启示是深刻的。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脱离不开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尽管这两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破题之后——即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和平的理念和发展的愿望，日益为世界各民族人民所认同，已经形成了国际共识。以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等特点构成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其发展趋势绝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能改变的。“科索沃模式”并没有普遍推行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它是美国“新霸权主义”的一次失败实验。不过，这种失败带给世人的启示和警醒是适时而深刻的，尤其在民族问题方面将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向。
（一）反对霸权主义的“单极世界”将成为国际层面民族问题的主题
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发展权利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国家民族主义将显著高涨，其政治目标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重建在19世纪末形成西方殖民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的“单极世界”，构建多极化的，即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国际政治事务的国际社会。这主要体现为通过联合国的改革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其经济目标是在势不可挡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在不断扩大的WTO 中构建公平合理的自由贸易体制；其（包括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内）文化目标是通过保留、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来抵制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性侵袭，推动国际社会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认同，构建国际社会层面上得到保留、升华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当然，由于“科索沃模式”造成的影响，也会使国家民族主义趋强中出现扩军备战的趋向。
（二）世界国家的格局处于稳定状态，多民族国家将继续增多
历史上帝国征服、殖民主义统治、霸权主义控制所引发的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经过20世纪三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其巨大能量基本上已经得到释放。类似于东帝汶、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只是这种释放的余波。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格局将进入稳定的阶段，因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20世纪那种促成规模性独立建国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再次引起20世纪那种以国家独立或国家裂变为特征的世界性政治民族主义运动。但是，世界国家的格局的内部结构将发生日益明显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的日益开放，移民问题将突出起来，并且将不断改变那些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社会“同质性”。多民族国家中国民意识的同质化整合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异质性发展，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强。
（三）全球化推动的民族交往加剧，使主要表现在国内层面的民族问题呈增多的趋势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代的“全球化”，当时的所谓“全球化”是单向推动的“全球化”，是在血腥征服、奴役统治、经济掠夺、宗教皈依、制度移植、语言同化等强制性政策推动下的“全球化”。今天的全球化虽然仍表现出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先进性，同时包含着政治上图谋主导地位的野心，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的自主性与20世纪前的历史已不可同日而语。从和平的角度讲，全球化是东、西方的双向推动；从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化是南、北方的双向参与；尽管存在强势与弱势的区别，但是资源、市场、劳动力等一系列关系到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素，已经不可能完全掌握在西方世界的手中了。 由此而推动的全球化， 使移民浪潮出现了完全同19世纪达到高潮的西方世界向世界各地移民现象相反的运动，历史上的西方“宗主国”将越来越多地承担他们曾统治奴役的前殖民地国家移民（包括贫困、战争难民）回潮的冲击。同时，在全球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和科技移民在世界各国开放发展的大趋势影响下将显著增多。由此而引起的对被移民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会使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适应问题突出起来，各民族交往的增多也会使相互适应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增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在欧盟这种超国家形态的构建过程中，民族问题也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突出起来。即使对于没有移民问题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族际交往密切和人口流动以及经济利益的交织，也会通过文化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等因素表现出民族问题增多的趋势。这是民族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开放是民族发展的前提，民族交往增多也意味着摩擦点的增多，而如何使这种摩擦成为相互适应的磨合过程而不是成为相互对立的原因，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审时度势地通过构建民族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来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
（四）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机制将显著增强
在千年之交的时刻，令世人关注的恐怖主义分子劫持印度民航飞机的危机得到了解决。事实证明，这一事件仍旧是以印、巴克什米尔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为背景的。同时，在跨越千年的瞬间，俄罗斯政府军在格罗兹尼围剿车臣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战事仍在继续。而新年将至时，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险些在恐怖活动的爆炸案中丧生。但是，当她带着眼伤向斯里兰卡人民和国际社会表达她将继续发挥“和平使者”的作用，随时准备同泰米尔分离主义组织进行除了独立以外的任何问题的和平谈判，解决由来已久的僧、泰民族冲突时，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和所有多民族国家在新世纪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取向与根本原则。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多民族国家通过加快经济、文化发展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式调解民族关系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选择正在成为主流趋势，“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法在民族冲突方面已现端倪。这一点从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态势中是不难感悟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发展和构建、完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保障机制逐步解决；以多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也需要构建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来顺应和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在全球化进程中开放发展、互利合作、密切联系必然成为各国、各民族的选择，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促使联合国、WTO 等世界组织加强平等机制的建设，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将推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共生、共容、共存的合作。一些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理论与实践成功经验的国家，也将为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提供先进的范式。
（五）“车臣模式”将成为反对霸权、维护内政和打击分裂主义的成功例证
作为跨世纪的民族问题“热点”，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最具代表性，而且这种代表性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民族问题制造的“科索沃模式”完全相反的维护内政不容干预原则的“车臣模式”。当然，俄罗斯虽然是一个政治上尚未稳定、经济上面临诸多困难的大国，但它又是一个核大国，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不敢将“科索沃模式”套用于车臣问题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是从主观上来讲，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科索沃模式”是一个失败的模式，这本身就从内在的条件上遏制了它们推行“科索沃模式”的可能性。俄罗斯解决内政的“车臣模式”，当然会在车臣重建的过程中留下诸多的后患，但是它维护主权国家内政不容干预、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彻底剿灭以恐怖主义为特征的民族、宗教极端势力的决心与成效，对新世纪那些试图将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各种极端势力，特别是制造国家、民族分裂的势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总之，在新世纪民族问题仍将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问题，改变世界国家格局的政治民族主义已经走向低迷，经济一体化冲击所激发的经济民族主义将作出适度反应，保留、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自我的文化民族主义将会普遍高涨，这些现象将构成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发展态势。同时，民族问题增多的趋势也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通过和平方式和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建立社会平等机制来调解族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选择已是大势所趋。
但是，无论如何，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只能越来越鲜明。这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漫长性所决定的。在民族形成、发展、融合、消亡过程中，发展阶段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民族融合的因素会逐渐增多，但是各民族自觉融合的时代仍是久远未来的话题。即使在美国那样的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人”的“熔炉”理念并没有消散或溶解美国社会多元异质的种族、民族结构。全世界180多个国家，约3000个民族， 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千差万别，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着人文特征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千差万别，所以每一个国家面临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是这个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每一个民族面临的发展问题也是这个民族所处的民族过程发展阶段中自身位置出现的问题。因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发展不可能超越自身发展阶段去解决现存的问题，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实际出发、从民族发展的实际出发去制订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推动民族的发展。当然，这些政策必须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才能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才能有利于推进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才能在顺应民族过程客观规律的条件下加快这一过程本身的发展，这正是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大有可为之处。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已经在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在冷战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得到实践的检验，在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人权、民主、民族等问题图谋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毕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面临的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时期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实际出发，任何脱离实际的人为想象和盲目推进都只能导致失败，原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为此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切不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取得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成就而沾沾自喜、麻痹大意甚至产生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激进思想，更须认识到这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时期所取得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前夕，提出了以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不仅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坚定决心，而且也体现了立足于本国国情、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实出发，为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科学态度与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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