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鲁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70余年王鲁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实际情况可分三个时期作全面描述、介绍和评价。其中重要专著和重要论文的主要观点、研究特色、历史地位、是非得失须作认真梳理和中肯评析；对一般文章也应综合论述。
关键词 发展脉络 描述 评价 研究的研究
ABOUT THE RESEARCH WORK ON WANG LUYAN
Wang Wenqi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whole course of over 70 yearsresearch work on Wang Luyan into 3 periods,and accordinglyoffers an over description,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n the work's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e.Careful analysis andrelevant appraisal are also given to the research coveringits main view points,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status ,and the right or wrong of some important monographs .Comprehensive comment is made for some less importantrelative articles.
Key words Jevelopment description evaluation the researchon research work
王鲁彦（1901—1944）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之一。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著述30余种[1]，晚年创办、主编过大型刊物《文艺杂志》。
世间对于鲁彦的关注，早在他发表作品的第二年，不过要数真正的研究，恐怕得从1928年茅盾的《王鲁彦论》算起。茅公此文与7 年后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发表，构成双峰并峙的局面，把鲁彦研究推向第一个高潮。接着便是抗战期的相对沉寂，直到鲁彦病逝，又陆续出现了一批伤悼回忆文章，这种局面一直维系到70年代末。本来，60年代前期就该有一种鲁彦研究的专著向世，可惜被扼于10年动乱，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付梓，这就是范伯群、曾华鹏的《王鲁彦论》。它的最终问世，标志鲁彦研究进入全面深入阶段。这部专著和一大批新论的出现，把鲁彦研究推向第二个高潮。
下面，我们就循着三个时期的大致轨迹，对70余年间鲁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实际情况，作一些具体描述和介绍。这三个时期是：
一、双峰并峙时期（1923—1943）
二、伤悼回忆时期（1994—1979）
三、全面深入时期（1980—1994）
一、双峰并峙时期
在茅盾《王鲁彦论》出世前几年，鲁彦研究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未雨绸缪”阶段。第一个出马的便是同为“明天社”[2] 重要发起人的章洪熙（后改名章衣萍）。他在《鲁彦走了》[3]一文中谈到， 挚友鲁彦因故离开北京，心感寂寞。鲁彦“是一个赤心的大孩子”，“好像夏天的太阳”。其诗作也“多是真情的流露”，可惜只发表了一首。此文较早论及鲁彦的为人性情和创作，其宣传的头功是不可抹煞的。
章文之后，又有黎锦明在短篇小说《社交问题》[4] 中对于鲁彦作品《柚子》的批评，说它“杀人的事描作滑稽派小说，真是玩世！”此话在7年后得到鲁迅的匡正。 而鲁迅在鲁彦译作《敏捷的译者》后新加的《附记》[5]，戏称鲁彦为“‘吾家’彦第”， 多少透露了两人的交往和鲁迅对后进的关切，这兴许对茅盾《王鲁彦论》的出现，多少有一点助燃作用。
茅盾以方璧笔名发表的《王鲁彦论》[6]， 正式揭开了鲁彦研究的序幕。这是对鲁彦第一本小说散文集《柚子》以及稍后发表的3 篇小说总共14篇作品的全面评价。
