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职业教育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7）04-0088-05
“社会分层”一词既指社会的分层状态也指分层过程。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状态主要由劳动力市场中的等级层次和职业位置的层次来确定。不同的工业社会在职业等级的分层方面基本一致，其范围都从处于等级层次顶端的专业人士、管理人士到处于底瑞的无技术劳动力；作为过程的社会分层是指个体被分配到不同职业等级层次的分层机制的运作过程。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中将个体培养成不同的劳动力并将其分配到不同职业层次中的主要途径。如美国教育学家乔·斯普瑞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观念，即教育是社会的“分类机器”[1]。
职业教育这种在现代社会中主要为个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做准备的教育类型，总是由于其将毕业生划分入较低的社会层次中而受到指责，甚至有人从教育公正的角度提出取消职业教育的建议。因此，西方学术界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重视，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其观念和认识也不断深入。
一、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职业教育提升劳动力抑或阶级再制
关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最有代表性的针锋相对的观念。即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职业教育推动劳动力在职业生涯中持续上升的学说与基于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教育具有阶级再制功能的学说。
持人力资本学说的学者从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市场准备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职业教育。他们认为无论是职业性知识还是学术性知识，都能够让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收益。这些学者肯定职业教育用技术来武装学生，增强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生产能力。因此，受过职业培训的个体由于适应了市场需要，比那些未受过培训的个体更容易获得雇佣和取得较高工资。贝克尔1975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是此种观念的重要代表，他认为教育和培训是一种对人力资本进行增值的投资。一个人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了生产技能，从而收入增加，这就是他的教育收益。一般来说，个体所受的教育和培训越多，收益就越大。此书还指出，通过在职培训，能够增加职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对受培训者和提供培训的企业都有利。此外，John Bishop 1989年发表了《高中阶段的职业培训：何时能收益？》一文，通过对美国高中阶段职业培训成效的研究，指出在高中阶段的职业专门教育降低了那些学术性学习成绩较差学生的辍学率，而且，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增加了毕业生的工资和就业率[2]。Blossfield在1992年发表了《德国双元制是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的范本吗？——对不同职业培训体系如何应对职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国际比较》一文，指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职业结构处在持续变化中，尽管德国双元制仍然需要改进，但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的范本。并且指出职业培训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可以使受训者摆脱无技术的状态，成为合格的劳动力[3]。
持阶级再制和社会拒斥观念的学者则不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在于提升劳动力，而更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分流功能，即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被分流和定性到较低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中。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有如下重要观点：
1.教育分流影响了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平等。这主要表现为来源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被明显地分流到较低的社会轨道中，他们进入大学的机会被明显降低，因此，他们进入专业化职业和其它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的机会也被明显降低[4]。
2.被分流到职业教育轨道中的学生，其教育获得会明显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到学习效果的好坏。如果身处受过良好教育和学术成功的学生群体之中，个体更容易获得学习上的成功。反之，由于职业教育通常接受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这就意味着剥夺了这些学生在学风良好的班级中接受教育的机会。第二，职业教育所提供的课程针对某种职业，限制性很强，学生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更为高级和更为宽泛的课程。第三，职业教育中的教学往往维持在一种低智力水平，相比较而言学生所能学习到的知识更少，而且这使学生在学术测验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日益减小。第四，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由于被附加了低能力的社会标志，这也间接表明这些学生具有较低的社会价值，这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自我期望值和自我认同感[5]。
3.有学者指出通过职业教育进行分流，在不同的教育轨道中对学生进行的社会化，这有助于再制阶级间的不平等。Bowles等人指出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明显地被分流到职业教育的轨道中，在这一轨道中，学生们逐渐接受成为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并逐渐社会化；相反，在学术轨道中的学生，其社会化过程则是在接受管理职业或专业职业的价值中完成的[6]。
4.由于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认识，不少学者开始否定学校教育内容与个体工作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认为与职业相关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工作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学校中习得的。这些学者常常引用Spence提出的“信号”（Signal）理论，即高学历兼有高薪资的现象，不能证明学校教育足以提高学生的生产力，可能只是市场的文凭主义（以文凭取才却不顾实力）在起作用，“文凭”就是一个“信号”。因此，学校就是简单的分类者和打标签者，学校成为工作申请者能力的显示器。好学生被假定为聪明的、勤奋努力且遵守纪律者，这也是雇主所接受的雇员标准。职业教育则是学生的另一种标志，它表明学生的态度不端正，学习成绩差，接受能力弱等等特点[7]。