茅盾是在发表过《读〈呐喊〉》、《鲁迅论》等之后紧接着来撰写这篇论评的。在他看来，鲁迅、鲁彦向有着某种联系，因而文章在起笔后不久便把他们的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指出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是一些乡村的小资产阶级。这类人物与鲁迅作品里的人物“有些差别”：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是“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这种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很明显的是现代的复杂中国社会内的“一层”，而象《黄金》、《许是不至于罢》里的主人公，便是他们的一两个“代表”，而且还是在现代文坛上最少被写到的。于此，茅盾热情肯定了鲁彦笔下乡村小资产阶级形象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
茅盾还指出，鲁彦作品更多抒写了人生的矛盾和悲哀，因而流布着一种焦灼苦闷的情调。关于鲁彦作品的风格，茅盾认为自然和朴素是它卓特的面目；此外便是轻松的幽默，不过鲁彦的诙谐大都带一点冷讽的气味，只是些“瘦瘠的诙谐”而也有咀嚼余味。鲁彦作品的缺点，最大毛病是人物对话常常不合该人身份，太欧化，太通文。另外便是时时流露的教训主义色彩。
最后，茅盾热切希望鲁彦克服缺点，放大了他敏密的感觉，扩展对社会人生的审视探讨，取得更好的成绩。
茅盾此评发表6年后，现当代著名女作家、 学者苏雪林曾在《王鲁彦与许钦文》[7]一文中感慨说：“那时……， 他的批评也没有多少人注意，真正有着创作才能的王鲁彦竟未曾因茅盾这篇论文提高他文坛的地位。”此慨似乎有些道理。确实的，在茅盾《王鲁彦论》与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之间7年， 发表的鲁彦研究文章确属凤毛麟角，周作人为鲁彦译作《花束》写的一篇序，差不多与《王鲁彦论》同时动手，其余只有个别人的论文偶尔提及鲁彦。不过仔细想想，苏文此论似乎又有苛求。茅论的初衷，重在发现和期望，并非要让鲁彦一举成名。事实上，鲁彦的作品正一篇接着一篇地出，内中定有伯乐的鼓励作用。要说茅论的影响，苏文本身便是证明。苏文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鲁彦创作所受鲁迅和俄国文学的影响。它着重指出：王鲁彦“善于描写乡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心理与生活，则使他天然成为鲁迅高足”。这类论述无疑可以看作对茅论的补充和发挥。苏文发表两年之后，宣城人陈筱海为《鲁彦创作选》写了一篇序，所论鲁彦8个集子作品的概貌， 其基本观点与茅论如出一辙，只把鲁迅和鲁彦乡村题材作品的人物背景来一个颠倒。他说：“鲁迅描写得却是思想上受了新的煽动的乡村，而不同王鲁彦所描写得纯粹的不折不扣的中国式的乡村。”我们拿鲁迅以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为背景的早期小说，与鲁彦写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的小说作一比较，显然可见茅盾原论是更为符合实际的。
以后的事实还证明，茅盾《王鲁彦论》在鲁彦研究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其影响是深远的。它犹如拔地而起的一座奇峰，矗立在鲁彦研究邈远途程的始发地带。
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8] 是茅论之后的重要文献。两位大师都对鲁彦创作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但两者风格有所不同。如果说茅论是在发现鼓励而显示出热切，那么鲁序则重在剖析揭示而显得较为冷峻。
1935年初至5月， 鲁迅编选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共收作者33人，作品59篇，其中收辑鲁彦《灯》和《柚子》两篇。由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时域是在1917年至1926年10月之间，所以鲁彦创作的应选范围只在《柚子》时期的早期作品，比之茅盾《王鲁彦论》的论述范围还要往前移缩。1926年10月，《柚子》集得以出版。其中《许是不至于罢》和《菊英的出嫁》等小说是茅盾所称道的，为什么鲁迅却选中《柚子》和《灯》两篇？原因恐怕在于两者着眼点的不同。鲁迅序文并非鲁彦专论，它要对新文学第一个10年中几十位作家的基本创作倾向和特色作出系统的概括指拨，论及鲁彦部分也就600余字， 论述方法是通过作品论析揭示创作倾向。表面看来，鲁迅对鲁彦似乎多所批评，实则在微词中包含着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公正论断。
鲁迅指出，鲁彦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他对黑暗现实极为不满，向往天上自由的乐土；但想逃世而不能，便只好做一个玩世的无心的人，因而表现出对专制不平，而又对自由冷笑。但在他玩世的衣裳下，有时还闲露着愤懑的光芒。鲁迅指出鲁彦创作中的玩世倾向固然不足为训，但属事出有因，内中也有值得肯定的东西。这种辩证的分析态度，既击中了它的要害，也匡正了“湘中的作者”的偏激态度。在鲁迅看来，《柚子》等篇是更能代表鲁彦愤世疾俗的创作特色的，因而入选也属情理中事。