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方面比较典型的两种分析视角与结论，一直影响着学术界对职业教育社会功能的认识。
二、新视角：从保障就业和减少失业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
从阶级再制的观念出发来批判职业教育，只看到职业教育会降低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得到体面和有声望工作的机会，而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同时还会减少受教育者的失业机会和降低受教育者在最低层次职业中就业的危险性。因此，有学者就指出，在评价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时更应当从其减少社会就业不公正和就业危机的方面来分析。基于这一研究目的，形成了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美国的几项研究讨论了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收益的影响。Rumberger和Daymont早在1984年指出无论是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都会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的持续时间，并且能够增加收入；随后，Hotchkiss和Dorsten在1987年公布的研究结果指出职业高中的课程会对受教育者早期职业生涯的多个方面如失业率、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而绝非不存在相关性。1995年，Arum和Shavit指出，虽然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会丧失进入后中等教育的机会，这也减少了其在专业性和管理性职业中的就业机会，但与此同时也降低了学生失业的风险，并且增加了其作为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
第二，职业教育在影响受教育者未来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受到重视，所有研究成果都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女性会更多地受益于职业教育。Lewis、Hearn和Zilbert在1993年分析了相关数据后发现，与中等教育相比较，后中等职业教育能更有效地增加学生未来的收入。但是，女性的收入高于同等条件下男性的收入。1995年，Arum和Shavit使用同样的数据检测了不同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对男性和女性职业获得的影响，他们发现职业教育和培训对于女性的职业获得而言更为重要。而且，女性更愿意选择那些商务性的职业培训项目，而较少选择那些体力的或技术性的培训项目，因为前类项目可以增加女性找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的机会与可能性。此外，Boesal等人分析和研究了美国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文献和数据之后，指出受过职业培训的女性会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比那些同等条件下的男性或那些获得同等水平学术教育的女性的收入还要高[8]。
第三，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收入影响的时效性受到关注与研究。上述Boesal等人针对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职业生涯初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未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Grubb在1996发表的研究成果指出职业培训对受教育者的职业获得与经济收益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且会逐步减弱。这主要是因为过早接受专门化职业课程培训的学生虽然易于进入某种与其受训课程相关的工作，但同时也很难转移到其它更好的工作。相反，那些接受过普通教育的受教育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接受了非常宽泛的知识和技能准备，尽管由于他们缺乏专门的知识与技能，在初次就业时很难找到较好的工作，但非专门化的教育过程增加了他们就业的灵活性并且能够使他们在职业间进行转换，以找到最为合适的工作，其收入也会不断增加[9]。于是，Keijke等人认为受过职业培训的工人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会获益于其职业培训，但对其后期职业的变换却没有积极的影响[10]。
三、职业教育的专门化程度与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效果研究
上述研究成果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它能够减少失业和降低人们在低技术部门就业的危险。因此，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而不能片面地一味指责其阶级分层的作用。于是，不少学者对那些促进或制约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层方面产生效果的因素给予了关注和研究。关于职业教育的专门化程度与职业教育社会分层效果的研究是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成果，具有广泛影响。
此方面具有奠基作用的著名研究是Maurice、Sellier和Silvestre于1986年公布的研究成果[11]。他们对德国与法国职业教育系统进行了比较研究，详细分析了这两个国家的工作组织、劳动力招募及人力资源流动模型。根据研究结论，他们指出这两个国家的职业教育系统各具特点，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本国的社会组织和劳动管理。据此，德国劳动力培训与分配系统可以被称为是资格空间（Qualification Spaces），而法国的则可以被称为是组织空间（Organizational Spaces）。
众所周知，德国职业教育以“双元制”为其特征，将在工作中的培训与公立职业学校中的教学结合起来。学生既是企业的学徒，也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在企业中学习实践技能的同时，也在职业学校中学习与职业技术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普通技术。这种制度将政府、行业组织以及各种企业团体结合在一起，在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和受训学生要求的基础上，共同设计培训计划，协商课程体系、教学标准和考核程序。这种职业教育的制度结构导致德国形成高度标准化的职业资格证书体制和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具有良好的职业技术，他们一上岗就可以完全胜任工作。年轻劳动力与有经验的老工人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因此，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年轻人就业机会很多，失业率很低。德国明确规定无技术的工人不能受雇于要求职业资格的工作。因此，没有获得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的个体，除非是大学毕业生，否则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劣势，这些人失业率很高，即使能够就业，也通常从事技术含量极低的工作。