二、伤悼回忆时期
1944年8月20日，鲁彦病逝桂林。自此之后直至70年代末的30 多年中，出现了一批伤悼回忆性文字，此外还有鲁彦的数种“小传”和作品集的序文、题记之类，由于其篇幅的短小和材料的零星，大致也可归入回忆一类。该时期真正的研究论文的数极少，曾华鹏、范伯群的《鲁彦小说散论》[9]可作代表，不过其性质属于暂时被扼专著的前奏。
在这漫长的时期，巴金、艾芜、周立波、邵荃麟、王西彦、许杰、赵景深、师陀、覃英、湘渠、周贻白、傅彬然、辛宇、莫洛、穆素以及桂林文协同人等均发表了文章。这类文章除具体叙描鲁彦生活遭际、病与死的原因经过等外，还涉及作家作品论的大量有价值史料，归纳起来大致可分如下四个方面：
（一）对鲁彦的思想人格作了总体性评价。
桂林文协同仁指出，鲁彦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的双眼是向着社会、向着人民的，最终汇集到人道主义的大期之下，面向戕残人性的专制与黑暗宣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鲁彦“不仅是一位清醒的作家，而且还是一名不懈的战士”[10]。
巴金和王西彦，则用世界文学名著中和典型人物形象来比喻鲁彦和为人。
巴金的《写给彦兄》[11]是一篇独特的文字。它用给死者写信的方式抒发了悼念深情。既写了长年的友谊与交往，更写了鲁彦的不屈性格，指出“你有些象罗亭”，“你不能适应环境，你不能为自己建立一个安定的‘窝’；你不能为了个人的安乐，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到处撞，到处碰壁，可是长期的困苦并不曾磨去你的锐气。……许多年来你一直在奋斗，你想为你自己，也为别的一些人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可是结果你终于痛苦地死在寂寞和贫穷里，象一个死在战地上的兵士”。
王西彦在《一个朋友的病和死》[12]一文中说：鲁彦的确与罗亭有相似之处。罗亭的热情无伪和不知疲倦的事业心，闪发着人类最可宝贵的美德，是对那些聪明过分的伪君子的鲜明对照。他进而指出，鲁彦的性格还是以使人联想起堂·吉河德。鲁彦是一个诚实的人，勇敢的人，一个赤膊上阵的战士，身上伤痕累累，甚至倒在地上，还在捋袖挥拳，顽强挣扎。
巴、王生动传神的描述实现了鲁彦人格中与众不同的特点。覃英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亲人一生的评价，则显得清晰而剀切。她指出：“从鲁彦的创作道路和思想倾向可以看出他是一直继承着‘五四’的革命传统，为着祖国的民主自由，为着文艺上的现实主义而努力奋斗的作家。”“他把同时代的他所熟悉的人们的遭遇和愿望真实地深刻地在作品里反映出来了，就因为这样，我们认为鲁彦是一个忠于人民的现实主义的作家。”[13]
（二）对鲁彦一生创作轨迹开始作总体性勾勒。
桂林文协同人的《悼鲁彦先生》，把作家全人和全部作品结合起来评价，最早反映了对作家创作道路的探寻意愿。覃英的《〈鲁彦散文集〉前记》，揭示了鲁彦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和译作人道主义倾向的内在联系。湘渠的《鲁彦琐记》[14]披露了鲁彦较为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它对1940年鲁彦所作《怎样写短篇小说》的专题讲座的描述，揭示了鲁彦对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典型化和文学语言等问题在内的完整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两次扼要介绍了鲁彦抗战以前的重要作品。北京语言学院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结合鲁彦生平介绍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同时对鲁彦一生的大部分创作、译作集作了披露。
（三）对鲁彦创作的师承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究。
鲁彦生前，苏雪林等对此已有研究评说，就是茅盾、鲁迅的两大论评也均有涉及。本时期的论述则更为深入，归纳起来可构成三点基本认识：
1、鲁彦创作从思想倾向、题材内容、 表现手法等方面接受了鲁迅和东欧作家的影响。在东欧作家中，尤以波兰的显克微支和俄国的爱罗东珂为最。
2、多数人认为，鲁彦创作主要接受了鲁迅影响， 属“鲁迅一派”（赵景深语）；覃英透露：鲁彦“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是他的导师。”[15]，这与苏雪林把王鲁彦称为“鲁迅高足”是一致的。
3、少数人认为鲁彦受显克微支影响最大[16]， 其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品的表现手法，尤其表现在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17]。
（四）全面回顾了鲁彦晚年的重要贡献之——大型文艺期刊《文艺杂志》的创办、主编和发行情况。
《文艺杂志》是抗战时期出版于西南文化中心桂林的几种文艺刊物中的“翘楚”，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文艺期刊之一。1942年1月创刊。 鲁彦主编该刊至第3卷第3期。
王西彦、覃英、巴金、湘渠、傅彬然等回顾了《文艺杂志》的缘起和办刊目的，鲁彦热情组稿、抱病编校、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刊物的可观成绩和作用，也历述了办刊过程中所遇的坎坷曲折、艰难困苦。在抗战文艺和出版史上留下了珍贵资料。
三、全面深入时期
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基本方针的确立贯彻，文艺思想的空前活跃，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高位提升，鲁彦研究进入一个全面铺展、专题深入的“新时期”。被掩没了20年之久的作家论专著终于破土而出，并陆续出现了对鲁彦著译的编年整理或系统评析；《王鲁彦研究资料》[18]的出版，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可靠依据和得力工具；作家作品的评价标准、论证方法得到调整，整个研究显得更为实事求是、准确公允；单项专题性研究层出不穷，散文创作、“乡土文学”、《文艺杂志》都出现了多篇或单篇专论，海外学者还开始了对鲁彦研究的研究；作品的分文体和单篇赏析性研究，也使鲁彦作品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范伯群、曾华鹏两教授珠联璧合，长期辛勤耕耘于现代文学研究园地，为我们奉献过多部专著和大批论文。就如同稍后出版的《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等一样，《王鲁彦论》虽说不到10万字，但就其研究格局和内容而言，实属评传性质。比之以往大量局部的、描述性的以至印象式的研究文章，本书无疑是一部全面的以立体方式勾划鲁彦全人全作的力著。它的体例新颖独到而严谨完整。引言部分作为总起，正文四章前后勾连，相互照应，每章均以作家生平和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为径，以各时期代表作和重要作品的论析为纬和重点对象，交叉编织，浑然一体。结语部分对作家一生及其创作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专著建立在全面掌握资料和对作品真读真感真析基础上的全景式研究，在鲁彦研究史上呈现出崭新面貌和特色：
首先，它为我们深入具象地勾划了鲁彦一生思想和创作发展的显明轨迹，从而为历史地把握鲁彦思想和创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参照。比如，在此之前的不少文章都提到鲁彦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道路究竟有没有消长变化？又是如何引起这种消长变化的？又如何体现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专著分阶段的系统论析，为我们提供了两条脉络分明又互有影响的贯穿线：一条是人道主义思想的消长变化线，另一条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形成发展线。在艰难而可喜的足迹里，我们看到一个普通然而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正一步步迎面走来，逐渐变得熟识而且亲切起来了。对于他成长道路上可能存有某些“秘密”的探讨，比如初期创作“更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命题，也将引起新的思考和索解。
其二，专著的科学态度和求实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从一篇篇作品到鲁彦的每一个人生和创作阶段，以至作家的一生和全部作品，专著严格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准则。我们高兴地看到，著者对重要作品的分析都是从作品本身的题材、情节、人物、艺术手法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对鲁彦各个人生和创作阶段的论断总是在认真梳理大量史料并进行全面分析归纳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所作结论就显得言之成理，切实可靠。对待前人已有的一些权威性论评，也未轻易搬用，而是进行出诸己意的审视和重估，既肯定前人的正确论断，又注意提供新的视域和见解。