德国雇主完全知道各种双元制培养计划的教学内容，而且职业资格证书完全能够标志受训者对这些技术的掌握情况。Maurice、Sellier和Silvestre等人将德国这种劳动力培训与分配系统命名为资格空间，因为职业资格相当严格而且要求明确，有职业资格的劳动力就一定有非常清楚而确定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身份。这虽然造成德国取得职业资格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地在不同职业间进行流动，但由于职业资格的标准化程度相当高，有资格的劳动力能够非常容易地在同技术类型的企业间进行流动。
相反，法国以及许多其它国家重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并非教育的主体，而且主要通过学校而不是企业来实施。职业教育对普通教育具有明显的补充作用，其目的在于为那些在学校中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提供职业培训。以学校为本的职业教育其主要缺陷在于无法如德国双元制那样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后，通常发现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知之甚少。另外，职业学校的课程内容通常滞后于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些过时而无用的内容，职业学校必须经常更新培训课程和健全培训设施。因此，在法国这样的体系中，雇主找不到已经培训好的劳动力，而且别无选择地要自己培训劳动力。贝克尔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曾区分了一般技术与特殊技术这两个概念，前者是可以在企业间进行转化的技术，后者则是定向于某种企业的技术。因此，当劳动力可以在企业间进行自由转移时，企业主不会投资培训劳动力的一般技术，因为一旦劳动力流失，这种培训就是一种浪费。基于此，不得不对劳动力进行培训的法国雇主，就会采取一定措施推动受训员工在企业内部向上流动，并且增加此种员工的工资，以尽可能地降低受训劳动力的流失率。与此同时，新进入企业的年轻劳动力，由于没有接受过企业的培训，所以很难承担那些要求资格的工作，其工作也很不稳定，失业率比受过培训的员工高得多。只有当这些年轻劳动力接受过企业的培训之后，由于企业主为其支付了培训经费，这些员工才可能会长期呆在这个企业中。因此，Maurice、Sellier和Silvestre等人将法国的这种体系称为“组织空间”。
Maurice、Sellier和Silvestre等人的研究，推动了关于教育系统的专门化程度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研究。随后的许多研究发现在高度分流和专门化的教育系统中（如德国和瑞典），学生很早就被分流到不同的教育轨道，不同轨道中的学生所学课程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且不同轨道之间的流动性较弱，不同轨道中的学生继续接受第三级教育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差异。在这些国家中，职业教育高度专门化，职业资格证书能够表明受训者的技术和能力水平，是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分配的重要依据，对其未来的预期影响相当大。凭借良好的职业教育和严格的资格证书，受教育者能够找到稳定且收益较好的工作。这种职业教育能够决定个体在社会中的分层，但个体的社会流动性也较小。相反，在教育分层程度很低的国家（如美国），学生分流的时间很晚，不同教育轨道之间的课程差异很小，教育轨道之间存在普遍的流动性，而且各个轨道进入第三级教育的可能性没有太大的差异。雇主不能够依赖各种证书去雇用人力，因为证书不能可靠地显示出雇员的技术水平。这样一来，职业教育不能决定个体在社会分层的位置，个体的社会流动性相当大。
四、影响职业教育社会分层效果的其它因素研究
除了职业教育的专门化程度之外，一些学者也发现仍然有其它的因素会影响到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效果。
第一，职业教育项目的培训质量。Arum于1997年对美国各州之间对职业教育的资助情况及职业教育项目的社会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各州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水平与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相关性，并对受训者的收入和被雇佣机会等方面产生影响[12]。例如，加州和纽约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资甚少，接受职业教育项目的个体反而会降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但是，那些对职业教育投入相当大的地区，如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职业教育和培训会戏剧性地改善受训者的社会位置和收入。
第二，职业教育课程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相关度。不少研究发现当职业培训与工作任务直接相关时，受训者的收入就会大大地提高。这些研究证明，雇主更愿意接受那些接受过与工作密切相关的职业培训，具有特定职业技术的工人。因为这种工人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培训就能在被雇用后即刻投入生产劳动。这一点也正是德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即培训由公司、雇主组织、教育系统来联合管理，这些机构共同对培训负责任，而且一道分析劳动力市场中特定职业的技术要求。因此，德国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能够良好地适应工作需要，其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社会待遇相对良好。
第三，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Rosenbaum和他的合作者们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对日本和美国的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化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13]。他们指出，日本的学校参与到学生工作分配的过程中，学校不仅和大学建立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和各种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学校将学生视为特殊的雇员，凭借与企业的密切关系参与到了学生就业分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雇主非常信赖学校对学生的推荐，而且学校也并不草率地推荐学生。学校能够维护自己在企业方面的可信度，雇主也将可信的合作学校的推荐意见作为他们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在Rosenbaum研究中，发现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即职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与雇主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学生的工作分配中努力发挥积极作用。此类研究说明，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越密切，职业教育就越能影响到受教育者的社会分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学术界对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研究逐渐摆脱了片面的争执，而是日益重视对职业教育促进和制约社会分层的因素的研究，力求深刻地揭示职业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本质原因，借此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完善。这对我们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