其三，专著对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相关论述第一次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鲁迅序言思想的深邃，文字的凝炼以及借代式的论述风格，给阅读理解带来一定困难。专著为此辟出较大篇幅，在梳理复述鲁迅原意的基础上，结合《秋雨的诉苦》等4篇作品， 对鲁彦初期的创作倾向尤其是玩世主义的来龙去脉、要割弊端、正负面效应作了深入精到的论析，同时指明“《秋雨的诉苦》和《灯》是短小的散文”，纠正了鲁迅在文体上的粗疏之外，成为专著中令人注目的精彩篇章之一。
当然，由于书稿的形成已届“左”祸横行年代，围绕“阶级斗争—人道主义”轴线所展开的严峻褒贬臧否，在作家思想发展和作品论析中均留下了某些干扰和印记。专著还没有详尽展开论析的若干专题，也将由后来者加以开拓和深究。
专著出版后的第二、三个年头，张复琮发表了三万余字的论文《鲁彦小说简论》[19]。这篇长论对鲁彦小说创作四时期的划分与专著并无二致，对具体作品的论述范围也未超越专著，所喜者在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恢复，阶级斗争阴影的初步廊清，因而能显示出某些新的研究动向。
首先，在作品思想内容的论析上，由于冲破了“人道主义—阶级论”轴线的拘囿，注意了在作品与时代的广阔联系中多方面地探寻、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对具体作品的论述中，也表现于对作家各个创作时期思想倾向、基调的评断上。这种适应着新时期新思想的较为宽容因而更符实际的新论，多数是言之成理的。
其次，对鲁彦小说的艺术成就作了更多分析和肯定。涉及人物塑造的典型化成就，作品的艺术构思、技巧等方面。另外，关于鲁彦初期小说便为自己的艺术道路竖起了现实主义路标的提法，恰与专著形成比照。最后对鲁彦小说情调风格构成因素的总结，尤其是关于鲁迅、鲁彦小说的系统比较，也比前人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见解和论证。
对于鲁彦散文的专题性深入研究，是新时期出现的重要课题之一。
40、50年代后期，《鲁彦散文集》两次得以问世，不过似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认真关注。直至80年代初，鲁彦散文的价值方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赵聪、唐弢先后称赞鲁彦散文“描写景物的细腻深刻，有时尚在他小说中的刻画人物之上”。[20]“平实中带着回荡，很有个人风格”。[21]林非的《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标志鲁彦散文研究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不过，由于《札记》把鲁彦列为“并不以散文著称的作者”，所列作家又有61家之多，所以只从题材角度大致划分了鲁彦散文的三种类型，并记下了对它们的印象。
真正对鲁彦散文展开详尽论述的，始于沈斯亨的《论鲁彦散文的创作特色》[22]。这篇1万6千余言的论文，在对鲁彦40余篇散文作过总体勾勒，指出“鲁彦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据有重要地位的一位散文家”后，以9节的规模一论述了鲁彦散文的创作风貌。前4节侧重题材和思想内容角度，把鲁彦散文中的“乡土文学”、城市题材、表现家事亲情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深入剖析和纵横比较，指明其长短优劣和源流发展。后5节分别论述它的艺术成就。 在对其文体结构、情景交融以画说理等艺术特色作过论析后，又分三个时期对其走过的现实主义道路和风格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文中关于鲁彦散文新刻画的自我形象的典型意义，关于鲁迅与鲁彦散文风格同异高低的比较，关于《听潮的故事》（选入初中教材）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等等；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和有益启示。
沈文之后张复琮发表了《悲伤而执着前进，失望而奋力追求——鲁彦散文谈》[23]，完成了他对鲁彦主要创作的分文体研究。
此后，还需提到笔者的《鲁彦的散文艺术》[24]一文。
随着鲁彦夫人草英母子参与编选、较为完备的《鲁彦散文集》新版本的出版，笔者有感于对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向，围绕“感情，是鲁彦散文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黑格尔语）这一轴线，对鲁彦散文题材的选择和提炼、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刻画、结构的组织安排、文学语言的运用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密论述。就文章论题和作品论析概括范围而言，无疑是对鲁彦散文生命动力的一次全面发掘，也不妨看作对前论的补充和拓展。
揭示鲁彦“乡土作家”的完整面貌，也是新时期着力研究的课题。
自从30年代中期苏雪林、鲁迅等先后把鲁彦归入“乡土作家”之列后，研究界对此曾有片断论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唐弢的《晦庵书话》等史书更有“乡土文学”专节专文， 虽说语焉不详，却开了专题评说的先河。
随着现代文学领域“乡土文学”课题的深入研究，在人们对乡土文学的内涵、特征、意义作用、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认识更其明晰的同时，鲁彦的乡土文学专题研究达到一个新水平，想继出现了沈斯亨、刘增人、陈子善，徐舟汉等颇见力度的长篇专论。
《鲁彦的乡土小说探析》[25]开头指出，鲁彦不同体裁反映现实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纵贯于他各个时期的创作中间，并以它题材和内容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呈现独特的面貌，区别于其他乡土文学的作者。乡土小说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要方面。
接着，文章从20年代中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1936 年至40年代初期三个阶段，具体论述了鲁彦乡土小说的风貌特征、基本倾向、成就缺陷，并从而勾勒它的历史全程和前进轨迹。这是文章主体部分。
最后，探讨鲁彦乡土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指出鲁彦乡土小说从初期现实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经过中期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后期的接近于革命现实主义，从而又勾勒出鲁彦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发展进程。
《论鲁彦的乡土小说创作》[26]循着鲁彦乡土小说的发展道路，对其思想、艺术成就作了深切中肯的论析。指出鲁彦乡土小说从“隐现着乡愁”到在“愁”中探索家乡的希望和未来。它在同情和表现农民苦难，揭示社会黑暗的同时，对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农村落后野蛮的传统习俗给予冷峻批判，为改造国民性作出努力；它通过中小有产防级的衰微，揭示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灾难，显示30年代农村经济渐趋破败的时代特征，因而比一般“侨寓文学作者”的乡土小说高出一个层次。它善于融汇中外文学滋养，逐步形成自然、朴素、绵密的写实风格，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民族形式。文章所提供的新视角、新见解是引人注目的。
在新时期，国际学术界率先开始了对鲁彦研究的研究。
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山口守的《三篇王鲁彦论巡礼》[27]，将鲁彦研究史上的三种重要论著——两种《王鲁彦论》和“并非单独的作家论然而将王鲁彦的作品特点非常确切地加以阐述论证的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论及王鲁彦的部分”联系起来，结合鲁彦的具体作品进行比较阐析，说明三种王鲁彦论不同的产生背景，对它们的一些重要观点加以深入辨析，既肯定其高明合理之处，也提出新的见解和批评意见。
围绕“王鲁彦作品的特点”所展开的对于三种论著批评尺度问题的论述，山口守采取了客观审慎而又有所倚重的态度。他始而肯定范、曾专著“从更具有政治性的方面”展开批评的做法，继而引用茅盾论文关于鲁迅、鲁彦作品里不同人物背景的比较，最终将两者的根本区别归结到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同态度。指出：鲁迅，对于不管如何丑恶而应该憎恨的人，绝不移开他的目光，而是正视；王鲁彦与此相反，先从丑恶的现实退却一两步，再以冷嘲热讽的目光来看待之。而且他的冷嘲，似乎是一种不能将自己本身客观化的姿态。为此，他的作品很少将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放到结构上来处理。
这一番曲折委婉的论述告诉我们：山口守是更其赞同鲁迅从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去探究鲁彦的创作特色的。所以他进一步阐述说：王鲁彦“始终只是扮演了一名旁观者”，他“在作为文学家的道路上蹒跚前进时，经历了一个将自己旁观者的外衣一点一点剥落下来的过程。”山口守的这一论述，无疑是鲁迅观点的延伸和发挥。
在鲁彦作品是否有“欧化”毛病、哪篇是代表作等问题上，山口守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于两种《王鲁彦论》的见解。他指出，鲁彦的文体并非如茅盾所指有着明显的“欧化”倾向，鲁彦虽然醉心于显克微支，但不能说他就从中接受了“欧化”影响。这个意见在海外不属一家之论，如赵聪就有类似见解[28]。关于鲁彦小说的代表作，他认为“未必象范、曾《王鲁彦论》中所得出的结论”。在成熟度这点上，后期作品《陈老奶》、《千家村》具有压倒的优势，而以“更纯粹地传达王鲁彦作品的感性来说”，还是以《柚子》为突出。鲁迅在鲁彦早期和中期的许多作品偏偏选中《柚子》，正表达了他对鲁彦作品的见解，“鲁迅是将王鲁彦对于人的社会的厌恶看作他作品的特点的。”
对于“乡土文学”的渊源、内涵等问题，山口守作了颇有见地的评尽阐述。他指出，自从在20年代德国乡土文学代表作家的被介绍进中国，“乡土文学”这一名称在30年代已有某种程度的普及。不过鲁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包含着与德国、日本或中国的乡土文学中所没有的某种特殊意义。鲁迅是想看到，“那些丧失故乡的人的精神史和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在时代和历史中来展开的。”这一意见提示人们：不能仅仅从乡村背景、农民题材等普泛意义上理解鲁迅的原意。
收稿日期：1995年1月5日
注释：
[1] 覃英：《〈鲁彦散文集〉前记》，该文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8年5月出版。
[2]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只发了宣言而未能行动的一个文学社团。 其宣言载1992年6月19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王忘我（即鲁彦）。
[3]载1923年8月10日《晨报副刊》三版“杂谈”栏。
[4]载1924年12月26日至31日《晨报副刊》第3、4版。
[5]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9页。
[6]载1928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9卷1期。
[7]载1934年9月《现代》5卷5期。
[8]1935年3月2日写讫，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9]载《扬州师院学报》，1959年3期。
[10]《悼鲁彦先生》，《广西日报》1944年8月30日。
[11]最初发表于1945年5月《文艺杂志》（重庆版）1卷1期。
[12][17]最初发表于1946年《文艺世秋》2卷6期；1979年5 月补充重写，改题作《在魑魅的追逐下——记鲁彦的病和死》，载《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
[14]载《东海》1957年3期。
[15]刘增人、陈子善：《鲁彦夫人覃英同志访问记》，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2期。
[16]周贻白。《悼鲁彦》，1946年《文章》1卷2期。
[18]曾华鹏、蒋明玳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19]《郑州师学报》1981年2期，1982年1、2期。
[20][28]见《新文学作家列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1月版。
[21]见《晦庵书话·乡土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
[22]《文学评论丝刊》第11辑（1982年2月）
[23]《郑州师专学报》1982年3期。
[24]《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4期， 转载于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8年3月号。
[25]沈斯亨作：《文学评论》1984年5期。
[26]徐舟汉作：《宁波大学学报》1990年2期。
[27]赵博源译自日本1982年7月出版的《季节》杂志第11号， 译文载《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8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